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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它们唯伦敦交易所（London Exchange）马首是瞻——带来了不可忍受的紧张局面，股票经纪人也乱成一团。或许，将当时的股市表现与25年后二战爆发时作番比较是很有意思的。二战的爆发自然而然地再次引发恐慌性抛售。但几天后，美国公众就开始预见到战争订单将滚滚而来，于是就在1939年的同一个9月份里，股票市场又得到了显著回升。但对公众而言，这又是个骗局，1940年的法国沦陷打击了公众的投资热情，股市遭到了重挫。
现在我眼前还经常浮现出那些触目心惊的标题：奥地利对塞尔维亚宣战；俄国对奥地利宣战；德国对俄国宣战；法国对德国宣战；英国对德国宣战。这些事情令人难以置信，但却是千真万确的。然而，我们很快就对这场世界灾难熟视无睹了，我们将主要注意力转移到它对我们自身的影响上来。交易所关闭以后，我陷入沉思之中：我们的事业，还有我的工作，以后会怎样呢？整个华尔街几乎都无所事事，但是大多数公司并没有裁减雇员，只是将他们的工资降低了。我很庆幸自己没有丢掉饭碗，只是工资减少到了每星期10美元。
几个月后，有限的交易重新开始：交易价格不允许低于市场关闭前的价格。不久后，来自法国和英国的战争订单开始不断涌入，经济马上由低迷转向繁荣。股票的交易限制取消了，战时的股市繁荣开始了。这一突然转变陡然使我们人手紧缺，因为许多雇员都已辞职不干了。于是我也到各个部门去帮忙。在某些繁忙的日子里，我会帮助报价室的职员张贴股票报价单。在做这项工作时，我得系上一条很重的皮带；皮带上有七个袋子，每个袋子里依次分别装着1／8到7／8这些分数。在其他时候，我还要做电话接线员，或是帮助后面办公室里的职员干各种各样的活，甚至还要经常跑出去完成重要的证券交割任务。我的工资又升回到每周12美元。
一段时间后，我又回到债券部工作。不久，我便出去上门推销债券。这比推销照相优惠券或在衬衫前后挂着木板做广告可要舒服多了。债券推销商的上门服务似乎能使一般商人的虚荣心得到大大满足，因此尽管他们不买，他们也总是很有礼貌地对待我。
在某次上门推销中——这次推销与其他推销一样，没有任何成果——我的客户的客户进来打断了我的访问。我的客户指着我郑重其事地说：“请稍等片刻，齐尔契先生，我正与银行家谈话呢。”银行家！然而，事实上当时华尔街上的所有公司都自称为“银行家和经纪人公司”。我们的信头和支票上也都印着这些字样。我很喜欢这样一个故事：有位股票债券从业人员请油漆匠在他门上漆上“约翰·史密斯，经纪人”这几个字。他问油漆匠这需要花多少钱。油漆匠的回答是5美元，并说道如果愿意支付7美元的话，他可以漆成“约翰·史密斯，银行家兼经纪人”。史密斯立即回答道：“好的。谁不愿意花2美元就做个银行家？”（几年后，州法律再也不允许我们在办公用品上印“银行家”这几个字了。）
在开始的那几个月中，我同理查德·威尔斯塔特先生成了熟人。理查德是纽约股票交易所的场内经纪人，他在我们债券部租了一张办公桌。每天下午，当交易所休市后，他会回来在办公桌旁待上一段时间。很快，他就对我发生了兴趣。他是个坚定的独身主义者，有点近视，留着范·戴克式的大胡子，说话时有浓重的德国口音。事实上，他的兄弟是德国著名的化学家，获得过诺贝尔奖。不用说，在情感上他是坚定的同盟国支持者。有几次他带我到名流如织的“共和党人俱乐部”一起吃饭。有一次，冯·伯恩斯托夫大使试图就德国问题陈述己见，却没有获得太大的成功；另一次，日本大使向我们解释了日本为什么站在协约国一边参战的原因。而让我发生浓厚兴趣的是当时的纽约州州长，年轻瘦长的约翰·珀劳伊·米歇尔讲述了他如何击败塔马尼·霍尔的经历。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三年后我却成为他葬礼仪式上的一名仪仗队成员！
由于从事债券工作的缘故，我开始详细研究铁路公司的财务报告。同时我还刻苦研读这一方面的标准性教科书，劳伦斯·张伯伦的《债券投资原理》。这是本行文严肃的大部头著作。（我哪里想到将来有这么一天，我的教科书会在全国范围内取代它的地位。）在这些学习的基础上，我打算对密苏里太平洋铁路公司（Mis…souri Pacific Railroad）的财务状况作些分析，该公司1914年6月份公布的年度报告表明：公司的经营状况很糟糕，财务风险很大，投资者不应该持有它的债券。当报告完成后，我将它交给自己的朋友威尔斯塔特，请他指教。他很欣赏这篇文章，所以又将它交给J·S·巴契公司（J．S．Bache and pany）的一位合伙人。这位合伙人告诉他，如果我有兴趣做这类工作，他们愿意将我招入巴契公司的统计部。那时候我才意识到：我宁愿做一名“统计员”——那时也叫证券分析员——也不愿做债券推销商。因此，我便过去和莫顿·斯特恩先生见面。
他后来成为巴契公司的重要合伙人。经过一番面谈后我们达成如下协议：他们支付给我18美元的周薪，而我的工作是替他们写报告和回答客户的咨询——当然，这必须先获得我所在公司的同意。
这真是太妙了！我确信NH＆L公司肯定会很乐意放我走的，因为在债券销售方面我没有为公司带来任何佣金收入，公司为我支付12美元的周薪实在是不值得。但当我轻松愉快地向萨缪尔·纽伯格先生提出此事时，情况与我预料的截然不同。我怎么能够如此不忠诚呢：在公司替我做了这么多事后却想要离开公司？其他公司怎能这样厚颜无耻，想挖走他们的雇员？——这是违背股票交易所的规定的！“但是我认为自己对公司没有价值。”“这要由我们而不是你来判断。”“但是我天生不适合作债券推销商；我敢肯定我做统计工作会更好些。”“这很好。我们的公司也该有个统计部了，你就待在那里吧。”“那好吧，纽伯格先生，如果你真希望我留下来，我当然会很乐意的。”“这很好——我们会讨论你的工资问题，呆会儿让你知道结果。”
公司开会后，他们决定将我的工资提升到每周15美元——考虑到他们以前在我身上所作的无回报的投资以及其他原因，我也不指望从公司拿到更多的钱。我很乐意地接受了他们的条件；特别让我高兴的是，我从此开始了证券分析员的生涯。几个月后生意兴隆起来，萨缪尔·纽伯格把我叫到跟前，他告诉我：我的工资已加到每星期18美元，因此我不必再感到待在公司里吃亏了。这样，我生涯中的巴契事件就此结束——除了几个月后发生的这件事：当我再次得到加薪时，萨缪尔·纽伯格郑重其事地告诉我，如果当时我真的离开了公司，他们就决定再也不从大学毕业生中招人！
过了一段时间后，我的良师益友威尔斯塔特搬走了，因此我们见面的机会就少多了。虽然他邀请我到他那里坐坐，但我实在太忙了。有一次我在街上看到了他，由于很长时间以来一直忽略了他，我感到不好意思见他，我便躲开了。第二天我们在路上又碰到了，他责怪我上次太失礼，见到他连招呼也不打一声。我感到非常惭愧，便一五一十地向他实话实说。他原谅了我的过失。我想，这件小事教会了我一些道理。如果你对朋友没有尽到应尽的义务，自然而然地你会避免与他接触——然而这会使朋友更加伤心。正确而友善的做法是：一有机会马上向朋友道歉，并弥补你的过失。
第八章 在华尔街的早期活动
命里注定我该在华尔街度过42个春秋，这可是我一生的全部从商生涯。我从经纪公司的跑腿员做起，直至成为一个大型投资基金的首脑，并且还担任了两个大商业企业的董事长。这些年来，我从别人的教诲和事例中学到了许多东西，尽管我所学的并没有使我避免犯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错误，也没对我的成功有很大的裨益。（这种判断可能反映了一种潜意识的自负，这种自负甚至能使一个诚实谦虚的自传作者轻易地忘记人家对他的好处。）
我带着随实际情况的变化而自行调整的正统学术观念进入华尔街。在学校接受的训练使我目光敏锐，做事深思熟虑，并具有判断能力。除此之外，我还具有一般理论家所不具备的两个优点：第一，判断问题轻重缓急的良好直觉以及避免在非本质问题上浪费时间的能力；第二，寻求实用方法、完成任务、解决问题的干劲，特别是创造新方法、新技巧的干劲。
如果说我有幸具备这么多的天赋可供我在财务分析中运用，那么我进入华尔街的年代对我来说同样是幸运的。我开始在华尔街做事时，投资几乎完全限于债券。普通股，除了极少数几种之外，基本上是被当作投机工具来看待的。然而，这时股票市场开始采取许多新办法来提高普通股的信誉，以使人们不再认为它和赌场差不多。或者是出于自愿，或者是为了遵守交易所的要求，上市公司开始提供经营和财务方面的详细信息。财务公司也开始在他们的工作手册和最新出版物上以方便的表格方式向人们提供这些资料。另外，一些管理机构，如州际商业委员会以及各种公用事业委员会，也收集了大量关于铁路、煤气和电力公司的数据，公开供人们分析研究。
但是1914年时，大部分财务信息在普通股股票分析中弃而未用。人们虽然没有完全忽视这些数字，但也仅仅是带着一点点兴趣对它们作些肤浅的研究。对人们来说，最重要的是各种各样的内部消息——有些内部消息与企业经营、新订单、预期利润等相关，而更多的则是关于股市操纵者的新举措和新计划——赫赫有名的股市操纵者该对每一重要股票的剧烈波动（不论是涨还是跌）负责。对于华尔街的老手来说，沉溺于干巴巴的统计数据中是件可笑的事，因为当时人们认为股价变动的决定性原因是一套完全与统计数据不同的因素：全都是一些人为的因素。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其中重要的有工业公司的财政实力因为一战而大为增强——1914年之后，在普通股股票分析中，内在价值与投资价值变得越来越重要。作为一个新来者，我没有受到旧体制下那种扭曲的传统的影响，能够迅速地对金融领域中的新生力量作出响应。我比前辈具有更清醒的头脑和更良好的判断力（他们的智慧已受到经验的约束和削弱），从而能辨别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什么是可靠的，什么是不可靠的；甚至能辨别哪些是诚实的，哪些是不诚实的。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我发现了华尔街的一片处女地，即对证券价值作真正的、透彻的研究。凭着两个有利条件——即我自身的内在天赋和当时的有利时机——我的成功几乎是万无一失的。不过，我的生涯中也出现了多次挫折。
这里有一个在刚开始从事金融生涯时发生的小例子：年老的沃纳先生由于经营不善被迫放弃了自己的证券交易公司，加入我们的行列，成为一个为纽伯格…亨德森和罗勃公司办事的客户经纪人。他头发花白，具有贵族气质，对人慈祥可亲，而他内心背着一个沉重的十字架，那便是他的儿子阿瑟——一个聪明的小伙子，但却是一个严重的酗酒者。沃纳先生似乎仍然能准确无误地报出每种股票的最新价格，对市面上任何风吹草动的消息或者闲言碎语一清二楚。他总是带着一根手杖，并曾经说服我拄根合适的手杖在华尔街踱步。我照他的话做了，但仅仅维持了很短的一段时间。
1915年，我作为一名记价员在客户室里帮忙，在那里我可以和沃纳先生就金融发展、公司盈利等问题进行交流。当时密苏里…堪萨斯…得克萨斯铁路公司（Missouri，Kansas and Texas Railroad）正出现盈利提高的迹象，但它的股票（俗称“小猫”）价格似乎偏低，每股只有12美元。我肯定以某种方式帮助了沃纳，所以他建议我们合买100股“小猫”股票。他愿意掏出他那部分的钱，并且承担我的那一半。对此我当然乐意接受。过了一段时间后，阿尔弗雷德·纽伯格先生听到了这件事的风声——他好像对办公室里所有人的言行举止都一清二楚。他把我叫到办公室，好好训斥了我一顿。他提醒我不要投机，并且以一种责备的特殊语调补充道：“本，如果你打算投机的话，你至少应该聪明点，不要选像密苏里…堪萨斯…得克萨斯这样衰落的铁路公司的股票。”当然，随即我按略有赢利的价格卖掉了我的一份来了结此事。我想像得出，阿尔弗雷德·纽伯格先生肯定也给可敬的沃纳先生以同样的训斥。
但是后来，轮到公司听从我的建议，而不是我听公司的了。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正是同一家密苏里…堪萨斯…得克萨斯铁路公司的普通股股票，要进行一次非同寻常的财务运作（这种运作正是我今后所擅长的计算方法的一个实例），我说服了我的公司去从事这一运作。“小猫”铁路公司现在破产了（这验证了阿尔弗雷德·纽伯格先生对我早些时候初次尝试的批评）。该公司采取了一个重组计划，普通股股东只享有购买重组后的新公司股票的权利。该股票实际上人们认为毫无价值，因此每股只卖50美分。我向我的合伙人指出，要完成这个计划至少需要一年时间。与此同时，老的“小猫”股票将与新股票一样以同样便宜的价格出售。换句话说，如果新股票从现在的指导价上升1美元的话，老股票的价值也会上升1美元，那就意味着在老股票上的投资获得了200％的回报。事实上，在任何市场繁荣时期，在铁路公司股票方面赚取了3个或4个百分点是平常的事，如果损失，最多只有半个百分点。NH＆L公司的合伙人在原则上反对公司进行任何投机活动。（虽然当他们的客户沉溺于、甚至过度沉溺于投机行为时，他们是很高兴的。）但是这次，我的逻辑战胜了他们的疑点。我们买了5000股。到了第二年，我们的利润是5000股的金额的6倍。
作为华尔街上一名别具特色的操作员，我的事业是从1915年真正开始的，那时古根海姆勘探公司（Guggenheim Explorationpany）正要实行一个分解计划。该公司在几个重要铜矿都拥有大量股权——即内华达（Nevada）、奇诺（Chino）、雷统一（RayConsolidated）以及犹他（Utah）——这些股票在纽约证券交易所都交投活跃。当古根海姆公司提出分解计划并将其持有的股权按比例分给股东的时候，我计算出当时该公司所持股票的市场总值要高于公司本身的股票价格。因此，这就存在一个实际上是很保险的套利获利机会，你只需在买进古根海姆公司股票的同时卖出奇诺、内华达、雷统一及犹他公司的股票。可能存在的风险是：①股东不批准分解计划；②由于法律诉讼及其他麻烦事引起的耽搁；③要把售出股票的短头寸维持至它们真正发放到古根海姆公司的股东手中是有一定困难的。
这些风险对我来说算不了什么。我建议公司采取行动，公司于是做了一笔数目不大的股票套利。我还向办公室里的其他人作出同样建议。我记得哈罗德·罗斯建议我替他操作整个过程，并且答应把20％的利润给我。这样，我完成了第一次套利任务，后来证明套利是我学习和行动的一个特殊领域。分解计划在没有任何麻烦的情况下完成了，实现的利润也正如我计算的那样；大家都很高兴，我就更不用说了。
1915—1916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股市大牛年：那时美国还未卷入战争，从英国和法国的军火及供给品订单中获得了巨大利益。股票价格虽然在战争爆发之初遭受巨挫，但此时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我们公司的业务也欣欣向荣。我发现自己已承担了许许多多的职责，我不仅要做统计、证券分析，要写财务报告，而且在出纳员忙得不可开交时，我还得做他的助手。在当时华尔街的那些公司里，出纳员是后台部门的头头，要负责证券的交割、活期放款和定期放款，以及所有的簿记工作。我们的出纳员是赫德先生。大家认为他是一个乖戾的、爱嘲讽别人的暴君。但是我与他合作得非常顺利，他似乎很欣赏我对他的帮助。实际上，有一天当公司决定在对我连续几次加薪之后（每星期加5美元或10美元）再次对我加薪（这次可能是把我的周薪从25美元增加到30美元）时，他把已增加的工资递给我，很粗暴地说道：“到了你该清醒的时候了！”
1916年9月，我的工资已增加到每周50美元，我决意冒一次险，正式向海兹尔求婚——她没怎么犹豫就同意了。在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