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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是完全错误的。”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也引了同样的话，并说这是“反击右派的公开动员令”。
可是，如果要过细地再现历史的话，那么这个“信息”或“动员令”，在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五日下午在中南海接见团代会代表的地方，是发布得不完全的。那最后的一句话“一切……是完全错误的”，毛泽东并没有讲。
我是这次会议的代表，我们得到接见的通知时，兴奋之余好多人都准备了便于携带的小记录本。毛泽东讲话的时候，我们就低头拿出本子记。他讲得不快，而且四川人听湖南话基本没有障碍，所以回来互相对笔记的结果，所记略同。第二天早晨《人民日报》一到，大家争看接见消息，一时都傻了眼。就在消息的附题里，赫然有句“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都是错误的”，一看内容，知道这是他讲的最后一句话。可是对这句话谁都不记得听到过，谁的记录里都没有，而且也仅仅这句话没有！我向同是四川代表的四川大学团委书记黄桂芳说了句：我们回去怎么传达呢？是说我们听见了这句话，还是说毛主席当时没说？她瞪了我一眼，似乎是嫌我多嘴吧，我就不敢再说了。
这就是“动员令”的一个聆听者亲历的“细”历史。看起来，这则“细”历史与流行的历史，并无多大的差别。第一，毛泽东头天没有讲的话次日出现在报纸上，一定经过他的首肯，或者至少为他追认。也就是说，这当然是他要说的话。第二，这一句话与他说的其他的话并无性质上的区别，没有这句话，也并不表示他赞成任何“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
可是如果要讲忠实于历史，那么即使这样细微的区别，也应该能够找到更适当的记述方法。因为无论如何最关键的这句话不是五月二十五日说出来而是五月二十六日印出来的，这是一。说它是“最关键的话”，是因为要构成一个明显的“信息”，或者简直成为“动员令”，有没有此话，在份量上是很不相同的。没有它，只从正面强调中共的领导作用和社会主义的奋斗目标，不仅对于当时众多自以为正在维护党的领导正在为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而奋斗的候选右派们，而且对于广大也是这样看待他们的群众，难以唤起什么特别的感觉；而有了它，至少会使一部分敏感的人，听出某种信号，表示有什么“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正在发生了。这是二。我想这第二条理由，也许就是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五日下午讲话以后到深夜新闻稿审定以前，促使什么人也许就是讲话者本人决定加上这最后一句话的原因。
如果这个判断是有道理的，那么就引出一个不算“细”的问题：要是它真是“反击右派的公开动员令”，为何发布得这样不成样子——下午说了又嫌不明白，晚上再加一句？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对右派实行引蛇出洞、聚而歼之的“阳谋”，是有着周密准备的。据毛泽东本人说，它实施于“五月八日至六月七日这个期间（《〈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该批判》），而它的发端，据学者研究，却早在一九五六年至一九五七年的冬春之间（李慎之：《毛主席是什么时候决定引蛇出洞的？》）。就以可证的正式文件看，那么它至迟也在五月十四日开始向党内高层亮底，到二十五日以前，以中共中央的名义，一连发了三个文件，再加上直署毛泽东之名的《事情正在起变化》（据《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此文作于五月十五日；而据原稿，此文最初曾用“本报评论员”的名义，似乎准备在报纸上公开发表，但很快又改为拟发党刊，而最后以文件形式发给“中央一级若干同志”和除西藏、新疆以外的各省市委的时间，是在六月十二日；在此以前，看到它的大约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四位中央副主席和彭真及杨尚昆），不公开即秘密的动员正在进行。中央书记处为准备反击右派的最后一次会议，刚在二十五日结束。要是真准备就在当天发令动手，一是不好解释为何内部动员的重头妙计《事情正在起变化》此时尚未向下布置，二是“动员令”为何不经反复斟酌，以致须在几个钟头之内仓促改动。而且按照逻辑，“公开动员令”下达以后，就该“公开”向右派进攻了。可是，进攻却发生在两个星期以后，而且另有一道“公开动员令”，即《人民日报》的社论《这是为什么》。“反右派”当然是极艰巨的事业，但是即使如此，恐怕也犯不上用两个“公开动员令”来加以推动吧。
那么，毛泽东接见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的那个讲话，以及实际上未讲却又补上的那一句话，究竟所为何来？这算不算得一个问题，麻烦史学家们再作研究呢？就我区区所见，倒有一个猜测，那就是此话的“所指”，不是尚待引导“达到顶点”的右派头面人物（须知那时“党天下”之论尚未发表），而是大学里面正在兴高采烈搞“民主广场”、“自由论坛”等等的小右派们。五月十九日下午，北京大学学生贴出了第一张参加“鸣放”的大字报，几天之间，在首都主要大学形成一股不小的潮流；五月二十三日，人民大学学生林希翎在北大发表演说，影响更大。这些十来二十岁的孩子们不是政治家军事家，不懂战略策略阴谋阳谋，也不大懂礼貌，但是他们以伟大五四传统的儿女自命，无所顾忌地向一切在他们看来是反民主反科学的东西提出挑战，真有一点势如破竹所向披靡的味道。他们一腔热血，一脸稚气，居然在大战前夜活蹦乱跳地撞入看来鲜花盛开实则杀机四伏的地雷阵里。须知当初受到邀请“帮助党整风”的，只是“党外人士”，没有娃娃们的份；现在他们不请自来地往口袋里钻，面对这种局面，为即将开始的大战运筹帷幄的伟大战略家，会有何种反应？可以设想的不外两种，一是大喝一声娃娃们滚开，这里不是你们来的地方！一是尽可能延缓他们冒冒失失触动机关，一旦时机成熟，就把他们和预定的敌人一起消灭。仅看毛泽东五月二十五日的讲话，两种解释都说得通。不过细查历史，好像后一种可能性更大。
早在一月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就讲过：“学生中间跟我们对立的人也不少。现在大学生大多数是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其中有反对我们的人，毫不奇怪。”可见他不曾小看娃娃们。不过在准备反击右派的上述三个文件里，眼睛盯着的却主要是民主党派和高级知识分子，在《事情正在起变化》里，也还认为右派要号召起“大多数学生”是在做梦。在五月十五日起召开的全国团代会上，也无一字提到动员青年“帮助党整风”，说明那时还无把青年引入雷区的计划，使得并不比学生们聪明多少的《中国青年报》记者部主任王亚生在团中央贴大字报批评“当前的团代会和整风精神相去十万八千里。”到了五月下旬，局面却意外地在学校里变得可能失控，以至在六月六日民盟“六教授会议”参加者们的眼中，已到了“现在学校的情况十分严重”（章伯钧），“现在学生到处找领头的，如果老师加上去，事情就可能闹大”（费孝通），“今天学生问题很多，一触即发。他们上街，市民就结合起来，问题就闹大了”，“这次整风可能党的估计有错误，党可能认为高级知识分子问题多，青年学生一定不会有什么问题，结果恰恰相反，弄得很被动”（曾昭伦）。于是，在六月八日下发的党内文件《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里，果然不仅十分重视学生，还显著地增加了在全国组织尚未进入地雷阵的学生“向党猖狂进攻”以便加以反击的内容：“高等学校组织教授座谈，向党提意见，尽量使右派吐出一切毒素来，登在报上。可以让他们向学生讲演，让学生自由表示态度。最好让反动的教授、讲师、助教及学生大吐毒素，畅所欲言。”然后在他们中间抓右派。以后执行的结果，是全国高校划出了一大批年轻右派，让他们用生命中最宝贵的时光去体会“政治积极性”的苦果；而在有的地方例如我工作所在的四川省，还于一九五七年底大批右派落网以后在若干中学生中“动员鸣放”，鼓励“大吐毒素”，又划出一大批刚刚摘下红领巾的“三四类”学生，不准升学甚至不给工作，让他们当了几十年“编外右派”。这种对青年学生大规模残害的计谋始于何时？我以为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五日就是它的第一个信号。在这以前，此计看来尚未纳入“阳谋”。北京学生们的捣乱不仅直接干扰预定的战略部署，而且引起了领袖的高度注意。所以乃有上述的讲话和讲话补充，意在使人注意到小右派们的存在，并使很缺规范的他们稍稍冷却一下，以便在有序的状态下把他们引上自己的末路；而且和对待党外人士一样，还是有言在先，不算不教而诛。这当然只是一种揣测，不过无论如何，它和“公开动员令”不是一个意思了。
从那以后事情的发展来看，那天讲话的即时效果并不显著。根本的问题是小右派们一点也不认为自己有“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就在讲话以后，北京大学一篇呼吁社会主义民主的大字报（以后被判为右派言论）就明明白白地写道：“我们拥护毛主席的指示——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都是错误的。”多么可爱又多么可恨的冥顽不灵啊！当然，真正认识到此话的深义的人也有，其中一人名叫姚文元。他借此话攻击《文汇报》和《光明日报》的文章，于人民日报的那个“公开动员令”发布后两天就见了报，并且立即得到毛泽东的青睐。这可算是五月二十五日讲话的一个意外果实了。
贝利亚的用处
？ 蓝英年
史海钩沉
一九九八年《百年潮》杂志第五期发表了《一万五千波兰军官被杀的惨剧》一文，引起不少对苏联历史感兴趣的老同志的震惊，因为这幕多次在国际上掀起波澜的惨剧他们在六十年后的今天才读到。卡廷惨案我也是一九八九年才知道的。那年我正在苏联讲学。初冬的一天晚上打开电视，看见波兰总理马佐维耶茨基在苏联官员陪同下率领死难者家属在斯摩棱斯克卡廷森林中凭吊波兰将士的亡灵。黑夜里每人手持蜡烛在阴森森的森林中走动。只看到森林荒草，却没见到墓碑。凭吊者便把蜡烛插在白桦树前的草地上。随后又在报刊上读到不少有关上千名波兰军官在苏联惨遭屠杀的材料。一九三九年八月苏德外长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还附了一份苏德瓜分波兰的秘密议定书，由斯大林和里宾特洛甫签字。同年九月一日德国入侵波兰，九月十七日苏联以保护波兰境内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为由向波兰发动进攻。波军腹背受敌，无力抵抗，向苏军投降。一万五千名波兰军官作为战俘被押解到苏联；关入劳改营。战俘有通信权利，家人知道他们还活着，关押在苏联劳改营。但一九四○年以后便再没有他们的消息了。波兰流亡政府多次向苏联政府询问，但均未得到答复。德国人攻占斯摩棱斯克后，在卡廷森林发现八个掩埋尸体的大坑，从尸体的军服和遗留物上确认他们是被苏联处决的波兰军官。纳粹第一个向全世界宣布布尔什维克的暴行。苏联当即否定，并一口咬定是德国法西斯枪杀的。一万五千名波兰军官被枪杀确认是事实，但他们是被谁杀害的却成为争论的焦点。二战结束后纽伦堡国际法庭对德国战犯进行审判，苏方提出德军在卡廷屠杀波兰军官的指控，但被法庭驳回。纽伦堡国际法庭并未做出谁是卡廷惨案凶手的判决。以后这个问题多次被提起，但始终未做出结论。苏联多次断然否定是他们干的，把罪责推给德国法西斯，但西方和波兰对此一直持怀疑态度，理由是一九四○年斯摩棱斯克尚未被德国人占领，德国人如何能在苏联控制区进行大规模屠杀？直至一九九○年波兰领导人雅鲁泽尔斯基正式访问苏联时，苏联政府才被迫发表声明：“苏方深表遗憾，卡廷惨剧是斯大林主义的严重罪行之一。”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把有关卡廷事件的材料和死难者名单亲手交给雅鲁泽尔斯基时说：“近期新发现的材料，间接地，却无可置疑地证明，半个世纪前在斯摩棱斯克森林中牺牲的数千名波兰公民是贝利亚及其手下人干的。波兰军官的坟墓——旁边苏联人的坟墓出自同一只凶残的手。”戈尔巴乔夫把罪责推给十恶不赦的贝利亚是最便利的开脱，仿佛此事与苏共和苏联政府无关，是新发现的贝利亚的罪行。这是苏联当局推卸责任时惯用的手法。斯大林大清洗时很多党政军要人受到“贝利亚一伙人的迫害”，同斯大林的专制独裁统治所形成的社会体制无关，同其他领导人无关，而贝利亚已得到应有的惩治，没有必要再深究了。但波兰人对苏共总书记的说法并不满意，因为他们知道他并未说出全部真情。卡廷惨案并非贝利亚擅自干的，是联共（布）政治局的决定，贝利亚充其量是执行者。对卡廷事件了解得更多一些的波兰人甚至知道不是贝利亚干的。
《一万五千波兰军官被杀的惨剧》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话：“为审议内务部的这个报告，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于一九四○年三月五日举行了第十三次会议，决定同意该部的建议。在报告上签署‘同意’的有政治局全体成员：斯大林、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米高扬、加里宁、日丹诺夫和卡冈诺维奇。令人费解的是这份报告上并无贝利亚的签名。”有朋友问我，为什么没有贝利亚的签名？简单的解释是一九四○年贝利亚还不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十七大才当选为中央委员，按组织原则，自然不应同政治局委员一起签署“同意”。但斯大林从不按组织原则办事，只在自己身边小圈子里决定国家大事。他的小圈子经常变化，有时三四人，有时四五人，决定于他在某个时期对某几个人的信任程度。如晚年他只准许政治局委员贝利亚、马林科夫、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参加他的家宴，而不准许同是政治局委员的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和卡冈诺维奇等人参加。国家大事也同样是在他饭桌上决定的。第十三次政治局会议就没让政治局委员安德烈耶夫参加。但内务部向政治局提交的报告上也没有贝利亚的签名。他作为内务部首脑，向政治局呈递报告，却不在报告上签名，确实难以理解。这说明报告不是他写的，而是斯大林让别人写的。斯大林知道贝利亚不同意报告中建议对波兰军官“以特殊方式审理，处以极刑——枪决”的提法。贝利亚反对处决波兰军官并非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而是从情报中获悉希特勒的“巴巴罗萨”计划，即德国进攻苏联的秘密代号，战争已迫在眉睫。如果以波兰军官为骨干组成一支军队，将成为红军抵抗德军的友军。诚然如莫洛托夫在《莫洛托夫访谈录》中再三提到的那样，贝利亚绝对服从斯大林，没有斯大林的指示他什么也不敢做，斯大林叫他干什么，什么伤天害理的事他都敢干。他敢反对处决波兰军官，是因为看出斯大林对如何处置波兰军官尚未拿定主意。
上文中还有一段话：“一九四一年八月四日，在波军中素孚众望的安德尔斯将军获释，奉命在苏联境内组建波军，并在苏联各地设立征兵站，招募流散的波兰军官。”一九四○年四月至五月间，根据政治局三月会议，波兰军官通通被处决，怎么一九四一年又释放了“在波军中素孚众望的安德尔斯将军”呢？并还让他组建波兰军队？“在波军素孚众望”对斯大林并非释放理由。这里显然漏掉了某些环节。
在政治局三月会议前，贝利亚把安德尔斯将军从劳改营接到自己家中。贝利亚儿子在回忆录中说他在家中多次见到过安德尔斯，这不会是他的编造。贝利亚的副手梅尔库罗夫经常找安德尔斯谈话，有时还把他带到别的地方去。安德尔斯在贝利亚家中斯大林不可能不知道，但并无表示，说明斯大林尚未做出杀或不杀的决定。贝利亚在试探斯大林的心思，斯大林稍有表示，他会立即把安德尔斯送回劳改营。据波兰武装力量总司令的副官叶扎·克利姆科夫斯基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七年在耶路撒冷和罗马写的回忆录，苏联一九四一年八月以后重新组建波兰军队：“安德尔斯知道，内务人民委员部还在签订七月条约几个月前便建议普舍兹杰斯基组建波兰军团……一九四一年八月十二日电台广播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为执行波苏条约，宣布对苏联境内的全体波兰公民实行大赦……据统计，在苏联境内有三万适合服军役的波兰人，组成两个师实在太少了。但传说这只是未来军队的第一部分……”这说明斯大林先举棋不定，后赞成处决波兰军官，四一年后又决定组建波兰军队，因为苏联急需抗拒德军的武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