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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向大家问了声好，便在桌子中央的一把椅子上坐下来。大家人手一份联邦调查局在孟菲斯获悉的情况汇总副本。除了发现格朗克在孟菲斯之外，福尔特里格和芬克谈不出任何新发现，而这事又和在座的各位毫不相干。
“博比，你有什么线索？”福尔特里格戏剧性地问道。博比是助手们的头头。他揉着一头银灰色的浓发，扶了扶黑边眼镜。“嗯，我想范围已经缩小了，”他说道，大多数人笑了笑。每次汇报情况他都是这句开场白。在博比看来，法律调查是场游戏，就是清除堆积在甚至是最简单的案子上的一堆碎片，把焦点集中到法官和陪审团能迅速把握的核心问题上。博比进行调查时，任何案件都能化繁为简。
“有两条途径，哪一条都不太诱人，但其中一条或者两条都能奏效。首先，我建议通过孟菲斯的少年法庭。根据田纳西州青少年法，可以向少年法庭提出请求书，提出这孩子的某些不良行为。不良行为的种类繁杂，请求书上必须明确注明这孩子属少年犯罪类或是需要监护类。然后举行听证会，少年法庭法官听取证词，并对这孩子作出处理决定。对那些染有陋刁或未得到良好管教的孩子也可照此办理。同样的程序，同一个法庭。”
“谁可以提出请求书？”福尔特里格问道。
“哦，法律条文非常笼统，我认为这是法律中的一个可怕的缺陷。但法律中明白无误地写着‘任何感兴趣的一方’都可以提出请求书。”
“我们可以吗？”
“也许吧。这取决于我们在请求书中提出的理由。棘手的问题是，我们必须声称这孩子曾经做过，或正在做什么错事，在某一方面触犯了法律。当然，那孩子的行为与违法沾上一点边的也仅仅是妨害司法。因此，我们必须提出一些我们并不确知的事情来，例如孩子知道尸体在哪里。既然我们不能确定，这就会变得很微妙。”
“那孩子知道尸体在哪里。”福尔特里格直截了当地说。
“你把一切都告诉我们了吗？”博比问道。打量了一下他的同伴们。
“是的，”福尔特里格答道。“但我要告诉你们，那孩子知道尸体在哪里。这是我的直觉。”
博比继续往下说，“少年法庭将向孩子的母亲发出传票，将在七天内举行听证会。孩子必须有一位律师，我听说已经找到了一位律师。孩子有权利出席听证会，而且，如果他愿意的话，还可以作证。”博比在律师记事簿上写看什么。“坦率地说，这是让孩子开口的最快方法。”
“要是他拒绝在证人席上作证呢？”
“问得很好，”博比说，像是一位鼓励一年级法律新生的教授。“这完全由法官来斟酌决定。如果我们提出的案子理由充分，使法官确信那孩子知道一些内情，他有权命令孩子开口。如果孩子拒绝，他可能会犯藐视法庭罪。”
“我们假设他犯了藐视法庭罪。那将会出现什么情况？”
“现在还难说。他只有十一岁，但作为最后一着棋，法官可以在少年法庭判处他禁闭，直到他承认犯了藐视法庭罪。”
“换句话说，直到他开口为止。”
博比扣上了衬衣袖口：“我说，罗伊，还有些事我们需要提一下。”
“什么事？”
“我们对这孩子采取的是强硬手段。我们别忘了他所处的危险境地。马尔丹诺是个玩命的主儿，到处都有记者。这儿走漏点风声，那儿走漏点消息，在孩子作证之前，那帮歹徒就有可能让他永远不能开口。”
罗伊脸上掠过一丝自负的微笑。“这我知道，博比。事实上，马尔丹诺已经派他的伙计们到孟菲斯去了。那儿的联邦调查局特工正在跟踪他们，他们也在监视那孩子。我个人的看法是，马尔丹诺还不至于蠢到做出什么傻事来，但是，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罗伊站起来，环顾四周而笑容可掬。“干得漂亮，伙计们。我很满意。”
大家相互轻声致谢，然后离开了图书室。
在距斯坦里克大楼两个街区离圣彼得医院五个街区的孟菲斯商业区雷迪森饭店四楼上，保尔·格朗克和麦克·博诺在百无聊赖地玩牌。麦克来自新奥尔良，是马尔丹诺的助手。一张写得满满的废弃的记分表飘落在桌子下面。他们一直在玩一美元一局，但现在谁也不在意输赢了。格朗克的鞋子搁在床上，衬衫敞开着。浓浓的香烟烟雾缭绕着天花板。
格朗克和马尔丹诺自幼就是朋友，在许多桩交易中曾是他最可信赖的伙伴。他在夸特区拥有几间酒吧和一家旅游T恤衫商店。他大获成功，也帮助尖刀巴里发了大财。他不知道博伊德·博伊特埋在哪里，也不想打听。
格朗克之所以在孟菲斯，是因为尖刀给他打了电话。他烦得要命，整天坐在旅馆的房间里，脱了鞋子玩牌，喝水，吃三明治，抽骆驼牌香烟，等待着由一个十一岁的孩子来确定自己的下一步行动。
两张床位那边，一扇打开的门通向隔壁的房问。那间屋里也有两张床，烟雾在天花板上的通气口四周围回旋着。杰克·南斯伫立窗前，望着交通高峰时的车流驶出闹市区，旁边的桌子上有一台收音机和一个电话机。卡尔·西森随时都可能从医院打电话来报告有关马克·斯韦的最新动态。床上放着一只打开的公文包，南斯感到无聊至极，下午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摆弄着他那窃听装置。
在南斯看来，这只不过是个监视工作，仅此而已。委托人支付大额现金。如果他想派人盯着那孩子，十分容易。如果他想偷听，那也没问题，只要肯付钱就行。
电话铃响了，是西森，那律师刚刚到医院。马克·斯韦在943房间，和他母亲与律师在一起。
南斯把电话筒放在桌上，走进另一个房问。
“谁来的电话？”格朗克问道，嘴角叼着一根骆驼牌香烟。
“卡尔。那孩子还在医院，和他母亲与律师在一起。”
“医生在哪里？”
“他一小时之前走了。”南斯走到食品柜前，倒了一杯水。
“联邦调查局的人有什么动静？”格朗克咕哝着说。
“有。还是那两个人在医院附近转悠着。我猜，和我们干着同样的事。医院门口设了两个保安警卫，附近还有一个。”
“你认为孩子跟他们说了今天上午碰见我的事吗？”
“他跟人说过，否则，他们为什么会突然派保安警卫围守他的房间呢？”
“是啊，但保安警卫不是联邦特工人员，对吗？如果他已告诉了联邦特工人员，那他们就会坐在大厅里的，你说是吗？”
杀手必须是冷血动物，而且要有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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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福尔特里格并不害怕艰苦的活儿。这对他很自然，很平常。在法学院读书时，他就意识到自己不是个天才，要想出人头地必须投入更多的时问。他拼命地学习，毕业时在全年级名列中游。但他在学校时曾被选为学生会主席，在他办公室的墙上挂有一个橡木镜框，里面是他任学生会主席的证书。他的政治动物的生涯始于他在法学院当选学生会主席的那一刻。大多数学生根本就不知道有这么个职位，对此毫不在乎。对年轻的罗伊来说，很少有人向他提供工作机会。因此，在最后时刻，他抓住一次机会，在新奥尔良当了一名助理市政检查官。1975年的年薪是一万五千美元。在两年时间里，他处理的案子比所有其他市政检查官的总和还要多。他的确是在拼命地干。他在这没有多大奔头的工作中倾注了大量的时间，因为他即将获得成功。他是一颗明星，但没有人注意到。
他开始涉足当地共和党人的政治活动，并学会了耍手腕玩花招。他结识了有钱且神通广大的人士，在一家律师公司找了一份差事。他投入了多得难以令人置信的时间，成了一个合伙人。他娶了一个他不爱的女人，只因为她拥有他需要的东西，是一个能够给他带来体面的社会地位的妻子。罗伊正在飞黄腾达，他有一套行动计划。
他和她依然是夫妻，但已经分室而居。现在，一个孩子十二岁，一个十岁。一个令人羡慕的家庭。
他宁愿呆在办公室而不愿回家，这倒正遂了他妻子的愿，因为她并不喜欢他，不过，她却格外需要他那份薪水。
罗伊的会议桌上再一次铺满了法律书籍和法律记事簿。沃利已脱去外套，解下领带。房间里四处乱放着咖啡杯。他俩都很疲倦了。
法律相当简单：每一个公民对社会都有为协助执行法律而作证的义务，而且任何见证人不得借口害怕遭受威胁他或他家人的生命安全的报复而拒绝作证。谁也不能例外，谁也不能豁免。对于一个受惊吓的孩子来悦，也无空子可钻。罗伊和沃利已经研读了几十个案卷。其中许多已复印了副本，或摘录了要点，胡乱扔在桌子上。那孩子必须开口说话。如果在孟菲斯少年法庭进行起诉成为泡影，福尔特里格打算对马克·斯韦发一张传票，让他出现在新奥尔良的大陪审团面前。这将会把这小东西吓得灵魂出窍，把一切都供出来。
特鲁曼走进门来，说道：“你们又在开夜车了。”
沃利·博克斯离开桌子，两手举过头顶，痛快地伸了个懒腰。“是啊，有许多资料需要赶着看完，”他说，精疲力尽的样子，朝着一堆堆书籍和笔记本骄傲地挥挥手。
“请坐，”福尔特里格说，指指一张椅子。“我们就要干完了。”他也伸了个懒腰，然后弄得指关节噼啪作响，他喜欢工作狂的名声，一个不惧怕令人头疼的工作时间的重要人物，一个视事业比妻子和孩子更重要的男人。工作意味着一切。他的当事人就是美利坚合众国。
“我有一个主意，”特鲁曼说，坐到桌子的另一边。“你早些时候跟我讲过，明天在孟菲斯举行听证会，在少年法庭。”
“我们正在提出一份请求书，”罗伊纠正道。“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举行听证会。不过，我们会请求尽快举行。”
“是的，嗯，你看这样行不行？就在今天下午离开事务所之前，我和沃伊尔斯的第一副手刘易斯谈过。”
“如果明天早上的第一件事是刘易斯先生亲自把请求书递交给孟菲斯少年法庭的法官，那会怎么样？我们现在说的是联邦调查局的第二号人物。他把我们认为这个孩子知道的事告诉法官。”
福尔特里格开始点头表示赞同，沃利见此情景，也开始跟着点起头来，而且点得更快。
特鲁曼继续说下去。“还有些别的情况。我们知道格朗克现正在孟菲斯。他是马尔丹诺派到那儿去的。所以，我在想，如果我们假设那孩子处境危险，而刘易斯先生又向少年法庭法官解释说，为了孩子的利益，最好让我们把他拘留起来，那会怎么样？你知道，为了保护他自己？”
“这分析很好，”福尔特里格轻声说。沃利也表示赞同。
“在压力之下，那孩子会开口的。首先，他是被少年法庭下令拘留的，同其他任何案子一样，那会把他的小魂儿都吓掉的。可能也会惊动他的律师。希望法官命令那孩子开口。到那时，我相信，那孩子会说话的。如果不开口，可能他就会犯藐视法庭罪。你不这么认为吗？”
福尔特里格兴奋起来。他在一本律师记事簿上潦草地写了些什么。沃利站起身来，开始若有所思地沿著书房踱着步子。好像事情迫使他不得不作出重大决定似的。
“你能和刘易斯通个电话吗？”福尔特里格问道。
“我想能。”特鲁曼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片，在电话机上拨起号码来。
当特鲁曼和刘易斯交谈时，福尔特里格和沃利耳语了一阵子。特鲁曼朝他们点点头，满脸堆笑，露出一副成功的神态，然后挂上了电话。“他答应了。”他骄傲地说。“他将赶早班飞机去孟菲斯，与芬克见面。然后，他们将叫上乔治·奥德，一起去见法官。”特鲁曼朝他们走过去，感到非常自豪。“想想看，一方是政府律师，一方是K·O·刘易斯，中间还有芬克，明早法官到达办公室的第一件事。他们很快就会让那孩子开口说话的。”
凌晨四点整，一辆临时拆下车牌号的普通白色福特牌货车悄悄驶进了塔克活动住房区，转上东街。活动房屋黑糊糊的，不闻声响。街道上空荡无人。住宅区里万籁俱寂，离天亮还有两个钟头。
货车停在17号门前。车灯灭了，引擎也熄了火。没有人注意它。一分钟之后，一个身穿制服的男人打开驾驶室门，站到街道上。那身制眼像盂菲斯警察的装束——海军蓝裤子，海军蓝衬衫，挂着黑色手枪皮套子的黑色宽皮带，屁股上别着手枪，黑色马靴，但没戴帽子。一个还挺像样的冒牌贷，尤其是在清晨四点，没人看见的时候。他拿着一个约摸两只鞋盒大小的纸箱子，四下张望一番，然后仔细地观察和聆听着17号隔壁那个活动房屋的动静。一点声响也没有。甚至听不到一声狗叫。他独自儿笑笑，漫不经心地走向17号的大门。
如果他发觉附近的活动房屋有什么动静的话，他就会轻轻地敲敲门，编出那一套，说自己是个信使，正在费尽周折找斯韦太太。但这没有必要。邻居中没有人在窥视。因此，他迅速把纸箱子倚门放好，钻进货车，急驶而去。他来无影，去无踪，留下了他的一个小小的警告。
整整三十分钟之后，纸箱爆炸了。门被炸开了，火焰朝着屋内窜去。无数的红黄火舌和滚滚黑烟掠过房问。火柴盒结构的墙纸和楼板全都成了引火物。
当隔壁的鲁弗斯·比布斯拨通火警911时，斯韦家的活动房屋已被大火吞没，无法扑救了。鲁弗斯挂上电话，跑去找他花园中的水龙带。他的妻子和孩子在屋里乱跑，忙着穿上衣服跑出屋去。邻居们穿着令人眼花缭乱的睡衣睡袍跑到火场，街上迴荡着尖叫声。几十个人看着火势，花园水龙带从四面八方浇上来，水泼到隔壁的活动房上。火势越来越大，人群也越聚越多，越来越多的窗户开始爆响，引来了更多的尖叫声。然后，救火车响着警报器开来了，红灯闪烁着。
当消防队员列队泵水时，人群朝后退去。其他的活动房屋得救了，但是斯韦家只落下一堆废墟。屋顶和大部份楼板都烧掉了。后墙还在，上面的一个独窗依然完好无损。
可怜的斯韦一家。还会有什么灾祸要降临到他们头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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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用过桂皮花卷和巧克力牛奶早餐之后，他们离开住宅去医院。现在是七点三十分，对于雷吉来说嫌早了点，但黛安在等着哩。里基的状况好多了。
“你认为今天会发生什么事？”马克问道。不知为什么，她觉得这话挺好笑。“你这可怜的孩子，”她轻声笑了一下，接着说道，“这个星期你经历了不少事。”
“是的。我恨上学，但现在要能回校也不错。昨天夜里我做了个梦，梦见了好多事。”
“出什么事了？”
“没什么，我梦见一切又都恢复了正常，我梦见整整过了一天，都没发生什么事。简直妙极了。”
“噢，马克，我恐怕有些不好的消息要告诉你。”
“我知道。什么事？”
“克林特几分钟之前打过电话。你又上了头版了。是一张我们两人的照片，显然是昨天我们在医院里走出电梯时被其中哪一个小丑偷拍的。”
“好极了。”
“《孟菲斯快报》有一个记者，名叫斯利克·莫勒。人们都叫他鼹鼠，鼹鼠莫勒。他总是抢先报道犯罪新闻，在城里是个传奇式人物。他对这个案子紧追不舍。”
“那报道是他昨天写的。”
“不错。他在警察局有很多关系。听上去好像警察相信克利福德先生在自杀前把什么都告诉你了，而现在你却拒绝合作。”
“完全正确，不是吗？”
她瞥了一眼反光镜。“是的，不可思议。”
“他怎么知道这事的？”
“警察对他说的，当然是非正式的，然后，他就东搜集点消息，西搜集点情报。再把这些支离破碎的东西拼凑在一起。如果这些材料不能完全吻合的话，斯利克自己就编造些东西填补进去。据克林特说，这则报道是根据警察局内部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提供的消息写成的，人们十分怀疑你到底知道多少情况。他们的猜测是，既然你聘请了我，你一定是在隐瞒什么情况。”
“咱们停车买一份报纸吧。”
“医院里会有报纸的。咱们马上就到了。”
“你认为那些记者又会等在那儿吗？”
“有可能。我告诉克林特在什么地方找一个后门，然后在停车处接我们。”
“我真讨厌这种事。讨厌死了，我的伙伴们今天都在学校里，享受着快乐时光，和往常一样，课间休息时和女生们打闹，跟老师开玩笑，你知道，这是通常的把戏。再看看我，和我的律师一起满城跑，读着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