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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我认了。”
我的话音一落，大家目不转睛，全神贯注。七八对眼睛像探照灯一般，扫射着公路两旁的田野。各自在数着，记着新津县至成都市区４０公里，是成都平原的宝地，是发展经济的黄金口岸，是粮仓，也是成都市历来的“菜篮子工程”的主要基地。自从高速公路建成后，这条线的地理位置发生了巨大变化，价值更高，成为商家厂家的重要目标。
这段路的两侧，近年出现了奇观，房屋没建几幢，可围墙一个挨一个，一块块好地好田，全加上了方框框。
那一天，我从洪雅归来，看到一片一片的耕地荒芜，心中有种梗塞不畅的感觉。我正坐在司机旁边，就我视线以内的“土围子”数了一遍，我牢牢地记下了这个数字：７４个。
那些红色的、灰色的砖墙，高高地把地围了起来。我心中不悦，不禁问：“为什么要把无辜的土地圈起来，关禁闭呢？”
我曾几次经过这条路，始而忧虑、怅惘，继而有些愤怒。
建设需要，占点地是应该的。为什么占而不用呢？未建的土地为什么让它撂荒，一年、二年，没有止境。越想心里越紧，‘咯噔”一声，仿佛又在我的心扉上扔下了一块石头。
一个个“土围子”内，既没修房子，又未见动工，冷冷清清，冰凉的土地上长着半人高的野草。绿油油一片，像西洋油画大师笔下的图案。
那些“土围子”，有的留着几个看守人员，守株待兔；有的放着一些砖头瓦块，没有高大的挖掘机，也没有轰轰隆隆的推土机；有的用作牧场，一群群牛羊，在欢快地、津津有味地嚼着青草。
“土围子”大小不等，小的十亩、八亩，大的几十，上百亩，特大的有几百上千亩。我一个个数到成都共计７４个，这不是虚报而是实情
不一会，车驶进双流县城。此时，记者们不约而同各自报着一个数：“２４个。”
突然有人嚷道：“老王，你输定啦。７４个？哎，没那么多呀，你认输好了！”
“不！不到黄河心不死嘛！还未数完怎么就认输了呢？”
此时，这场“赌博”处在了争执、辩论阶段。他们企图胁迫我，要我“投诚”，可我不甘心。
过了双流，“土围子”密密麻麻，没有间隔，全出现在大伙的眼前。兴许，司机减慢了车速，否则应接不暇，也就数不清了。
接着，大家目不转睛，嘴里不停地报出了一串串数字。
车到了南门，“嘎”一声刹住了。各自报了数，除去一个围子内有一幢一楼一底的房子独立中央不算之外，异口同声，报出了一个数字：７３个。
顿时，大伙儿陷入了沉思。赢耶？输耶？此刻没人了断，大家在思索着一个问题：人们是否发疯了？好端端、黑黝黝的土地为什么加上封条，锁起来不用？
面对事实，大家有一种不可明状的情感，在激烈地斗争着。
人们天天在吼“保护耕地”，记者们也在声嘶力竭地叫喊并用手中的笔在不停地撰写保护国土的文章，可是就在人们眼皮下，在大都市的城墙外，有那么多的耕地被荒芜，多么令人忿懑！
《西南经济日报》记者刘端平，在１９９４年６月１７日，率先登出一篇“采访札记”《巴蜀‘荒原’的呼唤》。
其中有一段文字这样写着：
记者在川西大地采访，看到的是令人揪心的事情，在全国各地大办开发区的热浪辐射下，川西平原大片良田沃土被院墙所包围，墙内土地荒芜，长满野草，不少农民不无惋惜地告诉记者，这些良田大都荒了一两年了。国家搞建设，我们支持，可是把大片良田圈起来长草，我们硬是没搞懂。他们让记者捎个信，让有关部门给个说法。
５月２１日下午，我们驱车由新津向成都方向行驶，这段全程４０公里的路程，据几个同行的老记者观察，仅视线以内圈起来的荒地就达７３处之外，这些地块小的十多亩，大的上百亩，墙外是黄澄澄的即将收获的早春作物，而墙内则长出近人高的杂草。既无人管理，又看不出任何开发迹象。川内某国家级开发区，农民在１９９２年底就迁出土地，每人领取７９元的生活费，而方圆２．１平方公里的开发区内，大片大片的土地荒芜，据说该区的水电气路已实现三通一平，但记者看到的则是现代化的道路与荒芜土地形成一个错位画面。可称地上良莠互见，开而未发。尤其严重的是，这些被围荒地多数是城郊肥沃的优质高产田地，都是自然生产力和土地产出率很高的地带，因此更让人痛心。
市长：提心吊胆
作为记者、编辑，读报是我的主业，像农民挥锄种地一样，每天都得放在首位，把报纸放在眼皮之下，去关注它，时时思索，摆弄。
那一天，我信步走进编辑部大楼，刚落座便有人嚷道：“好文章！好文章呀！”我跟着大伙的嗓音顺势也打开１９９５年３月８日的《四川日报》第二版，不禁也拍手嚷起来：“好！好！好！”
确实使人赞不绝口。这篇文章，在大伙一阵赞誉之后，我便坐下来细细咀嚼、品味。标题是《撂荒地复耕何以这么难》，副题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部分耕地撂荒透视》。我小声地读着：
今年元月，记者来到××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了解有关土地开发和撂荒地复耕方面的情况。
据开发区管委会几位负责人介绍，××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规划面积为６．１平方公里（约合９１５０亩），首期开发启动面积为２．５平方公里（约合３７５０亩）。３年来，开发区国土局（原称“土地开发公司”）已采用划拨和出让多种方式，向３００多家用地单位提供土地２１８６．１亩，引进项目３４２个。已经投产的现有４０余个。目前存在的问题是，由于一些征地单位的项目、资金不落实，已造成部分土地被闲置、撂荒。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何在？
据有关方面的人士分析，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头脑发热。一些单位在项目、资金均不落实的情况下，盲目占地、圈地。二是政府行为不规范，土地审批权的下放造成土地市场秩序混乱。他们说，由于开发区自行设立国土局自行批地，不仅造成了国有土地资产的严重流失，而且也削弱了开发区自我积累、自求平衡、滚动开发的造血机能。按理，作为高层次的开发区，本应在以地生财、以地聚财和善用国有资产方面作出表率，但是，事实却并非如此。几年来，尽管这个开发区国土局采用划拨和出让方式，向３００多家用地单位供应了２０００余亩土地，但收回的土地出让金却不够支付数千失地农民的搬迁补偿费和待安置农转非劳动力的生活补贴复耕难，难在以下几方面：一是由于土地被征用后，村民已农转非，以前的村社集体不复存在，找以前的干部帮助开发区组织农民复耕，已不可能。二是由于过去位在村里的农民交出土地后，无猪、无肥、无农具，已无力复耕。三是原有的水系、道路已被毁坏，所以许多离开土地的待业农民不愿复耕。
综上所述，开发区撂荒地复耕之所以这么难，难就难在有人吃国有土地的“大锅饭”，难就难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看来要解决这一问题，还得从端正党风，严肃政纪，规范政府行为做起。
妙极啦！还配了一篇短文，放在“一语中的”栏目中。文章三言两语，击中了要害，点中了穴道，耐人寻味！标题更妙：《查一查，还有多少撂荒地》。
土地既是宝贵的资源，又是巨大的资产。我省是一个人口大省，人均耕地只零点八四亩，后备资源严重不足。随着人口的增长，人多地少的矛盾将更加突出。如不重视土地管理，切实保护耕地，后果不堪设想。
为了严格管理土地资源和土地资产，国务院和省政府早已三令五申，要求各地对本辖区的土地荒芜情况进行彻底清理。开发区、城乡结合部和基本农田保护区属于清理的重点。不论以出让、划拨还是以其他方式获得土地使用权而闲置、撂荒的耕地，荒芜两年或两年以上的由政府收回土地使用权；荒芜半年以上两年以下的，按有关规定收取荒芜费；凡是能复耕的荒芜耕地（包括收取荒芜费和收回土地使用权的耕地），必须限期交给被征地或附近村组安排农户耕种。既不收回土地使用权，又不收取荒芜费的，要追究政府和主管部门领导的责任。
建议各地特别是办有开发区的地方认真检查一下，对国家土地法规执行得如何？
“好！”我读完短文，不禁双手相击，高兴得跳了起来。
“本报记者”就在我楼下，我在１２楼，他在１０楼。拿上报噔噔噔地向他办公室走去，我要为他祝贺。可不巧，他外出采访去了，我扑了个空。
我暗想，对今天这篇报道，他会满意的，这样的批评，指名道姓，披露一个高新技术开发区，还是第一个呢！再说，这个市近几年工业上得快，成绩在省里小有名气，怎么敢批评呢？这次他动真格了，竟敢大动“干戈”，挥毫批评一个“先进典型”呢！
那一天，我一连打了几次电话，都没找到他，不免有点遗憾。
翌日，上午１０时，我到楼下，一开电梯门，迎面碰上了他。
“哟，有心栽花花不发，无意插柳柳成荫。嘿，我找了几次都没看见你的影儿，今天在这儿碰上了。”我在他的肩上重重地敲了一拳。
“哦，找我有事吗？”他惊讶地问道，“走吧，到我办公室去谈。”“你那篇文章写得真好呀！”
“咳，好什么？差点把人的肺都气炸了”他的笑声突然哑了，而且带着一种忧伤。
我不知所以，呆呆地望着那微胖的脸，仿佛晦气仍在他脸上涌动。在那一瞬间，我忽然发现了什么。根据多年的观察，他是个个性耿直，办事认真的人。一旦有不愉快，首先表露在他的眼神上。对人间的邪道，对社会上的不公，他不会寂寞的，总是要提出自己的看法，去抨击那些有损于党纪民风的丑事。
他虽然已年过半百，可刚毅、坦诚的性格，仍然没有变。如今的风气，像他那样心直口快，敢说真话的人不多。眼下的记者难当，批评报道更难写啊。
我没有打断他的思路，让他说下去。他稍停片刻，铿锵地说：“这是一篇难产的报道，元月２０号就发稿了，现在才登出来，真是十月怀胎呀！不。这个难产的婴儿在腹中，还经过一番折腾，磨了一次，又磨二次，棱角被磨平了。”
我理解他的心情，但又不知怎么为他抹去那些忧思。于是，我动了个小心眼，尽量说些好听的话来使他高兴。“不管怎么说，这篇报道与读者见面了，为农民说了话。”
“当然，从这个意义上讲，是值得欣慰的。唉，如今搞点批评报道真难啊！有人提出来稿件要送到省里去审查，我没采纳，后来又说要交给省国土局的领导看一看。无奈，我同意了。当稿子送到傅应铨局长那里，他一看就拍板了。他说，‘这篇报道反映的是事实’他提起笔就签了个‘同意发表’四个字。”他一阵激动之后，心里似乎平静了些。
接着，他从座位上站起来，谈起这篇报道在采访中的精彩场面。“去××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采访，是１９９４年５月１８日的事。噢，我记得那次你也去了，是吧？”我点了点头。他继续刚才的话题：“那次调查回来，许多人就怂恿我写。当时有些顾虑，怕伤了一些领导的面子，同时也想再等等看，让他们觉察到问题的严重性，也许会尽快改变。嗬，真是扫帚不到，灰尘不会自己跑掉。”
“大半年过去了，中央和省里的指示，文件不只一两个，他们都无动于衷。一天我再去市里采访，听几个知情人摆龙门阵，‘哎哟，现在土地撂荒真有点不像话，××市荒了几千亩，至今没种上庄稼。老百姓饿肚皮，他们把肥田沃土围起来，刮凉风，还有一点良心没有’我进一步打听，他们讲的正是那个开发区。”
“今年元月，我和省局一位主任，再次踏上那片荒原。事前，我们没有和任何人打招呼。来了个‘越级式，采访，直接找到那些被开发区赶出来的农民和基层干部。他们泪流满面地诉说：地收了，失去了生活的手段，说得好听是‘农转非’；说得不好听是从此失业了。我们干啥呀？一无技术，二做不来买卖，闲着无事。每月每人给７０多元钱的生活费，喝米汤都不够呀！顾了身子，顾不了嘴，买了米，就没钱买盐巴了”
“去年种小春，也动员过农民种上庄稼，可没有人动，农民说，要种，就把土地真正还给我们。无奈，开发办去找村干部做工作。村干部说，我们都被撤了职，说话有谁听。再说，良田已经被糟踏，乱七八糟，坑坑洼洼的荒原，水利设施毁了，表面的黑色土层没有了，咋种呀？许多人‘农转非’，农具都没有了，拿啥挖地呀？后来，开发区搞了一次‘飞播’，撒了一些油菜籽。我们远远看去，确实青一片，红一片，好像种了粮食。嘿，细看哪是种的庄稼呀，全哄人。”
我越听越入神，不断发出唉叹声。待他暂时把话题画上句号时，我便赞扬道：“好哇，你们这一招真神，直接听取农民的意见，了解真情实据。”
“不”，他又打断我的话题：“其实许多材料，还是他们给我们提供的。开发区也动过一些脑筋，外资不来，他们决定把乡镇企业引来。天哪，乡镇企业有多少油水、多少资金进高技术开发区？！一计不成，又施一计。随后他们又把一部分地卖给房地产开发公司，搞商品房。哎，那地方离城一二十公里远，住房修好谁来买，谁来住呀？”
“嗨，这些人真会动脑筋！”我愤愤不平地说。
“这篇稿子的出台，也有社会的支持。”他理直气壮地说，“见报前几天，正在召开的省人代会上，我把这篇报道捅给了代表们。他们高兴得跳了起来，还有许多代表积极主张：作为提案，交到大会。就这样，高技术开发区撂荒的事儿才捅到了省人大常委会。他们纷纷要求把这篇批评报道公诸于世。”
“老王呀，开办这种开发区，浪费土地，群众不欢迎。开发区搞了３年啦，不仅不发，而且还耗费国家资金一亿多元。这笔帐如何算？是谁亏了呢？”
末了，他还告诉我一个信息，在上月召开的省人大会上，当他把开发区撂荒数千亩肥沃的土地时间长达３年的风吹出去之后，一位省上的领导立即找了该市的那位市长，严厉地批评了这个地区不负责，不把老百姓的意见和生存放在心上。
这个开发区，问题是明摆着的。上上下下都有意见，可他们还不服输呢！
１９９４年初夏，新华社、四川日报社、西南经济日报社等七八家新闻单位的记者，一行１０余人出发去采访。采访是由四川省国土局组织的，我也参加了。大伙揣着好奇心，风尘仆仆，踏上了××高新技术开发区。在全国大搞“开发区”的年代，我们对它的关注就像对待一个初生婴孩一般。
这是国家级的“开发区”，远比一村一乡几个跑田坎的“黄泥巴脚杆”自发搞起来的“开发区”的档次要高出十倍、百倍。
我们去的那天，阳光明媚。田野上绿油油的庄稼煞是喜人。我们乘坐一辆“本田”车，顺着市外宽阔的大马路，向东驶去。
那地方，我熟悉，在××市上高中读书时，常去那里支农，劳动锻炼。老地名叫永兴镇，浩瀚的涪江从她的身边流过。一片平展展的黑土地，自流灌溉，一年两季，旱涝保收，是粮仓。那里的种地人，从不愁吃不愁穿，即使老天爷与他们作对，也不会危及“农二哥”的吃饭问题。他们说，有了这些田，祖祖辈辈等于守着粮仓。秋天到了，金灿灿的谷子，真喜人呀！那粮食仿佛关在仓库里，到了收割时节，打开仓门，便是一粒粒饱满的黄谷。
变了，变了！
车到永兴，我认不出那地方了，好像走进了荒原。一阵吃惊之后，有种异样的感觉。老农户的房屋不见了，那种农茂粮丰、农民安居乐业的景象不见了。
一条笔直的大路，把这片土地划成两半，远远望去不见高楼大屋，也不见人流涌动，唯有青蒿、野草长得密密匝匝，昔日的农田，变成了野草地。在开发区的中部有少许平房，那便是开发区管委会。平房的附近有几处修了半截的钢筋水泥建筑，看模样像是厂房，也许老板的腰包空了，房子刚冒出地平线就夭折了。
管委会是在一片平房内，中间簇拥着一幢楼房，有三四层，房子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倒是那大门外，宽敞雪白的墙上，挂着１０多块吊牌，吸住了我的视线，什么国土局、工商局、税务局公安、政法都是齐全的。
向记者介绍情况的是“开发区城建国土管理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