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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杏悲哀地叹了一声，说：“我们要求她的，全都是最基本的，从来都没有过分地要求她干这干那。可是就连这最基本的，她都做不好。”
我说：“不要说孩子了，就是我们这些成年人又能够把最基本的事情干好几件？还说你的要求不高？”
“可是她正在养成习惯的时期，如果我们不去提出这些要求，她身上以后尽是些坏毛病，这以后怎么生活得好啊？比如她的学习，唉，我现在有点后悔在她上小学的时候没有坚持买些课外习题给她做，现在的数j□j算是一塌糊涂！昨天我刚给她买了两本数学习题册，让她加在作业里一起完成。”
我笑起来，“你这可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嗯？”
“你刚才不是大肆批评现在的教育吗？现在，你可是它忠实的履行者啊。”
“嘿，百合。现在你可不要嘲笑我。再过两年，你也会亲身体验这种言由衷而行不由衷的痛苦了。”
我说：“等到小雪上中学的时候，希望这种局面会有所转变。”
袁杏怀疑我的这种乐观没有道理。她反问道：“会吗？看看咱们学校，越来越变本加厉了，你认为以后会发生大的变化吗？”袁杏指的是正在老师中间流传的晚上要给学生上课的消息。据说，校长认为这是在省教育厅不容许假期补课的严峻形势下（顺便说一下，现在周六也不用上课了。虽然实际上通过把周一到周五的每天七节课变成了现在的每天八节课，课时未变，且不能在收周六补课费，但是大多数老师还是很高兴的）努力使已经拥有很大基数的上线率再一次大幅提高的好方法。
我只好说尽人事，听天命。
“我倒是愿意尽人事，可怎么尽？我们掏出一片火热的心来，想要好好做事情，却总是会遭遇潜规则的寒流。有人说我太计较，说表面上敷衍一下就可以了，不必太认真。可是，我们这里是学校，是教育学生的地方，如果我们总是在敷衍，我们怎么面对学生？我们也要这样来教育学生做事情吗？现在……唉！规章制度本来是规范行为的，堂而皇之的挂在那里，现在却成了只对老实人有用。可老实人不用这些东西还不是一样地兢兢业业？奖励制度本来是激励人的，却反而因为条条框框太多，让人只有精力去算计是否按规定完成了，感觉上好像什么都是人家算计好了的，哪里有热情好好工作。——有时候我会想，是不是我不够顽强？也许领导是在用这些考验我们？最终他们会比较公平地看待我们的工作？可是现实是赏罚不公正！每一次的奖评标准都要变，完全是照人定标准嘛。我们都是陪衬罢了。”
我想起一件事，就问：“你的职称怎么样？今年有希望吗？”
“谁知道啊……”袁杏长长吐出一口气。“那就看人家学校今年又会是什么政策吧，不是有人说过吗？——‘领导翻脸比翻书还快。’”
“我觉得你应该是有把握的。听说今年报高级职称的人不多。如果条件不变，你一定会是名列前茅。就算他们把条件变来变去，但你完全可以‘以不变应万变’。就凭你这么多年写的论文，加起来也有一百多分了吧？”
袁杏看到了希望，变得高兴起来。“但愿吧。不过在咱这里，什么奇怪的事都会发生。”
作者有话要说：
☆、第二十章
虽然有些懊丧，但每一天还是在恪尽职守的努力中渡过。教师的工作是个良心活（或者说许多工作都是良心活）。有再多的埋怨，在备课和讲课的时候都得抛开。这样到了每年秋季开学不久召开教师节大会的时候，才不会感觉心中惴惴不安，才能安然地在会场中坐在热情的学生的前面。
这两年教师节的大会有一个特点：校长总是会先说一些恭维话给那些尊敬的、资助过蓝天中学的企业家（坐在最前面的老师看得很清楚——这些尊贵的客人坐在主席台上百无无聊地玩着手机，大概并没有认真听什么），这占了校长发言的主要部分；然后就开始从学校的各种制度要求入手，批评乃至于威胁可怜巴巴的老师们：“要是谁谁谁如何如何，就不要怪学校如何如何……”
对于教师节大会上校长的发言，我和袁杏都感觉到很遗憾。其一，在教职工面前一贯趾高气扬的校长没有料想到他对于企业家的尊敬在无意间暴露了自己的卑贱。用太过明显的巴结语气在去年、今年重复地赞扬同一个企业家懂教育（据说企业家的孩子品学兼优，在上海上大学，更可喜的是今年考研成功），不但是优秀的企业家也是优秀的教育家——这样的话，让人听了之后多少会觉得有点恶心。更何况是当着这么多十几岁的学生说的。难道学生会听不出来这些话当中的阿谀奉承？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会不会因此而对学校的神圣感大打折扣？也许，在他们的眼里，学校早就没有什么神圣的了，校长以身作则对金钱和权力的崇拜，在他们的眼里早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谁不是这样呢？不是这样才是奇怪的。但是，我和袁杏还是会觉得遗憾，甚至可以这么说，大家越是以为它自然，我们就越是感到遗憾。校长发言的时候，也许并没有存心去奉承谁，可是，这样的发言，让人悲哀。
我们感到遗憾的第二个地方在于，教师节——这可是教师们的节日啊。在这一天，他们应该自我感觉良好，应该体会到被关注、被尊重。可是在这一天，他们却依旧被威胁，而且还是当着自己的学生的面被指责被威胁的，仿佛在蓝天中学只有大大小小的领导为了这些孩子们的发展呕心沥血，天天和学生们在一起的老师们都是些不思进取、不好好干事的家伙，唉！为什么在像我和袁杏这样无害的人不自觉地把自己和一些领导对立起来的时候，掌管学校的校长也是在不自觉地把学校和教师处于一种对立的状态。我和袁杏或者还有一部分像我们这样的人，偶尔批评领导，并非是为了私人恩怨，只是有感而发罢了。我们是无害的，因为我们无意危害谁；我们微贱的地位也使得我们的话不可能危害到谁。可是校长这样做的时候，会让很多人受到伤害——这是权力的滥用，而不是领导的艺术。
当然这次大会上最让人感兴趣的不是这些，会议的j□j部分是在由主管教学的副校长宣布高考奖金分配决定的时候。这个时候学生大概已经忘记了刚才校长对他们的老师的评价，兴奋的学生们非常配合这次大会会场理应具有的气氛，因为挑选来参加教师节大会的都是刚入校的高一学生。当他们听到给自己代课的某某老师拿了多少多少奖金的时候，总是会爆发出惊讶和快乐的呼喊。奖金的数额越高，欢呼声也就越大，老师们脸上的笑容也就越深沉。人人竖着耳朵仔细听，所以并没有注意去观察主席台上就坐的各位领导的表情。想必他们也是很高兴的。他们的高兴应该是双重的：除了分享高考带来的利益，这种欢乐的场景难道不是他们创造出来的吗？他们坐在制高点上，用充满了聪明和才能的眼睛，和那些企业家们一道如同造物主一般俯瞰全场。
每到开会的时候，我手里都会拿一本小说，好让自己在沉闷而漫长的会议中没有那么无聊。袁杏说开会的时候写信最好，可以长篇大论写很多，显得纸短情长。过去每一次开会，她就写信。但是现在，在新科技浪潮的打压下，很少有人会选择跟她写信联系了，于是袁杏开始了在开会的时候写教案。效果也很不错。如果会议开的时间长短合适，她就可以把一个星期用的教案（两个课时的教案）都写好——虽然这教案只是用来应付教务处检查的。真正的教案在脑子里，在不断的思考当中——所以，当别人抱怨会开得时间太长的时候，袁杏总是毫无做作地用无限遗憾的语气说“开会的时间再长些就好了”。
今天，我们两个可以完全被划归异类。念到我们名字的时候，我们连头都没有抬一下。并不是我们想标新立异，或者伪装成彻底的无产者对奖金不感兴趣，而是欢乐太多了，没必要再把我们俩那微乎其微的声音加进去。这样的表现没有什么特别引人注意的地方，因为其他的人都很兴奋，不会在乎我和袁杏的无动于衷。只不过，坐在我身边的一位男同事时不时地会因为情绪激动而要和我聊上几句。在这样一个热烈的会场里，听旁边的人用刻意压低的声音说话，这的确是需要有一点特异功能的——特异功能？我对自己笑了一笑——我没有这本领，所以听到的话都是断断续续的，有时候撞击耳膜的声波错落有致，但有点漫不经心的我却不能掌握它的要领，于是只能够面带微笑蒙混过关。我的这位同事喜欢重复副校长念出的高考奖励金额，比较谁的奖金最高，并且他还能够迅速找到这个获得阶段性最高奖金的幸运儿如此幸运的原因。这需要严密的统计工作，而消息灵通的人士，早已把这个工作扎扎实实地做好了。现在，美中不足的是，这些奖金不知何时才会发到它的主人的手里；而且，等发到手里的时候，早就因为其运动时间过长而减肥成功了。“就这一点点辛苦钱，还要扣税！”
“啊？”我看得清同事脸上带着一点愤怒的表情，可是不一定赞同他。
“高考奖金可以按月发嘛，这样不就不用扣税了？”
“唔——”我正要说话，就听见副校长宣读的一个名字和名字之后两位数的奖金。“咦，小王才这一点奖金？毕竟她是带到高三第二学期才请产假的，为什么奖金给的这样少？”
“那就要看是谁接了她的课。”同事一副心照不宣的表情。
当下，我就明白了。
新念出的名单和奖金数很快就遮没了一个小人物的不满。
散了会，我等到和袁杏一起走回家去。虽说我们俩的奖金都不高，可是毕竟我们做不了无产者，于是脸上洋溢着笑容，走在暖和的有点过分的夕阳里。走到学校门房的时候，站在门口的杨师傅叫住我。
“辛老师，有你的东西。”他让我进去在靠后窗的桌子上取一捧花。
那是一把雏菊。正沐浴在从窗口透露过来的九月的黄昏里，每一朵小小的白色的花朵都扑上了一层耀眼的金色光辉，但依旧是朴实多于娇艳。
袁杏看看我手中的花束，稍稍带着些好奇说：“这两年的教师节、元旦、妇女节、母亲节，还有你的生日，你总是能收到这神秘的礼物。是谁送到？”
“你都说‘神秘’了，我若知道是谁送的，那就不叫‘神秘’了……我不知道是谁送的。我想应该是学生吧？”
“哎呀，真是要嫉妒死我了！”袁杏故意大声说道，然后就开始了推测。“要是学生，直接送到办公室里就好了；唔，那么是前几年毕业了的学生吧？可是连你的生日都没有忘记，所以我还是猜——是沈忱。多浪漫啊！不像我家梓楠，从来都想不到这些。”
“这可就是你不公平了，梓楠对你最体贴了。”
“是吗？不过他还是比不上沈忱这么用心。”
可是，我知道这良苦用心与沈忱无关。第一次收到礼物的时候，我也以为这是沈忱的突发奇想；可是当我带着惊喜和感激向他说起这件事情时，我才知道这些特殊的日子在他的眼里是再平常不过的——在他眼里，众生平等。于是，我自然而然就认为这是某一个学生送给我的礼物。第一次可以顺理成章地这样想，可是，以后在学生不必给老师送礼物的日子里，我依旧能够收到这温馨的礼物——一束雏菊或者是百合，于是我开始有一些甜蜜又不安的怀疑了。就像沈忱提醒的那样“你有什么特别的地方让学生如此的挂念呢？”但是我私心里想要保持一点沾沾自喜的喜悦，不愿意和沈忱在这个问题上争论不休。好在他并不太在意这件事，以后看见我带着花束回家，只是会为自己的老婆感到高兴。此外他也是一个很喜欢花的人。
我和袁杏说一些闲话。袁杏说起来昨天去超市买洗衣粉。她说：“我随手拿起一个自己常用的牌子在看，超市里的人过来大力推荐另一个牌子的洗衣粉。这本来无可厚非，但是她硬要把我手里的洗衣粉说的一无是处，竟然说‘根本就不能用，洗不干净衣服。’这让我非常的反感。我手里拿着的也是一个老牌子了，而且是用了这么多年一直觉得挺好，怎么一到了她的嘴里就彻底不行了呢？为了推销自己就把别人彻底否定，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呢？”
我说：“是啊，有些人就是这样：为了显示自己高明，就拼命压低别人。其实这种用心谁不清楚呢？”而我此时的用心，更多地还是在手中的花束上。走着走着，我把它举起在脸前，深深吸一口气。温室里长起来的花并不香，当然香水百合除外，那种花太香了。路上来来往往的人都会注意到我手中的花束。有几个认识的人见到了，都会心地向我说：“教师节的礼物？”我有点骄傲地点头或者说“是的”，我的心里为收到了礼物而喜悦。
袁杏看到了我的喜悦，并不嫉妒。当然，在今天很多老师都收到了礼物，包括袁杏。可是，像我手中这样带着神秘气息的礼物，却不是人人都能够收到的。在这无法猜测的神秘里，有一种令人羡慕的牵挂在里面。不过，我可不能保证若把我换成另一个人，我的这位大义凛然的闺蜜能否继续保持平和的心态——她是因为喜欢我，才不嫉妒我。我这样说，是因为女人是天生嫉妒的动物，如果花是拿在袁杏手中的，说不定我会有一点嫉妒的。
从学校到小区门口大概有十来分钟的路程。这十来分钟，我们除了说说我手上的花束，说说嫉妒心，还可以说说新认识的学生。我和袁杏带的班级有交叉的，所以，我们有共同的学生可以谈论。在八班有一个长得不高、但是面容非常清秀的男孩子，我第一节课就记住了他的名字——赵琦。袁杏也记住了这个孩子，“多么让人心疼的一个孩子，上课的时候，那一双眼睛亮闪闪的，多么可爱。”是的，赵琦是很可爱的，但是这个年龄的孩子只要懂礼貌一些，谁不是可爱的呢？特别是我代课的一班。一班是宏志班。可以这样说，这个班的学生最容易引起老师们的爱怜，因为从某一个角度来说，他们读书的经历同十几年前、二十几年前正当学生、现在成为了教师的老师们最相近。但是，他们毕竟和我们不同。其实这些大多来自农村的孩子同他们城里的同学一样，深受家长的溺爱，学习越好，溺爱尤深。这让他们更显得脆弱……
我们快走到小区门口的时候，一个似曾相识的身影从我和袁杏身边擦过。这个人满脸笑容地向我们打招呼。我愣了一下，几秒之后反应过来。我站住了，说：“是陈大夫啊，你好。”我说不出为什么我觉得他的笑容里有一些局促和不安，而我自己也是这样。我的脸红了一下。
陈清明看见了我手里拿着的花束，于是就说：“很漂亮的花。”
“是雏菊，”我说。
“哦，今天是教师节。你们的收获很大啊。”陈清明指的是除了我手中的花束外，我和袁杏的手中还抱着几个大大小小的、用五颜六色的包装纸包起来了纸盒子。
“哦，”我不知道该说什么，而且我感到有一点紧张。会是因为当我和陈清明对白的时候，最了解我的袁杏在一旁吗？我不自觉地看一眼袁杏，她只是含笑听我和陈清明说话，并没有太多的好奇。
寒暄了两句，陈清明走了。我和袁杏继续往家走。袁杏没有用“他是谁呀？在哪儿工作呀？一个月挣多少钱？你们怎么认识的呀？”这一类的问题来烦我。我们边走边闲聊。袁杏有一个习惯，有时会不自觉地会把一缕头发在手指间绕来绕去（她头发的长度恰到好处，无论何时，这样做一点也不会费力），就好像有无数个念头在她脑子里绕来绕去一样。她说起话来有时会跟不上那些绕来绕去的思路，因而回应我的时候就像在胡乱下跳棋。现在我们站在楼前的草坪旁，她肯定已经在操心做晚饭的事了，有点心不在焉的样子。她刚说完妮妮对初中学习还不太适应，学习的时候不求甚解，这让她和梓楠很担心，可是他们俩又太懒散不能坚持系统地教育自己的孩子（面对着自己的孩子，这两位年富力强的老师有点束手无策）——接着就又说道：“你说，这些有车的人，实际上他们不但侵占了我们的空间，而且还损害了我们的空气，是不是应该向他们征收重税作为处罚？”有一次，袁杏曾向我完整地表达过她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有些人认为既然买车的时候花了钱，那么就已经承担了自己的责任。但是袁杏认为，自然的资源是有限的，某些人的过度消耗就意味着另一些人会缺乏，所以那些过度消耗资源的人，理应成倍地缴纳税款作为治理环境的资金。由此推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