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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航他们在柳园停宿一夜，然后搭乘公交车一路烟尘地赶赴敦煌。到达目的地时，一群朝气蓬勃的大学生，变成了能喘气的兵马俑，沙漠风暴不仅卷走了头顶的棉帽，而且吹得李航直打趔趄。在敦煌困了两天，西藏派来接的人才到，年轻人由此兵分几路，李航和另外三十几名分到山南的同学一起又上了路。戈壁大漠，见不到一个生灵。汽车经过青海湖畔的大柴旦，穿过格尔木和纳赤台，驶上了巍峨的昆仑山。
五道梁是昆仑山主峰，海拔5700米。司机王师傅担心孩子们害怕，所以决定开夜车翻山。没想到，汽车的刹车出现了故障，幸好崖边有块巨石拦挡，一车人才侥幸捡了命。汽车好不容易挪到沱沱河兵站，王师傅要留下来等人修车，只得拦了几辆过路的油车，分批将三十三名同学送到那曲。这时，孩子们的高原反应已非常严重，浑身无力，头痛欲裂，饥寒交迫，困倦不堪，跟李航同车的女生痛苦得哭了又哭。李航也想哭，但是作为男人，他必须忍着。
那曲是藏北地区的贫困小镇。油车开进了那曲小站，说是车站，其实只有两间土房和半道残墙。当时天还很黑，还是寒风呼啸、星月高悬的高原凌晨。
落后，蛮荒，是西藏给李航的第一．印象。李航的心凉了！对一个未曾涉世的大学生来说，纵有“献身祖国建设”的时代热情，毕竟没想做拓荒屠龙的救世英雄。
又经过几天长途颠簸，李航又搭了一辆运柏油的卡车经过当雄抵达拉萨。由于一路躺在柏油桶上，李航的棉大衣浸满了乌臭的沥青，头发脸上满是油污。接待他们的人看了直笑，说他们比藏人更像藏人。
70年代末的拉萨，面积只有三平方公里，还不足现在的十分之一，城里除了布达拉宫及周围的雪村，再就是大昭寺周围的八廓街，见不到其他的繁华街道。李航被安排在自治区第一招待所休整，看到街上的人腰挎藏刀，身材剽悍，怕得根本不敢出门。黄昏，李航站在二楼的窗口朝大昭寺方向张望：密密麻麻的人流围着寺院高墙无声地走着，好似一个逆时针卷动的黑色旋涡。
接待大学生的，是一位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时入藏的“老支边”。他告诉孩子们：“你现在看到的西藏，已比我来时好多了！当初我随部队入藏，这里还是农奴制，城里没灯没水，贫困破败。大昭寺西面就是个乞丐村，小昭寺前也是乞丐的聚集地。当时拉萨只有三万多人，乞丐就有三四千。”尽管“老支边”一再强调，西藏的生活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眼前萧条的街景，毕竟跟李航想象里的“太阳城”相去甚远。对刚跨出校门的年轻人来说：历史，毕竟是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
初到拉萨，李航看到的只是一幅转经的街景，再去拉萨，则是半年以后的事了。1979年9月，分到山南地委的李航凑了三天假日去拉萨参观，并请一位热心的藏族朋友引导，去了神秘的布达拉宫。藏族小伙一再叮嘱他：进宫后千万不要随便说话。当年的布达拉宫还没有照明，幽暗的大殿里，只有一盏橘黄的酥油灯，只有五世达赖喇嘛的灵堂里，才能见到一小块天光……对李航这样从小接受无神论教育的汉人来说，短暂的一次参观并不能帮助他很快了解西藏文化。
出了布达拉宫大门，李航被带到宫墙脚下的“农奴制旧西藏的阶级教育展览馆”。藏族朋友说：民主改革前，西藏百分之九十五的人是农奴。他们世代为奴，没有自由，官家、贵族、寺院三大领主不仅可以将他们随意买卖赠送，而且掌握着他们的生杀大权。他们像牲畜一样为奴隶主劳动，负担几辈子还不完的租税，祖祖辈辈挣扎在死亡线上……这次参观给李航留下的记忆铭心刻骨，“和西藏人民一起建设新西藏”的信念，则成了他自觉献身的内在动力。
从离家到进藏，李航前后走了半个月。一到山南，敦厚文静的李航就被农牧局的郭局长看中，把他留在身边做文秘工作。
“西藏生活确实很苦，但人的适应性很强。等你待一段后，有了感情，恐怕让你走你都不舍得。”郭局长看出了年轻人失落的情绪，十分体贴地安慰他。他向李航介绍：旧西藏经济停滞，社会落后，民生贫困，既没有现代工业和交通，也没有现代科技和教育。直到1959年民主改革，这里耕地还用“二牛抬杠”，这种土法子早在公元一世纪雅龙部落时就有了，木犁耕地，牦牛踩场，粮食亩产平均只有一百多斤。经过了二十年的民主改革和政府援建，虽然西藏经济已经开始与全国接轨，但是当时科技为自治区经济所作出的贡献还远远不够。“所以，你们这些年轻大学生来这里扎根，要比去别的地方工作更能体现出自己的价值。”郭局长乐观地鼓励他。
当时山南还很贫瘠，所谓的“地委大院”，不过是用一圈不挡风寒的低矮土墙围着的几排铁皮房子。十平方米的单身宿舍，除了两张吱呀作响的铁床，就是窗外飞沙的风景。招待他们的饭菜，是不见油水的凉粉和小白菜。
几个月后，李航盼来了第一封家书，未婚妻在信里告诉他：自从他走了以后，养母的话一天比一天少，经常哭得两眼红肿。尽管这样，老人再三叮嘱宝珠，给李航写信只许报平安……捧着信，李航不知哭了多少次。回信中，他也从来不提藏区的辛苦。
到了西藏，李航接到的第一项任务，是参加雅鲁藏布江防风固沙林带的勘察与规划。半年后，他频繁到与印度、不丹和锡金等国接壤的“南疆五县”——朗县、洛扎、加查、错那和隆孜，进行原始林区的储蓄量调查。李航回忆说：“南疆藏区人口稀少，有的乡政府只有三个人。当时的边民贸易十分自由，出国回国像走亲戚，有的边防站简陋得连铁皮房都没有，军人就在山洞里放哨！”
冬季的山南是冷酷的雪野，到了夏季，则是姹紫嫣红的热带花园。蓝天，白云，雪山，草地，阳光，斑斓的植被，珍稀的动物，悠闲的牛羊，盘旋的鹰鹫，奏出一曲和谐的天籁。随着冰雪融化，李航骨子里的浪漫也逐渐复苏。劳动之余，坐在山坡，他写了不少朴素的诗歌：
这里飞不过老雕，因为这里的山高耸云霄。
山顶常年不化的积雪，是藏族人民的淳朴和坦诚。
山间万紫千红的杜鹃，像我们大学生的年轻脸庞。
我从六千米的雪山上走来，
来到喜马拉雅山南坡的门巴小寨……
门巴族是藏南古老的群居部落，使用简陋的生产工具、以极其原始的方式种一点儿产量极低的粗粮，一年中八九个月粮食不够，而要靠采集野菜、野果和树叶以及套猎维持生计。在燠热的夏季，在野兽出没的热带雨林，妇女只用树皮围腰，男人也皮肤赤黑，暴露在阳光里。当时那种刀耕火种、刻木记事的原生风景，让内地来的年轻人眼界洞开。
4
高原生活贫瘠原始，援藏工作充满了艰辛。
1979年夏末，暴雨连天，渠水涨满，一个八九岁的小学生在过木桥时落水，被正好过路的李航救起。渠里流的是雪山融水，冰冷刺骨，李航将孩子托上岸时，身体己冻得失去了知觉。下水救人，救的是别人的险，李航谈到自己的遇险经历，更令人毛悚骨寒。
李航说是留在机关工作，其实大部分时间都在基层。一次下乡途中，李航搭乘的卡车在山坳里与迎面开来的军车狭路相撞，对面军车坠到山下，车身虽被秃树挡住，但是司机飞出了窗外……这种恐怖的车祸场面，李航在西藏遇到了不知多少次。
1980年4月，李航到朗县帮助安装电动带锯，并且组织伐木场南迁。一次在去朗县的路上，李航乘坐的吉普车突遇车祸。那天同行的除了藏族司机曲扎外，还有一位叫李慧莲的女同事。李慧莲四十出头，是陕西老乡，1970年进藏，是技术人员中的老大姐。
当吉普车翻越海拔5300米的加查山时，跟一辆满载方木的货车在陡峭的拐弯处紧急错车。卡车的方木上坐了四位搭车的藏胞，驾驶舱里除了司机，还有一位名叫李秀英的“团结族”姑娘（“团结族”是指藏汉通婚的后代）。活泼漂亮的李秀英只有二十岁，是很讨小伙子喜欢的电影放映员。那天错车时，行驶在外缘的货车突然失重，翻下悬崖，滚到河滩。
三个人战战兢兢地跳下吉普，踩着碎石，爬下两千米深的乱石滩寻找伤员。驾驶员双腿摔断，四位藏胞脑浆进裂，女孩虽然昏迷不醒，但是鼻孔里还有一丝热气。健壮的曲扎背起货车驾驶员，体重不到五十公斤的李航背着奄奄一息的李秀英，李大姐跟在李航身后，帮他托着女孩的两脚。山上根本没有路，李航他们躬着腰，揪着枯草，脚踩碎石一步一滑。
大约爬了四个小时，他们才把两个伤员背
到公路。当李航将背上的女孩放到地上时，李秀英的身子已僵成了铺板。李航这才想起刚才半途中女孩曾在他背上抽搐过两下，估计当时就咽了气。一想到这儿，李航恐怖得头皮发麻，责备李大姐为什么不告诉他。李大姐苦笑着反问：“当时我要是告诉你，你还能把她背回来？”他们将伤员和尸首送到医院，然后掉头继续赶路，三个人一路都不再讲话。
或许，萨迦魔女还嫌李航他们遭遇的险情不够，就在车祸当天晚上，他们的吉普车又在加查山下爆了轮胎。入夜，雅鲁藏布江岸的风沙大得出奇，不出几个小时，沙子就埋掉了半个轮胎。司机曲扎和李慧莲大姐蜷在座位里打盹，李航惊惧地盯着窗外末日般的世界：漆黑的夜，呼啸的风，狂沙打着吉普的挡风玻璃，发出暴风雨般的噼啪碎响。天上有月，但隐在云后，即便偶尔露出，也被风沙密密地缠裹。
“天哪，有狼！”李航的惊叫吵醒了两个同伴。三个人定睛望去，果真看到黑暗中十几只闪着荧光的绿眼正在朝车头接近。它们削着耳朵，拖着粗尾，目光透着逼人的凶残。曲扎是经验丰富的藏族司机，他立刻打开了车头的大灯。狼群朝后退了几米，退到雪白的灯柱之外，但那幽幽的目光唤起李航一段孩提的记忆。
——那时李航还上小学，晚上跟养母睡在正房的炕上。一天半夜，养母一个骨碌从床上坐起，听到后院有嗷嗷怪响。“不好，有狼！”妇人警觉地翻身下床，敏捷地将长袄披在身上，一把抄起门后的铁叉，并且严肃地叮嘱孩子：“儿啊，要是娘没回来，你一定把门关好！”说完，迈开小脚冲了出去。李航用被子蒙着头，屏息静气地趴在后窗玻璃上，看到养母在后院挥叉追打……养母动作过猛，披着的衣服掉了也来不及捡，白皙的裸体在月光下泛着陶瓷般的光晕。男孩看傻了：就在那一刻，他突然有了美的意识。狼被打急了，越墙逃走。第二天有邻居讲：他们看到一条瘸腿的老狼逃出了村子……
公路上，一群狼顶着风沙焦躁地打转，不时扬起脖，发出幽怨的尖嚎。奇怪的是，在这黑漆撕裂的狼吟里，李航恍惚听到自己的声音，一种发自脏腑的、黏稠感伤的悠远呼唤。
就这样，三个人坐在车里一动不动，屏息静气地和一群野狼对峙到天亮。
在朗县蹲点的一年，对李航来说虽然很苦，但很新鲜饱满。水路，他学会了划牛皮筏；旱路，他学会了骑马，并会用藏语哼唱跑马小调：
朝着山顶走，白雪迎面飘。
岗巴拉山噢，何惧你的险。
有马铃陪伴，有金子马鞍。
当然，藏族人的歌词夸张了些：李航骑的马背上不仅没有金子马鞍，甚至什么都没有！因为林区人骑马不用缰绳，也不用马鞍。不出两日，李航的屁股就被磨烂了，一沾马背就火辣辣地疼。即使这样，他每天也得骑马赶回驻地，披星戴月地在野林穿行。屁股磨得起了老茧，身体摔得已经不知道痛，抓马鬃的手也勒出了血……不过，二十四岁正是喜欢历险的年龄，生理的苦痛，可以转化成心理的激情。
后来，李航不仅喜欢上了骑马，还和藏胞一样爱上了马的灵性。一个人骑马走在林间，李航会突然拉开嗓门学一声狼嚎，或唱一首撕心裂肺的《信天游》……
雨季的林区生活并不比冬季好过多少，白天闷热，晚上潮冷，既要忍受四脚蛇在泥泞里惊蹿，更要忍受蚊虫的叮咬。一个月能穿破两条裤子，一星期会穿烂一双胶鞋，浑身馊臭，奇痒难忍，蓬头垢面如同野人。很脏，但不能洗澡，脏得实在难受了，只能打盆井水在太阳下晒晒，趁同屋不在时擦一擦身。每天吃的，不是熬小白菜，就是煮野蘑菇，还要喝喝不惯的酥油茶、菜糊子，吃吃不惯的青稞面和糌粑。文化生活根本没有，除了单位开会，就是政治学习，偶尔能看一场电影，肯定也是看过不下百遍的老片子，不是《苦菜花》，就是《黑三角》。书在西藏是稀罕物，即便找到报纸杂志，至少也是半年前的。十平方米的宿舍里住四个单身汉，实在冷了，就两个人挤在一个被窝里相互取暖。
“白天累，晚上怕，睡了不怕，醒了后怕。”李航心有余悸地回忆说。日子虽然过得像受刑，但凭着年轻人耐力和超人的理想，他们还是日复一日地挺了过来。“晚上还委屈地掉泪，天亮又会一脸笑容，苦归苦，但也苦中有乐。”
有一次，李航和李慧莲一起陪林业局局长到朗县检查工作，结果被大雨拦阻途中，只得露宿在当地藏胞的房檐下。“怎么，你尿裤子了？”李大姐拿被雨淋得精湿的李航打趣。李航咧嘴苦笑说：“何止裤子，半个身子都尿湿了。”现在听来，这句玩笑根本算不上幽默，但在当时，却像一叶风筝，调亮了天空的颜色。李航刚到西藏的几年，就是这样在劳累和兴奋交织、孤独与理想相伴的日子里度过的。
李航一到西藏就读了一个藏语短训班，但是真正学习藏语，还是在下乡的工作中。藏族姑娘央金年轻美貌、气质卓群，给李航留下了深刻印象。她是位贵族小姐，父亲曾在英国留学，是西藏旧政府的外交官。她的贤淑、聪颖以及丰富的学养，不仅改变了李航对藏胞的偏见，而且使他对藏文化有了初步的了解。工作久了，李航交的藏族朋友也越来越多，刚进藏时的陌生恐惧，随着时光的流逝消除了。有时，李航乍一下见到内地的客人，倒觉得自己是一个藏胞。
由于工作紧张，李航进藏后第三年，才跟领导请假三个月回乡探母，并在养母的张罗下仓促成亲。1981年春节，李航和王宝珠领取了结婚证，从婚姻登记处出来，宝珠害羞地怕学生撞见，硬和李航兵分两路，走另一条巷子到家门口汇合。
儿子结婚，对杨紫贤老人来说是大喜事，她跟王家商量，不管怎样都要把婚礼搞得气派。王家没钱陪嫁，老太太自己准备好嫁妆，叫儿子夜里扛到对门，白天再体面地抬回来。婚宴设在县城最豪华的饭馆“秦风楼”，楼上楼下摆了五十桌！李航的亲生母亲也闻讯赶来，但是养母硬将生母送来的被子退了回去。李航夹在两位母亲中间左右为难，对他来说，这双份的母爱过于沉重。李航4月2日举行了婚礼，4日立即动身返藏。回到山南不久，妻子就告诉他自己怀了身孕。
新婚之后一别就是一年半1 1982年元月女儿出世，但是当了父亲的李航第一次看到女儿，孩子已经八个月了。1982年9月李航第二次探亲，刚跳下火车，妻子就将闺女塞到他怀里。抱着哇哇大哭的孩子，他一时不知所措。过了两个月，女儿才认了这个父亲。
女儿出世本来是喜事，可是杨紫贤老人重男轻女，说什么也想再抱个孙子。1983年，老人以“担心两地分居会引起感情危机”为由，让宝珠带着一岁半的女儿进藏寻夫。当然，李航明白，养母此举是想早点要一条男根。
“女儿来西藏受了很多罪，当时只有土豆、萝卜、洋白菜，根本搞不到鸡蛋蔬菜。”聊起那段生活，李航的滋味很不好受，“十五平方米的简易房既做卧室，又当厨房，除了有张床和桌子外，连个衣柜都没有。煮饭烧的是牛粪，25瓦的灯泡就是我们家唯一的电器。当时我挣九十七元，一半工资寄给养母，剩下的钱不够养活一家，只好让宝珠打临时工……” 不管怎样说，三口人总算过了五年团圆日子。1988年李航的养父出了车祸，宝珠带着女儿赶回家照料。从此，母女俩再没有回过西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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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起，西藏自治区政府逐步实施“科技兴农、科技兴牧”的致富策略，决心改变西藏长期以来“靠天种地、望天养畜”的落后现状，将推动科技进步作为推动农牧业经济发展的动力。一些地县农业部门大力支持科技人员深入基层开展小面积的科技承包试点，摸索并推广农业科技推广工作的经验。为了响应技术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