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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新中国的海军大将——四弟学思9、铁骨丹心（2）
李作鹏从张学思身上找不到缺口，就另打起主意来。一天，一伙人突然闯入张学思家中，逼问谢雪萍，1961年参加西安事变二十五周年招待会，是哪里通知的？什么人主持的会议？讲了些什么话？有什么活动？一股怒火涌上了谢雪萍的心头，她一下子就明白了这伙人的用意，他们是冲着周总理来的！
他们要调查的事件，指的是1961年12月12日由周总理主持举行的西安事变二十五周年招待会。那次招待会，张学思夫妇和杨拯民夫妇都应邀参加了，席间，周总理代表党中央和毛主席，表达了对西安事变，对张学良、杨虎城两位爱国将军的怀念之情。会上，张学思异常激动，在给周总理敬酒时竟泣不成声。周总理也流下了热泪，他深情地对与会者说：“二十五年了，杨先生一家四口牺牲了，张先生还囚禁在台湾，没有自由，怎能使人想起他们不落泪呢？”高崇民先生有感而发，即席赋诗一首，诗中有“座中诸君都健在，一人憔悴在东南”之句。周总理说，憔悴二字消极，不符合张将军的性格，应该说一人奋斗在东南。张学思闻言过度激动，竟致未能终席。散席后，周总理还特地到休息室去看望他，劝慰再三。
想到这伙人居然要对敬爱的周总理下手了，谢雪萍怒火中烧，她愤慨地说：“要调查，你们到周总理办公室去，那里有记录！”来人见施诡计不成，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面对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暴力压迫，张学思始终正气凛然，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针锋相对地进行不屈的斗争。虽然身陷囹圄，但张学思始终相信党，相信组织，他给周总理和毛主席又写了申诉信，但这些信件都被李作鹏一伙截留、扣压下来，他们生怕他们的阴谋败露，千方百计地严密封锁消息。谢雪萍和子女也曾给周总理、毛主席写过信，但同样也被没收，落到了李作鹏一伙的手中。
为了彻底整倒、搞臭张学思，李作鹏一伙采取了群众斗争和专案审讯相结合的办法来压服张学思，从1967年10月25日开始，连续十几天，张学思被拉到海军大院进行批斗，批斗之后是提审，搞连续作战，丧尽天良地想以此威逼张学思屈服。不料，张学思不但不屈服，反而逐条批驳了他们捏造的种种罪名和“证据”，驳得痛快淋漓、驳得李作鹏一伙哑口无言、目瞪口呆。张学思历经磨难，还是誓不向恶势力低头，他奋笔疾书“为了案徇情编造事与愿违，愿身殉共产主义万死如归”，表达了绝不向淫威妥协，更不寻个人苟安的高洁志向。
林彪反革命集团要把张学思置于死地是铁定不变的方针，但张学思誓不妥协的铮铮铁骨让林彪反革命集团既恨且气又怕，他们又进行了多次的内查外调，可是假案毕竟是假案，是经不起调查的，所以他们搞了几年还是一无所获，最后，连“专案组”也认为没有再调查的必要了，请示排除张学思的“特嫌”问题。林彪集团十分清楚，张学思不是一般人物，中央首长都熟悉他，如此下死力地整了两年还整不倒他，岂不自找倒霉！所以，李作鹏十分露骨地对“专案组”说：“你们搞不出问题来，是不是还要把张学思请回来当参谋长！”于是，专案组对张学思在政治迫害的同时，更施以生活折磨和人身摧残。
非人的折磨，使张学思患上了严重的关节炎、失眠症和胃病。由于得不到及时的治疗，病情越来越重，到1970年2月时，他甚至连路都走不动了，哮喘非常严重，耳朵几乎也全聋了。张学思知道自己的病是长期缺乏营养造成的，他想吃点香肠、吃点酸菜都遭到拒绝，甚至想吃土豆，他们也都推说没有，他要求住院治疗。专案组被迫让他进了医院，检查结果，果然是重度营养不良引发的全身血行播散性结核和肺原性心脏病。如此重病，可惨无人道的林彪集团还是没有停止对他的迫害，他们以防止张学思“自杀”为借口，把病房的门窗都关得紧紧的，窗户拧上铁丝，灯泡换上大瓦数，整夜照得张学思无法入睡。
张学思病重的消息传到周总理耳里后，周总理不顾自己也非常困难的处境，指示全力进行抢救。可李作鹏一伙对此指示置若罔闻，张学思的病情迅速恶化。1970年5月29日9时13分，张学思终因肺部空洞破裂，呼吸功能衰竭，心肌衰竭，不幸逝世，年仅54岁。
在此之前，他还曾留下遗言：“我非常感谢毛主席和周总理。”“关于我的问题，一个是党籍问题，我是自觉自愿参加共产党的，不是混进共产党的。”“另一个是东北问题，我不知道彭真在东北做了什么错事，我也没有跟彭真做过什么错事！”“还有，说我与国民党特务机关有联系，这完全是政治诬陷！”“我相信在共产党领导下，问题迟早会弄清楚！决不能罚不当罪，罪不当罚！”临终之前的张学思最后一次表达了他对党的深厚感情和对真理的信念，对林彪反革命集团诬陷他的几个主要问题，再次做了明确的否认。
弥留之际的张学思最后留下的是“恶魔缠身、恶魔缠身”八个大字！怀着对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无比愤慨，张学思溘然长逝。
第九章 新中国的海军大将——四弟学思10、历史自有公断
历史不容抹煞，善恶终有鉴别。
1971年9月13日，林彪一伙折戟沉沙于温都尔汗的戈壁滩上，落得了应有的下场，这是历史的报应，闻知者无不拍手称快。与此同时，谢雪萍和子女们也开始四处奔波，为张学思的平反而努力。张学思的子女上书解放军总政治部，要求对张学思的问题作出结论，但由于当时林彪反革命集团余孽尚存，“四人帮”淫威正盛，上书如石沉大海，不了了之。次年4月，谢雪萍再次致函毛主席，报告张学思受迫害的情况，她亲自将信送到中南海，终于如愿地转到了毛主席手里，毛主席阅后，亲笔批示“送叶剑英同志阅处。”叶剑英立即指示总政治部“认真复查，以便正确处理。”复查结果表明，李作鹏一伙捏造的罪名完全是子虚乌有，所谓的证据也破绽百出，自相矛盾，复查组作出了应为张学思同志平反、恢复名誉的结论。
1975年初，党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了海军的复查结论。4月8日，海军召开了给张学思同志平反、恢复名誉的大会。4月19日，张学思的骨灰被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粉碎“四人帮”以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路线，拨乱反正、纠正冤假错案被提上了历史日程。张学思的冤案又一次重新审查，1980年12月，终于得到了公开的彻底的平反昭雪。张学思的家属得到了妥善安置。对张学思最为思念的老母亲，海军党委给她请了一位服务员，照料她的生活。周总理对张学思的老母亲十分关怀，他亲笔在海军党委的报告上，将补助“一定”的生活费改称“足够”的生活费。许老夫人对党和国家也始终是一片赤诚之心，当她得知爱子已经去世的消息后，曾痛不欲生，接连三天不吃不喝、痛哭流涕，但在党和国家的关心下，在儿媳谢雪萍的竭尽孝道下，老人家很快就平静了下来。当张学思的三姐从美国来看她时，许老夫人告诉女儿说：“国家对我照顾得很好，你不要挂心。”许老夫人最后以九十的高寿离世。张学思如英灵有知，当含笑九泉！
张学思共有子女6人，分别是张先毅、张仲群、张晓晓、张啸啸、张乐然、张子京。他们现在有的住在北京，有的住在香港。
第十章 其他兄弟姐妹1、一母同胞的二弟学铭
张学良兄弟姐妹14人，男女分别排行，在兄弟中张学良居长，其下有弟弟7人，即张学铭、张学曾、张学思、张学森、张学浚、张学英、张学铨；姐妹6人，大姐张冠英，妹妹张怀英、张怀卿、张怀曈、张怀曦、张怀敏。
张学良的二弟张学铭，字西卿，和张学良同为张作霖的原配夫人赵氏所生。虽是一母同胞的亲兄弟，但张学铭和大哥张学良境遇相差十万八千里，张学良从出生开始就倍受张作霖宠爱，一直以来望子成龙，寄予厚望。张学铭则完全相反，他刚一出生就犯了张作霖的忌，从此饱受冷落，不被张作霖所喜。
原来，张作霖是个非常迷信的人，1908年张学铭出生的那天，张府看门人老薛头午睡做梦，梦见一个小喇嘛，直冲进院内，恰在此时，张学铭降生了。老薛头从梦中惊醒，起身追赶，被张作霖迎面碰上，张作霖见他慌慌张张，就问：“跑什么跑，进来做什么？”老薛头回答：“见一小喇嘛进了院，因此我才追了进来。”张作霖一听，就很不高兴，骂道：“这小子，找我算帐来了。”原来，早年张作霖办团练时，曾经枪杀过一个匪帮内的小喇嘛，迷信的张作霖认为刚降生的儿子是小喇嘛转世，来向他索命的，所以，无辜的张学铭刚出生，就不被张作霖所喜爱。1910年，学铭两岁时，赵氏带着他从新民府来到奉天找张作霖要钱，晚上学铭哭闹起来，住在另一厢间的张作霖被吵醒了，不由分说就把学铭痛打了一顿。学铭才两岁，本来两岁的小孩夜间啼哭是很正常的事，不应该大动肝火，但张作霖因白天赵氏要钱而将怒火发泄在学铭身上，他之不喜学铭也可窥见一斑。
后来张作霖依靠日本人的帮助，掌握了东北大权之后，他的势力得到不断膨胀，日本人担心他的势力过于强大，恐怕难以控制，就假惺惺地建议张作霖送一个儿子到日本去留学，实际上是作为人质。正在读中学的张学铭因一向为张作霖所不喜，遂被选中派往日本，进入陆军步兵学校学习。大哥张学良倒是很关心这个在异国求学的胞弟，经常写信鼓励他发奋学习，增长才干，曾写过如下一信：
二弟手足：前函谅达。弟能知在异邦奋勉，不贻国人之羞，不丢父兄之脸，兄甚喜。我弟论起东瀛人士，皆努力前程，非同吾国之军阀官僚，日以大烟麻雀为生活者可比，兄闻之更快甚，觉我弟知识高进矣。但望我弟永远保守此种思想，将来学成归国，勿践旧官僚之臭习，是为切妥。。。。。。。切望弟勿入学习院，那是贵族式学校，要知我兄弟力谋平民生活，勿染贵族教育习惯，为盼。我们将来要为中华民族造幸福，不是为个人谋荣华富贵也。盼弟在东瀛留心他们平民生活状态，研究他们一般社会的真精神。弟有什么感触，常常以告兄为盼。
后来，张学铭学成归国，先在东北军任职。1930年10月，他就任天津市公安局局长，1931年3月，出任天津市市长，兼任公安局局长和东北政务委员会财务整理委员会委员。对于他出任天津市长这件事，张学良非常生气。张学铭因为从小不受父亲喜欢，不被重视，和一母同胞的大哥有天壤之别，心里自然不服和不高兴，此时大哥又继承了父亲留下的大业，主政北平，他认为大哥的一切来得都太容易了，是白捡来的，张学良跟弟弟说，你哥哥能有今天，是把脑袋拿下来干，是拿命换来的！但张学铭不信，老是觉得大哥太顺利了，张学良说他是“欲大胆小，有好处就来”，会做表面功夫，“常常把人哄得好好的”。
张学良主政北平时，本来对天津市长的人选早已确定。但吴铁城出于私利，保举了张学铭当市长，他上报中央政府，在张学良不知情的情况下，中央突然发布了任命张学铭为天津市长的命令。吴铁城此举，有两个目的：一是送张学良人情，因为他与张家两兄弟关系都很好；二是他要拉拢张学铭，想以后多知道点内幕消息。张学良对此事十分生气，他本来是有权否认的，他只要给蒋介石打个电报就可以顶回去，但他考虑再三，他要是顶回去，张学铭不乐意倒也罢了，可吴铁城就完蛋了，蒋介石肯定不会轻饶他的。所以，张学良思虑再三，还是没有顶，默认了这个事实，不过，他后来说，这是他平生最抱歉最难过的事。
张学铭的原配夫人姚氏，是张作霖包办的婚事，两人成婚后长期感情不和，终致离异。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张学铭愤而辞去天津市市长一职，出国到欧美游历。在德国，他遇见了曾是北洋政府代总理的朱启衿的女儿朱洛筠，说来这朱洛筠也算是老朋友了，在天津时，他们常出入于大型的娱乐场所，曾是共同娱乐的伙伴。此次异国相逢，他乡遇故知，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后来两人一直交往密切，终于结成百年秦晋。无独有偶，朱洛筠还曾是赵一荻的同学和闺中至友，此时密友成为妯娌，交谊更深了一层。后来，当朱洛筠得知赵一荻甘愿抛弃舒适的生活，无怨无悔地陪伴张学良幽禁时，作为同学、至友、妯娌的朱洛筠对她敬佩万分，她曾公平地评价：“我总觉得我们张家所有的人，都对赵一荻欠情很多。在张学良将军被软禁，长期处在逆境的日子里，我们张家的人，不管心肠多么好，有谁能伸出一只援助的手，帮助他做点他需要做的事呢？只有赵一荻，她牺牲了自己的一切，全身心地陪伴、照顾着张学良。数十年如一日，多么不易！我们张家所有的成员都从内心敬佩她感激她！”
1937年，张学铭才从巴黎辗转得知国内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以及大哥被软禁、拘押的消息，在为大哥担心的同时，张学铭又感到深深的自豪，他很想亲见大哥一面，但是一时无法脱身，只好在异国遥寄思念之情。直到1941年，张学铭夫妇才得以携子张元冲、张鹏举从香港转道回到祖国。1945年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政府曾任命张学铭为东北保安司令部参议室中将主任、东北行辕参议室副主任、中将总参议等职，但张学铭一直住在天津，从未上任。
新中国成立后，张学铭一家得到了党和国家的热情关怀。1950年，张学铭进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并参加了土地改革运动，毕业时，他希望能做一名真正的劳动者，自食其力，并提出愿意管理公园，于是，组织上就任命他为天津人民公园管理所副所长。后来，张学铭又曾担任过天津市政工程局副局长，还曾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文革”期间，由于周总理的保护，张学铭一家基本上没有受到冲击，每当回忆起这段经历，张学铭对周总理总是感念不已。
粉碎“四人帮”以后，张学铭又先后担任了天津市政协常务委员，民革天津市委员会主任，民革中央委员会委员等职务。虽然年事已高，但几十年来，对大哥张学良的思念却没有稍减，而是与日俱增。每每忆及大哥，他便禁不住情绪激动，热泪盈眶。每年六月张学良生日时，张学铭总会按照传统习惯，在家里摆上寿桃，举行寿宴，领着全家人吃长寿面，遥祝大哥平安，康健。每次一提起大哥，张学铭总会愤然道：“我大哥被老蒋关了几十年，至今还被软禁在台湾，我们在大陆的一家子老小盼了一年又一年，就是不得见面！多少年来，我只能在梦中与大哥相会。”
1978年2月，在全国政协第十五届全委会第一次会议上，张学铭从怀念周总理说起，又情不自禁地提到了大哥张学良，他情绪激动地说：“我大哥被蒋介石软禁，已经是第四十二个年头了。我大哥几十年来身陷囹圄，孤零零在台湾度日如年，真是苦海无边哪！我们弟兄都老了，难道要我们都到了阴间后，才得以骨肉团聚吗？祖国统一、亲人团圆，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我每每想到这些，就气愤、不平、伤心，心里不是滋味！我。。。。。。”激动万分的张学铭气喘吁吁，老泪纵横，他哽咽着再也说不下去了。在座的许多政协委员们也都鼻子发酸，感慨万千。
1982年，张学铭已身患重病，病榻上他仍念念不忘身在台湾的大哥。从一本海外出版的中文杂志上，张学铭看到了大哥访问金门的消息，并看到了大哥用望远镜眺望祖国大陆河山的照片。四十多年未见，大哥也垂垂老矣！张学铭感慨良多，他悲伤地说：“为什么不放我大哥回大陆，而要摆弄什么望远镜呢？再说，可以让我去看望大哥嘛！我什么都不怕，单枪匹马一个人去也敢，就看台湾当局肯不肯放我进去。我张学铭今生见不着我大哥，作鬼也要去一趟台湾！”听者无不低头垂泪。
可惜骨肉相聚的心愿未了，张学铭便于1983年因肝硬化而溘然长逝，临终前，他留下遗言嘱托儿子张鹏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