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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好再摸索到另一较的房子，一进去，发现都是一对对情侣，两个老头也顾不得了，挤进坐
下。看到一位歌手正在边弹边唱，夏道平碰碰殷海光，大声说：“你看，是真的人在唱歌
呢！”
殷海光虽然“为人应世笨拙不堪”，但仍处处不忘自己是高级知识分子，从他生活细节
上，也可看到一斑。他从不坐公共汽车，他认为人的尊严会给挤掉；他喝高级咖啡，吃英国
饼干，去贵族医院看病……这些都表示他也满布尔乔亚的。
另一方面，他除了不大会用电话机、不会用自动电梯外，要替人做衣服的殷太太向人收
两种工钱－有钱的人要多付，没钱的要少付……这些都表示他也满书呆的一面。以这样层次
的知识分子，来了解人间万象与真相，当然要受到很多限制。殷海光虽然天姿英明，但在生
活面上和人事面上，却很容易被投其所好、被小人利用。我举一个例子。《自由中国》停刊
以后，殷海光对国民党的厌恶更深了，一个人只要同他骂国民党，他便轻易相信这个人。有
一次，台肥六厂图书室请我讲演，我认为来者不善，拒绝了；他们改请殷海光，我劝他不要
去，他被封锁已久，还是去过瘾了。讲完了，一个人走过来，向他大骂国民党，立刻谈得投
机起来。后来登门拜访殷海光，殷海光还把《自由中国》编辑胡虚一介绍给这陌生人。牵累
到胡虚一身陷黑牢，原来那陌生人是卧底的！殷海光就是这样容易被钓的人！农村小孩钓青
蛙只要用根线，往草里一放，青蛙就咬住不放，全身暴露而出。殷海光容易被小人利用，也
正如此。雷震也犯同样的毛病。我同殷海光玩笑性地表示过：“你们的为人最容易被小人包
围，你们搞政治，若当了政，恐怕小人当道的情形，更要严重呀！”
在我写《老年人和棒子》发表后，不久就发生了“中西文化论战”。文德（陈宏正）在
《殷海光教授年谱简编》中说：
“在文化论战中，李敖独得盛名，但殷却背着黑锅。”因为“西化派中殷的学生李敖、
许登源、洪成完攻击胡秋原，引起胡秋原的误会，以为西化派是殷在背后策动”。以致殷海
光“以后被胡秋原、徐高阮连续不停地施以人身攻击，对其后迫害殷不能在台大授课，形成
一大压力与不利环境”。这段内幕，殷海光留下一篇回忆－《我被迫离开台湾大学的经
过》，其中说：
在论战中，胡秋原君知识上的短缺，思想上的混乱，被我的一，群学生指破。尤其是他
参加“闽变”的往事，被李敖君指出。这一下使他的名流声威扫地。他痛心疾首之余，认为
系我在背后策动，于是在《中国杂志》上参加徐君对我的围攻。这二位先生的言论，充满对
我的污蔑、毒骂及构陷，但却伊然为学术尊严及自由民主而仗义执言。标榜历史文化儒家道
德的某君（李敖按：徐复观也），则从旁助威……
……本年上学期末，各校发现一种宣言，不知是哪儿来的。宣言的内容主要的是批驳费
正清等在美国国会证词，说他们“助匪”、“犯罪”。照我看来，这篇文章可算官方雇用文
入的写作精华。彼等立论，完全是从一个政权的利益出发，罔顾世界大势。其实，费正情等
人的言论，意在保全台湾。台湾这个小岛，若不是美国第七舰队保卫，恐怕早在一九五0年
便“陷共”了，还有什么“反攻”空话可说？复次，这一宣言表面系“自由签名”，实际则
为一“忠贞检查”。在台湾住了十几年的人，面对这一签名运动心里都有数，如不签名将被
疑为不忠于某党政权，这样的人将蒙种种不便，甚至有打破饭碗的危险。在台湾这种形态的
绝对主义的统治之下，谁不怕麻烦？在台湾这个饭碗难找的岛上，谁不怕打破饭碗？
于是而有一千四百位文化工作者签名的盛举。我因为一方面认为那一宣言的内容幼稚可
笑，另一方面我尤其憎恶那种“间接强迫”的作风，所以拒绝签名。后来校方一高级党务人
员亲自来舍劝签，仍然被我拒绝！
于是，多年累积的问题爆发了！
殷海光说“一千四百位文化工作者”的抗议宣言“不知道是哪儿来的”，但在十三年
后，“哪儿来的”终于水落石出。一九七九年三月，国防部总政治部属下的黎明文化事业股
份有限公司，出版了一本红皮烫金的《慎师七十文录》，是庆祝曹敏七十生日的一本专集，
其中有一篇《胡秋原先生序》，我看了以后，才疑团尽解。胡秋原在序中回忆：
我是一个几乎没有所谓“社交”生活的人，与党政方面人士尤其少有个人的往来，所以
我与曹慎之先生原不相识。
一九六二年，郑学稼先生和我因为一个同我们两人有投稿与书业往来的书店，在所谓文
化论战后忽然对我们两人先后送红帽子，我们便先后对那书店及其作者提出诽谤案之诉讼，
法院合并审理。这种官司在中国原很少见，所以开始之时旁听的人不少。当时一般朋友对郑
先生与我的批评大抵是“修养不够”，“不上算”，甚至于说“好事”；只有三个人同情我
们的遭遇，经常到法院旁听，这便是任卓宜、曹慎之、徐高阮三位先生。任先生是我们两人
的老朋友，徐先生则因我而认识郑先生，曹先生那时与郑先生在国防部的一个研究部门同
事，他是因郑先生而去，于是我在法庭开始认识慎之。
这一透露，告诉了我们：在胡秋原、郑学稼告文星的讼案一开始，曹敏便以与郑学稼
“在国防部的一个研究部门同事”的身份，微妙的介入了。胡秋原又说：
当官司尚在进行之时，到一九六六年，美国国会为越战举行听证，费正清、巴奈特趁机
主张讨好中共以解决越战。有一天，慎之邀约我和学稼、高阮三人，主张写一封对美国人民
公开信，结果有一千数百人签名的公开信在《纽约时报》发表，一时发生相当大的影响。此
我与慎之合作之一事。
这一透露，又告诉了我们：“当官司尚在进行之时”，曹敏已经“邀约”胡秋原、郑学
稼、徐高阮共同合作为国民党秘密搞文宣。据一九六六年七月三日《联合报》，当时新闻局
长沈剑虹曾在立法院内政委员会报告施政说：“台湾学人教授一千六百余人驳斥美国姑息分
子费正清之流的谬论，曾于五月发表《致美国人民一封公开信》，已由‘新闻局’译成英
文，现已洽妥《纽约时报》，于近日内连同签署者一千六百余人名单在该报刊登／可见国防
部总政治部黑势力之大，大到可以自行作业，然后叫行政院新闻局到美国报上买广告的程
度！胡秋原说他们“写一封对美国人民公开信，结果有一千数百人签名的公开信在《纽约时
报》发表，一时发生相当大的影响”。事实上，“一时发生相当大的”，不是影响而是丑
闻。因为一千六百余名学人教授的众口一声，适足反证了这些知识分子的被强奸。正因为是
被强奸，所以失格的学人教授们，也就乱签一气，一千六百人中，因为在各校兼课而见名就
签，以致光“签名重复”的，就有六起之多！其中朱建民、董世祁、何静安、郑小杰、卢英
权、林碧沧诸教授，大名都出现两次，如此丑闻，真是今古奇观也！由签名事，参照文星被
封杀，在封杀作业中，由王升主持的“国防部总政治部”，是媒孽最深的首席机构。当时文
星的敌人胡秋原等，表面上是自由学人，其实骨子里却跟王升这些大政工挂钩，同干这一票
“文武合一”的摘星大业。当时因为事涉机密，流传出来的内幕有限，所以无从深究。直到
胡秋原事后自己这样透露，才真相大白。
王升本人是没有文化水平的下三货。林正杰的《前进》杂志马屁说他是正统军人出身，
这是美化王升的说法。事实上，王升只不过小学毕业外加受训不足六个月的卑鄙小子，所以
他的招朋引类，也就是“武大郎玩夜猫子－什么人玩什么鸟”式的，他所欣赏并重用的大将
曹敏，还不如王升念过小学，他根本没进任何正式学校。他在一九二六年混迹北伐队伍中，
办党。抗战胜利后，办党报。离开大陆后，逃到香港做小生意。一九五一年来台湾，一九五
二年到政工干部学校教书，见宠于王升，自此扶摇直上，伊然学术与政治之间人物矣！胡秋
原等从曹敏这根线上攀王升，完成“文武合一”的挂钩，这种人是什么水准，可想而知矣！
殷海光因文星而被胡秋原等迫害，一千六百人签名事件只能算是迫害中电影手法的“远
景”，因为这一甄别“忠”与“不忠”方式，受害者不止殷海光一人，但是对殷海光个人的
文字围剿和台大出局，却是电影手法中的“特写”、“大特写”。受害人首当其冲者，则是
殷海光。殷海光说国民党迫害他是“用一种十分复杂和隐闭的方式，不易观察到”，确是事
实。当时我们所能观察到的，只是表面上的文字围剿，却不知道骨子里胡秋原等的勾结国民
党大珰头，动用官方的特务政工力量，整垮文星、斗垮殷海光的作业细节。如今殷海光墓草
久宿、王升垂垂已老，年过九十的胡秋原自忠贞分子、反共大将一飞而直上北京矣！人世变
化之奇、政海波橘之异，反反复复，有如是者！
在殷海光被迫离开台大之际，教育部去函台大，调虎离山，拟聘请殷为教育部教育研究
委员会委员。殷海光很困惑，特来找我商量，他表示“不该不劳而获”，也“义不食周
粟”。
我说：“不错，一个人不该不劳而获。但按照宪法第十五条，人民有生存权、工作权，
你一定得在有生存机会、有工作机会的前提下，才能谈正常的不该不劳而获的道理与道德。
如果环境不准你有适合你的生存权和工作权，在这样畸形的环境下，你如接受畸形的收入，
也情有可原。陈独秀到死还拿政府的钱，可是何碍其为陈独秀；鲁迅到死也还拿政府的钱，
可是又何碍其为鲁迅！不拿当然好，可是你能活得下去吗？至于你说‘义不食周粟’，这种
道理在伯夷叔齐时代就站不住，们夷叔齐‘义不食周粟’，逃到首阳山，‘采蔽而食之’，
但他门忘了，米固然是周朝的，蔽也是周朝的啊！不食周朝的米，却吃周朝的蔽，这是哪一
门子的逻辑啊！何况所谓周粟，也不是什么周朝的粟，根本就是民脂民膏，你吃的是民脂民
膏而已，还谈不上是国民党之饭也！”我这一番话，把殷海光说得哭笑不得。他知道我是雄
辩家，他知道我故意站在他的立场为他讲宽心的话，他知道我李敖真的是“义不食周粟”那
一派，当然他知道我“义不食周粟”，有我的本钱－我还年轻，我比较灵活，可以“做点小
生意谋生”。殷海光连“做点小生意谋生”都不及格，因为殷太太做点裁缝工作，他都要来
个二价，这种头脑，又怎配做生意呢？
至于殷海光的生活收入，所遭到的困难尚不大严重。在《自由中国》时代，雷震给他满
好的待遇；《自由中国》以后，我自文星给他大力的支援。费正清到台湾的时候，约我陪
他·去看殷海光，后来在南港请殷海光同我吃饭。因为殷海光曾向我表示希望美国有学术机
构帮助他，我侧面问费正清可否设法，费正清说，他已对殷海光有帮助。这事我颇不快，我
向黄三抱怨说：“老殷的为人我实在要骂他，他拿了费正清的研究费，却对我们不吭气，害
得我们还拼命替他设法，这算什么！”，我虽然大力支持殷海光，但对他的为人，却总是以
看一个不通人情的高级书呆的眼光来给他定位。他并非全无心机与权术，但这种心机与权
术，总是湖北人式的，格局甚小，所以我始终不怎么喜欢他这个人。虽然我对他的蚊龙气质
与文字上的才华很佩服，并且为了散布并延续这种气质和才华，尽了没有人能比得上的力
量。
虽然我称殷海光做“老师”，但他清楚知道我没选过他的课，“老师”对他是尊称，是
名不副实的。因此他对我，也是一种师友之情，算得上是“尊而不亲”。我的一些小朋友，
像陈平景、像黄三，倒比我跟他面见得多。他跟陈平景后来为了钱有不愉快，一天早上，他
特别到我家，要我用我对陈平景的影响力，收回由他口述由陈平景笔录的自传。我有点怪他
不该为了点小钱否定陈平景，但我还是把陈平景说了一顿，要他交出自传。后来经我劝说，
两人又言归于好。我虽然与殷海光交往不密，但每有重要情况发生，他总找到我，也特别尊
重我的判断，胡虚一被捕以后，殷海光家门口被治安机关站了哨，他问我怎么办？我说要若
无其事，但是学生们该少来，免得连累他们，使他们以后有记录在身，万劫不复。他认为很
对，就在门上贴了不见学生的条子。殷海光进行离开台湾，也找到我，我为他奔走了一阵。
不幸的是，殷海光一直到死，都没被准许离开这个岛。为了他出境的事，有一次我对他说：
“国民党口口声声复兴中华文化，中华文化里有一种‘流刑’，他们倒真该复兴。如果复兴
了这种放逐之刑，你和我就都可走了。”他听了苦笑。我想，他后来希望死后面对太平洋水
葬，与于右任死后面对大陆土葬，正好是一个对比。
古人放逐别人，要宣布“不与同中国”，殷海光想面对太平洋水葬，除了表示他心胸的
浩瀚以外，大概也有甘愿“不与同中国”的远托异国之悲吧？
一九六七年的春天，我在美而廉碰到殷海光，感到他的气色很差。本来对他的健康，我
没有注意，因为这是殷太大的事。殷太太那么贤慧，照料殷海光的健康，当然不在话下。
但这次见面，使我感到有点不对劲，我把陈平景找来，侧面问他，他说殷海光有胃病。
我问医生怎么说？他说没找医生。
我把他骂了一顿，我说有病怎么不找医生、他说殷海光不肯，殷人大也不肯，殷海光还
说除非去贵族医院，他不要在公立医院应诊。我又把他骂了一顿，怪他没有好好照顾殷先
生。他说他们夫妻都不肯，他也没办法，“除非你敖哥逼他们。”我说就这么办，我去逼他
们。四月十四日深夜，我写了一封信给殷海光，埋怨：“没想到你竟对你的身体这样不科
学！”我告诉他我已替他的好贵族医院的门诊，一定得去。“你治胃病的一切费用，由我承
担。我最近为香港一家出版社帮忙，有一笔小收入，所以我愿意‘请客’，以我们的关系和
了解，你自然不可推辞。”就这样的，在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日，我把殷海光推到台湾最有
名的胃科大夫李承泌面前。李大夫对我说：“我佩服殷先生，也佩服你李先生，李先生郑重
托我，我自然尽力。”他为殷海光做了彻底的检查，检查期间有说有笑。
然后对我使了一个眼色，就走出去了。我跟殷海光聊了一阵，借故出来，李大夫拉我到
一边，满脸严肃他说：“百分之百的胃癌！百分之百的胃癌！怎么拖到现在才来看医生？”
我问他：
“能拖多久？”他说：“这次若不来看病，几个月里就没救了。”
我问：“现在有救吗？”他说得开刀才知道，现在就立刻办住院手续。于是，殷海光立
刻被“当场收押”，我把他安排进病房，把同来的孟绝子、陈平景都支使出去，房里只剩他
和我。
我先说了些轻松的，然后轻描淡写他说：“斯人也，不可有斯疾也！你这位忧郁哲学家
啊！竟得了胃癌。罗素要听说你得了这种不哲学的病，他会笑死了。现在决定开刀抢救，你
应该准备在开刀以后，好好把你要说的，都说出来，我相信那是一部有价值的书，你有生命
危险，来日无多，我本来不该告诉你，但我一想，你看了这么多书，若连生死都看不破，那
书也白看了。所以我决定告诉你，使你有所准备，免得做错了安排，浪费了时间。”殷海光
听了我的话，很镇定，也很从容。他感谢我以强者对强者的态度对待他，他说一切就照我说
的办。我走出病房，叫陈平景去陪他。陈平景后来说：殷海光一见到他，就哭了。殷海光在
强者李敖面前不得不示强，但李敖一走，他就垮了。这时候有一个插曲，不可不记。陈平景
在医院跑来跑去的时候，忽然见到党外人士高玉树从汽车下来。高玉树当选市长那天晚上，
殷海光正在家里请我吃饭，饭后我们一起到中华路高玉树竞选总部前看人山人海，也看军警
云集。高玉树当选了，殷海光很兴奋，当晚我请他和何秀煌一起到中央酒店看洋妞跳半脱不
脱之舞，殷海光和何秀煌两个书呆，那天晚上也颇有好色而不好德的表现。高玉树他们搞新
党的时候，与殷海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