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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吴文藻、派克和史禄国给了费孝通扎实的社会学、人类学理论知识的话，那么他的姐姐费达生就给他提供了宽阔的实践场所。他在开弦弓村不仅养好了伤，更重要的是积累了大量的社会调查素材。在这里，他把广西之行搜集到的素材写出了学术著作《花篮瑶社会组织》。
在这本书的“编后记”里，费孝通饱含深情地写道：“瑶山并不都是陷阱，更不是一个可怕的地狱。瑶山是充满着友爱的桃源！我们的不幸，是我们自己的失误，所以希望我们这次不幸并不成为他人前车之鉴，使大家裹足不前。我们只希望同情于我们的朋友能不住地在这道路上走，使中国文化能得到一个正确的路径。”
贫穷的大瑶山明明夺去了爱妻的生命，又给费孝通的脚骨带来了终生不愈的痛苦，可费孝通非但不憎恨大瑶山，反而说大瑶山是友爱的桃源。在个人命运和民族命运国家命运之间，费孝通首先想到的是国家和民族，他以热血荐轩辕，只是为了使中国文化找到一条正确的路径。
1936年9月，费孝通带着《花篮瑶社会组织》
一书的初稿和在开弦弓村调查的资料，远渡重洋奔赴英国留学。在伦敦经济政治学院，师从英国人类学和社会学泰斗马林诺斯基。
马林诺斯基是个60多岁的瘦削的老头，秃顶、高度近视，却有着鹰样的敏锐。他是一个非常务实的学者，觉得作为一个国际人类学者，必须首先离开对未开化状态的研究，进入对世界上为数众多的、在经济和政治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民族的较先进文化的研究。他也是一个非常和善的老头，经常和费孝通彻夜长谈。他从来不指定书目要费孝通读，也从来不盘问他书本上的知识，但是当他迫问费孝通在社会调查时所观察到的事：实时，却像一个严格的法官滴水不漏。费孝通兴致勃勃地向他讲述了在开弦弓村的所见所闻，他兴奋地说：“密斯特费，你的这些调查材料太珍贵了，你就用这些资料来撰写博土论文吧！”
费孝通被导师点燃了激情，他每写完一章论文，就迫不及待地给导师念。马林诺斯基躺在床上，用白布把眼睛蒙住，似乎只有这样才能人静。费孝通站在床边，恭恭敬敬地念着论文。有时候他以为导师睡着了，刚想停下来休息一会儿。谁知导师突然从床上跳了起来，对他说你哪段写得不够好，应该如何修改。他虽然话语不多，却句句都说到点子上。导师渊博的学识、聪颖的头脑、敏捷的反应潜移默化地影响了费孝通，他学会了如何在浩如烟海的材料中迅速分析材料，提炼主题、阐述思想。
1938年春天，他在马林诺斯基教授的指导下，把自己在开弦弓村调查的资料撰写成一篇博士论文。也许是觉得开弦弓村的名字太拗口，他把开弦弓村改成了江村。为了导师能够看得懂这篇论文，他通篇都是用英文写的，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学术著作《江村经济》。
马林诺斯基对这篇博士论文非常赏识，觉得这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伟大著作。他称赞说：“我敢于预言费孝通博士的《江村经济》一书将被认为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本书让我们注意的并不是一个小小的微不足道的部落，而是世界上一个最伟大的国家。作者并不是一个外来人，在异国的土地上猎奇而写作的；本书的内容包含着一个公民对自己的人民进行观察的结果。作者一切观察所具有的特征是态度尊严、超脱、没有偏见。这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人在本乡人民中间进行工作的成果。一个民族研究自己民族的人类学当然是最艰巨的，同样，这也是一个实地调查工作者的最珍贵的成就。”
在祖国最危难的时刻回到她的身边
在导师的帮助下，1939年，英文版的《江村经济》在伦敦出版。费孝通在卷首用英文写道：“献给我的妻子王同惠。”
书籍出版后，在国际上引起轰动。国际人类学、社会学界认为这本书把人类学的研究推进了一步，从这本书开始，走上了一条本地人调查研究本地情况，本民族人调查研究本民族情况的广阔的道路，而且用人类学的方法研究了一个有高度文明的中国社会。
费孝通的研究成果得到了国际人类学、社会学同行的认可，奠定了他在国际人类学、社会学界的学术地位。
掌声如雷，花团锦簇，可费孝通的心却感到一阵阵的惶惑。他住在泰晤士河畔的下栖区，每当黄昏时分，他常常一个人到河边散步。隔着沉沉的暮霭，望着人声鼎沸的伦敦桥，苍老的棱角疲乏地射人异乡客的心头。大都市仿佛是一个沉重的铁锤，紧紧地压着为一日三餐疲于奔命的市民。热闹中的寂寞是最大的寂寞，人群中的孤独是最深的孤独。人似乎是水中的浮萍，漫无目的地漂浮。这是一种文化的孤独还是生活的孤独？费孝通那颗火热的心盼望着野性的呼唤。
。 ：当费孝通在大洋彼岸戴上博士帽的辉煌时刻，他的祖国正在日寇的铁蹄践踏之下。马林诺斯基热情地挽留他在英国继续钻研学问，他斩钉截铁地说：“我的祖国正在经受着战争的创伤，我的同胞正在遭难，我是中国人，我必须在祖国最危难的时刻回到她的身边去！”
他毅然告别了德高望重的马林诺斯基教授，登上了开往祖国的轮船。由于战乱，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等学校搬迁到云南昆明，吴文藻教授在云南大学创建了社会学系，学成归来的费孝通不远万里投奔恩师来了。
当时的昆明群英荟萃人才济济：冯友兰、陈寅恪、闻一多、朱自清、沈从文、钱穆、吴晗等一大批专家学者都汇集于此。
费孝通乘船从越南的西贡登陆，辗转来到了大后方昆明。到昆明后，他在由云南大学和燕京大学联合成立的社会学研究室主持工作，并且担任了燕京大学和云南大学的助理教授。当年老师教的田野工作法在他的脑海里深深地扎下了根，他非常注重实地调查，刚刚到昆明半个月，他就跑到离昆明100公里的禄丰县深入生活。他来自于农村，熟悉农村，对农民的命运非常关注，对农村问题有着深刻的研究。凭着对中国农民深厚的感情和扎实的社会学、人类学知识，他一口气又写出了很多文章。当时，他所在的村子名字很拗口，他给这个村子起名为禄村，把自己的研究文章取名为《禄村农田》。
费孝通是多血质的性格，他热情奔放，容易激动，他有一颗创造性的头脑，他像一块磁石把大家紧紧地吸引在自己周围。战乱时期，中国大地满目疮痍，连文房四宝都紧缺，哪里有地方印书啊？为了让这些写给农民看的文章早日问世，费孝通和他的学生们自己动手刻蜡版，用油印机印。很多文章都是费孝通亲自刻蜡版，亲自印出来的。他的学术著作总是带着泥土的芳香，他写的每一段话都说到了农民的心坎里。人们称他是“中国农民的代言人”。
爱情之花遇到第二个春天
费孝通在英国留学时，他的出众才华赢得了很多女同学的青睐。但他从来没有动过心，他觉得在这个世界上，上帝已经赐给了他最完美的女人王同惠。今生今世，他再也不可能遇到像同惠这样的红颜知己。
上帝似乎格外偏爱费孝通，正当他把全部精力放到教学和调研上时，一位身材苗条温文尔雅的女性来到了他的身边。她有—个充满诗意的名字：孟吟。
说来也巧，盂吟是江苏常熟人，在苏州师专念书时和一个叫做孙留云的女同学最要好。孟吟的父亲是清朝的武状元。父亲有一个姓黄的老朋友，俩人做主给各自的孩子订了娃娃亲，让孟吟嫁给黄家的儿郎。
师专毕业后，家人逼她成婚，倔犟的孟吟只身离家出走，逃婚逃到了印度尼西亚。开始当小学老师，后来当上了小学校长。费孝通的大哥费振东在上海读大学时参加了左派的政治活动，为躲避白色恐怖，他逃到了海外。从1927年开始，他一直在东南亚生活了21年。
在印度尼西亚，费振东是著名的记者兼教育家，他的妻子就是毕业于苏州师专的孙留云。在海外，华人们经常聚到一个圈子里。孟吟因为和孙留云是同窗好友，也结识了费振东。
抗战期间，华侨们越发思念祖国。孟吟一寻思：祖国被日寇的铁蹄践踏得千疮百孔，作为一个中国人，应该在祖国最危难的时候回到她的身边去。于是，孟吟毅然决然地回到了祖国。她在家乡呆了一段儿，然后来到云南，想在云南养蚕缫丝，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到了云南，她才晓得当地不适宜养蚕，便想着为教育事业做点事情。
孙留云是费家的大儿媳妇，孟吟通过她早就认识了费家长子费振东、长女费达生，费家人对她印象很好。在云南，孟吟很自然地结识了费家的小儿子费孝通。有缘千里来相会，费孝通被孟吟善良质朴的个性打动了，俩人从相识到相知，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1939年，在恩师吴文藻和冰心昆明的家中，费孝通和盂吟喜结百年之好。主婚人是来自苏州的牧师。费孝通觉得孟吟像一朵来自山间的百合，单纯热情，有着乡土气息。她的身上有着淑女的端庄和村姑的朴实，也有着很多自己所缺少的东西。她不喜欢看电影，不喜欢高谈阔论，却总是在屋里屋外劳动，殷勤好客，是个闲不住的人。
就这样，孙留云和孟吟这对苏州师专的高才生成了费家的妯娌。婚后不久，孟吟就怀孕了。他们在昆明小住了一段，日军的飞机经常来轰炸，孟吟整天提心吊胆，生怕肚子里的孩子有个闪失。
1940年10月，日寇的飞机再一次狂轰滥炸，怀孕八个月的孟吟和丈夫一道沿着小路撤退到附近的大山里。飞机走了之后，他们回到自己的住处，发现房子已经被炸弹炸毁了。无家可归，费孝通领着妻子来到附近的农民家借宿。
他们很快又搬到了新家，那是一个简陋的农户，家徒四壁，费孝通觉得很对不起妻子。可孟吟却乐呵呵地整天操持着家务。隆冬季节，她很快就要生孩子了，可丈夫却没钱送她去医院。他们本来打算请个接生婆在家里生：，可固执的房东说啥也不让她在家里分娩。当地有这样一种说法：生孩子有血光之灾。费孝通只好在镇子上找了一个广东人，好说歹说租了他的一间小房作为产房。
1940年12月12日，随着一阵嘹亮的哭声，一个女婴呱呱坠地了。费孝通征得妻子的同意后，为女儿起名为费宗惠。宗是宗仰的意思，惠就是王同惠的惠字，这个名字的意思是推崇、景仰、纪念王同惠。
费孝通虽然身为大学教授，可微薄的工资却养不活一家人。费孝通发现庄稼汉比他这个大学教授赚钱赚得多，不胜感慨。他连奶粉都买不起，女儿经常饿得哇哇大哭。费孝通是个有家庭责任感的丈夫，看到工资入不敷出，他真是忧心如焚，只好拼命写文章赚稿费补贴家用。最困难的时候，他甚至在云南大学门口的茶馆里摆摊卖文章。
看到丈夫白天在敌机的轰炸间隙拼命做学问，晚上还要为生计发愁，善良贤惠的孟吟的心像利刀绞割般地疼痛。她觉得作为一个男人，有爱家之心就足够了，家庭的重担应当由女主人来承担。于是她一会儿采来野菜，掺和着玉米面蒸成菜团子；一会儿用仅有的一点猪肉做成腊肠，再采来鱼腥草等植物，炒成一盘香喷喷的菜聊补无米之炊。家里穷得叮当响，盂吟从来没有埋怨过丈夫。她用柔弱的肩头撑起了风雨飘摇的家；由于营养不良，小宗惠经常生病，费孝通没钱买药，只好向同事们借钱给女儿买药。
女人是家庭的轴心，一个好女人可以把一间寒舍营造成充满温馨的暖巢。孟吟正是这样一个好女人，她心灵手巧，经常给丈夫和女儿裁布做衣服。家里有了一点好吃的，她首先想到的是丈夫和女儿。
女儿刚刚出生时，费孝通担任云南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后来提拔为教授和系主任。当时，吴文藻教授在昆明创办了燕京大学和云南大学社会学实地调查工作站，为莘莘学子们提供了一个实地学习的场所。1940年，吴文藻教授到了重庆，这个工作站就由吴先生的得意门生费孝通担任站长；
由于经常遭受敌机的骚扰，1940年10月，这个工作站从昆明迁到了呈贡镇西边的老城墙村，找了一栋三层楼，并命名为“魁星阁”。孟吟也抱着襁褓中的小宗惠住到了这里。
老城墙村已经廉颇老矣，村口的围墙上布满了枪眼弹孔。狭窄的石子路坎坷不平，一间间店铺阴暗潮湿，农妇们在店铺前摆满了蔬菜摊。
虽然老城墙村风雨飘摇，可魁星阁里却群星荟萃。当时，有六个研究人员和费孝通一家住在这里。战争使老城墙村满目疮痍，他们经费奇缺’，没有钱买照相机和胶卷等器材。为了出版论文，费孝通就亲自动手刻蜡版、，用手摇油印机印刷。《易村手工业》这篇论文，就是费孝通亲自刻制亲自印刷的；
在艰难的抗战岁月，孟吟像一根蜡烛，燃烧着自己，照亮着丈夫，全力以赴地支持着丈夫的学术研究。在妻子的支持下，贫穷的生活不但没有束缚费孝通的创造力，反而更加激励起他愈挫愈奋的勇气。他熟悉乡村、热爱乡村，每写一篇论文，他总喜欢用做社会调查的这个村子的村名做题目，《禄村农田》、《易村手工业》、《五村农业和商业》等脍
炙人口的文章就是在这段时间完成的。
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
1943年，费孝通应邀访问美国。临行前，宗惠扑进爸爸的怀里，紧紧地拽着爸爸的衣襟，好像生怕爸爸被别人抢走似的。费孝通看着两岁的女儿和爱妻，心里一阵酸楚，颇有些恋恋不舍。孟吟笑吟吟地抱过了女儿，对丈夫说：“孝通，你放心去吧，家里有我呢！”
费孝通带着对妻子和女儿的无限思念来到了大洋彼岸，在美国的一年时间里，他把《禄村农田》、《易村手工业》、《玉村农业和商业》三篇文章翻译成英文，编写成一本叫做《被土地束缚的中国》的书，这本书的中文版名字叫做《云南三村》。
他像一块海绵，到了哪里都拼命吮吸知识的乳浆；他像一只勤劳的蜜蜂，到了哪里都勤奋地写作。他用一个社会学家的眼光认真地观察美国社会，写了一系列的介绍美国的文章，最后把这些文章汇总成一本书，书名叫做《初访美国》。
一年之后，费孝通从美国回到了昆明，继续搞农村调查。抗战胜利后，费孝通高兴得心花怒放，他满以为老百姓终于可以过上和平幸福的生活了。然而事与愿违，国民党政府又发动了内战，费孝通毅然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他拥护民主，反对内战，是当时西南联大最有血性最敢讲话的民主教授之一，因此也上了蒋介石的暗杀黑名单。
1945年11月25日晚上，在西南联大举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演讲会。这次演讲会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恐惧，他们出动了大批军警特务包围会场。轮到费孝通发言时，突然全场停电枪声大作，费孝通毫不畏惧，在黑暗中大声喊道：“不但在黑暗中我们要呼吁和平，在枪声中我们还要呼吁和平。我们要用正义的呼声压倒枪声！”
虽然会场一片黑暗，可人们却情绪激昂，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口号声如雷贯耳。回到家里，女儿费宗惠一头扑进他的怀里。他抚摸着宗惠的头发，心中万分感慨。女儿还不满五岁，正是天真烂漫，时，她多么需要和平与安宁啊！
第二天，宗惠和邻居家一个叫做邱小妹的女孩儿在门口玩耍，小宗惠的手里还拿着一个布老虎。多么恬静的一幅女儿图啊！身穿长衫的费孝通左手扶着女儿费宗惠的肩膀，右手拉着邱小妹的手，请人给他们拍了张合影。照片洗出来后，费孝通在照片背后写道：〃1945年11月，云南大学教员宿舍，民主运动高潮时节。”
白色恐怖笼罩着昆明，1946年7月的一天，宗惠扁桃腺发炎发起了高烧，孟吟领着女儿来到云南大学校医院，发现偌大的医院里一个人都没有。五岁的宗惠有气无力地靠在妈妈怀里，孟吟急得火烧火燎。她们正准备外出找医生，突然看到两辆黄包车停在了校医院门口。宗惠一看，每辆黄包车上坐着一个人，身上裹着被子，鲜血把被子和车都染红了。她吓得紧紧地拉着妈妈的手，不敢看那两个血人。后来，她才晓得这两个人就是闻一多先生和他的儿子闻立鹤。闻一多先生牺牲了，他的儿子闻立鹤被救了过来。这一幕虽然已经过去了57年，可那两个血人却深深地烙在了宗惠的记忆里。
李公朴和闻一多先生相继遭到暗杀，费孝通因为敢说真话早就上了国民党特务的黑名单。特务们跑到费孝通家里寻衅滋事，在那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日子里，孟吟每天都在为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