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诙谐之美（4）
同理，小丑的幽默、诙谐让人感到可爱，来自于他对生活有一份认真，他愿意投入这个生活。这个生活可能是琐细的，例如《下山》里的小和尚，无非就是想有一个孩子叫他一声和尚爹爹。就仅仅为了这个，他会认真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应该说，中国的传统戏曲正有这样一种一脉相承的能量，也许戏曲的形式不会影响我们今天的生活，但是会传递一种恒久不变的生活态度。
小丑之外，丑行里面还有一类叫做付。付又称二面，因其表演冷隽，阴阳怪气，俗称“冷二面”，是昆曲特有的介于白面与小丑之间的一类角色。付的情况比较复杂，多数情况下，付所扮演的角色会有一点邪恶的心术，人格不是那么高尚，但是也掀不起什么翻天的大浪。有时候付又扮演一些奸刁刻毒而地位较高的反面角色，如《浣纱记》中的伯、《鸣凤记》中的赵文华。偶尔也有比较正直的付，如《南西厢》里的法聪是个滑稽角色，《八义记》中的灵辄是个正面角色。
在昆曲的兴起地，丑的念白多以苏白为主，因而对于非吴语地区的观众来说，看昆曲丑戏有一个较大的障碍—念白。如果能够解决语言这个障碍，真正融入到情节中去，往往会看到一些极精彩的亮点。比如说，《鲛绡记》中《写状》一出。《写状》的主要人物讼师贾主文由付来扮演。贾主文一辈子给人写状为生，为了一己之私写过不少昧心的状子，如今年事已高，潜隐在家，假
装修行向佛，表示不愿再做缺德生意。此时，富豪刘君玉因央媒为其劣子向沈府求亲遭拒，怀恨在心，设法报复，找上门来。
听了刘君玉的讲述，贾主文假意劝刘息讼，陷害别人的事是不能做的，天上的观世音正在对我招手等我上天呢，我要积德行善，怎么能做这种事呢？贾主文假意推托，实则是想多敲银子，在听说刘君玉不惜银钱之后，他立刻表示只要有银两，这个事好说。刘君玉听了贾主文的话偏又卖个关子，说你既是一个积德行善的人，天上的观世音正等着接你，这个事还是算了吧，于是起身要走。两个人一来一往，贾主文的行动虽没有小丑那么夸张，但丑行的诙谐可笑在此时依然表现了出来。由此可见，丑行的诙谐不一定全是为了一个美好的生活愿望，哪怕是为着一个猥琐的心事，在昆曲的舞台上一样也可以表现出它在艺术上的审美性。
贾主文给刘君玉出了一个极其恶毒的主意，他说这一状告上，“管教沈、魏两家纵有百万家私，尽化为水，两家骨肉，俱作流民”。当银两在前的时候，他早已顾不得天上正在向他招手的观世音菩萨了。但是另一方面，钱没到自己手中，总是有点不托底，于是贾主文又对刘说，我的状子写得好不好，关键是我能不能看见“这个东西”。刘君玉故意装糊涂，先说不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最后又说自己也有个毛病，非得要看见这个状子写得好不好，“这个东西”才能拿出来。整整一出戏，两个人各自心怀鬼胎，言里来语里去，不断地相互试探。
贾主文和刘君玉都不是生活中的善良之辈，一个心术不正，意图陷害，一个阴险恶毒，见钱眼开。也许有人会问：这样两个人走在一起，他们之间的戏也有审美可言吗？其实这就是昆曲舞台上形形色色的审美中的一种，即把生活中的丑陋、世相人心用一种诙谐的审美方式呈现出来。
诙谐之美（5）
小丑的声音圆脆，态度幽默，动作夸张，令人觉得他们天生是带着诙谐元素的。但事实上，诙谐不仅仅止于小丑行，有的时候生旦相对，他们的身上也会有诙谐的因子，引人发笑。明人汪廷讷的《狮吼记》有两出非常著名的昆曲折子戏《梳妆》和《跪池》，虽是生旦戏，却也同样诙谐幽默。
宋代文人陈季常娶妻柳氏，柳氏生性悍妒，把丈夫看得很紧，陈季常又是一个惧内之人，由此引出了一部舞台上的喜剧。“妻管严”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中并不少见，也时常成为大家逗笑的对象，这是生活里面一种诙谐的潜质。而这种取笑放大在戏曲舞台上就变成了喜剧情节。
惧内的陈季常私下里也会唉声叹气，叹自己怎么娶了这样一个妒妇，苦日子无尽无休。但是叹归叹，一看见妻子，他又立刻迎上前去一个劲儿地阿谀奉承，夸赞娘子意态慵懒，美如西施，准备好镜台犀梳，小心伺候娘子梳妆。前一刻还在感叹怨愤，后一刻则百般殷勤，这本身就
幽默十足，观众自然会心一笑。陈季常称赞镜子里的娘子丰采翩翩，如同对门的张家媳妇。谁知这样一句不经意的话就惹恼了妻子，她硬指陈季常心中必是有张家媳妇才会说出这样的话来。为了岔过话题，陈季常取出一把折扇为娘子扇风。柳氏见扇面精致，又怀疑这扇子是个风流定情之物。陈季常赶忙解释说是小朋友送的，柳氏步步紧逼，你说小朋友，这个小朋友多大年纪？陈季常答得含含混混，柳氏一下子就将扇子撕破了。从一早起到现在，没有多大功夫，已经闹了好几场。
正在此时，偏偏添乱的人又来了，陈季常的好友苏东坡派人来约他同去游春。陈季常战战兢兢出来接待，嘱咐对方说话小声，谁知席间有琴操坐陪的话偏偏又被柳氏听见了。柳氏盘问陈季常，他辩解说人家说的是他的名字陈慥而不是什么琴操。柳氏不肯相信丈夫的辩解。陈季常再三保证游春时一定无妓，倘若有妓，甘心受责。于是柳氏让他去隔壁借打人的竹篦来备用。陈季常觉得有失颜面，不愿去借，柳氏便取来自家的一根藜杖，以备责罚丈夫之用。即将出门之际，陈季常还在与娘子就如果犯错要受打几下之事讨价还价，实在令人觉得可笑可叹。柳氏说如果有妓同行，要打他一百藜杖。陈季常虽然心中不免害怕，但享乐当前，他还是决定且顾眼下，挨打的事回来再说，这就为后续情节的发展埋下了一个幽默的噱头。事实上，《梳妆》只是一个引子，为后面陈季常与柳氏的更大冲突埋下了一个伏笔。
游春之后，陈季常回到家中。柳氏派出去刺探的苍头也回来了。柳氏听说果然席间有妓，心下异常恼火。陈季常虽想抵死不认，无奈证据确凿，只得都承认了。柳氏虽免了他的打，但罚他跪在家中的池塘边思过。
巾生饰演的陈季常本应是个风流倜傥、儒雅蕴藉、满腹经纶的文人，身上带着浓浓的书卷气，但有时读书读过了头，难免就有点呆头呆脑。陈季常这个巾生的表演就更多地在表现他的痴、他的弱。陈季常此次被夫人拿到了短处，再加上平素就惧内，于是这个书生身上的呆气就全然显现出来。柳氏罚跪，陈季常就真跪在了池塘边。柳氏气尚未消，转身回房，说是要去吃点陈皮砂仁汤，消消心中闷气再放他起来。陈季常恳求柳氏将家中的大门关上，只因“恐有人看见不好”。柳氏说既是如此，那就打了再跪吧，吓得陈季常立刻跪了下去。
诙谐之美（6）
接下来的，又是一个很幽默的细节：陈季常独自跪在池边，听见阵阵蛙鸣，他的第一反应就是央求“蛙哥”不要再叫，否则万一被娘子听到，误以为是自己在向人诉苦，那麻烦就更大了！这就是戏曲舞台上夸张的诙谐，现实生活中，就算有惧内的人，想来也很难达到如此程度。
有时候诙谐与夸张是捆绑在一起的，诙谐一定是把生活中某种东西延伸、夸大，放大为一个意象，然后再反过来触动我们。
然而这些在一般生活中不容易出现的情节，按照情理推导下去，却又是合乎人们的想象的。陈季常跟青蛙对话是《跪池》这一出戏中最精彩的情节，这番话使他的内心活动纤毫毕现。诙谐之美，正是借助这种外化呈现方式，借着一片蛙鸣，达成一种诉说和宣告，这既是戏曲审美的需要，也是推进故事情节、丰富人物个性的需要。
陈季常老老实实地跪在池边，跪到打盹差点跌入池中也不敢起来，跪到膝盖疼痛也不敢起来。此时的舞台仿佛有点冷清：柳氏已经进去，陈季常一人跪在池边，比站着还要矮了半截。观众坐在台下有什么好看的呢？在没有看熟昆曲的人想来可能这实在是个无趣的场面，但是看过《跪池》的人一定能感觉到此时台上那暗中的热闹。一个巾生孤零零地跪在那里同样能让人看出热闹，这就是诙谐的美妙。
陈季常与青蛙说话，埋怨苏东坡害得自己受罚的时候，苏东坡来了，正好听到。苏东坡又好气又好笑，奚落了陈季常几句，打算帮他教训一下悍妇。与柳氏一番寒暄之后，苏东坡问柳氏：“琴操是我的相知，季常不过陪坐而已，尊嫂何必吃这样的寡醋？”那柳氏岂是受得教训的，恼怒之下不再尊称苏大人，她咄咄逼人地称之为“老苏”，指责就是像他这样狗党狐朋带坏了自己的相公。越说越恼，她举起青藜杖就向苏东坡打去。在历史上，苏东坡从来都是受人景仰的一代文豪，谁能想到在昆曲舞台上，居然成了在青藜杖下挨打的形象！一见柳氏要打苏东坡，陈季常只得拼命拦阻。事实上，从头至尾，陈季常阻拦柳氏打人的理由也都颇令人发噱。一开始柳氏要打他，他关心的是柳氏刚养起来的新指甲—打我不要紧，把你的指甲弄坏了怎么办！此时他央求娘子，打我是打得的，打他可是打不得的。这一系列的笑话，在舞台上表现出来，虽然夸张，却很生动。
《跪池》一出最终以苏东坡的告败而结束。戏中的陈季常与柳氏是一对有点令人出乎意料的巾生和五旦，这是无关乎丑角的诙谐幽默。其实仔细想来，现实生活中总会有一些磕磕碰碰与内中的某一个情节不谋而合。不是么？
《金雀记》的《乔醋》，演的是夫妻之间假装吃醋的故事。才子潘岳就任河阳令，接夫人井文鸾来到任所。潘岳为官，头戴乌纱，因此是小官生扮演。井文鸾身为夫人，与《跪池》中的柳氏又自不同，身份要高贵许多。但他们的生活中也并不缺乏诙谐的元素，《乔醋》就是夫妻间的一场笑闹。
“乔醋”的起因是潘岳将妻子给他的定情物送给了另一知己—名妓巫彩凤。巫彩凤对潘岳一往情深，在乱离之中为他守志遁入空门。经过种种波折，潘岳得到了巫彩凤写给他的诗稿。而正在此时，夫人井文鸾到了。匆忙间，潘岳将诗稿遗落，恰被夫人拾得。井文鸾对巫彩凤早有所知，并且打算成全二人，所以准备不追究，但是又想跟丈夫开个玩笑。所以这是一出蓄意的玩笑戏，是井文鸾揣着明白装糊涂、捉弄相公的一场夫妻间情事。
诙谐之美（7）
潘岳处理完公事回到府中与夫人相聚，井文鸾追问当年交与他的那只金雀是否还带在身上，潘岳支支吾吾，回答说在书箱内放着。井文鸾要潘岳把金雀取来，说要将两人的金雀用同心绣线系在一起。潘岳并无金雀可取，想来想去，觉得不如索性把巫彩凤的书信交给夫人看，也许夫人就不怪罪自己了，或者肯把巫彩凤接来也未可知。但一找之下才发现信已经不见了。台上的潘岳焦虑万分，台下的观众与台上的井文鸾心下偷乐。井文鸾这才揭破谜底，将两只金雀都拿了出来。她指责丈夫说，夫妻本是“连枝同并，只合气求相应，共享安宁，你如何觑傍枝，觅小星？你言清行浊，亏心短行”。潘岳还想辩解，井文鸾又拿出了巫彩凤的书信，潘岳只得赔着笑脸向夫人解释此事并非自己本意，乃是别人撮合，实为无奈之举，后来惹动真情才做下错事，夫人向来贤惠，希望能得到原谅。井文鸾故作恼怒说，我平时是贤惠，今日权且不贤惠一次。一番佯装吃醋，直逼到潘岳给夫人跪了下来，井文鸾才揭破了一切，众人欢喜。
灵异之美（2）
这就是灵异之美。灵异之美有时候是在反差之中形成的。来自于鬼魂世界传递出来的气质之所以被我们欣赏，是因为它与我们今天的凡间世相、与我们的生命经历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和映衬，让我们产生了惊心动魄之感。
钟馗与他的亲人、友人之间的温情之美可以存在于鬼的世界中，至情之深同样可以出现在鬼的世界中。《焚香记》里的敫桂英就是一个至情之鬼。
名妓敫桂英爱上了书生王魁，到了大比之年，她赠送旅费，鼓励他去赶考。两个人辗转分离，因为种种的误会，敫桂英以为王魁负心，已被丞相招赘，但她还要执意死等王魁。这时候偏偏妓院的鸨母逼嫁他人，怨恨交织中，敫桂英上吊自缢而死。这样的一个魂魄，她心中有太多的牵挂和不甘，一方面爱王魁念王魁，另外一方面又怨王魁负心，恨他薄情寡意，所以到了阴间，她还要告上一状，这就是《阴告》。
敫桂英向鬼判告状，舞台上再次呈现了妩媚与狰狞的对比，可见这是昆曲鬼戏中常见的一种映衬。鬼判鬼判，阴间判官，他常常用喷火这种程式来表明来自阴间的身份。嘴里可以喷火，代表此地一切是幽暗的，在阎王殿里，只有喷火才能看见一切。他的形象是狰狞的、恐怖的、威严的，同时又掌有生杀予夺的无上权力。敫桂英向鬼判诉说隐情，而鬼判对她所说做出判别与裁决，两个人在台上载歌载舞。
我们曾经说过，在昆曲舞台上不大容易看到一个角色独自大段的唱念而其他角色都呆若木鸡地听着的场景。一般来讲，只要有两人在场、三人在场，所有人之间都会有动作、声腔、眼神、身段之间的呼应，大家共同形成的这样一组呼应才能够是流转的、圆润的、满堂生辉的。判官和女鬼这两个形象之间强烈的反差，使狰狞在妩媚的映衬下越发狰狞、威严、身形高大，而妩媚则在狞厉的陪衬下越发妩媚、娇艳。
比起敫桂英这样至性至情的刚烈女子，《红梅记》中的李慧娘更为刚烈。李慧娘的身份很卑微，不过是奸臣贾似道的一个姬妾。某日，贾似道偕李慧娘泛舟西湖之上，李慧娘见到书生裴禹风流潇洒，情不自禁地发出一声赞叹。贾似道听后甚感不悦，作为一个把持朝纲的重臣，他在家中也是同样的不可一世，就因为李慧娘这一句赞美少年的话，他在回府后斩杀了慧娘，以儆众姬。李慧娘死后，冤魂不散，变成了一个厉鬼。化为厉鬼的李慧娘心中充满了怨愤不甘，她带有一种强烈的气场，从而形成一种艳异之美。
贾似道窥见卢小姐绝世幽姿，欲占为妾。裴禹仗义相助，自荐权充门婿，拒绝贾府聘礼。贾似道遂以延请塾师为名，将其拘于府中书馆内。李慧娘救出了裴禹，并挺身而出，到半闲堂为受屈众姐妹洗冤，承认是自己放走了秀才。李慧娘感叹裴禹的俊朗，起初并不一定有什么情意相通之事，她无非是感叹一件美好的事物而已。善良的李慧娘最后愿意帮助裴禹，成全他与尚书之女卢昭容的好事，也是因为她觉得天下美好的事物都应当有一个美好的结局。
《红梅记》中的贾似道是白面扮演。在这出鬼戏中，不再是女鬼和鬼判之间的形象的对比，而是正义、妩媚的女鬼与人间奸佞的对比。这种对比同样能够形成一种形式上的反差之美。人物角色的反差如此巨大，台上表现出来的却又是歌舞的和谐，就在这种冲突与和谐之间，昆曲完成了它对灵异之美的又一次展现。
灵异之美（3）
灵异之美中还有风情之美，毕竟女鬼中更多的美来自她们异质的风情。
《水浒记》的《活捉》就是对风情之美十足的展现。阎婆惜与张文远的相识是一个偶然：张文远路过阎婆惜家，无意间见到她美貌风流，于是借口找小娘子借茶上前搭话，这一番搭话就让阎婆惜的性命断送在宋江的刀下。成了女鬼的阎婆惜日思夜想张三郎，因此决定到阳间活捉张文远，与她到阴间团聚做夫妻。
女鬼阎婆惜从最初登场，举手投足间就透露出一股灵异之美。她穿着一件黑色的长背心，白色的裙子，脚下碎步快走，整个身子纹丝不动，令人感到她是飘荡而出的。更令人惊心动魄的，是她黑色长衣下面那一件艳红的长背心，随着身形飘动，红色在黑色长衣下面隐隐闪现，更添诡异之气。在见到张文远后，她要脱掉黑衣露出红衣，显示出她内心的火热，这又会给人一种突然间的惊艳。所以单看这个女鬼的行头，往往在一人身上也具有强烈反差的元素，层层剥离，让你不断地惊叹。这样一种灵异之美在昆曲舞台上的展现是极致的，已超出了我们日常经验可能达到的极限，它在挑战我们心灵延伸和感悟的能力。我们不在哲学理念上探讨鬼魂世界，也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