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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一点：尽管还在吠陀时代早期，但是刚刚产生的军事民主制已经开始丧
失由民众大会选出王阇的民主本质，王权由同一家族世袭实际上已渐渐渗入
了雅利安人的政治生活之中。与此不同的是，这一时期尽管王权在不断的加
强，但是萨巴与萨米提这两个民主机构却始终都拥有对王权的约束力。否则，
就不能称为军事民主制了。
雅利安人的军事民主制是建立在部落成员对部落共同体自愿贡奉制基础
之上的。其贡奉的大部分消耗于宗教典礼，用于表彰吠陀诸神和部落共同体，
小部分则分给婆罗门祭司和部落军事首领。这种贡奉后来就转变成了国家的
赋税。
随着后期吠陀时代的到来，阶级社会和国家的产生，这种军事民主制也
就逐渐解体了。萨米提在王权扩大与领土扩张的过程中逐渐丧失作用，而萨
巴却逐渐蜕化为一种贵族团体——国王的咨询机构。
透过早期吠陀时代军事民主制的有关内容，我们完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
论：印度·雅利安人的早期吠陀时代具备罗马王政时代的典型特征。
③瓦尔那制度的产生及其内容。瓦尔那制度，作为印度古代奴隶制社会
时期的种姓制度，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等级制。这种制度非印度所独有，但在
印度存在的时间却非常久远，并最终发展到最完整最森严的程度。不过，作
为完善的瓦尔那制度只是在晚期吠陀时代、甚至是到了奴隶制发育完善的列
国时代才出现的，早期吠陀时代，只是瓦尔那制度开始出现的时期。
瓦尔那制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较长的时期，它的形成同样是一个漫长的
过程。起初，它只是一种早期吠陀时代部落社会的组织方式。马克思在《资
本主义产生以前各形态》一书中，曾经阐述了这样一种见解——“部落之最
极端的，最严格的形式是种姓制度。”这一观点对我们准确把握瓦尔那制度
的雏形也许会有一定启发意义。“瓦尔那”一词在梵文中原义为“色”，由
此可知，瓦尔那制度与居民的肤色差别有关。而雅利安人最初侵入次大陆时，
也正是用瓦尔那将白肤色的雅利安人与黑肤色的土著居民区分开来的。通过
这种种姓划分，雅利安人实现了将被征服的土著居民纳入到雅利安人社会中
来的目标，同时又保持了雅利安人自己的血缘一致性，以及文化上的固有特
点。在谈到种姓制度时，印度政治家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在《印度的发现》
一书中指出：“种姓制度是从雅利安人和非雅利安人的严格界限中开始的”，
“在起初，种姓是根据肤色的。”有些学者认为：在早期吠陀时代，唯一的
①
种姓区别是肤色淡的雅利安人与肤色较黑的达萨之间的不同 。正是因为当时
在雅利安人部落与土著居民部落的各自氏族内部阶级分化尚不明显，还没出
现彻底的分裂，社会劳动分工也没有发展，甚至在雅利安人部落内部还没有
种姓区分，因此，在整个前期吠陀社会尚末出现后来的四种瓦尔那的划分，
瓦尔那制度还很不完善，只是以模糊形态及萌芽状态存在着。甚至，瓦尔那
这一概念当时都末出现在 《梨俱吠陀》中。然而即使是这种不成熟的瓦尔那
制度，也体现出了雅利安人征服者与被征服的土著居民间统治与被统治的不
平等关系，而这种不平等的关系也正是瓦尔那制形成的深厚社会基础。
到早期吠陀时代后期，雅利安人随着在西北印度河流域定居生活的稳固
并向恒河上游的扩张，以及与土著居民的频繁接触和劳动社会分工的发展，
其内部的阶级分化开始出现，并逐渐形成了四种瓦尔那，于是，整个社会也
① 高善必：《古代印度文化与文明史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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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相应出现了四种社会等级。起初，只有雅利瓦尔那与达萨瓦尔那。随着由
雅利瓦尔那分化成的三种瓦尔那的出现，瓦尔那制开始趋于完善，而印度的
社会等级也日益明朗化了。新的瓦尔那包括：由原有的达萨瓦尔那改名的首
陀罗瓦尔那及雅利安瓦尔那分化出的三种瓦尔那，分别为，从事祭司职能作
为社会僧侣阶级的婆罗门；以部落军事首领罗阇为首的社会军事行政贵族集
团——刹帝利；以及作为雅利安人一般平民大众的吠舍。其中，婆罗门与刹
帝利分别掌握着宗教与军政大权，逐渐成为早期吠陀时代末期统治吠舍瓦尔
那与首陀罗瓦尔那的两个优越社会等级。
将四个瓦尔那的划分最早固定下来的印度古典文献是 《梨俱咕陀》中较
后的部分——《普鲁沙赞歌》。学者R·S沙尔马研究认为，《普鲁沙赞歌》
是后来由婆罗门僧侣插入《梨俱吠陀》中的章节。婆罗门僧侣为了巩固自己
与刹帝利军事贵族的特权地位，就逐步通过编造故事，并利用神的旨意把现
实中四种瓦尔那的等级地位确定下来。这一努力正反映了雅利安人三种姓的
界限在最初并不是不可逾越的事实。例如：不属于刹帝利种姓的，如果当了
王，便可以通过宗教仪式，而取得刹帝利身分；如果本是婆罗门种姓，还可
以用婆罗门、刹帝利的双重身分取得合法地位。
④早期吠陀时代后期的战争及十王之战。军事民主制时代最为明显的特
征之一就是战争的经常性。关于这一点，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
起源》一书中谈到军事民主制时，曾经这样讲：“其所以称为军事民主制，
是因为战争以及进行战争的组织现在已成为民族生活的正常职能。邻人的财
富刺激了各民族的贪欲，在这些民族那里，获得财富已成为最重要的生活目
的之吠陀时代，作为比较典型的军事民主制时代，高频率的战争自然也就是
其不可或缺的重要特征了。
吠陀时代的战争，起初主要是在雅利安人与土著居民之间展开，后来才
在雅利安人各部落之间不断发生了旨在掠夺牛群或争夺政治优势的战争。当
时，每个部落都有作为自己预防据点的城堡，并且均有两种武装：国王和贵
族组成的车兵及一般民众组成的步兵。 《梨俱吠陀》中，经常提到九个重要
的雅利安人部落，在它们之间就曾发生过不少战争。早期吠陀时代后期，以
图腾命名的雅利安部落之间爆发的战争便是一例。
《梨俱吠陀》中提到的十王之战则是当时影响很大的一次战斗。这次战
争由婆罗门奢密多罗组织的十个部落的联盟，共同进攻当时最为强大的婆罗
多国王修达斯。十个部落中有著名的部落雅都、普鱼及安努等。最后，战争
以联盟的失败而告终。十王之战表明：部落联盟的形式在当时已经开始出现。
不断的战争必然给战胜一方的部落军事首领、婆罗门祭司及部落贵族等
带来政治和经济上的优势。在《梨俱吠陀》中有一段歌颂国王慷慨博施的诗
句，提到一个僧侣从部落首领那里得到成百的金块，成百成千的牛马，而且
还得到了“载有少女奴隶的十辆战车”。这不仅说明作为部落统治者的贵族
拥有大量的财富，而且说明奴隶阶级己大量存在了。可见，整个早期吠陀时
代，奴隶制国家一直处在孕育之中。
事实上，到早期吠陀时代的后期，已有大批被雅利安人征服的土著居民
由于受到反复的征服和奴役而变成了真正的奴隶。这时，在类似“十王之战”
一类的雅利安人部落之间的战争中也出现了由雅利安人出身的奴隶。此外，
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债务奴隶等多种受剥削、压迫的奴隶。
奴隶及其队伍的逐渐壮大，无疑正是奴隶制文明诞生前的必要阶级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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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
（2）后期吠陀时代
①印度·雅利安人向恒河流域的扩张与开发。印度·雅利安诸部落占据
印度河流域之后，起初只是过着以畜牧业为主的生活，后来逐渐发展起了农
业。随着农牧业以及社会各个方面尤其是军事方面的进一步发展，雅利安人
开始将侵略矛头指向了东方的恒河上游地区。在这里，他们同样遭到了达毗
荼人及孟达人的强烈反抗。然而经过前期吠陀时代迅速发展的雅利安人，进
入后期吠陀时代后，已是锐不可挡。位于恒河上游的土著居民很快就被其征
服，有些土著居民甚至还被赶入了林区。随后，雅利安人的势力范围迅速扩
展，甚至达到恒河的中下游一带。
这样，随着扩张生存空间的不断成功，到后期吠陀时代，雅利安人的活
动中心已由西北印度的五河流域向东南扩展到北印度的恒河流域，他们开始
以恒河——朱木拿河间地带及恒河中游为活动中心定居下来。
雅利安人定居下来后，便与当地居民混合起来，在众多领域同他们进行
了广泛的接触与交流，所有这些都对该地区的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其中，
雅利安人的马车和铁制生产工具与恒河流域土著居民农耕技术的结合，极大
地促进了该地区农业、手工业、商业及社会各方面的迅速发展，并诱发了新
的文化因素的形成，最终推动了吠陀文化在次大陆的发展与传播。
同早期吠陀时代印度河流域铁器刚刚出现的情形相比，后期吠陀时代铁
器在恒河流域已发展到普遍推广使用的程度。先进生产工具的普及，使恒河
流域的农业发展远远超过了早期印度河流域的水平。其时，尽管畜牧业在经
济生活中仍占重要地位，但是，农业在经济生活中份量的进一步加大，却有
助于雅利安人在恒河流域广阔平原上建立永久性的定居地，同时，也为部落
经济社会向农业经济社会过渡开辟了道路。这一切又最终导致了雅利安人社
会基层结构由部落社会的氏族公社向部落制的农村公社的彻底转变，使雅利
安人的农村公社自早期吠陀时代产生以来，开始趋于巩固与完善。
铁器的普及，农业的发展，同时也促进了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手工业
和商业又必然导致恒河流域早期城市的出现。恒河流域的早期城市大都位于
恒河水系汇合处的商业与手工业经营活动的中心，最终发展为一些贸易城
市。还有一些城市成为部落地区行政当局的都城，如公元前9至前8世纪的
因陀罗普罗斯泰、阿桑迪瓦和俱赏弥等。
农业，手工业及商业的迅速发展，无疑带动了整个恒河流域的社会进步，
尤其体现在吠陀文化新的发展趋势上。早期吠陀时代印度河流域形成的农村
文化，由于恒河流域早期城市的出现，逐渐开始了城市化的演变。伴随着吠
陀文化刚刚出现的城市化这一新的动向，整个恒河平原进入了古代印度社会
的第二次城市化时期（相对于印度河流域早期文明城市而言）。这种新的城
市文明的到来，对古代印度的各个领域尤其是社会政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使后期吠陀时代成为古代印度阶级形成及国家产生的时代。
②摩诃婆罗多大战及影响。继十王大战之后，在公元前9世纪又爆发了
一次大规模的战争。这是婆罗多族内部的一次大战。据《摩诃婆罗多》一书
叙述，这次大战虽然系婆罗多族的两支后裔居楼族与般度族兄弟之间争夺统
治权的战争，但是几乎所有北印度的部落都卷入其中了。加入居楼族一方的
有东摩竭陀、毗提诃、鸯伽、羯陵伽、居萨罗、阿般提以及整个旁遮普诸部
落；参加到般度族一方的有婆蹉、伽尸、南般阇罗、西摩竭陀、支提以及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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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沙等部落。婆罗多大战的双方在居楼之野 （帕尼帕特东南，今德里附近）
进行了18天的猛烈战斗，双方伤亡都很惨重。结果是般度族一方大获全胜，
两族合并为居楼部落。般度族的帕里克希特亦即环柱王正式成为居楼部落的
国王，定都于哈斯提纳普拉即阿桑迪瓦特。这一时期，虽然有些罗阇因一时
强大而号称大王、国王之类，但是这仅能说明其强大，或者是某一暂时联盟
的首领，却并不意味着他是一个更大统一体的统治者。事实上，当时的各个
部落仍然是分散的，王的权力也是比较分散的，还没有建立起一个更大的统
一体。
无疑，这次战争对早期吠陀时代已兴盛至极的军事民主制度是一次巨大
的冲击。战争结束以后，由于社会阶级关系的进一步分化，部落首领和贵族
势力的进一步加强，军事民主制的各民主机关开始逐渐脱离人民而为代表贵
族统治阶级利益的新生国家机关所代替。作为部落制农村公社政治制度的军
事民主制，它的灭亡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古代印度社会的迅猛发展，已为新
的政治制度——奴隶制国家的产生准备了较为充足的物质条件与阶级条件，
这些条件的积累与落后的军事民主制是格格不入的。新的时代在召唤着新的
政治文明。
③印度·雅利安人早期奴隶制国家的形成。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
分化与阶级斗争的不断加剧，接踵而至的是奴隶数量的不断增加。在早期吠
陀时代已有较庞大队伍的奴隶阶级，到了后期吠陀时代，其数量愈益增多，
其来源也可谓五花八门，除了战俘奴隶外，还有买卖的奴隶，赠予的奴隶，
家生的奴隶，赌博赢来的奴隶，以及债务奴隶等等。《爱达罗氏梵书》中提
到某部落首领以一万名女奴赠给一个婆罗门祭司。分析起来，其数字固然有
些夸张，但足见这一时期奴隶数量有了很大增加。不过，后期吠陀时代早期
同早期吠陀时代一样，只是家庭奴隶制兴旺发达，奴隶在生产活动中并不占
重要地位。
两大史诗《摩诃婆罗多》与《罗摩衍那》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有关后期
吠陀时代政治情况方面的线索。奴隶的增多，阶级矛盾及斗争的发展，其最
为直接的政治结果就是：部落军事民主制组织向国家组织形式的过渡。原来
的氏族贵族恃其政治经济各方面的实力而成为统治阶级；原来王政时期的部
落首领开始成为真正的国王；部落地区（贾纳帕达）的大部落或部落联盟有
了较为固定的统治区。当然，从部落到国家的形成还要经历一个漫长的发展
过程，甚至要延续到后期吠陀时代以后的列国时代。作为古代印度阶级产生、
国家形成的后期吠陀时代，必然是一个从王政转向国家的过渡时代。但是，
由于各部落的发展状况极不平衡，当极少数先进部落已开始过渡到国家的时
候，其它多数部落依然基本上处于王政时代。这种两类制度并存的现象，也
就成为这个时代的重要特征。
前边介绍的摩诃婆罗多大战对部落军事民主制的挑战，作为一种大范围
内的部落兼并战，无疑对早期国家的形成起了催化剂的作用。事实上，古代
印度早期国家的初具雏形也正是从这一战争结束之后开始起步的。因此，摩
诃婆罗多大战成了古代印度史的一个重要分界点。
摩诃婆罗多大战之后，许多古老的部落消失了，同时却兴起了许多新的
较为强大的部落。如：由婆罗多部落和普鲁部落合并而成的居楼部落，以及
与其联盟的般阇部落等，就是战后兴起的强大部落的主要代表。其中，居楼
部落是当时最兴旺的一个部落，其第一代国王——环柱王，是公元前9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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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历史人物。史载，居楼部落在其统治之下，一度很是繁荣。他死后，他的
儿子镇群王 （迦那麦迦亚）即位，迁都阿桑迪瓦特（今象城），并在那里举
行马祭，随之使用“大王”的称号。镇群王曾率军队侵入乾陀罗的■叉始罗
城，对那加斯族大加屠杀，并占领其地。他的统治区曾扩展到位于乾陀罗和
居楼之间的摩德多。这样，居楼部落的首都也就成为南亚次大陆在吠陀时代
最早兴起的城市之一了。从目前掌握的资料研究分析，这个部落可能是古代
印度最早成为国家的一个部落。也就是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