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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起当年被抱走的场景，年近花甲的男人沉吟了片刻，然后只说了三个字：“一片白。”被领走那天是腊月初八，天寒地冻，白雪皑皑。房上地上墙上树上，到处是冰是雪是雾是霜……一片白！这就是李航四岁时仅存的孩提记亿，一种凄冷刺骨的悲凉记忆，凝固成苍白永恒的痛苦记忆。或许为了回避痛苦，李航被养母领走时，他的父母都没在家，而是委托一位表亲代为“交接”。父母虽穷，但还是给即将离别的儿子穿了身新衣。
那天，杨紫贤先借了辆“解放牌”大卡车将孩子拉到了白水县城，然后又雇了一架马车，将他驮回了城关镇，驮进一个冰封雪覆、死气沉沉的深宅大院。
杨紫贤生于1911年，是浙江富户的大家闺秀。在兵荒马乱的战乱岁月，她爱上一位风流倜傥的国民党军官，并跟着他搬到了西安。夫妻俩过了十年的恩爱日子，并且生有一双儿女。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时任国民党正规军营长的男人别妻离子，浴血救国，在著名的“中条山战役”中不幸阵亡。
飞雪埋尸，寒风报丧，杨紫贤哭得昏天黑地，也唤不回爱人的一块尸骨。她悲痛欲绝，神志错乱，带着一双幼小的儿女出了古城……结果，状态恍惚中的杨紫贤在途中弄丢了孩子。雪上加霜的打击让杨紫贤一蹶不振，她难以抵抗内心的悲痛，染上了大烟瘾消愁度日，把所有家当都换成了烟土。
就在这时，她遇到了第二个男人。说是“遇到”，实际是“骗婚”：白水县有个有钱有势的保安团团长，看上了这个西安城有名的漂亮寡妇，于是乘人之危，在她生活窘困的关口派了个替身代自己相亲，并且送去彩礼。见过前来相亲的英俊后生，杨紫贤答应了。可等上了花轿、拜了天地、揭开盖头之后，她才发现新郎使了调包计，真正娶她的，是一个相貌丑陋、粗野专横的老男人。但是，新娘怎么哭闹都已经晚了，硬被家丁架入了洞房。
杨紫贤是个烈性女人，不愿接受这桩伎俩下的婚姻。于是，她伺机偷了一套保安团兵服，将一双小脚藏进马靴，女扮男装地星夜出逃。杨紫贤在南方流浪了几个月，最后在上海被丈夫抓回。不幸中的万幸，比她大十五岁的丈夫确实喜欢她，为了表明诚意，他将包括兄弟在内的家族财产，全部交给了女人掌管。男人是县里有名的豪绅大户，不仅有一套气派的私宅和五百亩土地，还开了几家大染坊，雇佣的长工就有二十个。尽管杨紫贤并不爱丈夫，但她最终认命了：逃出那么远都能被他找回来，看来这次婚姻也是命中注定。她心灰意冷地留了下来，当上了家族的“大掌柜”。然而女人命苦，十九年过去后，第二个丈夫在1950年“镇反”中被拉出去枪毙，只给她留下一个闹鬼的宅院和孤寡的日子。
根据李航描述，杨紫贤是位既有容貌、又有韵味的南方妇人：身高一米六五，体重从来不过百斤，是位高额头高颧骨、嘴大耳大眼睛大的美人。她皮肤细润，头发总是梳得油光水亮，盘在脑后，习惯穿青色或浅灰的绸缎上衣，黑色的裤脚利索地绑紧，棉袜总是干净雪白，蓝面的缎子鞋上绣着艳丽的海棠花。冬天，杨紫贤喜欢穿平绒夹袄，即使穿棉鞋，里面也穿着绣花鞋。妇人一生都大方得体，傲慢自信，就是活到九十岁，都腰直背挺，思维敏捷。
“养母的手很巧，我们娘儿俩的衣服几乎都是她亲手缝制。小时候，养母疼我疼得不知道拿我怎么办好，恨不得把箱子里所有的漂亮布片都裹在我身上。”李航动情地回忆说，“我的衣服破了，养母先补上一小块白布，然后再在白布上绣红花。为了这个，当时我常跟养母闹，觉得她把我当女孩子养。刚迈出院门，就立即把养母刚绣好的花撕掉……现在回想起来，那一针针一线线，她把对儿子的爱全都缝了进去。”
杨紫贤是位既有教养、又有棱角的泼辣女人，有一副耿直的秉性和洪亮的嗓门。她的心善而不弱，细而不柔，浓情暗敛，内柔外刚。对儿子爱归爱，但决不娇宠，失望的时候破口大骂，生气的时候用放牛鞭抽。
童年的李航内向敏感，倔强好强。由于自己的身世和养母的“地主”身份，常遭学校和街坊的孩子欺负，渐渐养成了自尊自怜、孤僻任性的复杂性格。但是孩子毕竟是孩子，需要童话的颜色和欢娱的节奏，空宅大院里的训教变得越来越难以忍受。孩提时代的李航，总是憧憬墙外的天空，他常趁人不备，偷偷逃出，每次被养母找回，都免不了遭到一顿狠揍。李航记忆最深的一次，是他抹着眼泪冲出家门，钻进场院的麦秸垛里，心惊肉跳地数着星星躲了一夜。
杨家的宅子虽大，但早已败落，家里的财产所剩无几，铜盆铁锅也都在“大跃进”时捐出去炼钢了。60年代又遇饥荒，幸好女主人囤了些麦子埋在地下，饿的时候挖出来，偷偷捣碎，放在砂锅里用炕火熬粥。就这样，家里尽管没有劳力，母子俩也饥一顿饱一顿地挨过好几年。
2
1966年“文革”爆发，五湖四海都没有了安宁，就连李航居住的偏僻县城，也顷刻化成了赤烈的海洋。在一场场接踵而来的运动风暴里，继承了丈夫“地主帽子”的杨紫贤自然成了众矢之的：一夜之间，杨家门外的墙上糊满了一张张大标语大字报，杨紫贤三天两头被专政组织揪去提审，谩骂，批斗，审查，游街……要她交代前夫的罪孽，交代自己的“破鞋历史”。一个养了个“野种”的地主寡妇，无疑激发了当地人压抑扭曲的淫荡想象，杨紫贤不仅成了反面的公众人物，而且变成男人们意淫的对象。然而，妇人耿直刚烈，宁折不弯，尽管所有人都知道儿子是她领养的，但她至死都不承认。
“狐狸精，你要老实交代！你连个男人都没有，自己怎么能生出孩子？”
面对厉声质问，妇人即使被挂牌子戴高帽批斗游街，也会用不屑的口吻一遍又一遍轻蔑地回答：“这孩子就是我亲生的！我是女人，我想跟谁睡就跟谁睡，想跟谁生就跟谁生！”
杨紫贤是个经历风雨的刚强女性，此时她所痛苦的并不是自己“挂不挂破鞋”，而是担心无辜的孩子和他的未来。在那个年代，成分决定了孩子一生的命运。于是，在“文革”的第二年，已经守寡十六年的妇人突然作出一个令人意外的决定——改嫁！
1967年开春，五十六岁的杨紫贤选了一个桃花盛开的暖日，“娶回”了一个比她年轻五岁的贫下中农：一个游手好闲、其貌不扬的单身汉。妇人自有妇人的盘算，结婚时她说得很明白：“我一把老骨头了，摘不摘‘地主帽子’无所谓，但我不能把这个坏成分传给儿子！”
促使杨紫贤下决心“改嫁”，其实还有个重要原因：当时李航的生母在政府工作，家境也稍微好转，一想到自己本来“根红苗iE'’的儿子如今在外乡当“地主崽子”，心里就觉得愧疚万分，有心把儿子领回来。杨紫贤是个明白人，她知道：在这个“成分决定命运”的年月，假如自己不横下心来走这步，很可能就会失去儿子。
“寡妇改嫁”的消息传开，街坊邻居都说“这老婆子肯定疯了”，嫁人不就为找个靠山？就凭她的风韵和那套让当地人垂涎的大宅子，就是再戴十顶“黑帽子”也不愁找不到一个有本事的男人。可杨紫贤宁可白养一个好吃懒做的闲汉子，也不愿让一个能干男人今后跟儿子分家产。她的心里只有儿子，根本不可能忍受在自家宅院里出现一个对自己指手画脚的外人。
从结婚证办好那天起，这就是一对“名义夫妻”。杨紫贤把临街把角一间低矮厢房腾出来让“新郎官”住，不许丈夫跨进正房。就这样，李航十一岁那年，不仅把身份改成了“贫下中农”，而且有了一个名正言顺的“李”姓。
养母嫁给了贫下中农，虽从表格上改写了儿子的“地主成分”，但在同学眼里，李航不仅是“地主崽子”，还成了“野崽子”，经常成为孩子们取笑的对象。有一次，李航又在学校跟一个骂他“野种”的小子打起来，他一气之下抄起了椅子，砸坏了人家的一条胳膊。养母气得罚他下跪，并且又挥起放牛鞭；打完后，却又心疼地抱住他痛哭。后来，当她得知儿子打架的原因后，立即冲到邻居家跟人家大吵……不过吵归吵，杨紫贤毕竟是女人心肠，她花了六十块钱将受伤的孩子送到洛阳的白马寺骨科医院请名医接骨，并且不再责备儿子。
杨紫贤脾气暴烈，她不仅用挂在门后的放牛鞭抽过儿子，还抽过自己的懒汉丈夫。平时，女主人对丈夫十分轻蔑，只要男人在她面前稍显劣相，她轻则辱骂，重则挥鞭，经常几个月不跟他搭话。吃饭时，妇人叫儿子把饭送到下房，母子俩一起在上房用餐。由于养母的态度，李航和男人的关系也非常冷淡，直到后来养父去世，他连“伯父”都没有叫过。
1970年，懒汉也受不了老婆的态度，情急之下，离家出走。大宅子重新平静下来，又剩下相依为命的母子二人。
李航自从被养母抱走，再没跟亲生父母来往过，要不是因为父亲去世，恐怕他还不会知道身世。1969年10月下旬，秋风瑟瑟，阴雨绵绵，在李航生母的央求下，杨紫贤同意让孩子去西安奔丧，但要坚持亲自陪同。
“我们娘儿俩花了两块六的票钱坐车到西安。”李航叙述说，“养母坚决不去生母家，而是带着我住在解放路的一家小旅社里。见到生母，她本想搂我，但养母的手像钳子一样拽住我，生母忍不住摸了一下我的脸，伤心地落了泪。”这短暂的触摸，就是李航从生母那里感受过的所有母爱。在西安的几日，养母跟儿子寸步不离，从火葬场出来，直接拉他去了车站。
就这样，李航在被送养的九年之后，第一次在殡仪馆里见到了父母。一个从没有过父爱的十三岁少年，面对一具陌生的冰冷尸体，虽然知道了父亲是谁，但也明白：自己永远不会再有父亲。那年李航初中毕业，人很瘦弱，是个只有一米五的小个子。
知道了身世，虽没改变李航对养母的感情，但激发了他青春期的第一次反叛。李航说：“在上高中之前，我一直跟养母睡在一个炕上，她睡窗下，我睡在靠箱子的另一头。要知道，直到上小学，我一下学回家，养母就把我搂在怀里叫我吃奶……想想真是羞死人，她一个老太太哪里有奶！可是，我在养母跟前从不敢反抗。”从西安回来，李航开始读高中，男孩第一次违背了养母的意志，死活要从正房搬出来。老人最后同意了，一声不吭地打扫出积满灰尘的西厢房，搬来最好的绸缎被褥。每天清早，养母刚一扫完院子，立即到儿子房间给他倒痰盂。
有了自己的房间，李航也有了相对的自由，他明知养母不喜欢外人，但还是经常带来同学，偶尔还让同学在家留宿。这种时候，同
学前脚出门，养母后脚就动手拆洗被褥，煮水消毒杯碗。
杨紫贤有洁癖，而且从不会在穿着上节俭，她认为：“饭可以跟人家分，但衣服要留给自己穿。衣服穿体面了，既是对自己、也是对别人的尊重。”
杨紫贤虽然脾气暴躁，常跟邻居争吵，但是为人大度，并不记仇。由于她见过世面，又会算账，不管谁家有了红白喜事，多要请她帮忙操持。“养母的窗花剪得很好看，而且剪什么像什么，剪出蝴蝶都会飞……”在李航心目里，养母是天下最能干的人。
1972年李航高中毕业，为了挣钱糊口，十六岁的少年跟成年人一样干起了农活。由于身体羸弱，无论干得多苦多累，李航也只能挣到妇女的工分。别人一天挣10分，他最多只能挣8分，队里穷，年终本该分到的粮食，又被“一斤折五斤”地换成了红薯，靠这点分到的红薯，母子俩精打细算，相依为命。
这年冬天，李航被派到延安洛川的石堡川水库拉土方，工地离家有两百公里。没想到，李航刚到不久就发生了事故：单薄的他架不住车辕，下山途中翻了车，整个人被砸在了土方下面，造成多根肋骨骨折！出事后，养母急了，跑到队里大吵大闹，说什么也不准儿子再去劳动。
儿子是回来了，可是家里没人出工靠什么糊口？杨紫贤把心一横，毅然扒掉两间邻街的房子，卖掉木料维持生计。就这样，李航在家窝了一年工，一边自学医术想做郎中，一边顺着养母的性子学做木工和泥瓦匠，有时也到队里做些摘棉花、看仓库的轻活儿。两年后，他被任命为民兵连长，再次被派到水库工地。十八岁了，李航想考大学，但是由于养母的地主成分，生产队不可能推荐他。
1976年毛主席去世，高考改革，上级在原有的“贫下中农推荐指标”外，新添了一个“可教育好子女推荐指标”。就这样，当过“民兵连长”的李航被生产队推荐参加了高考，养母也托了不少的人情。杨紫贤是个明白人：儿子只有考上大学，以后才能“吃公饭”。当时家里穷，老人连每月五角的电费都掏不起，于是督促儿子早起晨读。
本来，李航很想报考师范，觉得能像父亲那样教书才最体面。可是那年到白水县招生的学校只有陕西农林学院一所，李航别无选择。学校位于离家三百公里的杨林镇，李航在林学院读林业工程专业，养母省吃俭用每月给他十三元生活费，学校只补助六块钱。
1978年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年份，也是李航一生中的重要转折。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确定了全国改革开放的总方针，并且决定增强援藏力度——除了继续提供各种政策优惠、财政补贴和工程援助，还要为西藏输送新鲜的技术血液。
同年12月，李航大学毕业。中央组织部到学校调干，决定将品学兼优的李航派往西藏。对一个离开家就进校门的年轻人来讲，西藏是一个遥远神秘、离太阳最近的浪漫地方。李航关于西藏的所有知识，都来自地理课本里的赞美描述和影视报刊的纵情讴歌。他知道青藏高原是两千万年前亚欧板块和印度洋板块剧烈碰撞生成的世界屋脊，知道那里有世界最高的珠穆朗玛峰和两岸牛羊成群的雅鲁藏布江；他从图片上欣赏过蓝天白云下的布达拉宫，听老师讲过《格萨尔王》是世界上最长的民族史诗。另外，“巩固民族团结”的文成公主，攀登珠穆朗玛峰的英雄潘多，唱《j匕京金山上》的才旦卓玛，还有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里翻身道情的盛装男女，便是他对藏族人的全部了解。
对于赴藏支边，意气风发的李航并无怨言，但是考虑到年迈的养母将孤身在家，李航心里实在放不下。他很为难：如果不服从组织，自己将被取消分配资格。杨紫贤老人深明事理，不愿断送孩子的前程。于是，老人把心一横说：“你走吧，反正我也不能带你一辈子。家里有媳妇在，你就去安心工作吧！”
其实，李航当时并没结婚，老人说的“媳妇”，是她两年前为儿子相中的女孩，叫王宝珠。宝珠比李航小两岁，就住李航的斜对门，十六岁高中毕业，在当地学校教初中，性格持重，贤惠淳朴。两家人是老相识，知根知底，早早替孩子定了亲。分手那天，老人不仅让儿子背走那床为他结婚准备的一床被褥，而且苦口婆心地嘱咐他不要变心：“宝珠跟你订了婚，就已经是咱们家的人了。”
政府虽然拨了每人百元的安家费，但是扣掉御寒费后，拿到手里只有六十元。出发前，李航给养母留下十元，怀里就揣了五十元人民币和自己青春的本钱，开始了高原上的奉献。儿子的脚刚跨出门道，养母就“哐当”一声闭紧了院门；李航眼里顿时溢满泪水，他知道：不是老人心硬，而是不愿儿子看到她伤心。
特别的身世，给了李航特别的财富，不仅使他长成一个内心丰富、敏感易伤的感性男人，而且有勇气成为孤独一生、梦想一生的苦行者。
3
1979年3月2日，李航和同行的两百多同学一起从西安出发，坐了三天三夜的火车，经兰州、酒泉、武威和嘉峪关，到达甘肃与新疆交界的柳园小站。
刚动身时，车厢里人声鼎沸，意气昂扬，唱歌，辩论，打牌，谈天，轰隆的车轮满载着理想主义的憧憬。李航独自缩在车厢的角落无声落泪，他并不怕艰苦，而是挂念养母，挂念他从未离开过的亲人。
列车进入甘肃，像一只断翅的昆虫，爬在寸草不生的戈壁滩上。朝晖中的荒凉大漠，夕阳下的秦城残垣，高原沙暴，塞外飞雪，越来越冷的荒凉渐渐将大学生脆弱的浪漫扑灭了。车厢里终于安静下来，再出声时，是男同学无措的责怨和女同学啜泣的哭腔。
李航他们在柳园停宿一夜，然后搭乘公交车一路烟尘地赶赴敦煌。到达目的地时，一群朝气蓬勃的大学生，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