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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眼光远，魄力大，上海产业界但凡风吹草动，有他就有个护持。他的有些产业大概是人家送给他的股份，中国人是把产业亦拿来做人情的，乃至许多与他无关系的产业亦仿佛他都有份，中国人就是在关系之外也有份有缘，诗人与三春草木皆有缘，虞洽卿与全上海的产业皆有缘。
虞洽卿所揽手的产业多是些大而无当的，好像天地的荒唐，是赚钱或赔钱都不能知道，产业原来亦可以只是个好的存在，单为人世要有著它才完全。其中三北轮船公司因种种困难要不能招架，打打算盘化不来，但因这是宁波人的产业，他就调动社会的财力维持它渡过风浪。不为利润而为社会要有这样的产业，原可由政府来扶持的，但天下有道，还是民间自己来扶持的好，因为产业要有人世的风光，它使像艺术一样不能由政府来计划。
后来抗战时期，虞洽卿在上海做轮船生意的收入成了全国第一人，他的有钱好像日圆风正，潮水涨平堤岸。但他就到重庆去了。他的脸相，如“阅人阅世多矣”的岩岩山岳，聪明正直都有，却又很随俗，机警刁滑，连日本军亦拿他无奈。虞洽卿场面上人家称他一声洽老，但宁波人则都叫他阿德哥，他主持的宁波同乡会做到宁波人在上海没有一个流落街头的，也没有一个不能灵柩回乡的，上海一二八及八一三两次日本人打仗，宁波难民都好好的资送还乡。 上海还有白相人，如黄金荣杜月笙及后来的吴四宝夫妇，而产业界亦因他们的侠义，许多地方才头寸兜得转。 有人说白相人是寄生于租界的病态，但如日本，没有租界，可是亦出来得头山满，汉魏六朝有荡子，初唐有游冶郎，民国世界有白相人，其实都是时代的好气运，人与物的能飞扬跋扈。民国世界是确有许多新东西，使人惊呼，好比在天气变化里更觉得有人身，白相人的慷慨重义气对现代的人与物都有敬重与欢喜，这就不同于西洋流氓。白相人虽以武乱禁，但没有玩世不恭的。
白相人爱朋友，人抬人，花花轿，人总是要望得天下人都好的。他们与王侯都是平行人，亦与赤脚挑担的人称兄弟，这种平等，还比佛说慈悲更来得亮直，亦不像基督教说的兄弟爱或邻人爱，而是义。 白相人钱财银子看得等闲，但是面子一定要顾。本来亦是不能人求财，只能财来跟人，云从龙，风从虎，物从人，他们常会得有财有势，而物权不过是人与物的邂逅相见亦可以欢喜无限。他们是这样的把得失之心来看开了，并非淌来之物不心痛，而他们的爱面子，像女子出门必定要打扮一样，这亦是中国人历来的重礼，色相即是一切，惟对人世真能肯定者才如此的不苟且。
这游侠豪华其实亦是中国四民皆有的德性。天下有道，即游侠豪华亦相忘于平正清明的人世，而虽在变乱之际，民间亦不肯把这现世的风光来蹙损了，此所以五百年必有王者兴。 孙中山先生是当临时大总统时在南京，其后又在上海住过一个时期，接触了长江流域的四民，又在日本与游侠亦结识，如此乃有一种新的作风，出现在他的三民主义，改组国民党及发动北伐的国民革命军。
国民革命军北伐
萧何当年说“刘季固多大言，少成事”，孙中山先生亦像刘邦的爱说大话，被人说他是孙大炮。 他是有汉魏荡子的跌宕自喜，常常失败得丧魂落魄，但环境稍稍好转一点，他就又开府，自称本大元帅，本大总统。 因为他做的事都是真的。他对学生演讲，及宴请黔桂滇一班督军，皆这样的意气扬扬为自得。他要北伐，而亦可以北上与段祺瑞商量开善后会议，这亦像刘邦的无可无不可。而他又绝对的不苟且。照相上他的脸只是知性的端正的，当世没有一个人像他的会用思想。
他的三民主义不像外国的主义，他的国民党亦不像外国的党，他的干部，高级党员及政府官吏其实是幕僚，和古来开国英主的幕僚是一样的，称为代表与通过选举都只是依依名。他的组织民众并不看重职业团体，倒是像君子之交，天下事与四方豪杰共之。他的党仍像中国向来民间起兵聚众结党的党，他的党员是士。
中国史上向来是以士为政。历朝民间起兵亦是士领导，所以有革命的自觉的。离脱了士的领导，即只能成为黄巾、赤眉、黄巢、明末流寇，太平天国算是有做法的，只落得一场无结果，亦因离脱了士。同样的理由，中共亦是不会有结果的。代议制与共产党的阶级专政皆不以士，非知性的政治，必不能在中国的地面上久存的。
想起来，孙先生真是不可及。日本明治维新后的宪法与印度独立后的代议制皆是模仿西洋的，惟独中华民国的政制是自己创造的。日本用代议制，另颁教育敕语来补救，而孙先生则在建国大纲里根本把代议制来改变了，他确立了知性政治的大原则。 民初五四运动叫喊要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的时候，孙先生即已远远的走在前头，他提出了民主不得违反先知先觉者领导政治的原则，要本于建国大纲来制宪。科学是孙先生更走在了物理学上发见了素粒子的世界的现象的前头，提出了宇宙生机说，而且孙先生的知难行易说是完全合于大数学者与大物理学者从事发见的经验的。
孙先生的建国大纲，首定军政时期，是深切体验了中国向来民间起义与开创新朝都是军，太平军，国民革命军，乃至后来的解放军。其次训政时期，亦是中国向来以士治万民之意。而宪政时期则不单是说制度，都还有孙先生所常称道的礼运大同，天下为公，至治之世的理想在内。至于规定中央与地方，国营与民有的制度，及节制资本与平均地权，又皆是到了现在中共亦还在闹的问题。 但孙先生所说的是皆依于中国的传统办法来维新，譬如其中的平均地权即是依于北魏均田的传统，而后来虽中共亦不能不放弃土地国有的口号，改为分地，才能有解放军的声势如海浪。而且孙先生凡说制度，皆有它宽和疏朗的性情，此即是有术还有道。
孙先生的建国方略，要利用外资建筑三个大港，十万里铁路与百万里公路，利用黄河长江西江的水力发电，来掘煤炼钢，烧制士敏土，一直要开发到蒙古新疆，人家说他孙大炮，其实中国人民真能一旦起来，像江潮海浪，要做到这些也不难的。而利用外资的话，他是对于西洋国家有著一种无邪的好意，且说得来竟像是天下世界的财富不分东洋的西洋的，皆可以由他调度，因为他真的没有私心。现代世界也是要有了他那样的人才不寂寞，而西洋人则到底鄙吝。
但是孙先生所做的没有完工。从前周朝末年是个大变动时代，有秦朝出来建立了全新的制度，而因与传统脱节，发生大乱，又有汉朝出来才作成了新旧衔接，郡县阡陌是新的，但礼记里夏商周三代的旧章大部份仍行于汉朝，不过是都生在新的空气里了。这历史的大变革，是经过两代，秦一代，汉一代，才完工的。清末以来也像这样，经过中共的变革，还要再打倒中共，才能来完成新制度，并且与传统相衔接。可是如果有大人，这样要分两代两朝的大事亦可以由一朝一代来完成的，而这就必要经过大的军事行动，北伐、剿共与战胜日本。
这三次军事行动是历史上稀有的大成功，但是政治上仍旧失败。也并非国民党的党政错了，而是当时的文化人都错了。
中国的文化人为什么这样的对政治有兴趣？外国的文化人总不能了解。原来中国文化人是独有其士的传统，志在于治国平天下。但自五四运动以来，他们把治国平天下的道理迷失了，孙先生的三民主义已建立了中国自己的新政治学、新经济学，然而五四以来的文化人以西洋的政治学与经济学为标准而批评说是不合格。不惟左派文化人，连民主人士亦以为国民政府是不合格。他们是不但忘失了士的做学问的方法，且亦忘失了士的责任。他们借时局的动乱而攻击政府，却不知他们自己要负造成动乱的责任。
五四以来的文化人虽已失了士的德，但仍保有士对时局的影响力。他们自己知识没有一个归结，情绪不得一个安顿，还来摇动一代的人心，被共产党利用了而不知。外国人看中国的时局，他们是到底亦不能懂得中国的民间起兵，与士的影响力的。当时的学生是也因美国式教育的考试制度激起了反抗心，又且许多人毕业后没有出路之故，被诱在城市呐喊，在农村当红军。文化人造成的时局气氛与风声，不但市民与农民被感染，连军官也被感染。所以政府对其作战只能有胜无败，一败就人心以为大势去矣，江西剿共幸好是胜利，其后共军南下，国军撤守时兵败如山倒，就是为此。
虽然如此，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成功，实在也使人惊。 当时客观的形势，要统一华夏及其新核心的形成，本来还未到时机。 珠江流域仍是多刺激性的，黄河流域仍是新起的矿场与破落的农村很不调和，而且华北被满州产业的重量所牵动，长江流域又是农村继续在凋敝中，纱厂的新景气亦已被舶来品打倒。惟因长江流域到底是中国文明的现代王畿，故能澄清北伐军，解脱了共产党，并作成国民政府奠都南京。但此地与华北满州及华南之间在经济变动上如此失调，怎么能够统一？可是北伐军居然直抵北京，连张学良亦举关外来归，青天白日旗插遍了全国，这就是中国历代有一统天下的传统，更大于一时的变局，而孙先生创发国民革命重的气象亦能比形势还大。
中央与地方的相处，亦不能一门心思学西洋。西洋的中央集权或地方分权皆只是权力关系的规定，原从其封建蜕变而来，依据对内征服的程度及对外御侮的需要作成的，故中央与地方皆其权力有限制，而各各是个不完全，虽再加上现代产业的国家机关化而益益中央集权，亦总是使人不舒服的。中国则过去天子的是朝廷，而诸侯的乃至郡守县令的亦皆是朝廷，却又侯国之相与郡守县令皆由中央任免，都遵守中央的法度，若论地方权力之大与中央权力之大，皆莫过于此，而作成了大一统，虽有时或藩镇割据，亦只是天下有道则台，无道则离，问题多不在制度，连民国初年的督军团亦如此。
要说制度，则民国初年的督军团实承历朝的方伯藩镇总督制而来，而北伐之后亦冀察、华中及西南皆有政务委员会，山西云南及关外又皆半独立，乃至中共来了，亦仍有“华东军政委员会”，“中南军政委员会”等，这都是很自然的，虽然现在他们怕不能集权，又要改变，但能不能号令天下仍与集权或分权是两回事。可是国民政府那时要以武力及金融的力量求统一，知识分子又主张要以民主求统一，殊不知用武力及金融的力量也罢，用民主的力量也罢，皆还需有中国政治的好性情，它是传统的，同时它又是新的。其实统一算得什么，西洋那样的也能中央集权，中共这样的也能中央集权，我们是还要能统一得好。
现在想起来，当时国民政府与文化人相处得不好，那毋宁是由于文化人的无知。政府之所为，大体上都是对的。党治是知性指导政治。遵奉国府是为建立中华民族的行动的中心。敬仰服从领袖，这又是极自然的，因为蒋介石继承孙先生领导革命，是世界性的中国民族的英雄，民间原来都敬他爱他的，惟有文化人才是歪曲他们自己的感情。国民党就只在说明上太不够了。一部尚书，重在记言，说明行事的理，旧约里所以说“太初有言”。国民党的言语应该是像风吹花开的风。 当然不止是国民党人之责，而亦是凡文化人之责，应于五四之后来一个更高华的思想运动，才配得起北伐与抗战的。五四的是希腊的精神与十九世纪欧洲的知识。 但彼时已是二十世纪的二十年代前后，物理学上的与古文明国史实的发见，一反十九世纪的常识。 从来革命的新风，没有像大自然的与文明的发见所卷起的新风那样强烈而显明的。中华民国的革命的言语是要与这个结合起来。
史上每一次的革命的气运都是延续到数十年之久的。北伐后采用美国式的教育，学生为对学校考试制度的反动，与因毕业后没有出路而被共产党利用，品气低了。当时是一般文化人的品气都比五四时代的庸俗化了。然而每逢一次新的局面，他们又会忽然地跳出这种低级的情绪，而为豁达的求知。
革命的余势可以到达很远。 日本明治维新的余势为西南战役、日清与日俄战役。中国辛亥革命的余势为北伐、剿共与抗战，以至于今犹辽辽末央。所以像北伐抗战都有风光，事后令人想念之不尽。 便如剿共，亦曾是有风光的。革命可以相忘于一个大的行动，尤其是像抗战，那行动就是革命的表现的一切，革命的意思与色相都在这里了。然而也还是要言──革命的新的言语。
抗战岁月
抗战是非常伟大的，它把战前十年间种种奢侈的小气的造作都扫荡了，于是中华民国便非常清真。那时是连民主同盟亦与国民党要好了，知识分子情甘意愿的听从放府，却又各人可以任意而行，他们是与一代的人都结了同心了，还比组织上的同志关系好百倍。而且地方与中央也莫逆起来，战区皆一统于中央，而这里亦是因有远比统治关系更大的东西，有些战区中间被沦陷区隔断，重庆的命令也许不能到达他们，但重庆的意志则能到达，好像早晚都在一起见面的一样。但又每一战区是个完全，是个自在，不觉有凡事都要秉承上头的苦痛，而且军事与政治经济等都生在一起，说统制也是统制的，说疏朗又极疏朗。这一切，皆是因有荡荡世景来做新的背景。
民间亦因政府在战时没有力量来多管闲事，早先的许多统制办法一旦失效，中小企业即刻活泼起来，农民更景况好转，形成了非常自然的城乡关系。 人民只觉得政府很辽远而又很亲近，好像拂檐映帘的天上星辰，而蒋主席的威严乃真如同一代江山，战区的大小司令官亦一一皆有人世的尊贵，如此民间就都欢喜了。
彼时是国民党的态度也的确好。外国在战时虽原有的民主都要禁绝或削弱，中国则这次战争起来了反而扩大民主，国民党与新设的参政会可以无猜嫌，而且与共产党亦竟能相处。彼时共产党亦变得谦逊起来，随众说要放弃阶级斗争，听从国民政府。这一切，虽然国民党是因形势难犯，共产党是因策略要改，而民主人士又不过是为得人赞扬，他就高兴，况且仍旧吵架，尤其国共之间明争暗斗没有断过，但因大家都是生在广大的风景里，自然而然去了许多小气。
抗战能这样久，而且得到最后胜利，并非多靠外援，外援虽有一点，但并没有用来打日本军，而日本在中国的败象是还在美国投原子炸弹之前就己毕现的了。亦不是因为中国的社会原始，不易被击中要害，像低等生物的被切成一段段亦还能活。如果这样的原始，又如何可有统一的金融及统一的作战？乃至在武器上，中国的与日本的亦不过是同一世纪的程度之差，并非两个世纪的性格之差，否则像清末的鸦片战争那样，是要坚持继续抵抗亦不能的。这倒是要感谢国民政府前此的建军及法币政策。但抗战当然此外还有东西，否则如战后国民政府离更有美式装配的军，其法币更相结于美元，亦要败不旋踵的。
亦不是因为中国地方大，可以拿空间换时间。 俄国也土地大，所以拿破仑失败，但那是一百几十年前的运输兵站与占领体制，在现代则希特勒若不是西线同时也作战，两年之内将可攻下苏联全境的。日本可是单打中国至六年之久，并非因他不曾用出全力，所以战果不立，而是因战果终不能立，即使要用全力亦无法用。
抗战的伟大乃是中国文明的伟大。彼时许多地方沦陷了，中国人却不当它是失去了，虽在沦陷区的亦没有觉得是被征服了。中国人是能有天下，而从来亦没有过亡天下的，其对国家的信是这样的人世的贞信。彼时总觉得战争是在辽远的地方进行似的，因为中国人有一个境界非战争所能到。彼时马一浮有诗“天下虽干戈，吾心仍礼乐”，说吾心有点空洞，其实抗战的战术战略便真是礼乐。老打败仗，又时间拖长，以为中国民心厌战了，这完全不是的。以为中国人咬牙切齿与日本赌存亡，也不是。彼时是沦陷区的中国人与日本人照样往来，明明是仇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