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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青 少年———烟酒不沾，除了健康上的考虑之外，却具有愿意接受他 人制约的意思，亦即是向世界宣布本人是“父母亲的乖儿女”。 中国人的青年女子，如果要证明自己“正经”的话，就尤其不能 当众抽烟，甚至必须当众表示对烟反感。笔者在美国时就曾亲 眼看到如此的一幕：一位来自香港上层社会的女留学生，当其友 人的外籍妻子在抽烟之时，就当众用手在面前狂扇，驱散烟雾。 她的原意可能是为了证明自己是“妈妈的乖女儿”，不过真正证 明了的却是不懂礼貌、“土”与“大乡俚”的心态。至于中国人的 男青年，如果是属于“正经”一类的话，也多半不沾烟酒，而这个 倾向，在香港又比在大陆与台湾严重，在今日大陆，男性抽烟已 有泛滥成灾之象。 中国人上一代要求下一代“当心身体”的内容，也包括敦促 他们早一点上床睡觉。至于晚睡会伤及身体，却不一定有科学 根据。反正，这一点并不重要，中国人用敦促别人早一点睡眠来 关心对方的身体的做法，已经成为了一个条件反射的公式——— 上一代对下一代固然如是，夫妇之间亦如是，在大陆则大家对大 家皆如是。
的确，说到中国人早点睡眠以“当心身体”的倾向，就使笔 者想起曾在大陆看到的情形：外国留学生宿舍因为不受灯火管 制，往往有人看书至通宵达旦，管理留学生的为了表示对留学生 的“关心”，曾在谈话时提起：“早点睡眠吧，不要弄坏了身体！” 这明明是中国人的一片“好心”，一些美国留学生听了却不以为 然，私底下说：“在中国，人们似乎只知道早睡就是好的，根本不 理解我们这些做研究的人还有其他的需要。”一些日本留学生的 反应则是含笑多谢对方的好意，但是在行为上却没有改变。 大陆的确有早睡的习惯。80年代，大城市中人到了晚上九 十点钟就上床（小城市与农村里恐怕还要早）。只要天色一黑， 路上就灯火黯淡，也没有什么场所可供逗留。在六七十年代，过 了钟点还在马路上走的人，往往被纠察队劝告早点回家睡眠： “明天还要抓革命，促生产呢！”至于在今日，晚上还在路上走的 人已经多了，但是，太晚的话，就会被“类型化”，认为不是“正经 人家”。例如：在笔者曾居留过的那个校园中，如有学生在十点 半（熄灯的时刻）以后还在走动的话，就会被担任纠察的工友喝 止盘问。
晚上灯火黯淡，还可以归咎于经济落后。至于晚上没有任
何“成人场所”可去，就不能完全用这种因素去解释———因为其 他落后国家不一定是这样———这里面已透露出一点中国民族是 十分“乖”的倾向。至于认为晚睡就不是“好人”，则不折不扣的 是“儿童化”的倾向，亦即是认为晚睡的儿童总不是“乖”或“听 话”的看法的一个延伸。自然，对成人来说，早睡除了“保重身 体”之外，还多了这样的内容，那就是排除晚上在外面“勾三搭 四”的可能性———因为，对一个泛道德主义的文化来说，“白昼 喧淫”是很难想象之事，像这类“不正经”的事，总必须是在晚上 又在外面进行的。此外，中国人过分担心“身体”受损的倾向，也 造成他们认为“性”会“亏身”的想法，而“早睡”以“保重身体” 则是这种行为的对立面。
因此，一个到了晚上九点钟就全体睡眠的民族，可以说是世 界上最“乖”的民族，也是最“身体化”的民族。
因此，中国人的“心”对“身”的照顾，有将成人“儿童化”的 倾向，或者，可以倒过来说，是因为人格发展的阻滞才导致这种 安排———反正，这个恶性循环是从哪里开始的，并不重要；真正 重要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如果永远地将一个人只当作是一具“身 体”去加以照顾，那么，就会遏阻他的“灵魂”萌芽。然而，“灵 魂”之成长是没有人可以代劳的，必须由本人以自我组织的方式 去展现。这并不是说对“身体”不应该照顾，其实在任何文化中 对“身体”都要照顾，只是说中国人对己对人的任何照顾都有 “身体化”的倾向。“身体”的需要是人人相同的，因此，将任何
照顾都“身体化”的话，就根本不能顾及“个人”与众不同的需 求。
然而，中国人的“心”对“身”的照顾，却又的确不是为了“一 人”而设计的，它的目的是透过“二人”关系将“身体化”的存在 无限地延续下去。的确，在中国这个没有“灵魂”而只凭肉体的 接力赛来维持“不朽”的文化中，每一个人都必须把自己的“身 体”保存得好好的，才可以在将来回报父母、生男育女、传宗接 代。一个人如果极力做这一点，就会获得一个正面的社会形象。 因此，一个人如果不珍惜自己的身体，出现病痛，即使已经是成 年人，长辈对他关心的口气也变成了责怪，于是，原本应该是“健 康”问题的却变成了“道德”问题（亦即是不“听话”，不受 “教”）。
令人不解的是：西方人没有像中国人那样强调“保重身 体”，也常常倾向于做出一些会危及身体的冒险患难之事，体格 反而搞到比中国人更好。事实上，他们发展体格，与他们的冒险 患难一般，都是整个“个人发展”的一部分，因此，并不像中国人 一般恒常被耳提面命地去“注意身子”———像这样一种暗示，如 果过于多的话，就真的会造成怕“亏”的倾向，并且会出现认为 自己真正是“亏”的心理。
此外，也可能会令中国人不解的是：西方人对下一代的“教 养”是预备他们与自己分裂的步骤，亦即是造成他们对自己“不 孝敬”的前奏。这其实也是浑然不觉没有选择的，是整个文化对 “人”的设计使然。西方人的“良知系统”既然注重培养有个性 的、独立的人格，因此，如果制造出依赖“二人”关系的人，就会被 认为是一种失败，也会被认为是上一代的自私。一对美国夫妇 曾对笔者说：“我们并不认为子女是自己的财产，他们只是上帝 暂时寄托在我们这里的。”
然而，中国人的生命观既然是“身体化”的，因此，将“人”设 计成由“二人”去定义之物，乃势所必然。每一代的宗教任务是 生育下一代，以便延续肉体的不朽，同时也须“养”上一代，并在 将来为下一代所“养”，自然就不可能是一个自足自立的单元。 事实上，每一代对下一代的“养”，除了是“养儿防老”的投资之 外，也同时是控制下一代人格的手段。在传统时代，如果下一代 不受“教”而有独立行动的话，上一代就会动用到“养”字诀的杀
手锏，向下一代抛出这样的问题：“是谁将你养育成人的？”“是 谁从小关心你一直到成人？”下一代如果将先定的明确答案从自 己的嘴里再说一遍的话，就表示自己愿意就范受“教”。 在今日海外的华人社群中，“养”上一代仍然是一种承担义 务，不过，搬动“养”字诀去控制已经成了年的下一代，恐怕已经 是行不通的了，因此就较为少见。然而，在中国，在国家与社会 这个“二人”关系中，一方“亲民”，另一方就必须“交心”的逻辑， 却被发挥至史无前例的最高峰。
3。“为人民服务”
“关心群众的生活”，是中国式“社会主义”的主要内容，其 具体的落实形式就是“为人民服务”。这套“做人”方式，对共产 党革命事业的推动曾发挥过积极的作用。因为，对广大的群众 来说，讲抽象的革命道理是“形而上学猖獗”，只有具体地向他 们表达“心意”，才能发动中国人“以心换心”的机括，从而达到 “人心归向”的效果———这种效果，是由中国人的“良知系统”中 “仁者，二人也”的设计所决定的。的确，中国式的“心的文化” 在前提上就先天地决定了“仁者无敌”。
至于红军—八路军—解放军在老百姓面前“做人”，也确实 落实到了生活的细微末节上，例如，替他们义务劳动（烧水、打 扫、种田之类），以及对日常起居的问候，等等。有时，革命战士 对老百姓“身体”的照顾，甚至以至为具体形象化的方式表达出 来。例如，在大陆的一些电影中，描写老百姓在军阀、国民党、地 主土豪或日本手上受到“皮肉”之苦，总是红军—八路军—解放 军将他们解救出来；或者，描写在旧社会底下劳动者年迈了仍然 不得“安身”，甚至搞到皮开肉绽，只有在共产党手中获得了拯 救；或者，更具体一点，是描写一位老人的“身体”被恶势力推倒 在地，“皮肉”受损，由一位共产党战士“有心”地将他搀扶了起 来等等。的确，唯有如此做，群众才会把他们当作是“贴心人”或 “自己人”。
笔者在这里说的“做人”，并非一定指矫揉做作的意思。因 为，中国人是不重“个体”的，因此不像西方人那样强调“是”（to be）一个“人”，而是必须在“二人”之间才能“做”一个“人”。共
产党战士的“为人民服务”，有时是献出自己生命，却使整个集 团在老百姓面前获得了威信，为他们所爱戴拥护。
反共人士自然会说：这只是共产党的宣传。然而，为什么在 国民党的宣传中，就从来连想象力都达不到这些桥段？台湾制 作的描写抗日的电影，多半是描写“愚民”如何不了解领袖“曲 线救国”的一片“苦心”，还要群情汹涌地闹事，到后来才体会到 领袖的“英明”，于是出现痛哭流涕地忏悔的一幕；或者，描写国 民党情报员的个人英雄主义，而其内容则是先去充当汉奸，并且 在妓院中与敌方周旋，等等。因此，由双方面流露的意识状态 中，可以看出不同的倾向。
此外，在 70年代海外留学的爱国运动中，原先并不知道共 产党作风的港台学生，在向“左”转以后，也自发地采取了“为人 民服务”———亦即是关心同学生活———方式去吸纳群众。至于 在北美校园中的国民党学生，则只知道动用恫吓与打人方式。 显然地，一方较有人民性，将群众当作“自己人”，因此必须在他 们面前“做人”，另一方从不将群众当作“自己人”，因此也毋须 去“做人”———无论是哪一种情形，都是中国文化“深层结构”的 “文法”规则之演绎。
马列主义到底是具有人民性的思想，因此，在透过中国人的 “良知系统”这个变压器后，就将中国人的“仁”落实到广大的群 众层次上———这是中国历史上的首次。然而，即使在这个传统 “仁政”理想的全面展现中，也已经显出中国文化的局限性———
这个文化的“深层结构”在前提上就决定：它只利于搞“心连着
心”的“统一运动”，不利于搞个人必须为自己争取权利的运动。
的确，中国人各自为政的“身”必须由“心”的媒介串联起来 的，因此，中国人如果“心死”，就会出现一盘散沙的状态———而 这正是海外华人社群任人统治、任人宰割的无形状的存在状态。 至于所谓“爱国主义”、“认同”或“回归”这类“心怀祖国”的运 动，则是这种“心”的复活。循着同样的逻辑，一盘散沙的中国社 会亦确实必须由“亲民”式的集权主义组织起来。
在传统时代，“亲民”的理想就是行“仁政”，而其具体做法 就是“平天下”。“平天下”有两种意思，其一为“平均天下”，使 人人都“有一口饭吃”，其二就是使“天下太平”，亦即是“保持安 定团结”。因此，在太平盛世、天下大治时，好的政府必须采轻徭 薄赋、劝励农桑、不扰民的政策，使老百姓获得生计。在天下大 乱“人心思治”时，任何打天下的集团只要会“做人”、礼贤下士、 笼络父老、访问民间疾苦，就可以使“人心归向”，而得天下。无 论是处于天下大乱还是天下大治之世，中国人的“仁政”理想， 都是希望使天下之人都能“安身”。因此，士大夫的“志”就是 “解民于倒悬”、“厝天下于衽席之上”———只要做到这一点，就
可以将天下的“心”都归到自己这一方，从而达到“一统天下”之 目的。
然而，在传统时代，任何“大一统”对天下的组织程度，比起 现代的建国运动来，都要松散得多；任何传统时代的“天下归 心”，比起现代“心连着心”的群众大联合以及建国初期的“上下 一心”，都要微薄得多；而任何传统时代的“仁政”，比起现代的 “为人民服务”来，也是消极得多。
固然，台湾的蒋经国也曾有“为民众服务”的口号，以及亲 自到路边的小摊吃豆浆等动作，然而，这只是“亲民”的姿势，而 不是“亲民”的制度。今日的台湾或许有进步的地方———例如： 资本主义底下的经济成长、地方选举等等———然而，这些事物已 经越出了传统文化的范围，而必须归功于外来的影响。至于中 国文化正统的全面传承，则在“人民共和”的中国大陆。
的确，在传统时代，所谓“平均天下”，使人人都“有一口饭 吃”，云云，只是存在于政治理想中，或者顶多是某些皇朝建立初 期昙花一现的现象；至于政府的“养民”，也最多是保持安定的 局面下，使老百姓能够自寻生计。唯有到了今日的国有化体制 下，“平均天下”才被制度化为“铁饭碗”制度，政府也的确积极 地挑起了使全国“皆有所养”的责任，负责安排十亿人都有饭 吃，都有工作做，都能“安身”———这已经是农耕文明的“太平” 与“大同”理想的全面展现。我们试想一下：十亿人是美国、苏 联、西欧、日本人口的总和，古今中外从无一个政府能负起使这 样的一个众多人口都“有一口饭吃”的任务。相形之下，台湾与 香港这样的小地区的经济“奇迹”，又算得了什么？
然而，“亲民”理想的落实，也包括老百姓这一方。事实上， 所谓“亲民”，已经包含了“仁者，二人也”的对应关系：“亲”是指 父母亲一般的政府，“民”则是“子民”。循着中国文化里“二人” 之间的“文法”规则：政府使老百姓“皆有所养”的一番“心意”， 后者必须用“以心换心”的方式回报。在传统时代，所谓“爱民 如子”只是说说，政府的所谓“养民”也最多只是消极地不扰民， 因此，要求老百姓的也最多是“民心归向”，不要造反。然而，在 现代的国有化体制下，政府既然积极地使老百姓“皆有所养”， 因此，也就出现更为强烈的“交心”要求。如前所述，中国人的 “心”包括思想、感情、判断与意志，因此就要求老百姓将这一切 都交出来。
在建国初期，天下大定，人民生活开始有着落，国家在百年 来的首次统一，也使民族臻于富强有实现的可能性———这一切， 都满足了广大的中国人的“心”。因此，在这段期间内，也确实出 现了“上下一心”的局面，而政府也能够调动这股“民心”，不计
物质报酬地从事劳动。而且，政府说什么，大家都信服，很少有 自己的看法。
在 70年代以后，这股“民心”已大为降落，因此必须运用物 质刺激，而老百姓也开始有自己的看法，发牢骚的人也越来越 多。但是，在今日的大陆，仍然可以碰到一些人会说：以前没有 工作做，不能“安身”，如今有工作做，又成了家，因此从心底对党 怀有感激之情。的确，中国人不习惯于冷冰冰的法权关系，他们 必须连政治也感情化，因此，不是“交心”就是“离心”。
要求老百姓“交心”，亦即是要求他们受“教”的意思。的 确，传统的“亲民”理想，除了使老百姓“皆有所养”之外，还要对 他们“施教化”。这也是家庭中亲子关系的演绎———父母对子 女有养育之恩，子女就必须“听话”，亦即是受“教”，如果不受 “教”，父母就可以对那个由自己养育成之“身”施以“体罚”。并
非偶然地，中国人连“国”也称为“国家”，因此亲子关系的原理 也应用在政府对老百姓的“二人”关系中。
在传统时代，政府之“掌教化”，就是奖励贞节孝廉、和睦地 方、颁读圣训，等等。对不听话的“刁民”，则采取“体罚”，例如 当众脱掉裤子打屁股，如果更严重的犯法，就会施以种种肉刑。 的确，中国政府历来的功能，都包括“礼乐刑政”这四项。“礼 乐”之目的就是促进社会的和合性，老百姓驯良，亦即是防患于 未然；当“礼乐”不能竟其功，老百姓出现越轨行为之时，就出动 到“刑政”。中国人的“刑”，杀头自然不用说，其他的种类都牵 涉到皮肉之苦楚，甚或肢体之伤残。并非偶然地，西方人称司法 部为“正义部”（MinistryofJustice），中国人则称为“刑部”，因此， 司法就倾向于成为“司刑”。
这种“教化”的功能，到了现代，在国民党政权身上仍然可 以看到。例如，在台湾有奖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