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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公朴和闻一多先生相继遭到暗杀，费孝通因为敢说真话早就上了国民党特务的黑名单。特务们跑到费孝通家里寻衅滋事，在那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日子里，孟吟每天都在为丈夫的安全担心。一天，费孝通又去参加会议，孟吟的心像揣了十五个吊桶七上八下的。正在这时，一个叫做刘尧汉的学生满头大汗地来到孟吟面前，焦急使他说话有点口吃：“师母，费，费……”
孟吟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儿，她急切地说：“你别着急，你就说孝通现在是好还是不好？”
刘尧汉说：“好。”
孟吟的心这才一块石头落了地。那时候，国民党特务成天戴着鸭舌帽和墨镜围着费孝通一家住的平房转悠，昼夜对他进行盯梢。为了保证费孝通等人的安全，在有关方面的关怀下，楚图南、潘光旦、费孝通等人被送到了美国驻云南领事馆避难。
正在这危急时刻，国外的朋友向费孝通发出邀请，请他到英国做学术交流。多亏了外国友人的邀请，才使性格耿直的费孝通虎口脱险；
费孝通出国后，孟吟带着女儿来到了苏州。她对女儿要求非常严格，每天必须写毛笔字，写好后才能出去玩。与此同时，费孝通在英国发表了《重访英伦》的文章。他身在异邦，心系祖国，在国内报刊上发表了大量的时事评论，被《大公报》评为16位中国名作家之一。国外媒体称赞他是“中国最杰出的政治分析家”和“中国最深刻的政治评论家”。
1947年2月，费孝通从英国回到北平，在清华大学教书。孟吟也带着女儿来到了北平，住在清华园的胜因院宿舍。在费宗惠的记忆里，父亲每天晚上总是坐在桌子前写作，有时小宗惠都睡醒一觉了，还能看到爸爸在书桌前奋笔疾书的背影。费孝通思维活跃，精力充沛，学术功底扎实，笔头子又很快，每个星期都要发表五至八篇文章。他饱含深情地说：“当时我年华方茂，刚身受反动势力的迫害，岂肯默尔而息？于是仰首伸眉，振笔疾书，几乎每期的《观察》都有我署名或不署名的文章。在我是件快事，对《观察》来说多一个快手。”
费孝通担任清华大学的副教务长，主管文科。费宗惠上了北京市成志小学，这个学校就是清华附小的前身，校长是大名鼎鼎的钱伟长的夫人孔祥瑛。成志小学的教学质量很高，老师们都很尽职尽责。学地理课时，老师就让孩子边学边玩，小宗惠觉得这种教育方法太带劲了。她在这里受到了教育的启蒙，各门功课都很优秀。费孝通很关心女儿的学习，让她读《红楼梦》等文学名著。这段日子是小宗惠最开心的日子，清华园附近有圆明园、颐和园，一箭之遥的西苑还有一个宽阔的扇子河。她经常和同学们一道到河里摸鱼捉虾，或者爬到圆明园的树上摘桑葚吃。
童年是那样无忧无虑，宗惠念完了小学，考取了北京五一女子中学，就是后来的女12中。宗惠贪玩淘气喜欢运动的个性仍然没有改掉。初一的一天，她放学后和同学一道来到北海公园，学起了滑冰。她迷上了滑冰，越是摔跟头就越是想学，她玩疯了，不知不觉天就黑了。她急忙背着书包急匆匆向家里赶去。回到家里，她蹑手蹑脚地走进屋，刚想找点东西吃，谁知一向和蔼的父亲却严厉地问道：“你干什么去了？”
她战战兢兢地说：“我……我到北海滑冰去了。”
父亲吼道：“滑冰，为什么不跟家里打声招呼，你知道你回来晚了家里有多担心吗？”
宗惠从来没见过父亲发这么大的火，惭愧地低下了头。她知道父亲之所以发火，还不是因为心疼女儿吗？真人不露相，蔫人出豹子，不爱发火的人发一顿火那才叫吓人呢，费孝通的这顿火没有白发，从那儿以后，宗惠再也不敢不打招呼就晚回家了。直到现在，她无论到哪里，都要跟家里打声招呼。回来晚了，非得给家人打个电话通报一下不可。
这时，费孝通的家住在东四七条的一个四合院里，他在屋里摆满了书。费宗惠特别喜欢在父亲的书房里看书。费孝通非常喜欢孩子，按照他的意愿，他希望妻子多生几个孩子。可是孟吟身体不好，为了妻子，他放弃了再要孩子的念头，把精力都放在培养女儿上。他给女儿布置学习任务，由妻子负责检查。
俄罗斯文学埋下了理想主义的种子
费孝通参加了第一届全国政协代表大会，又作为中央民族访问团的副团长率领队伍来到贵州少数民族村寨，宣传党的民族政策。1951年，费孝通担任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1952年，我国高校实行改革，院系调整时，社会学被列为资产阶级学科被打人冷宫彻底取消。
新中国百废待兴，费孝通时刻关注着祖国的命运。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被取消了，可费孝通关心社会深入调查的作风没有变。他一方面经常深入乡村，做社会调查，写出了《重访江村》等文章；一方面秉笔直书，写出了脍炙人口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万万没有想到这篇受到周总理赞扬的轰动全国的文章，竟然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证，与祖国和人民休戚与共的费孝通被打成右派。
从1952年开始，费孝通就和潘光旦老师住邻居。费宗惠经常跑到潘光旦教授家玩耍，和潘公公的女儿潘乃谷成了好朋友。潘乃谷报考的是农业机械化学院，回家经常向宗惠讲学农业的乐趣和北大荒的故事。那时候，苏联电影《女拖拉机手》刚刚放映，里面出现的集体农庄的场景和女拖拉机手的形象，对宗惠充满了诱惑。这部电影在宗惠的心田里埋下了理想主义的种子。
1958年宗惠高中毕业参加高考，按照她的学习成绩是可以报考北大、清华的，可父亲是全国闻名的大右派，报考这样的名牌大学肯定要被刷掉。她突然想起了潘乃谷报考的大学，对，就报考农业机械化学院！
填写报考志愿时，她第一志愿就填了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农业机械化专业，并以优异成绩被录取了。同学们开玩笑地说：“宗惠，你是个漏网分子，你爸爸是大右派你怎么能够上大学呢？”
她抿嘴一笑，一句话都没有说。正因为父亲是大右派，宗惠在大学期间一直夹着尾巴做人。她把全部精力都放在学习上，成绩在班里出类拔萃。酷爱运动的天性没有泯灭，她参加了学校的篮球队，打左前锋。大班里有一个叫做张荣华的男生，学习勤奋，待人热情，还是团支部组织委员。五年的大学生活朝夕相处，费宗惠和张荣华产生了爱情。张荣华家住上海，父亲是个工人。他和费宗惠同岁，都是1940年出生的，属龙，小名叫小龙。他们从18岁就在一个教室上课，低头不见抬头见，可谓知根知底。
费宗惠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向父母诉说了恋爱的经历，女儿是妈的贴身小棉袄，一向疼爱女儿的孟吟皱起了眉头：“宗惠啊，你爸爸是大学教授，而小张的爸爸是个工人，你是不是再考虑考虑，婚姻最好是门当户对。”
费孝通一听急忙打断妻子的话：“宗惠，找对象关键是图人好，不仅要看他对你怎么样，还要看他对别人怎么样。在你的婚姻大事上，我们做父母的决不干涉，要尊重孩子的感情，大主意你自己拿！”
在父亲的关心下，费宗惠和张荣华互相帮助互相勉励，感情急剧升温。五年的大学生活一晃就过去了，毕业时，他们已经定了终身。费宗惠被分配到位于吉林省公主岭的吉林省农业机械化学校当老师。张荣华根红苗壮，出身好；既是学习尖子，又是团干部，分配个好单位本来不成问题，可他却坚决要求和费宗惠分配在一起。
有人惋惜地说：“小张啊，你好好掂量掂量，要是听组织的，你可以分配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要是非得和费宗惠分配到一起，那你只能到公主岭了。你是南方人，家在上海，生活多方便，东北那冰天雪地深山老林你受不了，你可要三思而后行啊！”
张荣华斩钉截铁地说：“我不在乎苦不苦，只要能和宗惠在一起，我就知足了！”
1963年9月，费宗惠和张荣华最终被分配到吉林省公主岭。临行前，费宗惠问父亲：“爸，我是独生女，按照政策父母身边应该留一个孩子，要不要跟领导提一提要求留在北京？”
费孝通果断地说：“宗惠，你是学农业机械化的，应该到第一线去。东北有大片的黑土地，你应该到那里去为国家的农业机械化做出贡献！”
五十五载春秋相濡以沫
惟一的女儿去了东北，家里显得冷冷清清。多亏了孟吟，承揽了全部的家务活。孟吟姊妹四个，她是老大，下面有两个妹妹，一个弟弟。她从小就帮着妈妈料理家务，学会了很多家务活。她烹饪手艺极佳，用烤箱做的点心可以和西餐店媲美。费孝通喜欢吃肉，她就变着法研究红烧肉的做法，最后竟然把红烧肉烧得晶莹透亮。她做的苏州风味的菜肴是费孝通最喜欢吃的菜。她有着一双巧手，会织毛衣，刺绣，还会做皮衣。宗惠小时候的衣服都
是妈妈亲自缝制。孟吟用几块钱买块花布，一顿饭的功夫就做成了一条漂亮的连衣裙。同学们都很羡慕宗惠，追问她衣服是在哪个时装店买的。
对于丈夫，盂吟更是尽心尽力。费孝通所有的衣服，无论是西装还是长衫，无论是皮袄还是衬衣，都是妻子亲手制作的。她酷爱清洁，偏爱白颜色，家里的床罩、床单、被套、枕套都是白颜色，她用搓板把床上用品洗得干干净净，还要浆得平平整整。邻居们到了费孝通家里，看到屋里一尘不染，开玩笑地说：“你们家太干净了，我们都不敢坐。”
费孝通总是热情地说：“快坐快坐，没那么多客套。”
孟吟既善良又好客，自己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却对周围的人十分慷慨。费孝通的司机老熊家里孩子多，她经常给老熊的孩子做衣服，做好吃的，还拿出家里的钱接济他。对于民族学院的职工和司机以及老邻居，孟吟经常慷慨解囊。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到处都在炮轰牛鬼蛇神。孟吟作为反动学术权威的家属，也属于炮轰之列。费孝通整天挨批斗，孟吟被勒令回到原籍。她来到紫竹院派出所迁户口，民警们都认识这个尽做善事的老太太。她在单子上填上了“返乡”二宇。派出所的警察一看连忙说：“你不要填返乡，要填投靠。填了返乡户口迁走后就很难迁回来了，而且还要返到最基层的乡村。填投靠就可以不去乡村，你公公在苏州，你的户口就可以落在苏州，将来公公去世后还有迁回户口的可能。”
连平时不怎么打交道的派出所的民警都愿意帮助她，孟吟的善良由此可见一斑。
孟吟到了苏州，刚巧费孝通的父亲费璞安被打成牛鬼蛇神整天挨斗，老先生咽不下这口气，一怒之下得了脑血栓。他身体偏瘫，生活不能自理。该着老先生有福气，儿媳早不来晚不来偏偏赶上他卧床不起时来。孟吟像伺候产妇坐月子似的精心伺候着瘫痪的公公，从梳头洗脸到穿衣戴帽；从喂水喂饭到端屎端尿，她毫无怨言。公公瘫痪了好几年，在儿媳的照料下居然没长褥疮。老先生逢人就说：“我的小儿子有福气，娶了个好媳妇，我可是得了儿媳妇的济了！”
那时候的费孝通正在挨整，他戴着破帽子，穿着破旧的中山装，衣服上都直往下掉丝丝。他没有在父亲临终时尽过孝，可他没有做到的妻子全都做到了。孟吟的“投靠”实际上是照顾了多年的瘫痪病人，她无怨无悔。她觉得公公是丈夫在这个世界上最牵挂的人，能够为丈夫分忧解难是自己最大的幸福。
1970年，费璞安带着微笑告别了人间，孟吟才结束了“投靠”的历史，回到了北京。夫妻刚刚团聚，费孝通又被发配到湖北潜江干校食堂当伙头军。孟吟又独自撑起了风雨飘摇的家。
费孝通官复原职后，很多人都提出要帮助他把女儿调回北京，可他却说：“我女儿是学农的，学农就应该在第一线！”
他对自己的女儿不徇私情，可对别人的孩子却关怀备至。潘光旦先生是中国社会学界的泰斗，他和费孝通在民族学院是邻居。“文化大革命”中潘先生蒙冤挨整，造反派勒令他拔草劳动。他的子女都到了外地，是费孝通照料他的生活，带他到医院看病。他去世时，子女都不在身边，只有费孝通坐在他的身边拉着他的手默默无语。费孝通非常敬重自己的老师潘先生，总是想着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改革开放之后，对外交流频繁。很多国家仰慕费孝通的学问，请他推荐一些学生前去留学。费孝通首先想到了潘光旦的小女儿潘乃谷，她当时在内蒙古农牧学院机械化系当书记。费孝通先把她调到北京，又推荐她到美国去留学。当时，有人问费孝通：“费老，潘乃谷和宗惠都是学农业机械化的，宗惠要是想出国，还不是您一句话的事？您为什么不帮自己的女儿出国，却偏偏要帮别人呢？”
费孝通回答说：“我不想让我的孩子跟着我沾光，有机会应该让人家去。我的孩子首先要做好自己的事情，那就是把农业机械化搞上去！”
费孝通1985年在北京大学建议成立了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潘乃谷没有辜负恩师的期望，学成归来后就来到这个研究所工作。1992年，费孝通把去土族地区调查的任务交给这个研究所，潘乃谷和高丙中两位学者先后来到青海互助土族自治县及民和回族自治县的土族地区进行实地调查，写出了有分量的调查报告。
1997年，费孝通把这两份报告作为《甘肃土人的婚姻》中译本的附录出版了，该书详尽地描写了20世纪初叶和末叶在同一地区甘肃土族的婚姻制度和相关的社会情况。
就这样，从1963年到1976年，费宗惠和张荣华整整在东北工作了13年。他们先后生了两个孩子，老大是个女孩儿，叫做张勤；老二是个男孩儿，叫做张 。老大放在北京的姥姥家里，老二放在上海的奶奶家里。费孝通非常喜欢孩子，对外孙女格外疼爱，经常教育张勤要勤奋学习。盂吟思女心切，带着外孙女张勤到公主岭看望女儿和女婿。她是个勤快人，到了哪儿也闲不住，帮助女儿把家务料理得井井有条。
1976年，费宗惠和张荣华才回到了北京。他们惊讶地发现，妈妈的存折上只有200元钱。原来，妈妈把钱不是接济了亲戚，就是帮助了周围的人。宗惠曾经问过母亲：“妈，您怎么一点都不替自己考虑，您把钱都给别人，万一自己有个灾怎么办？”
母亲却笑呵呵地说：“钱这个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人啊要乐善好施，不能总想着自己！”
激情的河水荡起一圈圈涟漪
197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将重建中国社会学的任务交给了费孝通。1980年，费孝通被错划为右派的问题得到纠正。这时，他已经整整70岁了。人活70古来稀，70岁的老人本应颐养天年好好在家享清福，可费孝通却有一种紧迫感。他想：从古稀之年到耄耋之年，自己还有10年的好时光。这10年的光阴就好比10块钱，没有随便浪费的资本了。青年人可以随便挥霍光阴，可自己这仅有的10块钱不能零星地买花生米吃，而应该集中起来买一件心爱的东西才是。这心爱的东西就是为中国、农民能够富起来做一点事情。
1981年，71岁高龄的费孝通踏上了三访开弦弓村的征程。走在乡间松软的泥土上，他的心觉得格外舒畅。他像串亲戚那样走进农民家里，一边喝着农家熏豆茶，一边和农民拉家常。他以开弦弓村为基地，和乡亲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在吴江和江苏省做社会调查。吴江县是他的家乡，也是他学术生命的起点。他欣喜地看到乡村里的社队工业正在兴起，而这种社队工业不正是自己40多年前提倡的“乡土工业”吗？他幽默地把这种农民办的工业叫做草根工业。
江浙是改革开放的前沿，也是富庶的鱼米之乡。费孝通通过对一个村镇的实地调查，提出了“苏南模式”这个概念。接着；他又以社会学家睿智的头脑总结出“温州模式”、“珠江模式”、“民权模式”、“侨乡模式”等。这个草根工业就是今天乡镇企业的雏形。
费孝通对吴江10多个小城镇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深入的调查，他干事情非常投入，只要认准的事情，10头水牛也拉不回；他干事情特别专注，每天都要工作10多个小时，不放过任何一点蛛丝马迹。在盛泽镇调查时，他发现20世纪50年代初，这个以丝绸产销为特色的小镇已经有2．2万人；但是在后来的20年中人口总数持续下降，直到改革开放后才有所回升。1981年达到2．6万人。他认为2．2万人是一个基数，如果按照全国平均自然增长率计算，盛泽镇30年后也应该有4万多人。所以这里面大有文章。他思维敏捷，一下子就抓住了研究小城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