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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深的资本全都在他自己的口袋和脑子里。（他原来的公司生产的电压表卖了后还赚了一点钱）在那个烧毁的百货店里，满目疮痍。几个星期以来，小组的人坐在一起商谈，新成立的公司到底应该搞什么才能赚到钱继续运行下去？那个时候只有黑市比较兴旺，也只有在那里才能搞到某些元件。原有的几家主要的电子公司开始重新起步三派。后期墨家克服“天志”观念，对自然、物理、光学、力，根本没有兴趣把零件卖给竞争者。井深的打算是想制造一些新的东西，但是首先公司必须建立起一个财政基础。初期会议上提出的建议千奇百怪，例如，有一个组员说，因为东京市中区的大部分已被烧毁，并被夷为平地，所以公司应该去租一块空地，办一个小型高尔夫球场。他们推论，人们需要娱乐。当时的电影院总是爆满，每个人都需要解脱。还有一个人建议，食品业肯定赚钱，也许做甜豆饼是个好办法。
实际上每个人都为吃饭而操心，所以小组最后决定先搞一个简单的电饭煲。尽管他们做了不少的样品，但是一直未能使之更加完美。这种电饭煲是一个简单的木桶，在底部安上螺旋状的电极。它借助浸湿的大米的电导形成完整电路，对大米进行加热。他们的想法是大米煮熟之后就会变干，电导下降，电路自动切断，主人就可以坐下来吃饭了。但是这种理想的结果并没能实现。井深和其他的人只好自己来吃这种不是煮糊就是夹生的饭。最后他们放弃了这个项目。他们甚至还想过利用同样电导原理的面包烤箱，用湿面团接通木箱两边的金属电极。但是这种烤箱并没有真地做出来过。最后各位请出了他们的妻子来帮助生产电热毯，把电热丝缝到布里边。电热毯在街市上卖得很俏，总算给公司职员家里换回了一些急需的现钱。
但是井深搬回东京并不是要进入娱乐或者食品行业，也不是要卖手工制造的电热毯。他有一个更加深远的想法。由于战时对短波收音机严加禁止，所以引起了人们对收听短波节目的强烈兴趣。现在这已不再违法，也许这种兴趣可以得到满足了。井深有了一个计划。因为战争时期收音机对于收听空袭警报和其它消息非常重要，人们对收音机倍加爱惜，但是他们只能收听中波波段的一般调幅广播。井深设计了一种短波转换器，它只需要一个真空管，再加上简单的电路，装在一个木盒子里。这种装置可以简单地接到任何一个标准的收音机上，而不需要对原有的收音机加以改造就可以收到短波了。员工们必须到黑市上到处求索才能搞到真空管，有些还非常昂贵，但是这个产品十分走俏，它给东京通信研究所的人们带来了信心。
前田在日本最大的报社《朝日新闻》中有一个朋友，他叫嘉治隆一，负责撰写“蓝铅笔”专栏。朝日新闻当时由于缺乏新闻纸，只办了两版。但是1945年10月6日的文章却给了新成立的公司很大的促进：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您家里如果有一台收音机的话，现在只需要简单地改装一下就可以收短波节目了。文部大臣前田多门的乘龙快婿井深先生原来在早稻田大学理工系任教，他最近在日本桥的白木屋商店三楼开办了东京通信研究所。出于非商业的动机，井深先生打算通过对普通收音机加以改造或者加装附加装置来推广对短波节目的接收。只要您有一台高级的超外差收音机，稍加改进就可以享受短波节目的乐趣了。如果再加上一个小小的附加装置，还可以收到更高频率的短波节目呢。
文章后面还预言说，占领军当局最终会允许开办私人广播，考虑到很多新的电台相继开播后引起的相互纠缠，对现有收音机的改造就更有意义。文章还建议“使用附加装置后收听范围大为扩大，还可以收到这些新开播的电台。”谈到井深其人时，作者这样写道：“以前经营军工厂，现在他想把自己熟悉的技术投入民用。井深先生又成了一名城里的学者。他表示愿意接收任何咨询，包括如何修理普通收音机。”
嘉治对有些事情搞错了，井深并没有搞过军工业，而且他也不想修理旧收音机。当然如果他的生意不赚钱，那也就别无选择。井深实在是需要钱给他的雇员开工资。非常幸运在是我于10月6日在该报的名古屋版上读到了这条新闻，我为老朋友的好消息感到很高兴。我立即给他写信，告诉他我想在东京与他见面，并为他的新事业竭尽全力给与帮助。他马上给我回信，邀请我去看他和他的新公司，同时也告诉我，公司非常吃紧，他不得不从自己的口袋里掏钱来支付工资，目前正在想方设法地筹措资金。
我到东京去接受了教书的工作。东京城西一带在轰炸中遭到的毁坏比市中区少一些，我在城西的一个朋友家中安顿下来后就连忙赶到日本桥去看井深君。井深的新公司总部在一个破乱不堪的百货店里，看上去令人伤心。但是井深的脸上却热情洋溢，在没人知道自己命运的这种时候，他和他的雇员们为有工作可干而感到高兴。
因为我知道井深难以支付工资，所以我提出一个想法，我可以一边教书一边在他的公司里干活。这样井深就不必付给我太多的钱，我还可以从教书中得到一份工资，双方都可以过得去。井深和我长时间地交谈，商量如何开办我们自己的公司，其实我们第一次见面后就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1946年3月我们最后决定，一旦完成全部细节后，我们就来办这件事。就这样，我一边在大学里当老师，领取政府的工资，一边在井深这里当研究员，计划成立我们自己的公司。我们两人都清楚，在正式成立我们自己的公司之前还有一个微妙的问题必须加以考虑，那就是我对我们家所承担的义务。1946年4月，当时前田先生已经退休，不再担任文部大臣了，我和他还有井深一起乘夜晚的火车赶到小铃谷村去，他们准备恳求我父亲允许我加盟，对新公司助一臂之力。他们知道把一个准备继承家业的长子要过来意味着什么，所以他们觉得应该当面向我父亲表示诚意。
在日本，请别人的儿子，特别是长子，脱离自己的家庭而把他永远地带进一个商业世界，那是一件很慎重的事。在某种情况下就好像是过继一样。就是现在，在一些行业中，特别是小企业，这种做法也还是要与父母正式商量的。甚至在大公司里，当一个年青人加入公司这个大家庭时，也要表明其家庭背景、受何人推荐以及对双方的忠诚保证。这种委托是诚恳的，因为它将贯穿一个人毕生的工作时间，而不是像在一些流动性更大的国家中那样，只有几年的雇用期。事实上，我有了一个新的家庭，担负起新的责任。
我们的旅行并不舒服。旧车厢的窗户破烂不堪，一路上从窗户外吹进来冷风、黑烟和煤粉，但是小铃谷村盛田家的欢迎却令人感到温暖。至今井深还说，他一直记得那次在我们家他和前田先生都非常愉快，“虽然当时只不过是吃了面包，盛田家面包房做的面包真好，涂有奶油和果酱，还有茶。“战争刚结束时没有充足的生活必需品，这些东西就算得上奢侈品了。日本人把仅有的大米给最小的孩子吃，一次还只能吃一点点。大部分人都很难弄到大米。在战争期间，人们已经习惯于把大麦甚至土豆和少有的大米混在一起吃。战争彻底失败了，国家大伤元气，成千上万的人在贫困的生活水平上艰难地度过最后的那些日子。
见面寒暄之后，井深和前田先生向我父亲介绍了新公司的情况以及他们今后的打算，为了这项新事业，他们绝对需要我的加入。话说完后，我们都在紧张地等待父亲的回答。父亲对此明显地有所准备。稍加思索后，他说道，他希望我能够继他之后成为户主，也希望我能够继承家业。然后他转向井深和前田先生说：“但是如果我儿子想做别的事情来发展自己或者充分施展他的才干，那么他应该按自己的想法去做。”他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微笑。“你就去做你最喜欢做的事吧。”他说。我非常高兴。井深更是喜出望外。他后来对我说：“我原来想像的比这艰难得多。”我的弟弟和昭当时还在东京的早稻田大学读书，他主动答应在父亲退休以后接管盛田酿酒公司。大家都松了一口气，感到十分欣慰。
回到东京后，我们凑齐了钱准备成立新公司——东京通信工程公司，这笔钱很少，只相当于五百美元，或者说刚刚够数。很快我们就把钱用完了，只好经常向父亲借贷。他相信我们和我们的公司，从不逼我们还钱。我只好给他一些公司的股份。结果证明这是一种很好的投资，他对我们的信任得到了充分的回报。由于股值上升，他变成了公司的大股东。
虽然我可以从东京工业大学的教书工作中得到另外的收入，但我的心并不在教学上。我很想专心致志地在自己的新公司里工作。有一天我高兴地从报上读到一条新闻，占领军当局决定从所有教师中将以前当过职业军人的人清洗出去。我想这里面也有我的份，因为我曾经是一名职业技术军官，而且根据我的委任状，我应该在现在已经不存在的日本帝国海军中终身服务。执行占领的联军总部（简称GHQ）对旧军人的清洗是基于这样一种想法，职业军人是战争中的主要罪犯，他们曾一度控制了政府，所以不能让他们对战后日本的无知儿童再施加不良影响。对于我而言，这次清洗是个好消息，我可以有一个很好的理由来撤消对大学的承诺，而且还可以回到新公司去一心一意地工作。
我去找服部教授，对他说，我虽然很喜欢教学工作，但由于这个消息我不能继续留在大学里了。他到办公室去查看，但是别人告诉他，尚未接到文部省的正式通知，所以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学校里让我继续留任，直到接到官方通知为止。我只好又在学校里教了几个月的书。我很想离开学校，但是又深感有义务帮助我的恩师服部教授，而不能一走了之。等了很久还没有见到有通知来，于是我有了一个大胆的主意。我把报纸上的文章给校长和田小六先生看，向他表示了我的担心，如果我继续留任而被发现，那么校方就会因为“未清洗”受到惩罚。我说：“根据这个我应该受到清洗，但校方却说我应该继续留任。我担心这样下去会给学校惹出麻烦，而我并不想对此负责。”校长考虑了我的意见，最后他说：“那好，你今天就可以停止教书了。”就这样我的教书生涯到此结束。我向服部教授告辞后高高兴兴地回到公司。
几个月过去了，一直没有正式的通知将我从大学里除名，学校里每个月都要打电话来通知我去领取工资，因为我的名字还留在工资单上。虽然我已不再教书，但是为了补偿通货膨胀，每隔两三个月还要给我加一次工资。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46年10月，文部省终于颁发了对我的清洗令。那些日子里，我们的新公司一分钱也没有赚到，所以能够继续领到一份工资还是很不错的。
1946年8月，白木屋百货店准备重修房屋，他们不准备再给我们留一个地方了。我们暂时搬到东京的老城区吉祥寺去，但是那里并不令人满意。最后我们搬到御殿山上的一个非常便宜的、荒废了的木棚屋里去了。御殿山地处东京南郊的品川，曾一度因其美丽的樱花而闻名。1853年御殿山上曾设有要塞，是东京湾防卫体系的一部分。但是当我们在1947年1月的一个寒冷的日子里搬进那间经过风吹雨打的老房子时，御殿山早已失去了往日的要塞雄姿，周围到处都是战败的景象，遍地弹痕累累。由于房顶漏水，有时我们不得不在办公桌上撑一把雨伞。远离闹市，我们在这里更加自在，而且比以前那个百货店里有了更多的空间。
为了找到东京通信工程公司的房间，你必须猫着腰穿过好几道晾衣绳，邻居们经常在那上面晾一些小孩的尿布，让风把它们吹干。我的亲戚来看我时对这种寒酸相大吃一惊，他们认为我成了一个流浪汉，回去如此这般地告诉了我的母亲。他们想不通，如果我不是那么“激进“的话，我怎么会找这么个地方来工作？因为我是一个老牌公司的总裁的儿子，完全可以在名古屋过一个大少爷的舒服日子。
第五章
在探索开发一种新的产品时，经常有人向井深建议制造收音机，因为收音机在日本仍然有很大的需求量，而不是再加个短波接收器就可以满足的。但是井深坚决地拒绝了这种建议。他的理由是大公司可能很快就会从战争中恢复过来，他们势必将其元件优先用于自己的产品，然后才卖给其他人。很自然，他们会把最新的技术保留在自己手中，尽可能长久地在与他人的竞争中保持领先地位。井深和我经常谈到新公司的概念，它应该成为一个具有改革精神的、明智的公司，用精巧的方法生产高技术的新产品。仅仅生产收音机并不是实现这种理想的好主意。
我们对日本人剩下的家庭用具进行了一次并不科学的调查。我们已经卖出了不少的短波接收器，使很多日本人从战争中小心翼翼地保留下来的中波收音机功能大大增强，现在我们意识到人们还有很多的留声机。在战争期间，新的电动机和磁拾音头是不可能弄到的，很显然，用这些东西对战前或者战时的那种老式留声机进行修理、改造还是大有市场的。新的美国流行摇摆乐和爵士乐随着唱片进入日本，大家都渴望得到。美国人带来了他们的音乐，占领当局兴起了一场运动，向日本人展示美国和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占领当局控制了广播电台，学校里又可以重新教英语了，英语广播也得以恢复，而这些在战争期间都是被禁止的。经过多年的思想禁锢和军事独裁，民主、个人自由和平等的思想植入了肥沃的土地。
占领期间，什么东西都很紧缺，每个人都必须到黑市去采购。我们的新公司，也就是1946年5月7日正式成立的东京通信工程公司，想方设法买了一辆非常破旧的达特桑牌小卡车，价钱大约相当于一百美元。整个公司里只有我和井深这两个最高领导者有驾驶执照，所以我们不得不自已驾车去交货，去买日用品，去为工厂搞原材料。我们要办公，要帮助装车卸车，车开不起来时又要去摇，还要干其它的杂活。
东京街上的景象一片混乱、嘈杂，到处是烟雾和恶臭。汽油极少，就算你找到了，价钱也非常昂贵。很多轿车、卡车和公共汽车都进行了改造，使用废油、焦炭和其它固体可燃物限制在经济斗争范围内，故名。贬低革命理论和无产阶级政，包括垃圾和煤粉。战后这些车还在行驶。街上偶尔还出现了驴车。我们想尽各种合法的和其它办法为我们的卡车搞到汽油。许多美国兵卖汽油，用管子从他们的吉普车和卡车油箱中往外吸，还有些人干脆整桶地卖。占领当局为了制止这种行为，在汽油中加上红色染料。街上随时设置关卡，警察阻拦车辆，宪兵把一根长玻璃管插进油箱中，一头用手指按住后再抽出来，如果他发现管子中有红颜色，司机就要费一番口舌了。但是不久他们抓到的人就越来越少了，因为有些聪明的日本人发现用焦炭可以把汽油中的染料滤掉，这样一来，又开创了一种兴旺的新行业，使黑市汽油合法化了。
我们知道大电气公司对更换零件的生意不感兴趣，他们生产和销售新的留声机。做零件生意肯定不是我们的理想，我们努力的目标是高技术，井深对眼下的情况很清楚。当时我们制造的新型电动机和拾音头是最好的，正是这些产品才使得公司没有因为财政危机而垮下去。现金十分紧张，当局为了防止通货膨胀，对银根严加控制，在流通中冻结了大量的现金，给我们造成了不少的麻烦。个人和公司从银行中提取现金都有一定的额度。这也正是我们不得不动员每个人都来生产电热毯的初衷，想通过直接销售来多搞点现金。
井深下决心要生产一种全新的产品，不是对战前市场上已有的产品稍加改造，而是在日本前所未有的，也就是钢丝录音机。我们已经见过德国生产的钢丝录音机的样机，日本的东北大学为了这种机器正在研究一种特殊的钢丝。研究者们在他们的实验室里已经为磁性钢材开发出了杰出的新技术。
井深打听到住友金属公司可以生产我们所需要的钢丝，这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