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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中国通史第十一卷-近代前编(下册)-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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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④ 罗正钧:《左宗棠年谱》岳麓书社1982 年版,第333 页。
  ①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55,第5 页。
  第七节督办福建军务光绪七年(1881)正月,左宗棠回京觐见后,诏命入值军机,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不久后,又调任两江总督。这时,中俄条约已定,左宗棠不可能在抗俄斗争中再出什么力,他只得把注意力转向国计民生,期望在有生之年追随陶澍、林则徐之后,做一些利民、惠民的事情。但由于疾病缠身,他已有力不从心之感了。
  光绪九年(1883),中法战争爆发,这位曾在反侵略斗争中大显身手的老将坚决主战,并慷慨激昂地表示,为“西南数十百年之计”,愿亲往抗法前线视师,“不效,请重治其罪,以谢天下!”②爱国之情,溢于言表。他还要已退休的老部下、英勇善战的王德榜挑募旧部,组成“恪靖定边军”,前往前线参战。此后,正是这支部队,在镇南关(今友谊关)一役,配合老将冯子材,大败法军,为祖国建立了功勋。
  光绪十年(1884)七月,法军偷袭我福建水师和马尾船厂,福建水师几全军覆没。闽、浙前线形势紧张,台湾危急。清廷不得不起用已于年初“因病开缺”的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这时的左宗棠,已是72岁高龄,然而“闻命之余,慷慨戎行,冒暑数千里”,率部兼程赶到福州。到达福州的当天,就命令迅速集中帆船,准备亲自冒险东渡。在被劝阻后,他调王诗正率“恪靖援台军”东渡台湾与法军交战,并“购军火”、“雇商船”,“昼夜孜孜,以谋援台”。当澎湖失守时,左宗棠气愤得“椎胸顿足”,以至“咯血时发”。但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中,他仍然坚持主持战备事宜,不肯休息。光绪十一年(1885)五月,清廷出卖了冯子材等英雄将士用鲜血换来的巨大胜利,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法新约》。并不顾广大爱国军民的反对,严令各地撤兵。左宗棠“以此行未能破敌大加惩创引为恨事,肝疾牵动,愤郁焦烦”①,病势剧增。同年七月二十七日(9 月5 日),逝于福州。清廷予谥“文襄”。
  ② 《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24,第82 页。
  ① 《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26,第46 页。
  第十三章张之洞第一节清流派的首领张之洞,字孝达,一字香涛,号壶公,晚年自号无竞居士,直隶南皮(今河北南皮)人。道光十七年八月初三日(1837 年9 月2 日)生于贵州兴义府。曾祖父张怡熊,曾任浙江山阴县知县。祖父张廷琛,曾任福建古田县知县。父亲张锳,曾任贵州兴义府知府。
  张之洞从小读书用功,才思敏捷,受过严格的儒家思想的教育熏陶。他先后从好几位老师就学,其中丁诵先、韩超两位老师给他的影响较大。丁诵先,道光十八年进士,翰林院侍读。韩超累官至贵州巡抚。咸丰二年(1852),张之洞应顺天乡试,中式第一名。同治三年(1864)参加会试、殿试,中一甲第三名,授翰林院编修。以后,他曾担任浙江乡试的副考官、湖北学政、四川学政职务。张之洞任湖北学政时,整顿学风,建立经心书院,提拔奖励有真才实学的人,颇得众望。他任四川学政时,在成都建立尊经书院,延请名儒,分科讲授,仿照阮元杭州诂经精舍、广州学海堂的例规,手订条教,并撰写《輶轩语》、《书目答问》两本书,以教导士子应读什么书,应怎样做学问以及修养品德等。这两本书在当时和以后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书目答问》至今仍是近代目录学的一部具有参考价值的书。他还聘请通才宿儒,如缪荃孙、樊增祥、王文锦、王懿荣、蒯光典、易顺鼎等,教士子以治经门径,通达时务。在四川尊经书院的学子中,他推荐五少年,第一名是杨锐,后来成为戊戌变法运动的六君子之一;第二名是廖登廷,即后来著名的今文经学家廖平。
  光绪五年(1879),张之洞补国子监司业,补授詹事府左春坊中允,转司经局洗马。同年,清廷因俄国侵占新疆伊犁,派左都御史崇厚赴俄国交涉索还伊犁。崇厚昏庸无知,与俄国签定了丧权辱国的《里瓦几亚条约》。这一条约名义上收回伊犁,但西境、南境被沙俄宰割,伊犁处于俄国包围的危险境地。消息传来,舆论大哗。群臣上疏,张之洞上《熟权俄约利害折》、《筹议交涉伊犁事宜折》,分析俄约有十不可许,坚持必改此议,宜修武备,缓立约,并要求治崇厚罪。折上,被慈禧、慈安太后召见,特许其随时赴总理衙门以备咨询。他同张佩纶、陈宝琛共同起草奏折19 件,提出了筹兵筹饷、筹防边备的积极建议。光绪六年(1880),清廷派曾纪泽赴俄,重订伊犁条约。
  当时,张之洞、宝廷、张佩纶、黄体芳称翰林四谏,号为清流派。他们拥戴军机大臣、大学士李鸿藻为领袖,而实际上张之洞是清流派的首领。在中俄交涉事件中,张之洞的政治声望提高了,并且得到了慈禧太后的赏识。第二节整顿山西吏治,严禁鸦片光绪七年至十年(1881—1884),张之洞任山西巡抚。当时,山西吏治腐败,人民生活困苦,鸦片流毒严重。张之洞给友人书云:“山西官场乱极,见闻陋极,文案武案两等人才乏极,吏事民事兵事应急办之事多极。竟非清净无为之地也。”“晋患不在灾而在烟。有嗜好者四乡十人而六,城市十人而■,吏役兵三种几乎十人而十矣。人人枯瘠,家家晏起。堂堂晋阳,一派阴惨败落景象,有如鬼国,何论振作有为,循此不已,殆将不可国矣,如何如何。”②张之洞注意整顿吏治,一上任便勤考吏属,振作革弊,劾罢贪纵害民的县官,奖励好的官吏,严禁鸦片,胪举人才,编练军队,清查仓库。山西的铁运销奉天、上海等地,陆运成本很高,他改由天津出海,海运降低运费,又在产地筹办冶炼局。他创办令德堂,也是仿照阮元诂经精舍、学海堂的例规,聘请王轩为主讲,杨深秀为襄校兼监院。杨深秀后来成为戊戌变法运动六君子之一。
  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在山西传教,刊行《救时要务》等小册子,并举办仪器、车床、缝纫机、单车的展览和操作表演。张之洞会见了李提摩太,读了他的书,受其影响,拟筹建洋务局,未及实现。
  光绪十年(1884),法国侵略越南,边疆告急。张之洞上疏建议战守,请严督滇、桂之战,急修津广之防。四月,清廷召张之洞晋京。张之洞陈抗法事,多所谋划,被任命署理两广总督,不久实授。
  ② 《光绪朝东华录》第2 册,总2002—2003 页。
  第三节筹划抗法,兴办洋务企业张之洞到达广州后,便加强防务,饬沿海督抚,严密防守。六月,法国侵略军占台湾基隆,张之洞奏请饬吏部主事唐景崧,往会刘永福,合击法军。他认为:“援台惟有急越,请争越以振全局。又言牵敌以战越为上策,图越以用刘为实济。”①清廷采纳张之洞的建议,加刘永福为提督记名。刘永福率领黑旗军骁勇善战,屡创法军。但由于广西布政使徐延旭、云南布政使唐烱所率军队在抗法战争中配合不力,打了败仗,唐烱军逃走,使黑旗军寡不敌众而遭到失败。唐、徐被撤职查办,张之洞因荐徐延旭不当而交部察议。光绪十一年(1885)正月,法军侵占中越边境重镇镇南关(今友谊关),形势危急。张之洞奏请调前任广西提督冯子材、总兵王孝祺等援桂,驻镇南关。70 岁的老将冯子材率军,奋力殊死抵抗,大败法军,扭转了整个战局。法国茹费理内阁因此倒台。但是清廷却决意乘胜求和,命令前线各军停战撤兵。前线将士闻讯,“皆扼腕愤痛”。张之洞接连电奏缓期撤兵,竟遭李鸿章传旨斥责。
  在中法战争中,张之洞筹饷运械,给岑毓英军200 万元,桂军200 万元,唐景崧、刘永福40 万元,台湾40 万元。朝廷表彰他筹济军事,不分畛域。这一时期,他在广东开设水陆师学堂,创设枪弹厂,疏请大治水师、专款购兵舰,设缫丝局,创办机铸制钱局及银元局,筹办织布局和制铁厂,这是他办洋务企业的开始。
  光绪十二年,张之洞在广州创办广雅书局和广雅书院。广东原有端溪书院,在肇庆,他聘请梁鼎芬主持端溪书院,后来梁鼎芬率师生来到广雅书院。张之洞又聘朱一新到广雅书院主讲。当时梁鼎芬因弹劾李鸿章主和而获罪,朱一新因弹劾太监李莲英而降职。张之洞不怕非议,敢于延聘他们,显示了他的不凡气度。
  光绪十五年(1889),张之洞上奏朝廷,建议修筑一条芦汉铁路,自芦沟桥至汉口,以贯通南北。他认为铁路之利,以通土货厚民生为最大,征兵、转饷次之。他提出芦汉铁路是“干路之枢纽,枝路之始基,而中国大利之萃也”①。朝廷准奏,计划北段由直隶总督主持,南段由湖广总督主持,南北分段修筑。于是,清廷调张之洞任湖广总督。
  光绪十五年冬,张之洞到了湖北。他花了很大的精力办起军用工业和民用工业,首先是筹建汉阳铁厂。张之洞办企业,也曾闹过一些笑话。他电驻英公使薛福成购炼钢厂机炉,英国梯赛特工厂厂主回答说:“欲办钢厂,必先将所有之铁、石、煤、焦寄厂化验,然后知煤铁之质地如何,可以炼何种之钢,即以何样之炉,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未可冒昧从事。”张之洞大言曰:“以中国之大,何所不有,岂必先觅煤铁而后购机炉?但照英国所用者购办一分可耳。”英国厂主只得从命。结果,机炉设在汉阳,铁用大冶的,煤用马鞍山的。马鞍山的煤,灰矿并重,不能炼焦,不得已只好从德国购焦炭数千吨。从光绪十六至二十二年(1890—1896),耗资560 万两,还没有炼成钢。后改用江西萍乡的煤,制成的钢太脆易裂。张之洞才知道他所购的机炉采用酸性配置,不能去磷,钢含磷太多,便易脆裂。于是又向日本借款① 《与张幼樵》,《张文襄化公全集》卷214《书札一》,北平文华斋戊辰刊本。① 许同莘编:《张文襄公年谱》卷3,商务印书馆1947 年版,第42 页。300 万元,将原来的机炉改用碱性配置的机炉,才制出优质的马丁钢。宣统元年(1909),汉冶萍公司的经理叶景葵评论道:“假使张之洞创办之时,先遣人出洋详细考察,或者成功可以较速,糜费可以较省。然当时风气锢蔽,昏庸在朝,苟无张之洞卤莽为之,恐冶铁萍煤,至今尚蕴诸岩壑,亦未可知,甚矣功罪之难言也。”①汉阳铁厂是一个钢铁联合企业。光绪十九年(1893)建成,包括炼钢厂、炼铁厂、铸铁厂大小工厂10 个、炼炉2 座,工人3000,采煤工人1000。这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大规模的资本主义机器生产的钢铁工业,而且在亚洲也是首创的最大的钢铁厂,日本的钢厂建设还比这晚几年。
  张之洞还办了湖北织布局。光绪十八年(1892)在武昌开车,纱锭3 万枚,布机1000 张,工人2000。织布局是盈利的。但是张之洞却将织布局的盈利去弥补铁厂、枪炮厂的亏损,使织布局一直处在高利贷的压迫下,无从发展。
  张之洞看到棉纱销路很广,便决定开设两个纱厂。他致电驻英国公使薛福成向英商订购机器。光绪二十三年(1897)建成北厂,纱锭5 万多枚,为湖北纺纱局。南厂一直没有建成,机器停放在上海码头任凭风吹雨打,后来张謇领去办了南通大生纱厂。湖北纺纱局、织布局、缫丝局、制麻局到了光绪二十八年(1902)转租给广东资本家组织的应昌公司承办。
  张之洞还创办了制砖、制革、造纸、印刷等工厂,还有湖北枪炮厂。他在湖北还注重兴修水利,光绪二十五年(1899)前后修了三条堤。一条是武昌武胜门外红关至青山江堤30 里,一条是省城之南的提坝,自白沙洲至金口江堤52 里和一条从鲇鱼套起至上新河为止的10 余里堤岸。这三条堤的修筑使常受洪水威胁的地区成为良田、市镇。
  张之洞到了湖北,其中光绪二十年(1894)调署两江总督,任期一年多。他十分重视湖北、江苏的教育,创办和整顿了许多书院和学堂。在湖北,有两湖书院、经心书院,又设立农务学堂、工艺学堂、武备自强学堂、商务学堂等;在南京,设储才学堂、铁路学堂、陆军学堂、水师学堂等。他派遣留学生到日本留学。在学堂、书院的学习科目方面,他针对社会需要有所改革,添增了一些新的学科。他也注意训练军队,在两江总督任职期内,曾编练过江南自强军,人数1 万,地点在徐州,军官全部用德国人担任,采用西法操练。光绪二十二年(1896),他回任湖广总督,将自强军交给两江总督刘坤一。
  张之洞在积极兴办洋务企业的同时,对人民群众的反洋教斗争和农民起义进行了残酷镇压。
  ① 《洋务运动》第6 册,第254 页。
  第四节同维新派的联系与分歧中日甲午战争期间,张之洞调署两江总督,虽然也筹饷筹军械,但他练的军队没有发挥什么实际作用。朝廷旨调4 艘兵舰,他致李鸿章电说:“旨调南洋兵轮四艘,查此四轮既系木壳,且管带皆不得力,炮手水勇皆不精练,毫无用处,不过徒供一击,全归糜烂而已。甚至故意凿沉、搁浅皆难预料。”①甲午战争失败后,张之洞上《吁请修备储才折》,希望朝廷总结失败教训,变法图治。由于他慷慨激昂讨论国家振作,主张反抗侵略,又办洋务企业,因此维新派首领康有为在《公车上书》中称张之洞“有天下之望”,对这位封疆大吏抱有很大的希望和崇敬。谭嗣同也说:“今之衮衮诸公,尤能力顾大局,不分畛域,又能通权达变,讲求实济者,要惟香帅一人。”①这是当时维新派的共同看法。康有为组织强学会,张之洞表示赞助和同情,捐5000两以充会费。帝师翁同龢也加入了强学会,当时有“内有常熟(翁同龢),外有南皮(张之洞)”之称,翁、张成了强学会的两大支柱。光绪二十一年(1895)十一月,康有为南下到了南京,去拜谒张之洞,受到张之洞的热情欢迎和接待。康有为准备在上海设强学会,推张之洞为会长,并代张之洞起草《上海强学会序》。张之洞当时答应了。后来上海强学会成立时,请他列名,张复电说:“群才荟集,不烦我,请除名,捐费必寄。”①他以会外赞助人的身份,捐款500 两,拨公款1000 两,表示赞同。上海强学会成员中有汪康年、梁鼎芬、黄体芳、屠仁守、黄绍箕,都和张之洞关系相当密切。但是,后来他看到慈禧太后采取了行动,逼令光绪帝封闭了北京的强学会和《中外纪闻》,便借口康有为谈今文经学、主张孔子改制说和他平素的学术主旨不合,停止捐款。
  光绪二十二年到二十三年(1896—1897),维新派在上海创刊《时务报》,梁启超主笔,汪康年为经理。张之洞以总督的名义,要湖北全省各州县购阅《时务报》,捐款千元,给予报纸以经济上的支持。后来,《时务报》发表了关于中国应争取民权的文章,使张之洞大不高兴。他授意屠仁守写了《辨辟韩书》,批判严复的《辟韩》一文,在《时务报》上发表。
  陈宝箴任湖南巡抚后,湖南掀起了维新运动。他在湖南的新政,包括办厂、改革教育等,得到张之洞赞同。在张之洞的影响下,陈宝箴也命令全省各州县书院的学子阅读《时务报》。湖南成立南学会,创办《湘学报》、《湘报》,张之洞利用政治力量,推销《湘学报》于湖北各州县。自第十册起,《湘学报》刊载了关于孔子改制和鼓吹民权思想的文章,这使张之洞大为不满。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张之洞电陈宝箴说《湘学报》议论悖谬,饬局停发。他还告诫陈宝箴说,这件事“关系学术人心,远近传播,将为乱阶,必宜救正”②。对湖南维新运动施加压力。
  是年三月,张之洞刊行《劝学篇》。翰林院编修黄绍箕以《劝学篇》进呈。光绪帝发布上谕称是书:“持论平正通达,于学术人心大有裨益,著将所备副本四十部由军机处颁发各督抚学政各一部,俾得广为刊布,实力劝导,① 《致天津李中堂》,《张文襄公全集》卷139《电牍十八》。
  ① 《上欧阳中鹄书》,《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1981 年版,第158 页。② 《张文襄公年谱》卷5,第96 页。
  以重名教,而杜卮言。”①由于清廷的赞许,这本书风行海内。张之洞自言其书主旨在“正人心,开风气”。所谓正人心,就是提倡三纲五常,维护君主专制制度,批判维新派的民权观。所谓开风气,就是学习西方办铁路、商务、矿务、学堂等,并没有超出洋务运动的范围,仍然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
  《劝学篇》的出版,受到守旧派的赞扬,遭到维新派的严厉驳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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