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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正要休息，工作队队员也是侯队长的通信员小胡来找我们，传达侯队长的话，希望我们从明天起与工作队一起活动，去农户访贫问苦，发动群众。尽管事情有些突然，我们尚未做思想准备，但侯队长的良好意愿是明确无疑的，这让我们无话可说。
我们六人分成三组，分别跟着工作队的人，我和雷觉在侯队长的小组里，还有与侯队长形影不离的小胡。雷觉显得很兴奋，私下对我说这样以实际工作者身份走进农民中间，比前几天那种蜻蜓点水式的社会调查要深入多了，一定会大有收获。我多少被雷觉的热情所感染，态度稍稍积极起来。
田村长是我们的向导，现在他的身份已由村长变为贫农团主席，由此可见他一直是共产党线上的人。我们还是叫他村长。田村长请示侯队长到哪些农户去，侯队长说当然要先去最穷的人家，他们是依靠的中坚力量。
接连跑了两家，“穷”的情况差不多，矮门破草房，到处堆着不值钱的杂物，大人孩子破衣烂衫，秋风已凉，小孩子仍光着屁股，赤脚在院里的鸡屎上奔来跑去，嘴里啃着刚从地里砍下来的苞米秆，见我们进来，男孩用好奇的眼神望着我们，女孩则害羞地奔到屋里躲起来。这时家里的大人就出来迎客，他们都认识侯队长和小胡，当然也认识本村的田村长。田村长就说侯队长和工作队的同志看你们来了，共产党替穷人做主，有什么苦都可以和工作队讲。接下来就是侯队长亲切询问家中情况，有几口人，有几亩地，租了谁的地种，交多少租金，给哪家财主当长工，工钱是多少。随着户主的回答，侯队长便显出很愤慨的模样，说剥削，很残酷的剥削啊！穷人世世代代当牛马，过着猪狗不如的日子，根源就是被富人无情地剥削。又安慰说现在好了，要土改了，等打倒剥削你们的地主老财，就会有好日子过了。说过这些后便鼓励他们勇敢地站出来斗争，做革命的中坚。在侯队长发动群众的过程中，别人都不插嘴，只有雷觉在侯队长讲话间歇向户主询问一些情况，然后记在本子上。
接着我们来到第三户人家，这家的男人叫田有味，因名字挺怪，就记住他了。他不过四十岁年纪，已满头白发，看起来他家的日子还不及刚去的两家，一家六口住在一幢被隔成两半的破屋里，其中一间堆放着农具和柴草，几只小鸡正卧在那些柴草上，地上到处都是鸡屎。田有味和他老婆、两个闺女（一个两岁一个十岁）、两个儿子（一个四岁一个七岁）住在隔壁的另一间。屋里简直像个垃圾堆，墙被柴烟熏成黑色，顶棚上挂着一串串蛛网，地上到处是麦根，吃过的苞米秆子，破布和碎瓦片。他的大闺女正在炕上躺着，不停地咳嗽，吐血，田村长说这闺女得了肺结核，在炕上躺了一年多，眼看要死了。情况明摆着，家里其他人都挨着她睡觉，和她合用碗筷吃饭，呼吸着同样的空气。这是种什么样的空气呢，倒真如男主人怪怪的名字，有味，从我们走进他家开始，一阵难忍的恶臭味便扑鼻而来，地上散发着呛人的童尿的臊气，隔壁飘过来鸡屎的强烈臭味，烧麦根的余烬腾起一股股青烟，还有整个屋子弥漫着那个女孩从溃烂肺里呼出的腐败气味，这气味让我感到呼吸困难，一阵阵想呕吐。
侯队长把在前两家说过的话又重复了一遍，这时田有味的老婆已把饭做好，我们目睹了这个女人做饭的全过程：将面倒进落满苍蝇的瓦盆里，手也不洗便和起面，不时抽出手抹一把流出来的鼻涕，擦也不擦又把手伸进面里，这么反反复复，就把她的鼻涕全都揉进面团里。做出来的饭是烂面条，盛到碗里苍蝇很快又落在上面，田有味一边挥手驱赶苍蝇，一边往我们手里递筷子。这些天饥一顿饱一顿，本想中午在老乡家好好吃一顿饭，可现在早已没有了食欲。我对侯队长说我要回去。侯队长问怎么回事？我不能说嫌脏，随口说没带饭钱。侯队长说这不要紧，让小胡也给你俩一块交小米票。听了侯队长的话，我就不好说别的了，端起碗强迫自己吃，面条本是饭食中最易下咽的，可我就是吞不下去，好像嗓子眼给卡住了。我敢说这是我一生吃的最不情愿的一顿饭，再看对面的侯队长和小胡，却像没事一般，吃的津津有味，一边吃还一边继续谈事情。我不由暗暗钦佩他们，觉得革命者确实与平常人不同。
刚吃下去面条，我的胃便翻搅起来，恶心，一阵阵想吐，我借口去解手奔出屋，一进茅厕便呕吐起来，喷溅般把刚吃进去的饭全吐出来。当我走出茅厕，发现侯队长站在院中，用一种责怪的眼神看着我，压低了声音说：要注意影响，这样会引起农民的反感，不利于我们的工作。我没说什么，因为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觉得像暴露了隐私般尴尬。侯队长又说一样的饭我们吃了没事，说明问题不在饭上，而在思想上。我仍然没吭声，却有些想不通，心想一个信奉唯物主义的革命者，怎么起作用的倒是唯心主义了呢。
我终是相信了侯队长的话，因为在后来的几天里，没再出现类似的情况。我对自己说，你要想做一个革命者，就必须改变自己对事物的惯常看法。
姜先生说田庄的土改迟迟没有进入实际斗争阶段，进展比邻村慢许多，主要是侯队长想把工作做深做细，他引用毛泽东“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的话，以证明自己是正确的。
经过几天的访贫问苦，扩大贫农协会组织，群众初步被发动起来，有人要求立刻清算地主富农，分“胜利果实”，但侯队长仍然稳住，又开始做清理阶级阵线工作，将土改积极分子召集起来开会，让大家按照“土地法大纲”的准则对村里的富户进行排队评议，谁该划地主谁该划富农，本来是可以先斗后划的，谁富斗谁，斗了再说，很多地方都是这么进行的，可这样容易出偏差，斗了又发现斗错了或者过火了。可见侯队长的工作态度是认真负责的。
没有想到，我们几个人被吸收参加评议会，我们觉得很新鲜，想听听看看，特别是雷觉兴致更高。
评议开始很顺利，有几户地主很快被认定，还有几户富农，他们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想漏也漏不掉。只是有一个叫田宝安的人让大家不知如何是好，情况是他家有几十亩地，两头大牲口，五间大瓦房，是不折不扣的富户，但他没有雇工，包括长工和短工，田宝安有四个身强力壮的儿子，这四个儿子干了所有的农活。按照“土地法大纲”的条款，没有剥削行为一般不得划为地主和富农，可是在田庄要是连田宝安这样的人家都免于被斗，那贫雇农是想不通的，因为会减少他们能分到“胜利果实”的数额。这个问题确实费了大伙不少脑筋，想来想去，有人忽然想起田宝安在村外还有一座油坊屋，油坊不是全年开工，只在秋季下来花生时，替农户榨油，收取手工费，榨油的活也是田宝安的儿子干，在不榨油时让本村一个懒汉看屋，防人偷机器。大伙觉得既然有一个人替他看屋，这就是雇工，就是剥削，就可以划他为地主。
侯队长边听边点头，说既然有剥削，严重也好，不严重也好，性质是一样的。田宝安就被划了地主。这事让人觉得有些滑稽，滑稽的不是别人，而是田宝安，他似乎有先见之明，知道以后有一天会以剥削划成分，所以就坚持不雇人，让自己的儿子当牛马，结果偏偏在油坊这档子事上疏忽了，结果就栽在这上面。
之后大伙的争议便集中在几个特殊人物身上，说特殊是因为有些户并不富有却有剥削行为。通过工作队多天的宣传教育，贫雇农们混沌初开，知道了世界上有“剥削”这回事，懂得了剥削最可恶，自己所以世世辈辈受穷正是由于受到富人的剥削，因此在评议时大伙对“剥削”这个字眼特别敏感，常常在这上面发生争吵。
村里有一个姓田的铁匠，论家境顶多划中农，可他家的日子全靠他的铁匠手艺维持，走村串户，在街上支起铁匠炉，给农户打造修理农具挣钱。有人认为他是剥削者，有人认为不是。
一个穿戴很整齐的妇女（据说是村里有名的风流寡妇）说：他应该算富农，他打铁每年挣不少钱，而且活儿又不好，去年他骗了我，要去了那么多钱，可是没给我打出好家什，还尽使些赖铁，没锄半亩地锄脖就断下来，再找他修，又要去一份钱，他剥削我。
一个灰胡子老头说道：他算不上有什么手艺，活儿干的不好，这大伙都知道，可是你要不想受他剥削，总可以另外找人，这和地主不一样，跟地主就没有别的法子，不交租他就不给你地种，可是像田铁匠这样的，你要是看不中他的活儿，可以另找别的铁匠嘛，这世上铁匠也没死绝。
那风流寡妇口才不错，抓理，反驳说：我可以不找他做活儿，可总会有人找他，就是说，我不让他剥削，可他还会剥削别人。
灰胡子老头说：他从来就算不上个好铁匠，你单凭这条说他剥削，那天下的铁匠都跟着倒霉了。
接着大伙纷纷发言，意见争执不一。
围绕田铁匠的成份问题，农民们碰到了经济学理论中一个基本问题，争论是由这个明显事实引起来的：不同的人做同样的工作，尽管数量质量不一样，工钱和价格趋于一致，这反映了每一件产品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当然，要能够理解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个概念，必须具备一定程度的知识和抽象思维能力，但却不能这样来要求农民，在他们看来，活儿干得赖的工匠也跟好工匠收取同样多的钱，当然有点剥削了。
当人们就此争议的时候，在一旁抽烟的侯队长忍不住咯咯地笑。意见终究没取得一致，大家就“孩儿哭抱给他娘”，等侯队长来做决定。
侯队长把烟袋从嘴里抽出，轻轻咳了一声，说道：要是大伙立刻下不了结论，往后还可以再讨论。
停停又说：不过想想也是，活儿干不好，还照样收钱，总是具有剥削性质的。
侯队长赶紧又说：定不定富农不要急于下结论，再研究。
我与旁边的安和互相看看，心照不宣，觉得侯队长如此看待剥削有所偏颇，但在处理问题上还是很慎重的。
又评议一个叫田宝贝的人，这个四十多岁的宽脸汉子就在现场，前面评议田铁匠时他发过言，支持田铁匠剥削人的观点，没想到人们提出他也有剥削问题，顿时变得紧张起来。
听了一会儿人们的议论，似乎田宝贝的劣迹不少，他吸料面（大烟），还卖过，按说这罪过可不轻，可大伙没在这上面追究他，而是追究他卖妇女的事，说他从中获利，这也是剥削。
田宝贝像受了惊吓，连忙站起来为自己辩护，说：闹灾那年我吸上料面，把家当都卖光了，眼见没什么卖了，就带上老婆奔了保定，我们两口子都饿得半死不活了，没法子只好卖她，好容易才给她找了个买主，我得了六袋谷子，就这么回事。
大概田宝贝自己也觉得这话说得放肆，会惹起众怒，又立刻给这段卖老婆的事添上一段曲折过程，把罪过推到他老婆身上，说：那时候我到外面去干活，只好把老婆留在店里，她姘上了一个汉子，店家给我透了个信儿，叫我把她打发掉，买主也是他帮我找到的。
有人听不下去，说不管怎样卖老婆就是罪过。
田宝贝辩解说：那买主家日子比我家好，她去了享福，她得谢我才是。
可没人肯接受他的混账观点。
有人指出：你还卖过田宗林的老婆。
田宝贝还是为自己开脱，说：那可是田宗林自己拿的主意，他让我帮他卖老婆，不断往我家跑，说他老婆长得又白又光又可爱，就可惜是个憨妇，做饭补衣服都不会，拉屎还忘了抹沟子，拿她没办法，才想把她打发掉。我怕田宗林常来麻烦，只好帮他找了个买主，成交后，田宗林忘恩负义只给我一点点钱。
有人说：你收了钱，就是剥削。
田宝贝有民愤，还剥削，就被划了富农。
田宝贝呜呜地哭起来，可没人理他，继续往下评议。
这遭轮到一个寡妇，寡妇娘家姓徐，人称徐寡妇。她家地不多，可长年雇伙计干活，这是板上钉钉地剥削，划地主没争议，可有人提出单单划地主还不够，应该划双地主，因为她不仅剥削那个伙计，还剥削她的一个相好。
原来徐寡妇和村里一个姓王的老汉有一腿，也不避讳，村里人都知道。说她剥削王老汉，主要是指王老汉总是给她送东西，只要有一点稀罕物早晚要拿去孝敬她，母鸡下了一个鸡蛋，他赶紧送过去；在野外打了一只野兔，他赶紧送过去；家里菜园长出紫皮茄子，哪怕只一个他也送过去。他还放下自己地里的活，帮她去干这干那，自然是白干不收钱，这不是剥削是什么？
在这个问题上，女人们同仇敌忾，一个脖子上长疤的女人气哼哼地说：俺们认为她是双地主，她剥削伙计，还剥削那汉子，她把他的一切都剥削走了，连母鸡下的蛋都在内。
划双地主却没得到男人们的赞同，一个小伙子囔道：王老汉被剥削是他自找的，他心甘情愿给人家送东西，别人又能有什么办法？
一个模样长得像猿的女人说：她凭什么能勾去男人的魂，不就因为模样像狐狸精？得评她双地主，不能便宜了那骚货。
一个男人阴阳怪气地说：你不好也把模样长得像些人样，那也会有人甘心情愿受你剥削呢。
那女人啐了一口，说：俺情愿长这样，也不去剥削人，当地主。
那个坚持田铁匠剥削人的风流寡妇站起来支持猿脸女人，说：反正白得别人好处都是剥削，成份得往高处定，不能让她自得便宜。
一个男人不客气地揭她的底说：难道你那些相好从来没送你东西？要送你也是剥削分子。
风流寡妇被弄个大红脸，连忙辩解说：他们送俺东西，俺也送他们东西，两抵消，谁也没剥削谁。
那男人说：好几个男人给你送东西，怎么说也是你收的多，当然你是剥削人了。
风流寡妇急了，当是害怕人们真把她的成份定高，说：不是这样的，他们个顶个都是小气鬼，他们来找俺，有的腰里揣个黄瓜，有的手里捏两棵葱，这也算东西吗？有的更抠门，空着手就来了，走的时候倒是我给他点什么。
另一个男人说：这么说你是倒贴了？
全场哄堂大笑，气氛一下子缓和过来。那寡妇觉得自己已排除了危险，松了口气，说：呵，只要不说我剥削，倒贴就倒贴。她的话就让人觉得，剥削就像一个恶鬼，谁都怕被它缠上。
最后还是侯队长发话，他说：土地法大纲没有双地主这个成份，所以只能定徐寡妇地主，但是王老汉和这么一个女人相好，阶级立场是有问题的。
有人问：是不是定他坏分子？
侯队长犹豫了一下说：还是叫阶级异己分子为好。
无人吭声。
评议会要结束，要真这么结束倒好，偏偏这时候侯队长把眼光转向我们，那目光，让人捉摸不定，像是对自己领导能力的炫耀，也像是在征询我们的意见。
建越一向心直口快，也当是认定侯队长让我们对今天的会发表看法，便开口说道：我觉得把王老汉定为阶级异己分子根据不足，是不太恰当的。
一时全场鸦雀无声，所有目光一起投向侯队长，侯队长的脸色十分难看。
建越没察觉到侯队长的异样表情，又说下去：那王老汉不断把东西送给徐寡妇，不存在徐寡妇的剥削问题，也不存在王老汉的阶级立场问题。
侯队长问道：不存在这不存在那，那你说他们存在什么？
建越说：爱情，是爱情。
爱情这字眼让大伙感到生疏，互相交头接耳地相问。
侯队长哼了一声：啥个劳什子爱情，一对狗男女搞破烂也算得上爱情？真是奇谈怪论。
建越说：起码对于王老汉一方，种种事实证明他是爱着徐寡妇的，只有在一个人深爱着另一个人时，才会对所爱的人无所保留，甘愿付出一切。
侯队长问：付出一切，也包括生命吗？
建越说：对。
侯队长冷冷一笑，说：很遗憾，看来我们的确不是一个阶级阵线的人，所以对事物看法完全不同，我们革命人认为，只有革命事业才会让我们心甘情愿地付出一切，包括生命。在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年代，爱情值什么？我问你，你会为爱情付出自己的生命吗？
建越说：我想我会。
谁能知晓此话竟一语成谶。
事后想来建越的所作所为实在是不理智，太过冲动，冒犯了侯队长，结果为后来的处境造成麻烦。我们也怪自己没能及时阻止建越，可那事情发生的实在太突然，以致我们来不及做出反应。
我们隐隐觉得前景有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