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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庭、监狱、教会，以及西伯利亚。忏悔、道德完善、不以暴力抗恶，他就这样在精神上“复活”了。一本批判和宽恕并存的书，一本缝合分裂的人性的书，一本文学“福音书”。
罗曼·罗兰
罗曼·罗兰，一个终身受支气管炎折磨的人，一个渴望清新空气和英雄气息的人——他的写作有如呼吸。一个到罗马研究艺术史，回巴黎后获得博士学位的人——他还弹得一手好钢琴。在文坛，他是以现实主义为跳板飞越理想主义高度的人。丰富的人文知识，深厚的艺术修养，欧洲优秀文化遗产的继承者。他本人留下的遗产有（不完全清单）：《约翰·克里斯朵夫》（该项遗产早已登录在诺贝尔文学奖清单上，序号：1915）；《母与子》（长篇小说，又名《欣悦的灵魂》）；《莫斯科日记》（1935年访苏记，权力酝酿腐败的目击记录，苏联“震动”的预言书，一项秘密遗产，五十年后始由后人遵嘱解密，俄译本面世于1989年，中译本出版距当年的写作已有六十个年头）。这些遗产由全人类共同继承，中国人也陆陆续续继承了，主要的中（文）介人是一个曾到巴黎学习艺术、1966年在上海自杀的人。
《名人传》
人类心灵的三份手稿，以激情文字谱写的三首英雄赞歌。罗曼·罗兰的“英雄”，并非以思想或强力称雄的人。在他的笔下，贝多芬、米开朗基罗、托尔斯泰，只是些受苦的人。贝多芬：被命运捉弄的人，最终耳聋的音乐家，一个用痛苦换来欢乐的英雄。米开朗基罗：忧郁症患者，恨不得把整座山岩都雕出生命的工作狂，一个享受痛苦、舍弃欢乐的英雄。托尔斯泰：自我折磨也自我折腾的人，离家出走的老翁，一个打破生活的安宁以便安抚良心的英雄。这些伟大的天才，是在为全人类受苦。“大地上千百万的生命在受苦；你们为何都在这里只照顾一个列夫·托尔斯泰？”那些世俗英雄可曾有过这样的遗言？
雨 果
一部未能上演的剧作《克伦威尔》的序言，成了浪漫主义文学的宣言书；另一部剧本《鸥那尼》的成功上演，使古典主义失去了舞台——这是雨果在写出命运之书《巴黎圣母院》之前交的好运。中年时期在政治上持保守态度时，当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晚年激进之后在83岁病逝时，能让内讧的政府为他举行国葬——这也是雨果的好运。
《巴黎圣母院》
它不仅仅是一个女人和三个男人的传奇故事，圣母院本身也成了一部石头的交响乐。这座哥特式建筑就像一个神秘的庞然大物，俯视着美丽的吉卜赛女郎爱斯梅拉达和被她的美丽征服了的人：副主教克罗德、弓箭队队长弗比斯、敲钟人伽西莫多。雨果塑造这些人物时，用善恶美丑严格（太严格了！）配方，用对比手法（太鲜明了！）制造人性的张力。一部情节离奇、人物怪异的作品，名为长篇小说，实际上更像一部戏剧，时间：十五世纪，地点：巴黎。最后一幕：当伽西莫多和爱斯梅拉达的尸骨被分开并化为尘土时，幕布便会和人们的眼泪一起落下。
高尔基
这位俄罗斯的流浪儿，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确立了他的文名。此前他曾两次漫游俄罗斯大地，广泛接触底层社会；此后则两次避居国外，因了头脑里一些“不合时宜的思想”和恶化的肺病。这只革命的“海燕”、《母亲》的作者，实际上一直未能逃脱一名孤儿的命运——哪怕他有列宁这个精神教父。
《童年》
一个孤儿眼中的底层生活，一些“必须从根儿了解的事实”（高尔基语）。家人即仇敌——外祖父也可以把“我”打得失去知觉。在阴暗的生活中，只有偶尔发生的大火是有趣的，而外祖母像大火一样有趣；正是她讲述的《圣经》故事和民间传说，温暖了“我”的心。在花园里，“我”找到了一片自己的天地：阳光、青草、云雀、刺猬……还有把你从地面提升起来的星星。这是一个发现自我和世界的过程，敏感、孤僻的“我”最后成了一个在街上与人打架的野孩子。正像“我”努力从自己的家庭环境中挣脱出来一样，这部作品拓宽了自传体小说的描写范围，在风格上也一反优雅的传统，而呈现出一种富有生命力的丑恶的真实。
奥斯特洛夫斯基
一个短命的人，一个苦命的人。十岁辍学，在车站食堂和发电厂当童工。十月革命后，在战斗中负伤，在劳动中残废；最后全身瘫痪，并彻底坠入盲人的黑暗世界。是写作，让他找到了活下去的理由。他的作品所关联的生命意义，高于作品本身的文学价值。他短暂的生命，是一个时代的见证。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一本特殊的成长小说，主人公的成长是“我”融入“我们”的过程，就像一滴水消失于大海。保尔与冬妮娅的爱情是书中惟一有“小资”情调的地方，在描写保尔和冬妮娅分手时，作者的笔下也不禁流露出了一丝伤感。冬妮娅是读一大堆小说成长起来的，她身上的个人主义色彩最终从革命的单一颜色中跳了出来。革命减爱情：钢铁是这样炼成的。然而，当几代读者把保尔那段最著名的语录记入日记本时，冬妮娅这位纯洁的少女也被他们记在了心里。“人最宝贵的是生命……”脱口而出时，读者的眼前一定闪过了冬妮娅领子上有蓝条的水兵服的飘带……
附 录
除以上作品外，推荐书目中的国外部分另有：《歌德谈话录》（艾克曼辑录）、《普希金诗选》、《泰戈尔诗选》。在笔者看来，《歌德谈话录》是推荐书目中最不适合中学生阅读的一种，哪怕汉译本已经是选本。这部谈话录适合专业人士阅读，中学生感兴趣的可能是歌德的《少年维特的烦恼》。至于《普希金诗选》和《泰戈尔诗选》，书名中已有“选”字，但却没有推荐版本，此“选”为汉译之“选”，不落到实处，笔者也就无缘置喙。
（《初中生课外名著故事》、《高中生课外名著故事》，易文思主编，湖南文艺出版社2001年8月第1版）
分 宗 别 源
？ 冯天瑜
（一）
近二十年来，人们日渐重视文化史研究，这种研究拓展了我们的视野，提供了观察历史和现状的新角度，使我们得以深入了解本民族和别民族文化创造的走向，以及诸民族文化间交融互摄的复杂过程，这些都有助于我们正确把握现代化与文化传统的辩证关系。文化史以文化发生发展的总体进程为对象，并特别注意人类创造文化时主体意识的演变，从而与考察客观的社会经济形态的经济史和社会状貌的社会史相区别。文化史研究应当致力于对历史过程中所发生的一系列文化现象的整合，以形成一种显示规律的记述，构成这种记述的材料，则选自已知文化资料的整体。而“已知文化资料的整体”应当包括“俗文化”资料和“雅文化”资料两大部类。“俗文化”指流行于大众民间的文化，它成自众手，是在一定时代形成于一定生活共同体的非理论化的社会意识；“雅文化”指社会上层文化，它经由职业精神生产者依靠已有的精神生产资料加工而成，较为系统、专门、定型，便于保存与传播。这两种文化的区分由来已久，我国自古便有俗乐、雅乐的对称，有风（民歌）、雅（宫廷诗歌）、颂（庙堂诗歌）的并列，有高跷、秧歌等民间游艺与“琴棋书画”等君子“雅道”的分野。然而，这两种形态的文化又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它们相互渗透，彼此推引，雅文化要从俗文化中汲取营养，或者以其作为依托物，或者以其作为“补强剂”、“复壮剂”；而俗文化又受到处于统治地位的雅文化的制约和影响。在各阶层人们的欣赏趣味上，这两类文化也并非总是楚疆汉界，壁垒分明，“雅俗共赏”这一成语便反映了两种文化相通互动的事实。
如果说，俗文化更多依赖于民间生活习俗的递邅和大众间口耳相传的方式保存其文化资料（有的后来也笔之于书），那么，雅文化则主要是以经过认真加工的、精致的形态贮存其文化资料。在中国，“雅文化”的渊薮便是汇合为经、史、子、集四大部类的学术著作。一部中国学术史，大体反映了中国雅文化的发展历程。如果我们同时又注意于俗文化的研究，认真考察俗文化与雅文化的交互关系，便有可能对历史过程中所发生的纷繁错综的文化现象加以整合，形成一种显示规律的认识。从这一意义而言，治学术史是治文化史的重要基础之一。
（二）
我国自古便有重视学术的传统。学术往往被推尊到至高地位。古人说：“天地之所贵者人也，圣人之所尚者义也，德义之所成者智也，明智之所求者学问也。”〔1〕近人陈寅恪更指出，学术兴替“实系吾民族精神上生死一大事者”〔2〕。而学术的累积尤为人们强调，所谓“水积则生吞舟之鱼，土积则生梗、楠、豫、樟，学积亦有生焉”。〔3〕由于我国历来着意于学术的累积，于是有五经、六经，乃至七经、九经、十三经的确立和反复疏解，有前四史、十七史，乃至二十四史、二十五史的代代编纂，使中国学术延绵不绝，传统未坠，成为世界文明史上罕见的连续性学术文化。中国学人在注意学术累积的基础上，又追求学术的“因时制宜”。“袭故而弥新”〔4〕，“濯去旧见，以来新意”〔5〕被认作是治学的高妙境界。加之中国本土学术不断汲纳外来学术（如南亚佛学、欧美西学），彼此融会，更增添源头活水，使历代学术各具丰采，前后辉映。总之，中国学术既代代相因，又新旧更替，内外融会，形成一种波澜起伏的万千气象。
中国学术史因其漫长复杂，而带来研究的艰辛；也因其丰富多彩，而引人入胜。事实上，我们的先辈已在这个困难而又饶有兴味的领域披荆斩棘，劳绩卓著。从先秦诸子开始，历代都不乏有识之士对前代和当代学术作“分其宗旨，别其源流”的工作，他们或者从微观（对某一学者）、或者从中观（对某一学派）、或者从宏观（对某一时代各学派以至纵观古今各学派）梳理学术发展的脉络，穷源竟委，各有创获。战国及秦汉之际撰著的《庄子·天下》、《荀子·非十二子》、《韩非子·显学》、《吕氏春秋·不二》，《礼记》中的《学记》、《儒行》等篇章便有对晚周学术的综述、分论和评议，成为学术史的嚆矢。汉代刘安主持编著的《淮南子》中的《要略》等篇，司马迁《史记》中的《论六家要指》、《孔子世家》、《老庄申韩列传》、《仲尼弟子列传》、《孟子荀卿传》、《儒林列传》等篇，班固《汉书》中的《董仲舒传》、《司马迁传》，尤其是《艺文志》、《儒林传》更以较为整齐、系统的文字，记载、评介周秦以来的各个学派及其著作、思想。循此传统，以后各代史书，分设艺文志、经籍志、儒林传、文苑传、道学传、方伎传等包含学术史素材的专章。此外，在各类文集的序、跋中，在学者们的随笔、札记中，亦多有关于前代、当代学术流变的记述和评判。唐宋以降，朝廷编纂大型类书、丛书（《册府元龟》、《太平御览》、《永乐大典》、《四库全书》等），集历代学术大成，为考析流变提供系统的资料基础。始于宋代而盛于明清，还有学术史专书的涌现，继南宋《伊洛渊源录》、《伊洛正源书》之后，明代有《伊洛渊源续录》、《闽学源流》诸书，明末至清代，更有叙述学派源流并对各学派学说略加论断的“学案”式著作纷纷创制，如《元儒考略》、《圣学宗传》、《明儒学案》、《宋元学案》、《儒林宗派》、《理学宗传》、《清学案小识》、《北学编》、《国朝汉学师承记》、《国朝宋学渊源记》，以及民初编纂的《清儒学案》，便是其中的名著。至于佛教、道教则素来注重本宗教（及其内部各宗派）的衣钵授受、系谱传递、道术承袭的记录和研究。佛教“灯灯相传”的“传灯录”一类教派史著作，直接启迪了宋明以降诸“渊源录”和“学案”的编写形式。至近代，梁启超、章太炎、王国维、陈寅恪、钱穆等学术大师，则力图站在新学的高度，对中国学术史重加评判，并留下内涵丰富的论述。
（三）
前人对学术流变的追述、评论，当然都要受到自己学术观点的左右，见仁见智，各有创识。就总体而言，我国古代学术的发展是从多元走向一元的，在一元中又包蕴多元因子。这种进程也影响到各代学人评论学术流变的气度。在“处士横议”、“道术将为天下裂”的战国时期成文的《庄子·天下》，对先秦各学派并无特别的推尊和贬抑，关于诸子的分合变异及长短得失，都有较公允的评判，显示了学术多元时代的恢弘气象。以后，《史记·论六家要指》、《淮南子·要略》大体沿袭着这一传统，它们虽然承汉初思潮，显示了对道家的某种程度的偏爱，先黄老而后六经，但对于各家学说的来龙去脉和优长缺失，都尽其可能地给予客观、平正的论列。当然，战国晚期也有学派性强烈的评议，如《荀子》、《韩非子》中论学术派别的几篇专文，党同伐异气息已渐趋浓厚，《荀子·非十二子》推重孔子、仲弓一派，抨击其他诸派；韩非斥儒士为蠹虫，而将法术之士加以抬举，但荀、韩毕竟尚未明确提出一个排斥异说的单线学统。两汉以降，随着“儒术独尊”的日趋明朗、定型，学者论学术流变大都逐渐落入儒学一脉独传的窠臼，董仲舒“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之说，便开其端绪。到唐宋时期，更形成流行于士林的“道统说”。这个由韩愈的《原道》始作俑（该篇提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统系），由宋代理学家完成体系的“道统说”，以正统和僭伪为尺度，规范中国学术的发展程序。朱熹在《中庸章句》中编制的“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颜回、曾参—子思—孟子—二程”这样一个系列，被视作对“道统”的经典性归纳。道统说的基本思想是孔孟学说，尤以思孟学派为正宗，与此相悖的一切学说都是异端，应排斥在中国学术正统之外。两宋以来，虽有叶适等人批评道统说，但学界主潮则是奉道统说为圭臬的。清人熊赐履所撰《学统》颇有代表性，它以孔子、颜回、曾参、子思、孟子、周敦颐、二程、朱熹等九人为“正统”；闵子骞以下至明罗钦顺二十三人为“翼统”，冉伯牛以下至明高攀龙等一百七十八人为“附统”；荀子以下至王阳明等七人为“杂统”；老、庄、杨、墨、告子及释迦氏为“异统”〔6〕。道统说的价值在于它大体勾勒出儒家主流；其弊端是，有强烈的宗派性和排他性，漠视儒、释、道三教共弘的事实，甚至也未能公正界定思孟学派之外的儒家各派的历史价值。
晚明以来研究学术史的学者中，不乏识见卓异的人物，他们虽然很少正面批判道统说，却能在自己的论著中挣脱这个范式的束缚，实事求是地对某一时代的学术流变给予评述。这方面劳绩最著的是黄宗羲。他独立撰写的《明儒学案》，以及由他奠定基础，由其子黄百家、其徒全祖望完成的《宋元学案》，是中国最早的详尽而有系统的两部学术史专著。这两部断代学术史发扬王阳明“学，天下之公器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7〕的反独断论精神，不拘泥于“正统”、“僭伪”一类衡量标准，清洗韩愈、朱熹等人在学术统绪上涂抹的神秘色彩和正统理念，着力于对明代及宋代、元代各学术派别产生和发展的人文地理、学者生平、著作、思想加以考辨，尤其注目于师生授受对学术派别延绵、变易的影响，并有意陈列“一偏之见”、“相反之论”，使“学者于其不同处，正宜著眼理会”〔8〕，并“为之分源别派，使其宗旨历然”〔9〕，这就把学术流变的考察置于理性主义的基础之上。而尊重中国学术的多元潜质，敢于穷源竟委，博采兼收，正隐约预示着挣脱学术大一统枷锁的时代趋势。这是近代学者梁启超等人在研究中国学术史时，格外看重黄宗羲并编《节本明儒学案》以求推广的缘故所在。
清代，尤其是乾嘉时期，对中国学术进行空前规模的大整理。其间编辑卷帙浩繁的《四库全书》，由纪昀等撰写《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不仅对各种学术专著勾玄提要，而且对各学术派别的发展脉络作分门别类的述评，“嘉与海内之士，考镜源流”〔10〕，为中国学术流变的探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
近代学人致力学术史研究，超越古人的处所在于，视野更为开阔，观念及方法均发生近代转型。如对学术作分科解析，注意学术产生的政治、经济及社会背景，考察中外学术的交互影响、比较中国学术与异域学术（尤其是西方学术）之异同，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