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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劝学篇》的出版，受到守旧派的赞扬，遭到维新派的严厉驳斥。顽固派苏舆所编《翼教丛编》，收入了《劝学篇》中的几篇文章，并赞叹说：“疆臣佼佼厥南皮，劝学数篇挽澜作柱。”②章太炎则毫不客气地批评《劝学篇》上篇，“多效忠清室语”①，宣扬封建的忠君思想。维新派梁启超评论此书道：“挟朝廷之力以行之，不胫而遍于海内，。。何足道？不三十年将化为灰烬，为尘埃野马，其灰其尘，偶因风扬起，闻者犹将掩鼻而过之。”②在戊戌变法运动中，张之洞和维新派有较多的联系。他自己也是相当活跃的人物。张之洞曾让陈宝箴推荐杨锐和刘光第。杨锐是张之洞的弟子和幕僚，到京后，与张之洞保持密切联系。后来杨锐、刘光第以四品卿衔任军机章京，参与要政。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张之洞奉调晋京，因湖北沙市发生焚烧洋房事件，中途折回。八月，在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前夕，陈宝箴曾奏请光绪帝速调张之洞入京“赞助新政”，但未成。日本伊藤博文游历到北京，曾对总署说：“变法不从远大始，内乱外患将至，中国办事大臣，惟张香帅一人耳。”③不久，慈禧太后发动政变，杀害了“六君子”，百日维新失败。张之洞急电挽救他的得意门生杨锐而不得，为此，他深感痛惜。
① 《张文襄公年谱》卷6，第115 页。
② 《劝学篇》，光绪戊戌三月两湖书院刊本，卷首。
① 《翼教丛编·序目》。
② 《太炎先生自定年谱》，《近代史资料》1957 年第1 期。
③ 《自由书》，《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第7 页。
第五节镇压唐才常的自立军起义光绪二十六年（1900），中国北方掀起了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一开始，张之洞便主张坚决镇压。他先后镇压了湖北天门县、荆州府等地的人民焚烧教堂、医院的行动，还会同沿江各省奏请力剿“邪匪”，严禁暴军，安慰使馆，致电各国道歉，完全站在保护帝国主义利益的立场。英帝国主义为了保全长江流域一带的既得利益，便同张之洞、刘坤一等有实力的总督联络，签定了《东南互保章程》。条款规定，上海租界归各国共同保护，“长江及苏杭内地各国商民教士产业均归南洋大臣刘、两湖总宪允认切实保护”④。两广总督李鸿章、闽浙总督许应骙、山东巡抚袁世凯都表示赞同，加入了“东南互保”的行列。
七月，张之洞在武汉逮捕并杀害了自立军首领唐才常等20 余人。戊戌变法失败后，唐才常等人联络会党和清军部分官兵组织自立军，准备在安徽、湖北、湖南几省起义，建立君主立宪的“新自立国”，请光绪帝复辟。他们还想通过日本劝说张之洞，拥戴他建立“东南自立之国”。张之洞得知消息，并未立即表态。这时，英国也正在活动香港议政局议员何启等拉拢孙中山，准备在华南策动李鸿章“独立”。李鸿章也在观望。于是出现了这种错综复杂的政治局面。在自立军起事迫在眉睫，而慈禧太后也未失去对清廷中枢控制时，张之洞动手捕杀了唐才常等人。
张之洞剿灭了自立军后，发现参加上海张园国会的有许多著名士绅、学者以及留学生。于是他起草了一份《劝戒上海国会及出洋留学生文》，文中列举了自立军是康党的罪状，劝戒国会中的士绅、学者以及留日学生，以分化瓦解革命队伍。留日学生看了大为气愤，他们公推沈翔云写了《复张之洞》一信进行批驳。沈翔云在信中以大量篇幅说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是普遍流行的公理，并不能称为康、梁邪说；揭露张之洞说：“公之定此狱也，一则曰领事恨之，再则曰教士恨之，三则曰洋官、西士无不恨之，公以为领事、教士、洋官、西士，其为中国乎？其为彼国乎？何大惑不解为是也。”①据说张之洞看了这信十分窘迫，便指使两湖、经心、江汉三书院的学生撰写驳文，抵挡一阵才算了事。
④ 《张文襄公年谱》卷7，第120 页。
①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 册，第968 页。
第六节“变通政治”的《江楚三折》清廷在经过了八国联军侵略北京的战争以后，不得不“变通政治”，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三月成立督办政务处，湖广总督张之洞和两江总督刘坤一“遥为参预”。五月、六月，张之洞会同刘坤一连续上了三道奏折：《变通政治人才为先遵旨筹议折》、《遵旨筹议变法谨拟整顿中法十二条折》、《遵旨筹议变法谨拟采用西法十一条折》。这就是有名的《江楚三折》。第一折，是关于办学堂、废科举事，提出设文武学堂，酌改文科，停罢武科，奖励游学等建议。第二折，言整顿中法，提出了崇节俭、破常格、停捐纳、课官重禄、去书吏、去差役、恤刑狱、改选法、等八旗生计、裁屯卫、裁绿营、简文法等建议。在这个奏折中说：“近日民情，已非三十年前之旧，羡外国之富而鄙中土之贫，见外兵之强而疾官军之懦，乐海关之平允而怨厘金之刁难，夸租界之整肃而苦吏胥之骚扰，于是民从洋教，高挂洋旗，士人入洋籍，始由隔寝成涣散，乱民渐起，邪说乘之，邦基所关，不胜忧惧。”①这里反映了帝国主义入侵中国的深度和毒害，也反映了中国人民痛恨清朝政治腐败的程度和心理。第三折言采用西法，提出了广派游历，练外国操，广军实，修农政，劝工艺，定矿律、路律、商律、交涉刑律，用银元，行印花税，推行邮政，官收洋药，多译东西各国书等建议。在这个奏折里，他说：“施之实政则不至于病民，至若康有为之邪说谬论，但以传康教为宗旨，乱纪纲为诡谋，其实与西政、西学之精要，全未通晓，兹所拟各条皆与之判然不同。”①他还特地申明他采用的西法内容和实质同康有为维新派的毫不相同。
《江楚三折》仍是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的具体化，在不变更君主专制制度的前提下，学习西方的一些先进的管理方法。虽则如此，但改革的一些项目，如废科举、兴学堂、奖励留学、设商部、学部、兴办实业等是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和新文化传播的。
①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 卷下册，第770 页。
① 《张文襄公全集》卷53，《奏议五十三》，第32 页。
第七节废除科举制度，实行“癸卯学制”
光绪二十七年（1901）十月，张之洞被赏加太子少保衔。次年十月，他上《筹定学堂规模次第兴办折》，提出兴办各类学堂，包括师范、小学、文普通中学、武普通中学、文高等学堂、武高等学堂、方言学堂、忠学堂、工学堂、勤成学堂、仕学院、省外中小学、蒙学等。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1904年1 月），张之洞奉旨入京，清廷批准张之洞等《奏定学堂章程》，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以法令形式公布的在全国范围推行的学制。当时称为“癸卯学制”。内容是把普通教育分为初等、中学、高等三级，修业期长达25 年；与此并行的还有师范教育和实业教育。光绪三十一年（1905）九月，张之洞奏请停止科举，以兴学校。清廷诏准，自翌年始，所有乡试、会试及各省岁考一律停止，一切士子皆由学堂出身，结束了1300 多年的科举制度。
废科举、兴学校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张之洞在这方面的提倡和努力，在客观上是有利于资产阶级新文化的传播的。
第八节督办铁路张之洞在湖广总督任上，十分重视兴建铁路，他认为：“铁路为自强第一要端，铁路不成，他端更无论矣。”②“西洋富强，尤根于此。”①他所建议并监修的芦汉铁路，自光绪二十四年兴建，到光绪三十一年三月完成，命名为京汉铁路。
光绪三十一年（1905）六月，张之洞又奉旨督办粤汉铁路。粤汉铁路的筑路权早在7 年前就被美国所控制。光绪二十四年（1898），美国合兴公司同清廷签订《粤汉铁路借款草合同》，控制了粤汉铁路的筑路权。光绪二十六年（1900）又订立续约，规定借款为4000 万美元，由合兴公司在5 年内筑成，不得转让他国。但3 年过去，到光绪二十九年铁路尚未动工。光绪三十年，合兴公司又将股票的三分之二卖给比利时的万国东方公司。湖南、湖北、广东三省人民获悉这个消息，非常愤怒，要求废除原订合同，收回路权自办。此时，张之洞奉旨督办粤汉铁路，经过与美国公司一年多的交涉，光绪三十一年（1905）七月，他以675 万两的高价赎回路权。随后，张之洞以高股筹集不易为由，于宣统元年（1909）四月与德、英、法三国签订《湖广铁路借款合同》，借款550 万英镑筹建粤汉铁路。这激起更大规模的反抗浪潮。② 《张文襄公全集》卷54，《奏议五十四》，第32 页。
① 《为筹办芦汉铁路情形并议借比国洋款折》，《张文襄公全集》卷46，《奏议四十六》，第2 页。第九节任中枢重臣清廷眼看资产阶级革命派势力愈来愈大，为了维护其统治，拉拢资产阶级，欺骗全国人民，便声称“预备立宪”。光绪三十一年（1905）派出五大臣出国考察各国宪政。第二年宣布官制改革，编纂宪法大纲。对于“预备立宪”，一开始，张之洞听到一些风声，感到惊讶，等到五大臣回国到上海，征求他意见时，他回电说：“立宪事关重大，如将来奉旨命各省议奏，自当竭其管蠡之知，详晰上陈，此时实不敢妄参末议。”②态度暧昧。他对外官改制更持反对态度，认为“若果行之，天下立时大乱”，还说：“事关二百余年典章，二十一省治理，岂可不详慎参酌，何以急不能待，必欲草草尔定案耶？”①清廷通过官制改革，欲加强皇权，削弱地方官吏的权力，便把当时地方督抚中权力最大的袁世凯和张之洞调到北京。光绪三十三年（1907）六月，张之洞由协办大学士充体仁阁大学士，七月入京，补授军机大臣，兼管学部，这时，张之洞年已七十一。清廷四面楚歌，处境危急。张之洞到了北京，竭力为清朝的腐败政治补苴罅漏。为了应付日益高涨的“革命排满”的形势，他再次向慈禧太后提出“化除满汉畛域”，说：“欲御外侮，先靖内乱，探原扼要，唯有请颁谕旨布告天下，化除满汉畛域。”这一建议被采纳。
光绪三十四年（1908）十月，光绪帝、慈禧太后相继死去，溥仪继位，改年号宣统。醇亲王载沣以摄政王监国，满族亲贵乘机集权，排斥汉官。袁世凯是当时权势显赫的汉族大官僚，加上戊戌变法时出卖光绪帝，为载沣等皇族亲贵所忌恨。于是，载沣等密谋杀袁。对此，张之洞表示反对，认为“主少国疑，不可轻于诛戮大臣”。宣统元年（1909）正月，清廷以袁世凯患“足疾”为名，让他回河南养疴。
六月，张之洞病重。八月二十一日（七月初六日），奏请开去各项差额，摄政王载沣亲临探视。当天，张之洞在哀叹“国运尽矣”声中去世。清廷谥以“文襄”。
② 《铁路第十二》，《劝学篇·外篇》，第42 页。
① 《张文襄公年谱》卷9，第206 页。
第十四章郑观应第一节从买办生涯到投资洋务企业郑观应，又名官应，字正翔，号陶斋，别号杞忧生，晚年自号罗浮偫鹤山人。道光二十三年六月十七日（1842 年7 月24 日）生于广东香山（今中山市）一个知识分子家庭。郑观应的家境并不富裕，祖父郑鸣岐是一位“不屑以寻章摘句为能”②的普通文人，父亲郑文瑞终身未获科名，长期作乡村塾师。鸦片战争以后，在广州、上海等口岸，买办成了时髦的职业，成为发财致富的捷径。在这种社会风气的影响下，郑观应的叔父郑廷江、同宗兄郑济东都作了上海外国洋行的买办。
郑观应幼承庭训，攻读四书五经，企图博取功名。但是，16 岁那年应童子试名落孙山后，他“即奉严命，赴沪学贾”①，走上当买办的道路。
初至上海，郑观应先寄居在任新德洋行买办的叔父郑廷江处，边听差，边习英文。咸丰九年（1859），入英商宝顺洋行作低级雇员，担任管丝楼兼管轮船客载的工作。在公余之暇，他与广东乡友梁纶卿入英国传教士傅兰雅开办的英华书馆夜课学习英文。在宝顺期间，他为洋行开辟了江西、福州等处揽载行，还投资加入中外商人合办的公正轮船公司。
同治七年（1868），宝顺洋行停业。郑观应改任和生祥茶栈通事，代两湖、江西、徽州茶客沽茶，兼营荣泰驳船公司。同治十一年（1872）和生祥茶栈停业后，他又当上扬州宝记盐务总理。这时的郑观应不仅是一位腰缠万贯的富商，而且是一位见多识广、经验丰富的企业经营家了。
同治十二年（1873），英商太古轮船公司成立。第二年，郑观应被聘任为该公司总理，兼管账房、栈房等事务。他后来回忆道：“该公司所有轮船揽载用人事务，归余与美人晏尔吉商办。”②可见其在该行中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经郑观应等人的苦心经营，太古轮船公司营业规模不断扩大，盈利丰厚。光绪三年正月（1877 年2 月），郑观应与太古签订的雇佣合同期满，因公司当局欣赏他的才干，又与他续订了为期五年的合同。
自光绪初年始，郑观应投资于清廷所办的洋务企业，在上海机器织布局、津沪电报局、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局、山东登、莱、青、莒四府和东北锦州的五金矿等企业中都有他的投资或股份。此外，他还联络同人集股开办造纸公司和开垦公司。
清代的富商通常兼有官僚身份，郑观应也不例外。同治八年（1869），他在皖营报捐员外郎，次年捐升郎中。光绪四年（1878），他在上海与盛宣怀、经元善等人劝募款项，资赈晋、豫、直、陕灾区难民，受到清廷褒奖，膺受道员衔。
② 《张文襄公年谱》卷9，第206 页。
① 郑观应：《先考荣禄大夫秀峰府君行状》，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年版，第1222 页。
② 郑观应：《复考察商务大臣张弼士侍郎》，《郑观应集》下册，第619 页。第二节撰《救时揭要》和《易言》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俄、美等国再次以武力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不平等条约，中国蒙受割地赔款、主权受损的耻辱。郑观应受到很大刺激，开始在爱国思想指导下“究心泰西政治实业之学”①，逐步形成社会改良思想。就他当时的思想状况来说，旧的封建传统观念，特别是道教思想占有重要地位。郑观应好道教有家庭根源，其父即是“善青乌术”的好道儒者，并用它来教化子弟。缘此，郑观应“童年好道”①，“尝读《性理全书》、《五子近思录》、《唱道真言真诠》诸丹经”②。在同治、光绪间，他除了出资镌刻刊印道教典籍外，还编辑了一些宣扬因果报应、神仙侠客等迷信说教的小册子，如《陶斋志果》、《富贵源头》、《剑侠传》等。由于时代和经历的不同，郑观应的思想并没有重蹈其父旧辙，而带有了更多的对社会现实的不满和忧国忧民之情。他在咸丰、同治间陆续写成的《救时揭要》一书，就集中地反映了这个时期的思想状况。这部书主要包括反对外国侵略者贩卖华工、禁止鸦片烟、救灾恤贫、劝人行善和办近代航运业等内容。作者以满腔愤慨揭露了当时社会的一些腐败现象，描绘出鸦片泛滥、江河水决、哀鸿遍野、人民苦不堪言的悲惨情景。他尤其愤恨的是外国侵略者竟然明目张胆地“拐贩华人过洋为奴，。。被骗出洋而死于难者，每年以千百计”，幸存者亦“贱同蝼蚁，命若草菅”③。他质问当道：对这件大失“中朝之体统”之事，“各国禁之于先，而中土不闻禁之于后，抑独何钦？”①在《论中国轮船进止大略》一章，他提出发展近代航运业的主张。针对官办造船企业存在的弊病，他要求“改官造为商造”。因为企业由商人自办，“则该事系商人身家性命所关，即无人督责，亦不虑其不造乎精巧”。只有这样，才算“操泰西立法之大旨本源”②。这是他最初提出的学习西方的思想主张。
郑观应在这本书中提出的解救社会积弊的主张还是陈旧的。他把社会治乱兴衰归结于人心的善恶，“此心不治，而可以自立于人世者，未之有也”。据此，他主张救世之法，惟有劝人“一心向善，积现前莫大之功”③。这些观点还没有摆脱劝善积德、善恶报应的说教。
在以后的几年中，郑观应的思想不断发生着变化，逐渐形成了比较系统的社会改良主张。成书于同治、光绪间的《易言》，就是他改良思想初步形成的重要标志。
《易言》基本上扬弃了《救时揭要》中善恶有报的消积因素，贯穿着改革变法、学习西方的积极精神。他在序言中指出：“由今之道，变今之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