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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的杭州紫气红尘，院纱路上千柳丝，汲水洗衣的女子走过，有晴天的润湿鲜明，旗下包车叮当，菜担柴担花担和露带泥。沪杭铁路城站的喧阗，如潮来潮去，亦如好花开出墙外，游蜂浪蝶并作春意闹。 西湖的水色淡素，白堤上寂历禅院无人到，栅门掩著，里边石砌庭阶，桃花李花都开过了，那花呵，开时似欲语，谢时似有思，都付与了迟日疏钟。
刘朝阳来杭州住在一家小旅馆，房里只有板壁，床与桌椅。板壁上日光一点，静得像贴上金色。床上枕被，因为简单，因为年青，早晨醒来自己闻闻有一股清香。桌上放著一部古版庄子，一堆新上市的枇杷。
他这次来，是和他的爱人说到了婚姻，女的欲待说出个什么条件，大约是问他婚后生活的保障，不料他登时就和她分手了。以前的仍是好的，而现在这样做亦没有遗憾。
刘朝阳后来当齐鲁大学教授，是中国有名的天文学家，其实当初和那女的说说，她也会肯的，刘朝阳却那样气大，那女的真是委屈，使人想起长恨歌的句子“宛转峨眉马前死”。二十年后中日战争终结时，我避难上海一家日本人家里，那家有个小女孩玩她的镜奁与锦盒子，见她把来拆毁，我不觉心痛，但因为她的世界里样样都是珍贵的，不拆毁这个又拣什么来拆毁呢？如此就想起刘朝阳。古希腊人不得完全，宁可没有，刘朝阳却是对于完全的东西亦可以一刀断绝，人世是无条件的，他比希腊的神还更喜怒无常。原来卓文君的诀绝司马相如，为妒忌负气只是个借口，她是对于生生世世的爱也能没有吝蔷，可以忽然舍弃，而再见天地清旷。
这种骄，这种英气，是人生爱娇的奢侈无边，到了是无情的地步了。红楼梦里有个鸳鸯，她当自己是个最最无情的人，古之深情人常会忽然的像天道无亲，刘朝阳亦有这种心狠手辣。
崔真吾则是宁波章村人，也在厦门大学读书，跟鲁迅编朝花旬刊，又跟鲁迅转到中山大学，那时的青年千里游学跟先生，耽误了毕业连不以为意。他很理智，因为他的感情很健康。他和刘朝阳原来家境都很好的，崔真吾的父亲开轮船公司，但他亦因反对旧式婚姻脱离了家庭。
他有个爱人，但已许了人家，退不得，到底结了婚了，他却终不结婚，女的痛惜他，他亦仍旧敬重女的。那女的从广州回宁波，他千里送京娘的送她，路上给她抱婴孩，约定年年马樱花开时到她夫家的村子里去看她。
崔真吾姓的崔字就很美。他很会做事。暑假他回宁波，帮助种其母的农民反对一位豪绅的垄断，官司打了几年，又发动农民焚香递呈，同当局请愿，才得到胜利。后来他相信唯物论，只因唯物论的宇宙与人事他觉得有一种清楚干净，当初反对豪绅，他原也没有著意于任侠，而后来做政治活动亦一般只是他的本性明朗正直。他仍旧遵守对爱人的约。 他又有个堂姊姊，人相很俗气，说话的声音又难听，崔真吾见她被夫家离弃了，带她出来谋事不成功，一直维持她。崔真吾是希腊的，而他这种姊弟之敬却使人想起中国的礼，礼是不问对方如何，而只尽我的美意。朋友们为了崔真吾，见到这位姊姊也只得忍耐，而且觉得人与人真是该有在妍媸之外的相敬的。
这崔真吾：后来是在广西被黄旭初杀了。故乡白云天涯，惟有村前马樱花，春来向行人烂漫发满枝，那楼头少妇，做做针线又停了，想起他，只觉人世悠悠无尽，而又历历分明。
我表哥吴雪帆，嵊县傅家山下人，也是要把父母给他定的婚约来解除。他父亲说、“这种话我是说不出口。”吴雪帆自己便去马（夭＋ 山）村和女家的长辈言明，女家的长辈很看重他的，他们末了说、“可是不知道女子的心会怎样想呢？”吴雪帆只得和那女子亲口说去，两人在楼上房里说了半天。乡下人从来没有这样的，家里人以为两人已经明白了和好了，听吴雪帆说要女的去读书，便欢喜答应。那知吴雪帆是为使她思想可以开通，会晓得解除婚约于两人都是好的，并不是为嫌憎她。
吴雪帆送她进嘉兴妇女补习学校，暑假寒假接她回家，上船落车住旅馆，吴雪帆处处照顾她，敬重她，家里人看了两人信来信去双双行旅著实惊喜。
如此两年，女的毕业回来，两人到三界渡头，去家只有五里路了，她要在江边麦田塍上坐一坐，忽然流下泪来。她说、“你不用间。 此刻我哭泣，心里很静的。”随即她收了泪，低头道、“你是待我好的，我做人也无怨了。学校里先生一次教唐诗，是“知君用心如日月”，当下我就想到你。可是读到下一句“事夫誓拟同生死”，我哭了。我没有这样的福。现在我想想，有第一句已经够了。我总总依你。”
说到这里，她又流下泪来，却抬眼向吴雪帆一笑，她坐在田塍上，一种谦卑柔顺都变得了是端正。她说、“世界上有一种东西，它是对的，它是好的，只因为它是这样的。此后我仍旧记得你，如同迢迢的月亮，不去想它看它，它也总在著的，而房里是我在做针线。我也不说谢谢你的话了，今日才知道人世的恩情原来还有更大的。”
到家她就同母亲取了庚贴还给吴雪帆。
其后男婚女嫁，吴雪帆抗战时期死在严州，灵柩回里，女的去祭拜，似祝似诉的说、“十五年来我没有当你离开了呢，还是没有离开？今后的十五年或二十年三十年里，我也不去想像你死了没有死了？从前我从你知道爱不是顶大的，现在又从你知道生离死别也可以很朴素。今天来在你灵前的，仍是当年的马家女，此刻我哭泣，已不是人间的眼泪，你不用问，我也刚刚还以为自己是不会流泪了的。我给你上香，袅的烟是亮蓝的，我给你献茶奠酒，如同你对我的有礼意。”
祭毕，她和吴雪帆的夫人分宾主相见，又见了孩子，坐一回才上轿走了。
五四时代的青年便像这样的是金童玉女。而因是这金童玉女的清洁，所以有后来的反封建，并非中国真有西洋有过的那种封建社会。又因他们看西洋东西，还比西洋人自己所知道的更好，所以才有资格责备西洋，而有后来的反帝。
五四时代是个分水岭，从此军阀要过时，国会的花要谢，从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幕府以来的士，从袁世凯训练下来的新兵，都要让给新的知识分子与北伐革命军了。五四时代是中华民国要发生无数大事之前，酿花天气风风雨雨的豪华。
民国世界的王气
民国世界的王畿在长江流域，孙中山先生为临时大总统时建都南京，其后北伐亦到了长江流域才得平正，又仍建都南京。又其后日本军入侵时，亦对此地的人比对华北的对珠江流域的更奈何不得。乃至现在◎◎政权之下，亦仍是长江流域比华北更人心不服，又比珠江流域能隐忍待机，将来◎◎的军事与政治，形势要取决于此地，而◎◎之后，虽华北有满州工业之重，新都亦必在南京。
王畿是王气所钟之地，文明凝祥的华夏核心，而王气则遍在于华夏的天下文明，遍在于民国世界四民的仍是王者之民。孟子说“霸者之民，欢虞如也，王者之民，嗥嗥如也”，在上海等码头虽可见西洋的日本的强国之民，中国人对他们却能犯而不校，随和而没有一点肯迁就。中国人是因没有过阶级的征服与割裂，所以有人世的威严，比强力更大的天道不回，有人世的可以行于无碍，比骄傲更大的自得其乐。
民国世界仍是士农工商四等人。士从五四运动成了新的知识分子，但亦仍是天下士，五四时代的青年只想做诗人，因诗人是不为职业的。也希望能当大学教授，因教授的高尚不可拿它来与职业联想。也愿将来做个发明家，因为科学亦如诗心的清洁。他们真是清洁到连没有野心，从不去想自己要做大总统或公司的经理，因为觉得大总统不过是公仆，而经理不过是庶务。他们忧国忧民，但是不肯把一天的日子过得潦潦草草，他们是要有现世风光的美，如陶潜诗、“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
后来他们又变得喜欢谈政治，亦仍是这胸襟。他们对于赴行政考试做公务员仍不热心，而是谈的革命。外国的革命由阶级来谈，若是小资产阶级谈革命，亦必以中小企业为主，没有以知识分子为主的，知识分子在中国是个注目的团体，其次是日本，但在外国则都没有这样。也有人很痛心，怪中国的知识分子为何不像外国的列身到社会组织里，各勤一业，殊不知中国之士向来是志在天下。
士是生于中国文明的政治，所谓士志于道，即是志于治道。中国政治有治术，有治道，向来是治术在民间，惟治道在朝廷，故为政可以简静。 周制的王官，许多是民官，不可以为大夫，大夫必以士，若加以分别，则大夫才是官，而民官则是吏，后世秦汉以来仍一直保持这官与胥吏的界限，官必须是士出身。现在民国亦许多事情仍是民间自理，新的知识分子并非小资产阶级或所谓受过教育的人，虽然以代表的资格参政，但他们要管的仍是治道，不为作胥吏，更不为从事职业谋生活。
政治原来除了技术，必定还有它的意味，西洋政治假使没有基督教精神，一切就会变得要不认识了，中国的有治道亦如此。但西洋的宗教与技术分离，中国的治道与治术则可以是一个礼乐政治。中华民国的新的礼乐政治，还是要靠五四时代出来的新知识分子，而孙中山先生改组的国民党即以他们为干部，比曾国藩李鸿章的幕僚乃更有一代的新运了。
士之次是农，中国历史上亦原是农对政治起的作用比工商更大。西洋的农民有一种特殊气质，现在转化为农场工人，亦是从社会生活的一个角隅搬到另一个角隅，中国则过去乡村的教育与医药与机械工事的普遍程度为同代西洋所不及，风气并不闭塞，农民与一代的人皆是侪辈，所以能民间起兵，并且从他们当中出来帝王。
中国是连地主亦有他的好处。陈同甫上宋高宗策，说王安石把民间富室都弄穷了，又把天下的财力集中于帝京，以致民无余财，地无重镇，以应非常之变。中国的富室是民间财富的蓄水池，而无论城市殷户或乡村地主，多是省吃俭用，因有中国传统的做人家道理，总不到得西洋人那样的穷汉也索性把钱都喝酒喝光，富人也陶醉于兽性的狂欢，奢侈起来会无底止。中国的财富有一种文静。 而且他们亦不像西洋的把余财都投资于产业，逢到政治的或产业的大危机便动弹不得，却是总有余裕可以应变，所以从来国家用兵与民间起义皆得其力，而历次大乱之后随即又能承平富庶，亦是靠此。
过去西汉末年民间起兵，那刘秀便是地主，东晋与南宋抗异族的大河南北豪杰亦多是地主，隋末瓦岗寨的英雄以单雄信为座主，水浒传里梁山泊好汉以晁盖为座主，单雄信与晁盖都是地主。清末民间起兵反抗太平天国，那湘军亦是多得地主的资助。过去西洋的领主，日本的诸侯，能弄兵不足为奇，中国的则是单纯的地主，并没有政权的，却竟能为天下起义。 还有几次是地主虽不参加，但民间既已起兵了，亦仍问他们要谷要钱，才成得事。民国以来，如对日本的八年抗战，民间的生活仍能过得相当舒齐，中国的乡村地主与城市富室对民间经济的盈虚自在，生机流行，亦是有功的。即如中共，亦靠抢劫没收他们的来充军费，来做强力政权的资本，这种竭泽而渔，而亦是为了要使反共游击队野无所掠。但从前秦朝隋朝也收民间之粟于敖仓，而民间就起兵抢了政府的，来日的事亦将如此。
中国的农民平时让地主也不过让三分，不到得冤沉海底，农民发难是天下事而不只是农村的事，他们是要会会天下的英雄好汉，不为找地主报仇，而历次关于土地改革，如北魏及隋行均田，皆由朝廷来施行，又如此次解放后，农民要等上头来发动分地，便因中国实在没有阶级的仇恨，也没有西洋那样的土地问题。民国初年没有大规模的农民造反，是因军阀割据内战，他们多去当兵了。这与五代时藩镇的兵是黄巢的余众，明末的农民在李自成张献忠与四镇兵之间随意跑来跑去，清末的农民可以从太平军与捻乱转变为湘军与淮军，皆是中国农民的不甘于只做一个阶级，而要与天下人在一起。所以中共当初强调土地国有与农民的阶级，倒反使农民感觉寂寞，瑞金赤区到底不得出头，而后来是中共说为抗战与解放，农民爱他的这气魄，而且减租分地亦说是其照孙中山先生当年说过的，很平正明理，所以才去做了解放军的。孙先生当年，也不是农民协会有什么作用，而是以国民革命军来吸收农民，他是晓得以英雄豪杰待农民。
中国的工人亦和农民一样不作阶级斗争，因为凡是中国人皆有一种达观，常说钱是要人赚的，亦要人会得用，又说钱财不过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西洋人孜孜为利是为上帝服务，何等正经，而中国人说赚钱则不过是骗骗而已，你问他、“宝号的生意很得法？”他答、“好说好说，也不过是骗骗嘴巴，骗骗日子。”这样的谦逊而洒脱，把郑重的事亦只当是小小的调皮。这样，便连阶级的利害也认真不起来。
中国的资本家没有增积资本的神圣观念，却是只要生意好，就待工人也慷慨。逢到大事情，则尤其看得开，比方抗战当年上海的厂主店主，觉得沦陷时期还讲什么，就让工资提高吧，而抗战胜利了，则又是大家的喜事，让工人也得点好处吧，如此就又提高工资，中国在战时及战后工资之高在比例上是世界第一，现在倒是共产党来把它抑低的。又如地主，见佃农不缴抗战时期的租也就罢了，若在西洋人，至少事后也要追缴的，为了权利义务的神圣观念，这也可以说是现代产业的精神未立，但中国人把雇佣关系亦依于做人的道理，实是廓清处理剩余价值的问题的基本德性。
中国的现代工人罢工远比西洋工人活泼，恰如中国农民向来敢和地主打官司，为西洋封建时代所无，但并非以阶级斗阶级，而宁是以平人斗阶级。特别是零碎的罢工比西洋多，工人只因厂主在做人的道理上说不过去就罢工，但是除了那次为五卅惨案对日本及英帝国主义者，竟没有过大罢工，因大罢工需有阶级意识，而他们是在争待遇的场合亦看各厂的情形不同，分别交涉。有时为声援他厂的工人而加入罢工，也是为打抱不平的意思多。
上海一家纱厂，经理来工房和女工搭讪，工人大家都嘘起来，唬得那经理连忙退出。他们又极恨讨好上头的人。这好像阶级的敌对意识很深，其实也只是出于侠义，因为他们是这样的思无邪。又有个女工，外面来了求爱信，她拿给工友们看，那班男女工人，就非常热心替她查询，打听得那人当小学教员，是规矩的，乡下家里也并无妻子，又找他当面谈了，把话都扣著实，然后大家帮助那女工和他结婚，个个都送礼去吃喜酒。这又好像阶级爱很深，其实都是兄弟姊妹的亲情。他们慷慨，要朋友，同乡人来上海，他们殷勤招待，使用钱财很健康，上海地方的世俗繁华在他们都成为好。连他们的工会也是帮会性格的，讲江湖义气。
战时我在汉阳鹦鹉洲，看见长江水手工会开会，在庙里大碗饮酒，大箩盛饭，好像打斋，一桌一桌从山门里直摆到山门外。他们商量职业上的利害问题三言两语就完毕，聚谈得最多的倒是三月三灯市工会也会搭台做戏，五月五划龙船今年谁家值头之类。上海的工会虽然不同些，性情亦还是一样。
中国工人又对政治有兴趣，但这是天下人做天下事，而工人的党与工人运动那样狭隘的东西则他们并不喜。他们的工会活动仍是人本位的，而且不一定要以工人为领袖，他们倒是听从虞洽卿杜月笙那样的人的话，又敬重孙中山先生。虞洽卿是上海之王，孙先生是现代中国之王，既是众人的领袖，亦就是工人的领袖了。中国的商人亦是这种性格。上海向来是政治家避难的地方，不只因有租界，而更因上海商人朋友落难了肯照应。他们不为作政治投资，却是觉得朝中亦有朋友，在野亦有朋友，总是人生的风华。 他们看政局变动只是普通的人世沧桑，倒能超出势利眼光，人家有好事情要他们帮忙，他们总来的。但他们不想自己组织政党，也不喜以商会的资格去参加政治活动。而亦是这种人世的旷荡清澄，所以他们过去弃绝了太平军，后又校正了北伐军，乃至对日本军与解放军亦能看得见他们的失败，如同天道悠悠。
上海现代产业界之王是虞洽卿，宁波人，但他自己并没有多少钱。 他出身钱庄学徒，而他的生活仿佛就是全上海，从小他爱哄了一班朋友吃花酒，正经事情闲话一句就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