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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年四月一日，兴工印造，至岁终可造一千万贯，措置收换旧会。每道收糜费钱
二十足，零百半之，应旧会破损，但贯百字存，印文可验者，即与兑换，内有假
伪，将辩验人吏送所司，其监官取朝廷指挥。每验出一贯伪会，追究元收兑会子
人，钱三贯与辩验人。如官吏用心，讫事无假伪，具姓名推赏。自十二月一日始
置局收换，至明年三月十日终尽绝，更不行用。
淳熙三年，诏第三界、四界各展限三年，令都茶场会子库将第四界铜板，接
续印造会子二百万赴南库桩管。当时户部岁入一千二百万，其半为会子，而南库
以金银换收者四百万，流行於外者才二百万耳。
范成大《揽辔录》载：“虏本无钱，惟炀王亮尝一铸正隆钱，绝不多馀，悉
用中国旧钱。又不欲留钱於河南，效中国楮币，於汴京置局造官会，谓之‘交钞’，
拟见钱行使。而阴收铜钱，悉运而北，过河即用钱，不用钞。钞文略曰：‘南京
交钞所准户部符，尚书省批降，检会昨奏南京置局印造一贯至三贯例交钞，许人
纳钱给钞，河南路官私作见钱流转。若赴库支取，即时给付，每贯输工墨钱一十
五文。候七年纳换别给，以七十为陌。伪造者斩，捕告者赏钱三百千。’前後有
户部管当令史、官交钞库使副书押，四围画龙鹤有饰。”
右石湖乾道充泛使入金国，道汴京，有交钞所，载其所见如此。其时中国
亦以币权钱，然东南之地有会子，又有川引、淮交、湖会，而鼓铸之所亦复不一，
所以常困钱币多而贱，秤提无策。而彼则惟以交钞行之河南，以中国旧钱行之河
北，似反简易也。元，颖滨使辽回奏事，亦言北界别无钱币，惟用中国钱云。
光宗绍熙元年，诏第七、八界会子各展三年。臣僚言：“会子界三年为限，
今展至再，则为九年矣，何以示信？”诏造第十界立定年限。
宁宗庆元元年，诏会子界以三千万为额，额外更增，许执奏不行。
嘉定二年，臣僚言三界会子数目滋多，称提无策。诏封桩库拨金银、度牒、
官诰绫纸、乳香，凑成二十万，添贴临安府官局，收换旧会，品搭入纳，以旧会
之二换新会之一。而称提新会最严，未免告讦肆起，根连株逮而苛政出；估籍徒
流，乡井相望而重刑用；假称提而科敷抑配，酷吏得志。
泉州守臣宋钧，南剑州守臣赵崇亢、陈宓，皆以称提失职，均降一官，崇亢、
陈宓各展二年磨勘。自是，岁月扶持，民不以信，特以畏耳。然籴本以楮，盐本
以楮，百官之俸给以楮，军士支犒以楮，州县支吾无一而非楮，铜钱以罕见为宝，
前日桩积之本，皆绝口而不言矣。是宜物价翔腾，楮价损折，民生憔悴，战士常
有不饱之忧，州县小吏无以养廉为叹，皆楮之弊也。楮弊而钱亦弊。昔也以钱重
而制楮，楮实为便；今也钱乏而制楮，楮实为病。况伪造日滋，欲楮之不弊，不
可得也。且国家建隆之初，赋入尚少，东征西伐，兵馈不绝於道，未尝藉楮以开
国也。靖康以来，外攘夷狄，内立朝廷，左支右吾，日不遑暇，未尝藉楮以中兴
也。至於绍兴末年，权以济用，至於孝宗，谋虑及此，未尝不曲尽其心焉。当时
内有三宫之奉，外有岁币之费，而造楮惟恐其多，收换惟恐其不尽，而或无以示
民信也。至於光、宁以来，造愈多而弊愈甚，其所幸者，恭俭节用，无土木之妖，
动静有常，无锡予之泛，所以楮虽弊而有以养其原也。
川引 高宗绍兴三年六月诏，四川自祖宗以来，先计引数，封桩本钱，常停
重钱以权轻券，故法不弊。中印给泛料数多，即将本钱侵用，故引法日坏。况
自张浚开宣府，赵开为总饷，以供籴本，以给军需，增引日多，莫能禁止。
七年二月，川陕副帅吴请置银会於河池。五月，中书省言引数已多，虑害
成法。诏止之。盖祖宗时，蜀交书放两界，每界止一百二十馀万。令三界通行，
为三千七百八十馀万，以至於绍兴末年，积至四千一百四十七万馀贯，所有铁钱
仅及七十万贯，又以盐酒等阴为称提。是以饷臣王之望亦请添印钱引以救目前，
不得不为朝廷久远之虑。当时诏添印三百万，委之望约度，给用即止。後之望只
添印一百万。
孝宗隆兴二年，饷臣赵沂依前指挥添印二百万。
淳熙五年闰六月，臣僚言：“蜀中钱引已增至四千五百馀万，增而不已，必
至於不可行，乞立定额，得增添。”从之。
光宗绍熙二年五月，诏川引展界行使。
宁宗嘉泰末，两界书放凡五千三百馀万缗，通三界书放益多矣。开禧末年，
饷臣陈咸以岁用不足，尝为小会，卒不能行。嘉定初，每缗止直铁钱四百以下，
咸乃出金银、度牒一千三百万，收回半界，期以岁终不用。然四川诸州去总所远
者千数百里，期限已逼，受给之际，吏复为奸。於是商贾不行，民皆嗟怨，一引
之直，仅售百钱。制司乃揭榜，除收兑一千三百万引外，三界依旧通行，又檄总
所取金银就成都置场收兑，民心稍定。自後引直五百铁钱有奇，若关外用铜钱，
引直百七十钱而已。
嘉定三年春，制、总司收兑九十一界二千九百馀万缗，其千二百万缗，以茶
马司羡馀钱及制司空名官告，总所桩管金银、度牒对凿，馀以九十三界钱引收兑。
又造九十四界钱引五百馀万缗，以收前宣抚程松所增之数，应民输纳者，每引
百帖八千。其金银品搭，率用新引七分，金银三分，其金银品色官称，不无少亏，
每旧引百，帖纳二十引。盖自元年、三年两收旧引，而引直遂复如故。昔高宗因
论四川交子，最善沈该称提之说，谓官中尝有钱百万缗，如交子价减，即官用钱
自买，方得无弊。
淮交 绍兴末年，会子行，未有两淮、湖广之分。
乾道元年，户部侍郎林安宅言，督府忘费，印给会子太多而本钱不足，遂致
有弊，乞别给会子二十万，背印付淮南州军行使，不得越过他路。
二年六月，诏别印二百、三百、五百、一贯交子三百万，止於两淮州县行使，
其日前旧会听对换。应入纳买卖，并以交子见钱中半。如往来不便，诏给交子、
会子各二十万，付镇江、建康府榷货务，使淮人之过江，江南人之渡淮者，皆得
对换循环使用。然自绍兴末年以前，铜钱禁用於淮而易以铁钱，会子既用於淮而
易以交子，於是商贾不行，淮民以困。右司谏陈良言：“莫若如旧，从民便。
铁钱已散，铜钱已收，且令兼行，以铁钱二当铜钱一，交子可以尽罢无疑也。”
上曰：“朕亦知其不可行，只为武锋一军在彼。”良又奏交子不便，诏两淮郡
守、漕臣各条其利害。皆谓所降交子数多，而铜钱并会子又不过江，是致民旅未
便。诏铜钱并会子依旧过江行使，其民交子许作见钱纳官，应在官交子日下尽
数赴行在左藏库交纳。
後又诏铜钱并会子依旧过江行使。又诏江南州郡民行使淮交者从便。至嘉
定十五年，增印及三百万，其数日增，价亦日损，称提无其术也。
湖会 孝宗隆兴元年，湖广饷臣王言：“襄阳、郢、复等处大军支请，以
钱银品搭。令措置於大军库堆垛见钱，印造五百并一贯直便会子，发赴军前，当
见钱流转，於京西、湖北路行使。乞铸勘会子、覆印会子印，及下江西、湖南漕
司根刷举人落卷，及已毁抹茶引故纸，应副抄造会子。”从之。及印造之权既专，
则印造之数日增，且总所所给止行本路，而京南水陆要冲，商贾必由之地，流通
不便。乃诏总所以印造铜板缴申尚书省，又拨茶引及行在会子收换焚毁。而总领
所谓：“江陵、鄂州商旅辐辏之地，每年客贩官盐动以数百万缗，自来难得回货。
又湖北会子不许出界，多将会子就买茶引，回往建康、镇江等处兴贩。今既有行
在会子可以通行，谁肯就买茶引？缘每年帖降引数多。若卖不行，军食必阙。”
朝廷遂寝其议，乃再印给湖北会子二百万贯，收换旧会。至嘉定十四年，诏造湖
广会子三十万，对换破损会。自後因仍行之。
按：钱币之权当出於上，则造钱币之司当归於一。汉时，常令民自铸钱，及
武帝则专令上林三官铸之，而天下非三官钱不得行，郡国前所铸钱皆废，销输其
铜三官。然钱以铜、铁、铅、锡而成，而铜、铁、铅、锡搬运重难，是以历代多
即坑冶附近之所置监铸钱；亦以钱之直日轻，其用日广，不容不多置监冶，铸以
供用。中兴以来，始转而为楮币。夫钱重而直少，则多置监以铸之可也；楮轻而
直多，则就行都印造足矣。今既有行在会子，又有川引、淮引、湖会，各自印造，
而其末也，收换不行，称提无策，何哉？盖置会子之初意，本非即以会为钱，盖
以茶、盐钞引之属视之，而暂以权钱耳。然钞引则所直者重（承平时，解盐场四
贯八百售一钞，请盐二百斤），而会子则止於一贯，下至三百、二百。钞引只令
商人凭以取茶、盐、香货，故必须分路（如颗盐钞只可行於陕西，末盐钞只可行
於江淮之类），会子则公私买卖支给无往而不用，且自一贯造至二百，则是明以
之代见钱矣。又况以尺楮而代数斤之铜，赍轻用重，千里之远、数万之缗，一夫
之力克日可到，则何必川自川，淮自淮，湖自湖，而使後来或废或用，号令反覆，
民听疑惑乎？盖两淮、荆湖所造，朝廷初意欲暂用而即废，而不知流落民，便
同见钅强，所以後来收换生受，只得再造，遂愈多而愈贱，亦是立法之初，讲之
不详故也。
东莱吕氏曰：“泉布之设，乃是阜通财货之物，权财货之所由生者。考之於
古，如《管子》论禹汤之币，禹以历山之金，汤以庄山之金，皆缘凶年，故作币
救民之饥。考之《周官·司市》，凡国有凶荒，则市无征而作布。又考单穆公谏
景王之说，古者天灾流行，於是量资币，权轻重，作币以救民。以《管子》与
《周礼》、单穆公之论，观夏商之时所以作钱币，权一时之宜，移民通粟者，为
救荒而设，本非先王财货之本虑。所以作钱币，论国用，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
以三十年通制，则有九年之食，以为财货之盛。三登曰太平，王道之盛也。以此
知古人论财货，但论九年之积，初未尝论所藏者数万千缗，何故？所论农桑，衣
食财货之本；钱布流通，不过权一时之宜而已。先有所谓粟，泉布之权方有所
施，若是无本，虽积钅强至多，亦何补盈虚之数。所以三代以前论财赋者，皆以
粟为本，所谓泉布，不过权轻重，取之於民。所以九贡、九赋用钱币为赋甚少，
所谓俸禄亦是颁田制禄，君、卿、大夫不过以采地为多寡，亦未尝以钱布为禄。
所以三代之人多地著，不为末作，盖缘钱之用少。如制禄既以田，不以钱，制赋
又自以粟布帛，其用钱甚少，所以钱之权轻，惟凶年饥荒所以作币。先儒谓
金铜无凶年，权时作此，以通有无，以均多少而已。所以三代之前论布泉者甚少。
到得汉初有天下，尚自有古意，王公至佐吏以班职之高下，所谓万石、千石、百
石，亦是以粟制禄。不过口、算，每人所纳，百馀年尚未以钱布为重，至武帝
有事四夷，是时国用不足，立告缗之法，以括责天下，自此古意渐失，钱币方重。
大抵三代以前，惟其以粟为本，以泉布为权，常不使权胜本，所以当时地利既
尽，浮游末作之徒少。後世此制坏，以匹夫之家藏钅强千万，与公上争衡，亦是
古意浸失，故後世贡禹之徒欲全废此，惟以帛为本，此又是见害惩艾，矫枉
过直之论。大抵天下之事，所谓经权本末，常相为用，权不可胜经，末不可胜本，
若徒见一时游手末作之弊，欲尽废之，如此则得其一，不知其二。後世如魏文帝
时天下尽不用钱，贡禹之论略已施行，遂有湿薄绢之弊，反以天下有用之物为
无用，其意本要重帛，反以轻帛。天下惟得中平论最难，方其重之太过，
一切尽用，及其废之太过，一切尽不用，二者皆不得中。然三代以前更不得而考，
自汉至隋，其泉布更易虽不可知，要知五铢之钱最为得中。自汉至隋，屡更屡易，
惟五铢之法终不可易。自唐至五代，惟武德时初铸‘开元钱’最得其中，自唐至
五代，惟‘开元’之法终不可易。论者盖无不以此为当。以此知数千载前有五铢，
后有‘开元’最可用。何故？论太重，有所谓直百、当千之钱；论太轻，则有所
谓榆荚、三铢之钱。然而皆不得中，惟五铢、‘开元’铢两之多寡，鼓铸之精密，
相望不可易。本朝初用开元为法，其钱皆可以久行。自太宗以张齐贤为江南转运，
务欲多铸钱，自此变‘开元’钱法，钱虽多，其精密俱不及前代。本朝张齐贤未
变之前，所谓‘太平钱’尚自可见，齐贤既变法之後，钱虽多，然甚薄恶不可用。
当时务要得多，不思大体。国家之所以设钱以权轻重本末，未尝取利。论财计不
精者，但以铸钱所入多为利，殊不知铸钱虽多，利之小者，权归公上，利之大者。
南齐孔ダ论铸钱不可以惜铜爱工，若不惜铜，则铸钱无利，若不得利，则私铸不
敢起，私铸不敢起，则敛散归公上，鼓铸权不下分，此其利之大者。徒徇小利，
钱便薄恶，如此，奸民务之皆可以为。钱不出於公上，利孔四散，乃是以小利失
大利。南齐孔ダ之言乃是不可易之论。或者自缘钱薄恶後，论者纷纷，或是立法
以禁恶钱，或是以钱为国赋，条目不一，皆是不揣其本而齐其末。若是上之人不
惜铜爱工，使奸民无利，乃是国家之大利。泉布之法，总而论之，如周、如秦、
如汉五铢、如唐开元，其规或可以为式，此是钱之正。若一时之所铸，如刘备铸
大钱以足军市之财，第五琦铸‘乾元钱’，此是钱之权也。如汉武帝以鹿皮为币，
王莽以龟贝为币，此是钱之蠹也。或见财货之多，欲得废钱；或见财货之少，欲
得鼓铸。皆一时矫枉之论，不可通行者也。若是权一时之宜，如寇之在蜀创置
交子，此一时举偏救弊之政，亦非钱布经久可行之制。交子行之於蜀，则可；於
他，利害大段不同。何故？蜀用铁钱，其大者以二十五斤为一千，其中者以十三
斤为一千，行旅赍持不便，故当时之券会，生於铁钱不便，缘轻重之推移，不可
以挟持。交子之法，出於民之所自为，之於官，所以可行。铁钱不便，交子即
便。今则铜钱稍轻，行旅非不可挟持，欲行楮币，铜钱便，楮券不便。昔者之
便，今日之不便。议者欲以楮币公行，参之於蜀之法，自可以相依而行，要非经
久之制。今日之所以为楮券，又欲为铁钱，其原在於钱少，或稍为铜器，或边鄙
渗漏，或藏於富室。今则所论利害甚悉。财利之用，在於贸易，孔ダ之论，宜不
惜铜爱工，不计多寡，此最的当推本之论。钱之为物，饥不可食，寒不可衣，至
於百工之事，皆资以为生，不可缺者。若是地力既尽，帛有馀，山泽之藏咸得
其利，钱虽少不过钱重。钱虽重，彼此相权，国家之利，亦孔ダ之论。要当寻古
义，识经权，然後可也。”
水心叶氏曰：“钱之利害有数说。古者因物，权之以钱；後世因钱，权之以
物。钱币之所起，起於商贾通行，四方交至，远近之制，物不可以自行，故以金
钱行之。然三代之世，用钱至少，自秦、汉以後浸多，至於今日，非钱不行。三
代以前，所以钱极少者，当时民有常业，一家之用，自米、布帛、蔬菜、鱼肉，
皆因其力以自致，计其待钱而具者无几。止是商贾之贸迁，与朝廷所以权天下之
物，然後赖钱币之用。如李悝平籴法，计民一岁用钱只一千以上，是时已为多矣，
盖三代时尚不及此。土地所宜，人力所食，非粟则布帛，与夫民之所自致者，
皆无待於金钱，而民安本著业，金钱亦为无用，故用之至少，所用之数，以岁计
之，亦是临时立法，制其多少。後世不然，百物皆由钱起，故因钱制物，布帛则
有丈尺之数，粟有斛斗之数，其他凡世饮食资生之具，皆从钱起，铢两多少，
贵贱轻重，皆由钱而制。上自朝廷之运用，下自民输贡、州县委藏、商贾贸易，
皆主於钱，故後世用钱百倍於前。然而三代不得不少，後世不得不多。何者？三
代各断其国以自治，一国之物自足以供一国之用，非是天下通行不可阙之物，亦
不至费心力以营之。上又明立禁戒，不要使天下穷力远须，故《书》曰‘惟土物
爱，厥心臧’。《老子》曰：‘致治之极，民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邻国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