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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知道股票与债券之间的区别。他说尽管我缺乏专业训练，但既然凯佩尔校长推荐我，他就收下了我。他又问我的一般经济状况怎么样？我回答说，我的经济状况很差，我必须依靠工资养活自己。“那么，”他说，“通常我们给年轻人的初始工资为每星期10美元；但考虑到你的需要，我们给你加一点，每星期12美元。你应该明白，你必须经过一段时间后才能通过销售债券与我们一起赚大钱。”他说，华尔街给正直诚实的人提供了无限机会。我只是从人们的传说和小说中了解到华尔街是个充满奇迹、激动人心的地方。我急着撩开它的神秘面纱，急着领略它的惊涛骇浪。于是我接受了这些条件，并同意从下星期起开始上班。当我起身准备离开时，阿尔弗雷德·纽伯格先生用他那长长的手指指着我，像个部长似地严肃地说：“年轻人，给你一个最后的忠告：如果你投机的话，你会赔钱的。永远记住这一点。”随着这句类似禁令的话，面试结束，“交易”完成，我的终生职业就此一锤定音。
我们的安排是这样的：我先在内勤办公室待上几个星期，跑跑腿、帮帮忙，从最基本的东西开始学习业务。随后我将到债券部学习如何销售债券。那时的华尔街不像今天这般运转流畅，大量买单和卖单需要交换（配对）、大量的证券需要交割，大量的支票需要检验，以及大量类似的邮差活需要完成。我首先在交割部工作，然后转到委托部，后来又转到了簿记部；在这些地方我学到了许多东西。
在我做跑腿员的第一个星期，出纳员给我一张支票，让我到国民花旗银行（National City Bank）去验证真伪。“你知道花旗银行的地址吧？”我看到了支票上的地址——华尔街55号——所以我回答“当然知道”便出了门。过了华尔街49号后，我到了一幢富丽堂皇的大厦，显然这就是我要找的银行。但为了确定起见，我开始在墙上找名字和地址。我围着这幢四方形大厦转了两圈也没找到名字和地址，于是我决定放弃努力，还是问问路人。当然，这就是国民花旗银行；他们认为自己名声这么响，根本不需要在大门口挂上门牌。
对于当时金融业中处理大资金时那种漫不经心的态度，我深感震惊。当支票检验完毕并准备归还时，窗口的职员会大叫一声“纽伯格”或“康特德”或其他公司的名字。跑腿员马上走近窗口，说：“纽伯格的支票。”然后一张可能价值50万美元的纸头便交给了他，也不需要来人提供任何身份证明。更令人吃惊的是他们对股票票证的草率处理。当我正准备离开电梯给客户送股票票证时，另一名跑腿员会跑过来对我说：“你是去萨托利斯公司吧？”“是的。”“那就请你帮我把这些股票捎给他们，多谢了！”接着他便把一捆股票票证塞到我手中，转身便跑开了。然而奇怪的是，尽管这些做法看上去很荒唐，但在支票和证券处理中却很少发生差错。但是我能理解，今天的交割方法同我那时相比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尽管在经纪业中人们处理大资金时漫不经心，但我惊奇地发现那些富人竟这样吝啬小气。有时当我走进阿尔弗雷德·纽伯格先生的办公室时，我会发现他正在往外寄支票以支付个人帐单。他用已经贴好邮票、印好地址的信封来寄这些支票，这些信封是他代理其他公司开年会时拿到的。阿尔弗雷德·纽伯格把印好的地址划掉，写上新地址，这样就节约了2美分的邮资。他很满意地评价道，浪费信封和邮票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这样一个大富翁所表现出来的吝啬实在让我震惊，让我伤心，特别是我一直对阿尔弗雷德·纽伯格的智慧与决断佩服得五体投地。我问自己：“这样一个每天给银行开百万支票的大人物怎么会为了节约2美分的邮票而投机取巧呢？”我做这种事还情有可原，因为每分每厘对我都很重要。不过当时我非常小心，没让任何人知道我的想法。
现在距这些事情发生的年代已近半个世纪了。经过几次严重挫折后，我积蓄了不少财富——事实上远远超过了华尔街的雇主们。随着时光的流逝，我越来越理解富人对待钱财的心理。涉及这个问题的文章寥寥无几。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是：我们对钱的态度是在早期生活中形成的，天生的性格，生存的条件以及某些关键性经历是其中的决定性因素。除非各种经济因素限制大把大把地花钱，一个出生于奢侈浪费之家的人很可能将奢侈之风继承延续下来。如果这样的人由贫变富，他很快就会甩掉先前约束他的枷锁，成为一个真正花钱无度的家伙。他从不担心自己的财富会耗尽。
然而，大多数孩子并非天生就有节俭或奢侈的本性。他们的态度及他们将来的行为很大程度上是由早期的环境所决定的。即使他们的家庭很富裕，父母还是能够通过言传身教以及惩罚等手段使他们变得勤俭节约，甚至是小气吝啬。作为年轻人，他们在处理小金额的钱财（特别是每星期的零花钱）时，就养成了这些习惯。当他们后来继承大笔财富时，他们的态度是矛盾的。他们往往对小事情过于斤斤计较，而对大事情则显得粗心大意、慷慨大方甚至是挥霍无度。那些生于富贵之家、在奢侈环境中长大的人，当然会很轻易地继承花钱时的潇洒气概，因为只有这样才与他们的环境相称。
区分以下三种人是很有用的：第一，真正的吝啬鬼；第二，狂热的讨价还价者；第三，由于条件所迫而形成的小气。真正的吝啬鬼永远都是贪婪无度——他有积累（不必要的）财富的本能冲动；而且他神经质似的反对任何花费。第二种人中包括了许多成功的商人，由于受习惯的推动，他们不可理喻地不停努力工作、不停赚钱。他们往往将生意场上“价格要找最好的”、“砍价要狠心”这些原则应用到个人支出上。这些人实际上根本不是小气鬼，因为他们崇尚高消费，他们从拥有劳斯莱斯轿车、拥有大游艇或拥有名贵珠宝中获得胜利的快感。但他们的劳斯莱斯轿车是打折买来的。
然而第三种富人最有意思，因为他们性格非常复杂，身上充满了令人困惑不解的矛盾。这些人或是出身寒门，或是在早期生活中体验过贫困的滋味——就像我一样。生活的拮据曾经迫使他们数着分币过日子。（我仍记得当时我有一只小圆筒，这只筒曾是用来装范霍登牌巧克力的。筒口刚好能让我的分币装进去，我经常要数一数有多少分币，看看我有多少财富。）在以后的人生中，这些根深蒂固的习惯进入潜意识中，它们影响着他们的生活，使他们做出种种不合情理、令人羞愧的行为。但这种行为总是围绕在小数目金额上，与大的开支或礼品却毫不相关。他们孩提时能支配的金额大多在1美元以下，最多不超过几个美元。上百美元甚至是上千美元对这些孩子来说都是天文数字，因此他们没有养成如何处理这种大金额的习惯。
因此，一个典型的经历过贫困童年的富翁（就像我一样），他的消费行为显得反复无常、荒唐可笑。对于大金额的支出，他会随随便便，甚至显得有些铺张浪费；而对于小金额的支出，他则不得不与自己根深蒂固的吝啬性作斗争。以我本人来说，我的吝啬行为受到两种不同力量的反抗。首先，我完全清楚自己存在的问题，并决心以我的智慧和意志力尽可能地解决它。其次，我对他人对我行为的反应是非常敏感的——至少在日常生活中确是如此。我不知道这种性格总的来说是好还是坏。但从节约小钱这个角度去考虑，它的效果很不错。如果我认为有人正在注视着我，我是绝对羞于露出自己的吝啬本性的。
当只有我一个人时，我便放纵自己，让那些孩提时养成的吝啬习惯通通暴露出来。即使在这些时候，我还要为自己的行为找个很好的借口。例如在纽约，当我与他人一起走时，我都是叫出租车的；而只有我一个人时，我宁愿去乘地铁。对此我有两个常备的理由：第一，街道太拥挤了，乘地铁比乘出租车要快得多；第二个理由是，在地铁中我可以读读报纸，而在出租车中却不能读报。然而信不信由你，我会忍住不去买报纸，心里对自己说：拿张报纸到处走实在毫无意义。或许我不愿意花小钱的习惯正是我从不抽烟喝酒的原因所在。
同所有的华尔街新手一样，我对场外市场（Curb Market）抱有浓厚的兴趣。场外市场多年来一直在布罗德街（Broad Street）上，是块用绳子围起、大约20平方码的空地。无论刮风下雨，场外市场的经纪人都会聚集在这里进行露天交易。下大雨时，他们都穿上油布衣；冬季天气冷，他们会戴上耳套。许多经纪人戴着色彩艳丽的帽子以便指令员找到自己。这些指令员在附近大楼的窗子里俯视着场外市场，他们和经纪人通过复杂的手势不断交换着指令和信息。虽然场外市场远不如纽约股票交易所重要，但那儿也在交易许多一流大公司的股票，以及大量其他各种各样公司的股票。成交量经常很大，每天有几百万美元的成交额。尽管场外市场的硬件设施显得古怪可笑，但它的运转却很有效率。10年后，场外市场搬进了一幢位于三一教堂广场西部的新大厦。又过了20年后，这些保守分子将纽约场外市场（New York Curb Market）改名为美国证券交易所（American Stock Exchange）——原名过于谦卑，新名则过于张扬。但那个时代过来的人还是叫它场外市场，他们对布罗德街上那些滑稽的红帽子还有些念念不忘。
做了四个星期的跑腿员后，我来到了债券部。债券部单独占一间房子，四周无遮拦，与客户室及报价台只隔着一条走廊。在我到来之前，债券部的成员包括两名年轻的债券推销商，他们从大学毕业已有几年，经验比较丰富。其中之一是丹尼尔·罗勃，公司合伙人杰克·罗勃的外甥。丹尼尔皮肤黝黑，背有点驼，工作非常卖力，为人十分严肃。另一位是哈罗德·罗斯——他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类人。他个子高、身材匀称、英俊潇洒、金发碧眼，是个出色的游泳运动员，很大程度上也是个花花公子。不久他便恬不知耻地把自己的座右铭透露给我：“能使别人替你做的事自己千万别去做。”他成功地将这一原则应用到几乎所有工作上。他总是能让别人替他干活。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命运给这两位年轻人安排了截然不同的结果。这位感情丰富、几乎将自己全身心奉献给工作的丹尼尔·罗勃与公司的爱尔兰籍接线小姐结了婚，后来在20年代的投机生意中输得倾家荡产。而那位泰然自若、从未真正忙于工作的哈罗德·罗斯则继承了他父亲的财富，成为一家大证券公司的合伙人。这实在是对传统道德的玷污。
我要同时完成两项任务：第一，尽可能多地学习债券知识；第二，在债券部中尽量发挥自己的作用。丹尼尔和哈罗德几乎每天都要给那些可能的债券购买者发送债券推荐表，而我的主要工作是给表上的债券作一简单介绍。即便是在空闲时间，我也认真自学债券知识。我给自己准备了一本活页笔记本，在每一页纸上我都以便于记忆的形式记下某种债券的一些重要数据。经过这么多年后，我仍然记得那本黑色笔记本的模样，以及其中的某些内容。第一页的内容是：“艾奇逊…托皮卡和桑塔费公司，总额4000美元，1995年到期，年利率15％。”当时我肯定记录了上百种债券的数据。我将它们的发行规模、利息率、到期日期，以及留置权条款一一默记在心。现在我已经搞不清楚为什么要把这些内容记住，实际上我可以很方便地从债券说明书或笔记本上得知这些内容。毫无疑问，这是我的虚荣心在作怪。开始时我背得很成功，后来这些债券内容在我的大脑中完全混淆了起来，于是我便把它视为一项糟糕的工作，不再做了。但在几个月后，我却惊奇地发现这些数字仍历历在目。我几乎成了“铁路债券的活动说明书”。
1914年7月，奥地利王储在波斯尼亚萨拉热窝的被刺引发了维也纳与塞尔维亚之间的战争。纽约股市对当时欧洲的紧张局势不大关注；大家以为这种紧张局面肯定会结束，就像几年前的阿加迪尔事件一样。这时我拿到了费·贝塔·卡珀联谊会的徽章，我骄傲地用一根表链把它戴在马甲上。公司最年轻的合伙人，不久前还是烟草商的兰斯特·纽伯格为公司的职员能有这样的荣誉深感震动。一个小时后他对我说：“本，我能否请费·贝塔·卡珀联谊会的成员为我出去买包烟？你知道我要哪种牌子。”于是我便受命跑了出去，徽章在我胸前乱晃着。
我所从事的最傻的工作之一是写市场报告。萨缪尔·纽伯格是股票交易所的场内经纪人，在闭市后他必须将当天的股市情况记录下来。这些记录要送到公司的发源地费城，以便使当地的客户相信公司在纽约的布罗德街和华尔街上表现很好。萨缪尔·纽伯格很不喜欢干这种琐事，于是他便把这一任务转交给我。他建议我看看以前的报告，并依此方法接着写下去。过了几天后，费城的那些老客户天天都要聆听新专家对股市的见解，而这名新专家接触金融领域的时间充其量也只有6个星期。
我永远忘不了在战火中毁灭前夕维多利亚世界的那段平静时光，那也是19世纪真正意义上的终点——19世纪的真正起点是在1815年。当时澳大利亚网球队正与美国网球队争夺戴维斯杯。纽伯格合伙人中的一位正好有第三天比赛的两张门票，但他有事不能去，便很慷慨地将票送给了我。我邀请了向来迷恋网球的弗赖德·格林曼，我们一起来到了那星期刚刚落成启用的森林山体育馆。第一天的两盘单打比赛双方平分秋色，第二天的双打比赛澳大利亚取胜，因此澳大利亚暂时领先。现在澳大利亚的老将诺曼·布鲁克斯将与刚刚从哈佛毕业的新秀诺里斯·威廉姆斯相遇。威廉姆斯是格林曼在哈佛时的同班同学。就是这次比赛的戏剧性场面，使网球这一温文尔雅的休闲运动从此变成激动人心的精彩比赛。威廉姆斯回球出界后输掉了前两局，看来我们已全无获胜的希望了。然而他却马上恢复状态，精彩的表演使他一举获得第三局和第四局的胜利。观众失去了平日的矜持；每当这位瘦长的美国小伙子获得一个分点时，他们都报以雷鸣般的掌声。当威廉姆斯经过艰苦的拉锯战获得一个分点时，欢呼声响彻整个体育场，以至于比赛场上的布鲁克斯不得不扔掉球拍，用双手紧紧捂住耳朵——这一情景至今还深深印在我的脑海中。官员们恳请观众平静下来，但没有起任何作用。然而，凭借着他那必胜的信念、冷静的头脑和老练的技术，澳大利亚人最终获得了第五局的胜利。观众长吁短叹，十分绝望。当布鲁克斯戴着那顶奇怪的航海帽退出场地时，他经过置放闪闪发亮的戴维斯杯的桌子旁边，以胜利者的姿态举起银杯向观众示意。这时体育精神又回来了，观众对他这一举动报以热烈的掌声。
接着，由长着一头红发的美国运动员穆里·麦克劳林与深得人心的安东尼·沃尔亭对垒。麦克劳林很漂亮地取得了5局比赛的胜利，但这已经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了。不久后，麦克劳林在法国战场上丧了命。
1914年8月初，熊熊战火开始燃烧。西方文明将从此毁于一旦吗？这是由于欧洲各国的首脑人物缺乏领导才能和外交技巧吗？或者这仅仅是国与国之间一系列战事之一？——这些战争最终并没有带来太深刻的历史伤痕，只有对那些为之战斗或在战火中死里逃生的人而言才是场灾难，令他们难以忘却。我自己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实在不值得一提；其他人的思考更深入、更合理。因此，在这里我仅向大家描述作为一名纽约青年，对此事的一些粗浅看法。在一战的早期，同邻居们一样，我也经历了同样的困惑和兴奋。
8月3日之前的几天里，股票市场出现了相当程度的紧张状态，但还没有到达恐慌的地步。战争的真正爆发使美国和欧洲的金融界都深感意外。我们的股市发生了恐慌性抛售，政府随即决定关闭纽约证券交易所。其他交易所也立即随之关闭。现在的人只熟悉随后的战争热潮，因此他们觉得这次抛售浪潮不合逻辑、难以理解。然而，引发这次抛售浪潮的只是一个简单的技术性原因。当时的欧洲投资者手头拥有大量的美国证券。战争爆发后，他们本能地感到：在战争期间身边的资金要比远在他乡异国的资产安全得多——事实证明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于是，这些国外的证券持有人突然大规模地抛售证券，这给美国当地的证券市场——当时，它们唯伦敦交易所（London Exchange）马首是瞻——带来了不可忍受的紧张局面，股票经纪人也乱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