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械钠牖腹⑻铺谀茄目骶鳎痪弑复笳渭业姆缍龋蛭刮吹日叛Я挤傻帜暇槭奶染土⒖檀蟊淞恕�12月26日，由蒋介石授意、陈布雷炮制的《对张、杨的训话》在洛阳发表，信口雌黄地将释蒋归结为张杨二人受到了蒋介石的“伟大人格”的感召，真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荒谬之极。更有甚者，此时，蒋介石已密令戴笠：“张学良到南京一下飞机，就派军统局人员把他监禁起来。”
果然，26日下午2时，当张学良到达南京城外的军用机场时，等待他的是宪兵和特务队的严密警戒，他在宋子文、戴笠的陪同下，直驶南京鸡鸣寺北极阁宋子文公馆，这是张学良被军统局囚禁的开始，但此时的张学良还没有意识到，危险已渐渐向他逼近。
当晚，蒋介石要宋子文转告张学良：既然来京待罪，就得作出一点样子，应有个书面请罪的表示。张学良以为蒋介石要他写请罪书，不过是为自己下台阶的例行公事，因而毫不迟疑地一挥而就，殊不知，这正是蒋介石所需要的刀柄。
27日一收到张学良的请罪书，蒋介石马上迫不及待地将其与自己就此事给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呈文一并递上，并装模作样地要求对自己“免去本兼各职，并严加处分，以明责任”，对张学良则要求“依法办理”。为此，国民党中央于12月29日举行了第31次和第32次中央常务委员会，与会者都颇能领会蒋介石的苦意，对张学良群起而攻之，对张学良“请罪”一节，未经讨论即作出“交军事委员会依法办理”的决议，并内定李烈钧为审判长，组织高等军法会审。
由此开始，几天之内南京上演了一场经过精心策划的审判、特赦、管束的闹剧，蒋介石为了给外间以“伟大人格”的形象，对此早有周密的安排，哪些事由他出面，哪些事由别人出面，他早就心中有数，成竹在胸。
张学良怎么也没有想到，他面对的将是军委会的军事法庭，临来之时对于有人可能要为难他，他早有所闻，也做好了心理准备，但却没有想到事态会如此严重，中央竟会对他进行军法会审。他百思不得其解，来到南京后，为了维护蒋介石的面子，使这场事变有个完美的结局，他对蒋介石可谓是惟命是从——让杨虎城放人，放飞机，写请罪书，领受社会舆论的斥责等等，只要是蒋介石希望他做的事他都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可是，住进北极阁的短短五、六天中，他渐渐发现事情并不象他想得那么简单，出门拜客虽是自由的，暗中却总有特务的监视，戴笠也不时来坐一会儿，先是要他写请罪书，现在竟敢当堂审讯。
张学良愤慨极了，他知道出庭审判，将意味着失去主动权，他在国人心目中将成为被告，从此，他便成为蒋介石任意宰割的对象。在愤慨的同时，他对蒋介石背信弃义产生了痛恨之情，他感到诧异，言而无信者还敢侈谈“人格”，自他看到那篇所谓“训话”起，便开始有了这种感觉，他不敢相信，流言、欺骗竟出于道貌岸然的领袖笔下！
同样感到愤慨的是宋子文，当初是他信誓旦旦地对张学良下过保证的，言而无信的蒋介石将他推入了十分尴尬的境地，他只得再次向张学良拍着胸脯保证：审判仅仅是走走形式，审判一完，就马上宣布特赦。为了表明他的诚意，他表示将陪张学良去法庭。
第二天的审判将是张学良政治生涯中的最后一幕，他将如何谢幕呢？他又如何舍得谢幕呢？愤慨、懊恼、委屈之余，张学良辗转反侧，彻夜难眠。
张学良是全副武装，穿着上将军衔军装，精神抖擞、威武凛然地走进法庭的，他态度从容、毫无惧色，大义凛然、振振有辞，两个多小时的滔滔不绝、侃侃而谈，谁也听不出张学良罪在哪里。这真是一场颇具戏剧化的审判：受审人的声音比审判官还大；受审人讲的道理比审判官讲的更有条理，更具说服力，张学良的理直气壮和坦然，征服了在场的每一个人，他简直就是做了一场政治报告。审判长李烈钧后来对人说起这次审判，犹对张学良称赞不已：“那简直是演戏，我不过是奉命扮演这幕戏的主角而已。张汉卿的态度光明磊落，对话直率，无所畏惧，问心不愧，无愧是张作霖的儿子！”
庭审至此，问不出什么名堂，李烈钧宣布休庭。确如宋子文所说，这个审判本来就是例行公事，判决书早已写就，少顷，审判长向张学良宣读军事委员会高等军法会审判决书，以“胁迫统帅罪”判处张学良有期徒刑10年，褫夺公权5年。
虽然在军委会受审时张学良再次重申自己“维持纪律”，“一切的惩罚我甘愿接受”，但在感情上，他还是希望能够法外施仁，重返东北军。所以在判决刚刚宣布时，他情绪很不好，似乎有自杀的念头。审判后，他被正式逮捕，在军警的武装押送下，送往和平门外孔祥熙公馆，由宪兵和特务看管，从这时开始，暗中监视变成了公开监视，张学良完全失去了自由。
对于张学良的遭遇，参加审判的人员心知肚明，却无能为力，审判长李烈钧说：“张汉卿发动西安事变，是反对蒋介石独裁，谋求全国统一，一致抗日，何罪之有？”副审判长鹿钟麟更是直言不讳：“所谓高等军法会审，只不过是蒋介石所玩弄的一套把戏，立法毁法，在其一人。”
然而，蒋介石还在接着演戏，审判的当天下午，蒋介石就向国民政府递交了请求特赦张学良的呈文，以表示他对张学良的“仁慈”。1月4日，张学良接到所谓特赦令，内称：
张学良处十年有期徒刑，本刑特予赦免，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
而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就是蒋介石本人！
南京几天来紧锣密鼓的闹剧终于收场了，张学良在蒋介石的导演下由十年徒刑体面地变成了“严加管束”，不过，“严加管束”的分量到底怎样，人们不清楚；时间到底多久更没有人去想，还是那个审判长李烈钧一语道破：“蒋以怨报德，表面上特赦了张，但实际上把张终身禁锢。”
然而，蒋介石是永远也不会承认的，他说，我与张学良的关系不能以国法公义来论，乃是如父子的私情，囚禁张学良是因为爱护他。他的修身养性功夫太差，我应该负责。
一件关系到民主政治的大事，就这样被蒋介石罩上了一层“家法处置”的外衣，是的，蒋介石下定决心要对张学良“负责”到底，从此，张学良背负着他沉重的“爱”，整整半个世纪。
第五章 剪不断，理还乱——与蒋氏夫妇的半世缘5、幽居生活中的几次交锋（1）
奉命修身养性，休问他事，读书思过的张学良，在清寂的幽居生活中，翘首盼望重归自由的那一天。蒋介石也时刻关注着张学良的一举一动，言行思想，但他却不愿意见到张学良，更不愿意放他。两人之间通过互赠礼品吐露心意，打哑谜一般，很有意思。
每个奉蒋介石之命看望张学良的人，除了劝他安心读书外，就是要他耐心等待，别无所说。一开始，张学良还会问问委员长什么时候放了他，时间长了，他也就不抱什么希望了。他深知，他们中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左右蒋介石，更没有人能够说清在“严加管束”的背后，蒋委员长的葫芦里卖的到底是什么药。因此，相见之时，不过仅仅是安慰一番，感叹一阵，至多陪着洒几滴清泪而已。
早在雪窦山时，陈布雷就奉蒋介石之命前来看望过张学良，带给张学良四大箱蒋介石亲自挑选的礼物，里面从名贵的烟酒，滋补的鱼翅、猴头，到时新的西装，进口的网球、网拍，吃穿用度应有尽有，甚至还有张学良喜欢的极少见的线装书和书法碑帖。但张学良无心细看，他关心的是蒋介石何时给他自由，所以，他直截了当地问陈布雷：“陈主任，委员长什么时候放我回西安呀？”陈布雷深知蒋介石是不会放虎归山的，但他不敢透露，只是敷衍地说：“雪窦山风景如画，你先在这儿歇息歇息，何必急着回去呢！”张学良恳切地说：“西安军情复杂，我不回去，怕出乱子啊。”他的话音里有掩饰不住的焦急，其实，张学良不知道，西安的三位一体早已瓦解，东北军东调豫皖，蒋介石正在逼迫杨虎城出国，情况远非他所能想象得到。陈布雷左右为难，他既不想欺骗张学良，又无法告诉他实情，只好听而不闻，避而不答，环顾左右而言他：“剡溪之地，山清水秀，果然名不虚传啊，溪多鱼多，好地方啊！”说着，他从箱子里拿出一竿多节的意大利进口鱼竿，交给张学良说：“张将军，委员长要我告诉你，剡溪之地有的是鱼，他希望你钓钓鱼。”张学良心事重重地说：“我哪有什么心情钓鱼啊。”“委员长这次派我来，就是劝你吃好，睡好，玩好，学好。”张学良顿时明白了蒋介石的意图，心灰意冷地说：“委员长要我在雪窦山钓一辈子鱼呀！”他的脸色一下子阴沉下来，陈布雷见状赶忙解释说：“委员长这也是为你好啊。你放心，委员长他不会忘记你们的私交，没有你张学良，关内关外就不能统一，委员长也不会做一国之君。这一切他都是牢记在心的。”张学良沉默不语，情绪低落，陈布雷见此，也不好再多说什么，坐了没一会，就托辞还有事要办，先行告辞了。
从此，钓鱼对张学良来说，成了生活的一部分。说是钓鱼，其实不过是消磨时间而已，往往一个上午就可以钓到十几条，初时，看到自己每有所获，张学良也会乐得合不拢嘴，叫大师傅煎炒烹炸一番，大快朵颐。但是，张学良毕竟是叱咤风云、征战沙场的虎将，垂钓之乐又怎么能满足他那抗日救国的鸿鹄之志呢？
时间久了，钓鱼成了一种习惯。有时，张学良长久不动，即使看见鱼儿咬钩也不去搭理，更多的时候，张学良都是钓起来，又重新放回湖里。上钩的鱼儿尚有重获自由之时，身陷囹圄的少帅却熬不尽漫漫的囚期，钓鱼，竟成了一种心的煎熬。
不光如此，钓鱼有时还是一场政治游戏。1943年，军统头子戴笠奉蒋介石之命要张学良给汪伪南京政府的军事委员、军政部部长鲍文越写信，劝他反正，为军统效劳。鲍文越原是东北军的少壮派，曾任张学良的参谋长、东北军驻南京代表。“西安事变”后，被迫离开东北军，郁郁不得志，经周佛海牵线，投靠汪精卫。张学良从国家民族利益出发，按戴笠的意思，写信给鲍文越，叫他不要认贼作父，不要“做历史罪人，好自为之”。鲍文越接到张学良的劝告信后，未加理睬。此时，张学良考虑到自己已被囚禁7年之久，失去政治权力，便借此机会向蒋介石索取一根钓鱼竿。
戴笠向蒋介石报告说：“张学良太小气，连一根钓鱼竿也舍不得花钱买。”蒋介石回答：“你懂得什么，这是他暗示我，要他钓鱼必须释放他，要给他根政治权力的钓鱼竿。”蒋介石命戴笠送给张学良一根从美国进口的高级钓鱼竿，它能长能短，能伸能缩，张学良接到后知其用意，对赵四小姐说：“老蒋要我能屈能伸！”他说罢把鱼竿折断扔掉。
1945年春，东北元老莫德惠奉蒋介石之命，到桐梓看望张学良，故人相见，自有千言万语，莫德惠给张学良带来了许多旧好和部属写的信，并转交了蒋介石送给他的一块金质怀表，张学良接过表，感慨地说：“时间已经过去10年，现在蒋先生才挂念起让我掌握时间。我看这表很好，再走10年、20年也不会停的。”想到自己被软禁10年，自由仍遥遥无期，张学良不禁心情焦虑，闷闷不乐起来，莫德惠也摸不清蒋介石的意图到底是什么，只好安慰他说：“自有佳期，君莫问。”张学良托莫德惠回赠给蒋介石一块怀表，寓意是：委员长起初说的“严加管束”十年的囚期已经到了，该是解除管束的时候了。没想到，蒋介石给他的回答是一只鸟笼，其意非常清楚，再次明示：继续做笼中之鸟吧。
半年后，1945年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付出八年时间和几千万生命的抗日战争，终于胜利了。消息传到小西湖，张学良和赵四小姐欣喜若狂，他们又蹦又跳，孩子般地手舞足蹈，热泪禁不住盈眶，他们终于等到这一天了！为争取停止内战，团结抗日，他张学良已被蒋介石软禁了10年，如今抗战胜利了，无论从哪方面讲，都应该获得自由了。那些天，张学良想的最多的就是他的自由问题，他似乎感觉到了一丝希望，一丝他期待了多年的希望。但他没有提醒任何人，他似乎觉得这个问题蒋介石自然会考虑的，他只是每天翘首以待，等待那个令他兴奋不已的消息早早地传到这个被世人遗忘的角落。但是，一个月过去了，两个月过去了，蒋介石并没有作出任何特别的表示。
赵四小姐忍不住了，她对张学良说：“汉卿，你是不是给委员长写封信，提醒他一下，现在该是放你的时候了。”张学良有些为难地说：“这种事，最好是由别人提出来，效果会好些。”赵四小姐说：“这么多年，我们远离世事，故人零落，到哪里去找别人啊！”想了一想，又说：“要不我们给委员长送件礼物去，他一定会明白你的用意的。”张学良觉得这个主意不错，但送什么好呢？
10年幽禁生活，辗转数地，身边已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了，仅有一只手枪和一块手表。送手枪，怕引起误会，只有送金表了。这块金表是张学良1934年旅欧时订购的瑞士欧米茄表厂百年纪念手表，把这个手表送给蒋介石，正好可以象征时间已到，是个好主意！
于是张学良托人把金表给蒋介石送去。蒋介石收到后，知道张学良又在提醒他时间已到，要求释放。他微微一笑，并不做正面回答，继续和张学良打哑谜，他让戴笠给张学良送去回礼。张学良很高兴，打开礼盒一看，是一本1936年的年历和一双绣花鞋，再没有别的东西，也没有信函。意思再明显不过了，蒋介石对西安事变刻骨铭心，这笔帐远还没有算完，要张学良继续做足不出户的闺中将军，安心在家读书、修身、思过吧。张学良恢复自由的希望又一次落空了。
第五章 剪不断，理还乱——与蒋氏夫妇的半世缘5、幽居生活中的几次交锋（2）
1946年9月，莫德惠再次奉蒋介石之命，风尘仆仆地来到了桐梓。他满面春风，见到张学良的第一句话就是：“汉卿，你要自由了！”
“哦，此话当真？！”张学良的两只眼睛立刻嗖地放出神采，“你说说，怎么回事。”
莫德惠喝着赵四小姐泡的茶，慢条斯理地说：“由于各界人士一致呼吁还你自由，你的旧部也一再声言，希望你重返军中，蒋委员长迫于形势，表示愿意解除对你的管束。但是，委员长让我转告你，必须接受三个条件。。。。。。”
“哪三个条件？”张学良没等莫德惠把话说完，迫不及待地插问道。
“一是你要承认西安事变是上了共产党的当；二是交还九一八事变时他在南京给你发的那封电报；三是自由后要出国居住。”
“这分明是不给我自由嘛！”张学良忍不住叫起来。
莫德惠劝张学良说：“汉卿，你要明白，你不接受这三个条件，你就不能自由。。。。。。”
“我怎么能接受这样的条件呢？！”张学良猛然站起来，激动地说，“西安兵谏，事前我没有同共产党作过任何商量，我的部下也没有人事先向他们通风报信。捉了委员长以后，形势变了，南京大兵压境，内部众说纷纭，有的部队纪律又不好，我彷徨束手，问策无人，这才电请共产党的周先生到了西安。这怎么能说是我上了共产党的当呢？”
张学良缓了一口气，接着说：“至于第二条，我就更要对历史负责了！其实，他要索回的电报何止一封？再说，电报现在也不在我手里。第三条嘛，我更不能接受了！”张学良说着说着又激动起来，“我张学良生是中国人，死是中国鬼，哪有因为爱国反而被逐出国门的道理？如果为了自由，接受三个条件，我还是张学良吗？”
虎虽囚，患犹在，老谋深算的蒋介石，一刻也没有掉以轻心，放虎归山，那不是拿自己的权力、地位开玩笑吗？张学良早就看出蒋介石的忧虑所在，他说：
“委员长大概是担心我出来后会重掌兵权，召集旧部，干扰他的军政吧？其实大可不必。我早就表示过，出去后，我可以不带兵，不问政，做个纯粹的闲人，他到哪里我就到哪里，甚至到大学里做个教书先生也行。如果连这点也见容不下，非要我出洋不可，那还我自由又有什么意义！”
自由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