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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觥！�
这些天我开始对我的鼻子感到不安，它的上面长了一些红色的斑点。我买了治螨虫的药膏，事情似乎并没有好转。听说酒糟鼻无法根治，我去了好几次医院，三个大夫中有两个告诉我这是神经性的。这样说的结果就是他们劝我去看心理医生。我觉得他们只是为了打发我。既然他们不给我开药，我就自己去买。世面上的二十三种治螨虫的药我都试了。我每天按时喝中药，中药使我联想到童年时的苦涩。爆发流感的时候，我们被老师强迫喝黑色的药水。老师的办法是让我们一个监督一个，如果实在喝不下去，就让别人给捏住鼻子灌。我被别人捏过也捏过别人的。流感说来就来，起初是谁的随便一句话，后来就成了既成事实，隔不了几天教室里就充满了药味。如果说流感是不断蔓延的案情的话，我怎么追踪犯人呢。我甚至对报案者产生了怀疑。假设在我的眼皮子底下有人实施犯罪，我是目击证人，既可以报案，也可以当作什么都没发生。我见过的犯罪太多，是否需要对每一起案件都一丝不苟？比如这个女人对我说她要抢劫一家面包店。
也许是那桩银行抢劫案启发了她的灵感。
女人喝完了咖啡。她把咖啡杯放在碟子上，这次是重重的，勺子受到震动在碟子里颠了一下。她站了起来，始终盯着我，嘴角带笑。我不知道她要做什么，完全没有了主意。如果说刚才她在发表对警察的偏见时，我还下定决心和她不再有瓜葛的话，那么现在我又变了主意。我意识到我必将和她有什么瓜葛。
你是不是看过那个小说？我想起我的小女朋友津津乐道的抢劫面包店的故事。等我把这句话说完，女人已经飘然离开了咖啡店。路上的车子很少，这使她能直接穿到马路对面。我看着她打开面包店的门，就像打开自己家的门。她背对着我，似乎朝店员说了句什么。店员站在柜台里，像是完全被吓住了。两个顾客放下手中的面包，走了出来，他们的神色并不慌张。似乎没有人打算叫警察。他们各自拦了一辆出租车，从不同的方向离开。那个女人出现在她刚才挑选羊角面包的落地玻璃旁，这使我能清楚地看见她。
她的手里多了一个大号的塑料袋。她迅速把面包倒进袋子里，还侧过脸朝我笑了笑。
在我叙述这个故事的时候，朋友和他老婆都瞪大了眼。
很荒唐吧。
很荒唐。他们赞同地说。
真是个好故事。女作家肯定着，我第一次看到她由衷的喜悦。
不过，你不认为这是你的失职？
不。
你就不了了之了？朋友问。
抢劫面包店不是什么大事。不过是几个面包。女作家反对着她的老公。
面包店会造成损失。你能确定她没有拿钱？
能确定。
这件事使我决定辞职。有时候事情的契机是很难说清楚的。我一直想辞职，但下不了决心。是这个女人成全了我。一想起她我就想起她绣着蝎子的裙摆。后来我找了一份完全不相干的工作，在新的工作结束的第一天，我打算去看看那家面包店。它曾经在一个警察的眼皮下被抢劫。我相信面包店并没有什么损失。事情正如我所料，面包店甚至比以前生意更好。我站在马路对面，看到那个女人就在店里，她的双手空空，既没有托盘，又没有夹子。她站在店员的旁边说着什么，样子和蔼。于是我走了进去。
这是你的店？我问女人。
女人并不躲避我的眼神，她的脸上充满了笑意。我只是开个玩笑。她说。
你知道我是警察？
对。
我现在不是了。
是吗？女人似乎开始感到不安。
不用自责，跟你没关系。
后来怎么样了？朋友和他的作家老婆问。
没怎么样。我现在告诉你们我已经不是警察了。
那个女人为什么这样做？
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北京美人
赵 凝
让世界瞪大了眼睛看我，
而不是低下头去乞求别人。
———摘自赵凝日记
第一章 “美人鱼”邮件
睡衣已经变薄了。我一直穿着它写作，许多时光过去了，它原来的白颜色已渐渐褪去，演变成一种本色的乳黄。
我更喜欢这种颜色，因为那上面有时间的印迹。
睡衣因与肉体的摩擦而变薄。月光下，隐约看得见自己的身体，一切都是透明的。这是我离开单位成为一个自由作家的第一个晚上，我不知道该做点什么。隔着薄薄的睡衣，我抚摸自己，先是肩和胳膊，然后又去了其他地方。我感到了舒服，身体特别轻快，像刚喝了酒。自由作家。我对自己的新形象还有些陌生。我坐在窗前的一把圈椅上，脚边开着一盏粉色的小灯。
不断有风吹进来。圈椅就像一个什么人，把我抱得紧紧的。
终于想起该给远方的那个人打个电话，但想了一下，还是忍住了。因为时间不合适。
风把电话簿吹得哗啦哗啦直响，我极薄的睡衣也被撩起又放下。电脑显示有邮件进来。然后我收到一封邮件，原以为是他发过来的，但却不是。
地址很陌生。
他说：“雪凝，恭喜你，成为一条北京的自由美人鱼。”落款是“拜哲”，我已经不记得有这么个人了。也许是某次聚会上，互相交换过名片，他才知道我的E…mail信箱的。消息也够灵通的，连我辞职的事他都知道，连我爸妈还不知道这件事。
我想，我终于做成了一件事，一件从小到大独自决定的大事。小时候，我在北京念过的每一所学校，都是母亲亲自为我决定的，每一次转学、报考重点中学，都是母亲为我亲自跑，亲自填写志愿，仿佛那每一所学校，不是我去上，而是她去上。
我母亲是一个极其负责任的人，一个我见过的最好的眼科医生。
父亲也是医生，他俩是上海第一医学院的同班同学。我见过他们当年的照片，年轻英俊的父亲和漂亮的母亲并排站在一起，身后是上海凸起的钟楼和当年黑白色调的繁华。大学毕业时，他俩一起被分配到北京，据说当时并不算太情愿，因为江南人以长江为界，是不太愿意被分到江北去的。
北京这个城市，对于两个江南人来讲，是陌生而又新鲜的。他们说，那时北京的天空特别蓝，蓝得就像最纯净的玻璃一般，明亮，鲜艳，没有一点杂质。
他们说，北京的天空是南方没有的。
那时候，他们还没有我。
我终于做成了一件大事，我向单位提出了辞职申请。这件事是我一个人做出的重大决定，我没跟父母商量，自己就决定离开了。
因为我要写作。
这种愿望从很小的时候就有，只是不敢说出来。父母对我要求过于严格，我只能往功课最好的方向努力，不能拥有自己的梦想和愿望。16岁那年，我从北京育英中学考上北京一流的重点高中——北京师大附属实验中学，我清楚地记得母亲当时高兴的样子。那天下雨，她手举一把黄绸伞，逢人便说，“我女儿考上重点中学了！”“我女儿考上重点中学了！”
为了让母亲高兴，我愿意报考母亲欣赏的志愿。（后来，我报考了计算机系，非常地不适合我。煎熬多年。）
我要写作。很小的时候，就在考虑这个问题。
那时候，我不知道我要写什么，但我知道我将经历一种与众不同的人生，可能报考军事院校的计算机系，就是出于这种心理吧。当我最终选择离开体制内的单位，我感觉自己一下子被释放了。从1998年辞职至今，我一共出版了九部长篇小说，成为文坛最走红的几个女作家之一，连我自己都没想到，我会在一夜之间成为出版社你争我抢的人物。“走红”是在我辞职之后。在决定辞职的那天晚上，还没有一家出版社出过我的长篇，我不知道未来会怎样，但是，我很平静，我没有慌张。
我记得那晚的月光，细腻如轻纱的月光，悄悄进入我的房间，洒在我的书稿上。我放在键盘上的手指，依旧纤巧美丽。我长时间地凝望着它们，不知在未来的日子里，这双手将为我创造什么。
那夜，我没有写一个字。电脑一直开着，只有一行字：
“雪凝，恭喜你，成为一条北京的自由美人鱼。”
从1998年辞职离开单位，到今年的个人艺术工作室成立，曾经经历了无数心理的流浪、挣扎、矛盾，一路走到今天，很多事都已经忘记了，那条“美人鱼信息”却始终保存在我信箱里，我没有删掉它。
北京：我的出生地
我是在北京301医院出生的。现在，每次经过那家由江泽民题字的宏大医院，我都会想象一番母亲当年生我时的情景。
冬季。下雪。冰冷。阵疼。
我是在正月里出生的孩子，在我出生的时刻，过年的鞭炮声刚好响起来，那是一个非常喜庆的时刻，仿佛整个北京都在为一个孩子的降生而庆贺。
今年春天，我在云南旅行。在泸沽湖，我看到当地人摩梭人的奇异风俗，他们每个家里，都有一个“生死门”，女人生孩子的时候，都要经过那道门。北京的301医院，对我来说就相当于那道门。301医院真是一家很负责任的医院，在我25岁的时候，医院的妇产科居然还打电话给我妈，回访当初那个八斤多重的“巨大婴儿”脑子是否聪明。
“聪明，聪明，”我妈告诉人家，“她是个人尖子呢。”
据说，我的出生是颇费了一番周折的。母亲怀上我的时候，是一个大学刚毕业没两年的年轻女子，没什么经验，虽然她本人就是医生，可是，怀孕的初期还是很让她惊慌了一阵子。
在没有怀上我之前，我的父亲和母亲，两个年轻的大学生，从上海来到北京，那时他俩无牵无挂，除了上班就是四处游玩，他们去了颐和园，又去北海，北京永远碧蓝如洗的天空，给他们留下了深刻而美丽的印象。
两个江南人来到北京，对北方的饮食太不习惯。我妈一日三餐都要吃米饭，但他们对北方饭的好奇心也还是有的。有一次，他俩就一起去了王府井的“东来顺”。要知道，东来顺的涮羊肉是很有名的。两个年轻人十分优雅地坐在那家涮羊肉店里，举止斯文，样子看上去大概像坐咖啡店。那时候，他们还没有融入北方粗犷豪放的人文环境，他们是很秀气的。
“请问二位，来几两羊肉？”东来顺的店伙计粗声大气地问。
我父亲和我母亲，他们用南方的计量方式来衡量北方食物，他们细语轻声地细细商量了一阵，最后很秀气地对那店伙计说：“来二两羊肉。”
东来顺的伙计用很怪异的目光看着他俩，好像这两个年轻人是从外星球来的。如果你知道，在“文革”期间，上海和杭州都有半两一张的粮票，你就不会对“二两羊肉”感到奇怪了，他们什么都是论两的，而在北方，基本上都论斤。
吃涮羊肉，一般都得论斤，很少有人要“二两”肉的。难怪人家要用奇怪的眼光看他俩。
下馆子，逛公园，享受北京碧蓝如洗的天空，我的父亲和母亲玩得正欢呢，突然有一天，母亲就感到不舒服了。吐，从早晨起来就开始吐，吐得一塌糊涂，开始以为得了肝炎，后来终于明白，他们已经怀上他们的第一个孩子。
来到这世界，是一种幸运
一般来说，母亲生产时，胎儿比较大的，据说都要动用产钳。在我的想像中，产钳是一种形状像老虎钳，但比老虎钳要大上五倍的大家伙。产钳是用不锈钢制成的，不用的时候泡在气味浓烈的药水里，虎视眈眈，时刻准备着把新生儿带血的头颅从母亲的体内拉出来。
从一开始，我就是一个幸运的孩子。
我常想，如果当初北京301医院妇产科的护士手轻一点、重一点，我都不是今天的我了。听母亲说当时的情况很危险，由于胎儿过大，母亲很难把我生出来。
他们决定动用产钳。
用产钳夹住婴儿的头颅，不管怎么说都有几分冒险。这就是二十五年以后，301医院还会打电话来“回访”的原因。他们是很负责任的。
一个幸运而又奇怪的孩子，后来长成一个作家。头脑不仅不比别的孩子差，反而从小就具有超强的语言能力，据说我8个月时就能够吐字清晰地说话，那时连站还站不稳呢。母亲说，我的运动能力较之语言能力，要差许多，很早就会说话，但很晚才会走路。另外，我从小表现得极为明显的一点就是，我非常害怕动物。
第二章 猫
都市里长大的孩子，大都没有跟动物接近的机会，特别是那些生性敏感的孩子，他们对动物有种天生的恐惧，并将这种恐惧一直带到成年以后。
我最怕的动物是猫和狗两种。
有人不能理解，怎么会有人怕猫？
我怕猫，首先是害怕它身上的长毛。那毛绒绒的小东西一但贴近我的皮肤，皮肤的局部就会“倏”地一热。
“你摸摸它的毛，摸摸就不怕了。”
小时候，大人总是跟我这样说。但是有什么用呢，如果我敢摸它的毛，我还会怕猫吗？母亲说我属于敏感类型的孩子，当我后来从事职业写作，才知道“敏感”对一个作家来说是何等重要。
我与猫之间，似乎有一种前世的冤仇。猫是一种眼睛里含有野性的动物，它外表乖巧可爱，软软的，懒懒的，仿佛对一切都无所谓，但骨子里它是一种有野性的动物，这种野性在常态下可能很难表现出来，在非常状态下，猫就会凶相毕露，现出原形来。
小时候，我经常会做一个非常可怕的梦。我梦见自己被迫与六只猫关在一起。
六只猫，一只白猫，其余清一色的黑猫。
直到现在，在黑暗里，我还能看见它们闪闪发亮的眼睛。不知为什么，每只猫脖子上都挂着一只金属牌，上面写着一个奇怪的字母（又像一种简单稚拙的图画）。我总是赤身裸体地被关在一间屋子里，屋里很黑，我什么也看不清，依稀辨认出靠墙的地方有一张小床，那是我的小床吗？
14岁那年，反复做着这个梦：
少女。赤身裸体。黑暗的房间。猫。
画家雷米告诉我说，这是一个与性有关的梦。我不相信他的话，只是冲他淡然一笑。画家在某些方面总是有些夸张的，比如说性，比如说女人体，再比如花朵的颜色，他们画出来的样子比现实中的要夸张许多。
画家雷米
画家雷米是我成年后才认识的朋友，我们交往很久，关系十分微妙。我们常常泡在一起，看影碟，或者在什么事都没有的下午，一起到咖啡馆去喝咖啡。
他是极喜欢我的文字的，尤其喜欢《狂野青春》那本书，他说他就像我书里的那个情人。
但他不是我的情人。
有一天下午，在他家里，他拿出我的书来，念其中的段落给我听。
我的脑袋一下子涨得很大，我跳起来，去捂他的嘴。他说你放手吧，要给你闷死啦。我松手。他趁机抱住我，用了很大的劲儿。我要他松手，他不肯，用嘴贴近我的耳朵对我说：“你根本不知道自己有多美，你在浪费你自己。”
我推他，说：“哪有那么美。”
雷米说：“你跟她们不一样，你就像欧洲古典油画上的女人，那么白皙、匀称、丰满，你的头发、你的气质……对男性有种致命的诱惑力。”
一下子有那么多美好的词汇落到我头上，让我有些不知所措。我并不知道自己美不美，我的心思都在别的方面。我一心只想写作，想写出独一无二的东西来，想在纯文学杂志横扫头条，想成为国内最受欢迎的作家，想在文学领域占有重要位置。这些，在后来的岁月里我都一一做到了，我写出了诡异、大胆的小说，被媒体推崇为热门人物。但我到底美不美，心里真的没底。
雷米从书柜里拿出一本陈醉著的《裸体艺术论》来给我看，他翻到其中一页给我看，“你看，像不像你？”
我看到画中是一个沉睡的女子，长发像我一样从中间分开，露出圆润饱满的前额来。她的一只胳膊垫在头底下，另一只手放在小腹上，体形丰满，虽是裸体，但仪态端庄优雅。身后是风景和树，有很小一部分天空。我不知原画如此，还是这一部分只是原作的局部，看了看画的作者，名字叫乔尔乔内。下面是作品的题目：《沉睡的维纳斯》。
雷米用胳膊搂着我，一面翻书一面抚我的头发。说：
“哪天让我画你吧？”
“再说吧。”
我和雷米是最好的玩伴，我第一次去三里屯酒吧一条街、去“星期五”西餐厅、去烤肉一条街、去鬼街、去炫吧，记忆中差不多都是跟雷米在一起。
雷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