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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思夜以继日，以校为家的工作劲头让苏联专家们叹为观止，他们纷纷竖起了大拇指，首席专家克洛契柯夫操着半生的中国话对张学思说：“打娃里西张，你这么年轻，整天和我们住在一起，你还没有成家吧？”张学思笑了：“我已经是三个孩子的爸爸了！”他叹了口气说：“工作太忙，顾不上家了！”
“噢——！”克洛契柯夫怔怔地望着张学思，随后竖起了大拇指，“真了不起，张。”
苏联专家的话，提醒了张学思，算一算，从去年4月去北平后直到现在，整整十个月了，他和谢雪萍夫妻俩从没照过一次面，没通过一次信，谢雪萍完全不知道张学思的下落。在此期间，张学思倒也不是没有机会途经沈阳，而是工作太忙了，他舍不得时间，所以，每次经过家门他都狠狠心，放弃了回家的机会。想到大禹治水，也才只是三过家门而不入，自己倒好，超过大禹一倍多，七过家门而不入！想到这里，张学思自嘲地摇了摇头，心上涌起了一股对妻子、对孩子、对家庭的深深的歉意和愧疚。
万事开头难。海军学校草创伊始，面临着许多难题，其中最大的问题一是师资力量薄弱；二是知识分子与工农干部之间存在着矛盾。针对第一个问题，张学思集思广益，从三个方面提出了解决方案：一是从苏联海军院校中聘请；二是从全国各高等学府招聘；三是从起义的国民党海军人员中挑选。按照张学思提出的三原则，再经过不懈的努力，海军学校的师资力量有了很大地增强，先后从清华、北大招聘了慈云桂等几十名教员，从湖南大学招聘了光学博士曹修懋、数学教授余潜修等十几位教员，大连大学也派出了十几名教师作为海校的兼职教员。对于这些新来乍到的知识分子，张学思皆礼贤下士，执礼甚恭，他逢人便讲：“古人尚懂得重金礼聘，礼贤下士，难道我们还不如古人吗？”
可是，问题也随之而来了，工农干部不理解张学思的做法，他们认为工人阶级打天下，怎么能让知识分子来坐享其成呢？这种情绪使张学思感觉到进行普遍的思想教育的重要性，于是，他分别找来许多教员、学员和机关干部谈心，了解他们的思想情况和意见要求，又召开了各种类型的座谈会和全校大会，在各种场合反复强调知识分子和工农干部必须团结一致的必要性，强调在实践中既要尊重知识分子又要发扬工农干部的优良作风。
张学思的话，使海校的全体教职员工很受教育。从此以后，知识分子与工农干部互相尊重，团结一致，形成了良好的教学气氛，大家共同为了创建强大海军的远大目标而努力工作着，学习着。
张学思的心血没有白费，工夫不负有心人，大连海校成立以后，连续不断地为海军部队输送了成千上万名优秀干部，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都作出了不平凡的业绩，涌现出了一批批的英雄模范人物，大连海校也因此被誉为“海军军官的摇篮”，这一切，无不凝聚着张学思的心血和努力。
第九章 新中国的海军大将——四弟学思8、情系新中国海军（2）
转眼进入了50年代的第二个春天，随着人民海军建设事业的发展，组建海军航空兵的任务又提到了海军党委的议事日程上来，1953年3月，张学思不负众望，被中央军委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部副参谋长，同时命他带职赴朝鲜战场见习。张学思带着几位海军干部在朝鲜考察了海岸防御和海上作战的情况，还到朝鲜人民军海军部队参观学习，与指挥员一起探讨海岸防御和抗登陆作战的方案。此次朝鲜之行，张学思受益匪浅，学到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回国后，为了尽快胜任新的职务，张学思分秒必争，抓紧一切时间如饥似渴地学习海军专业知识，他不耻下问，请海军司令部的各位业务长给他上课，向下属各部的部长、参谋请教，走到那里，他就学到那里。张学思还特别爱买书，只要是发现有航海、航舰、海军、海战方面的书籍和材料，他都想方设法购买和搜集，并且“爱屋及乌”，凡是有关海洋的书，不管是科技的、探险的、人物传记、甚至小说和科幻作品，只要和海沾上边，他照买不误。妻子谢雪萍看他买书的劲头，感叹地说：“你呀，真是全心全意爱上你所干的那一行啦！”
随着广泛、深入、大量的阅读，张学思的理论水平得到了长足的进步，但他并没有满足于纸上谈兵，为了更好的熟悉海军业务，他还经常下基层部队搞调查研究，深入到第一线了解具体情况，做到心中有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一丝不苟。在海军中，张学思赢得了工作严谨、深入细致的好评。
1955年9月，张学思被授予海军少将军衔。1956年8月，张学思又接到了组织上新的任务——到苏联列宁格勒伏罗希洛夫海军学院留学深造，这是张学思一直以来梦寐以求的心愿，他兴奋得夜不能寐。他迅速整装待发，赶往苏联。
到了伏罗希洛夫海军学院后，张学思凭着扎实的数理和外语基础，申请进入速成班学习。速成班是专为有一定专业基础的高级海军干部开设的，学的课程是浓缩的，它要求在十五个月（三个学期）时间学完本科头三年的课程，因此，张学思的学习任务相当繁重。除了学院规定的课程外，张学思还广泛地查阅了大量的海军资料，他成了图书馆和保密室的常客，他珍惜每一分钟，抓紧时间阅读、摘抄和研究，有些来不及抄，张学思就凭着非凡的记忆力背下来，回到宿舍后，再整理成文。就这样，张学思在留学期间，积累了一本又一本的学习笔记，后来这些宝贵的资料在我国人民海军的建设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在列宁格勒期间，张学思将所有的时间都用到了学习上，周末图书馆和保密室本来是不对外开放的，在张学思的强烈要求下，也破例为中国学员开放了，张学思怀着一种紧迫感在拼命地和时间赛跑，他的学习内容，早就远远超过了教学计划所规定的要求！一年一度的寒假，张学思也没有舍得归国度假，他的假期计划，早已安排得满满当当，想念妻子儿女的强烈感情，被他狠命地压制到了脑后。
张学思把自己所学到的知识，毫无保留地全部都奉献给了人民海军的建设事业。每隔几个月，他就会将自己的学习体会和当前国际上海军发展的信息写信汇报给海军首长，有的信甚至长达万言。与其说是信，倒不如说是他学以致用的论著，它对我国的海军事业的发展提出了不少有建设性的意见。这些信件，后来都成了我国海军发展规划的宝贵资料。
1957年11月，张学思以优异的成绩从速成班结业并转入本科四年级学习，1958年秋末，张学思如愿获得了伏罗希洛夫海军学院本科毕业文凭。年逾不惑的张学思用两年的时间完成了四年的学业，又一次被人们誉为“高才生”。
1961年3月，张学思升任海军司令部参谋长，肩上的担子更重了。6月，为了了解、掌握我国自行制造的潜艇的实际性能，张学思随“0三”型潜艇进行练习性远航。历经20余天的航行，张学思取得了大量第一手的资料，对国产潜艇的各项性能和优劣有了较为详细的了解，并提出了改进意见。9月，张学思又率舰艇巡逻编队，远赴西沙群岛考察、巡视，途中遭遇台风，情况十分危急，面对突发情况，张学思沉着冷静，他果断地指挥编队先暂泊永兴岛躲避风暴，最终战胜了风浪，圆满地完成了考察任务。
1963年5月对“跃进号”沉没原因的调查是张学思完成的又一项重大任务。“跃进号”出事区为公海，当时的国际形势十分复杂，一些大国的舰艇经常在这一代游弋，台湾、韩国的舰只也时常出没于此，所以，“跃进号”沉没的原因成了国际关注的焦点，赴现场调查有非同寻常的意义。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张学思和陶勇等东海舰队的领导亲自制定调查方案，反复斟酌，多次修改，对于每一个环节，例如编队航渡、搜索目标、巡逻警戒、潜水探查、空中保护、通讯保障等问题，张学思都思虑再三，周密布置。此外，张学思还逐个与潜水员谈话，使他们充分认识到任务的光荣性和艰巨性，他们纷纷表示绝不辜负党和国家付与的重托。
在国内外关注的目光下，5月18日，调查“跃进号”沉没原因的编队出航了，张学思负责岸上指挥，随时与舰队保持着联络。经过详细探查，最终查明了“跃进号”失事原因，与张学思当初的判断完全吻合，是由于偏离了航线，触到了苏岩礁上，触礁后又处置不当，致使船体损坏严重而沉没，并不是一场国际性的政治事件。
张学思赶到北京向周总理汇报调查情况，对于此次如此庞大的海上行动，从兵力部署、组织协同到通讯联络、物质器材的保证，指挥机关和出海舰队一切都做得迅速、及时、有序、无误，周总理非常满意，高度评价了海军的工作，称赞张学思是“精通海军业务、有能力、有水平的好参谋长。”
第九章 新中国的海军大将——四弟学思9、铁骨丹心（1）
光阴荏苒，时间如白驹过隙，一晃十几年倏忽而过，张学思已届知天命之年，而他倾注了全部心血和精力的人民海军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成了一支具有相当规模的海上战斗力量，看着这些骄人的成就，张学思从心底里由衷地感到欣慰和振奋。然而，正当张学思满怀踌躇，准备继续努力的时候，前进的航道上却骤起狂澜。
最早是在60年代初的一次军委会议上，时任国防部长的林彪无端指责海军：“没有把四个第一摆在第一，而是变成了四个第二。放着大路不走走小路，有现成的好药单子不吃乱开药单子，像懒婆娘管家，管得稀稀拉拉！”对于长期以来海军卓有成效的工作全盘否定。接着林彪又派李作鹏等到海军内部，拉帮结派，发展势力，形成了一个他在海军的亲信集团。在林彪的支持和授意下，李作鹏一伙有恃无恐，在海军掀起了一股股阴风恶浪，从此海军不得安宁。
他们诽谤海军党委“搞单纯军事观点”、“技术第一”，对于海军举行的军事比武和练兵高潮大肆侮蔑。针对这些侮蔑，张学思慷慨陈词，愤慨地予以强烈的驳斥。一计不成，李作鹏一伙又生一计，他们给大连海校又扣上了一顶大帽子：建校15年来，一贯执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林彪随即借题发挥，大做文章，将大连海校说成是照搬国民党旧军队、资本主义国家军队和苏联的一套封、资、修的东西，必须将这些资料和教材都统统烧掉。于是，海军第一所正规化的院校多年积累的中外图书资料就在林彪的一句话下被焚烧一空，大连海校损失惨重，正常的教学和研究工作被迫中止。
目睹如此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人间闹剧，张学思气愤、苦恼、怨懑，他恨自己无力改变这种局面，张学思历来都把全副精力投入到工作中，最不愿意介入那些无谓的争斗，但是在大是大非面前，他从来都是旗帜鲜明，坚持真理，从不回避矛盾和斗争。
1965年秋，张学思化名张昉到天津塘沽区的北塘人民公社参加“四清”运动。他身在渔村，心系海军，无时不刻不在关注着海军的命运。此时召开的海军党委会议，李作鹏等林彪死党全盘否定了海军的工作，在随后公布的会议简报上更是一派胡言，对于海军主要领导进行攻击和侮蔑，张学思看后十分气愤，他义愤填膺地说：“海军是在毛主席亲切关怀下成长起来的，成绩是主要的。他们把海军工作说得一团漆黑，太不象话了！”
1966年5月，结束了“四清”工作的张学思重新回到了海军司令部，正好赶上参加海军党委扩大会议。在此之前，林彪反革命集团已经策划制造了陷害总参谋长罗瑞卿的事件，把罗瑞卿打成了“反党分子”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代表”，接着，他们就企图以“肃清罗瑞卿影响”为名，想在这次党委扩大会议上将海军主要领导人整下去。
会议刚开始，李作鹏等就叫嚣：海军主要领导人紧跟罗瑞卿推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必须作检查，交代问题，接着，他们露骨地提出了要罢免海军的主要领导人。司马之心，路人皆知，显而易见，他们觊觎夺取海军的领导权已久。张学思既震惊又愤怒，在中央书记处和军委领导的支持下，他对林彪一伙在海军的阴谋活动进行了揭露和抨击，他义正词严地指出：“在我们军队的党委会上，竟然出现此类事件，是十分令人痛心的！这完全是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有步骤的阴谋活动！”“你们企图用欺骗的办法，作出决议，造成既成事实，去逼中央军委点头，这种企图是个阴谋，这种做法是恶劣的非法行为，必须彻底揭露，使全军引以为戒！”张学思的坚持正义，刚正不阿，让李作鹏等恨之入骨，将其视为夺权路上的绊脚石，必欲除之而后快。
不久，“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林彪反革命集团趁机大肆夺取党和国家的权力，海军自然成了他们夺权的重点目标，李作鹏当上了海军党委第一书记，海军政治委员。在这种情况下，张学思冒着被打倒的风险，坚持正义，不买李作鹏的帐，硬是顶住了李作鹏的歪风邪气。这样一来，李作鹏一伙更是将张学思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他们把他排斥在文革运动的领导之外，甚至连海军司令部的一些重要活动，也不让他这个海军党委常委过问。面对全国越来越混乱的局势，面对自己越来越危险的处境，张学思仍然坚持海军部队应保持稳定，他亲自出面组织干部和战士，日夜守卫在通讯、指挥、机要等要害部门，防止造反派冲击海军领导机关。
造反派还是越来越嚣张，眼见着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真、贺龙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一个个被打倒，张学思的心里十分愤懑和沉重，同时他也预感到李作鹏一伙是不会放过自己的，他对妻子谢雪萍说：“这场运动，我们的日子是不会好过的。但风暴既然来了，不用怕，也不用躲，迎上去，我们是坦然的。”
然而，“君子坦荡荡”的张学思碰到的是一伙不讲理的小人。1967年7月22日，在林彪老婆叶群的授意下，李作鹏等人编造罗列了两大罪状，强加到张学思头上，一是“张学思在东北工作时，与彭真、林枫等关心很好，来海军后，忠实地执行了以苏振华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二是说“张学思有特务嫌疑”，“蒋匪特务机关长期以来策反张学思”，“张学思自己写的自传中也交代接触过很多国民党上层人物，蒋匪大特务戴笠还请他吃过饭。”这份无中生有的诬陷材料，李作鹏不敢通过公开的途径送上去，他派自己的老婆将材料交给了林彪、江青和关锋。不久，李作鹏收到了林彪集团的干将吴法宪传达的林彪“旨意”，逮捕张学思。
李作鹏得此“尚方宝剑”，立刻着手布下了罗网。1967年9月11日凌晨4点，张学思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惊醒，当他接电话时，只听得一个低沉的声音通知他，说要开个紧急会议，让他马上到招待所去。光明磊落的张学思根本没有想到这是一个阴谋。当他来到招待所时，立即被李作鹏的亲信逮捕了。虽然张学思早已料到他们不会放过自己，他也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但他却怎么也不曾想到，他们运用的竟是如此卑鄙和下流的手段。
张学思被关进了北郊的一个营区里，失去了自由。他的心里充满了屈辱和愤怒，他扪心自问，对党无愧，他先后三次给李作鹏和海军党委写了质问信，但都得不到任何回音。在那个黑白混淆的内乱年代，根本就没有什么法制和人权可讲，李作鹏一伙到处散播“张学思是特务”的谣言，想先发制人，把张学思一下子置于死地，然后，再从张学思身上挖出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