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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克现在的工作是法医官，经常跟法庭打交道，代表纽约州法医总署到各地做专家证人。他告诉我他很喜欢作证。他很有创造力，尽管老不用在正事上，而且冒险成瘾。你现在对这案子的前景很悲观，也许他能突发奇想，找出一条生路来。”
“我不知道他能有什么办法。”
“我也不知道，所以之前我也不敢提这个建议。”
“哎，他是你哥。这事由你决定。”
“我再想想吧，”亚历克西斯说着看了看表。“时间不多了。你确定不要吃点什么？”
“你不说我倒不觉得，这一出了法庭，肚子反而叫起来。我这会儿想来一块三明治。”
他们站起身来，克雷格紧紧抱住妻子，很长时间不放手。对她的支持，他真的非常感激。这让他对自己案发前的行为更加内疚。她说得对，他确实有能力将自己的思想分块处理。他将自己的职业生活与家庭生活完全分开，太强调职业生活了。他祈祷自己还有机会重新找到两者间的平衡。
第四章马萨诸塞州，波士顿
2006年6月5日，星期一
下午1：30“全体起立，”法庭文书高声叫道。
法官马文·戴维森穿着黑色长袍，迅速走出内庭。此时，法庭壁钟的指针恰好滑过1点30分。
太阳已经走到天顶，有一部分百叶窗已经放下来了，阳光照在六英尺高的橡木护墙板上。隐约可以看到一点城市的轮廓，还有一角蓝天。
“请坐，”法官落座后，法庭文书高声喊道。
“你们都吃过午饭了吧，”法官问陪审团。大部分陪审员都点点头。
“我想也没有人以任何方式讨论过本案吧。”所有陪审员都摇摇头。
“很好。现在由被告律师做开庭陈词。宾厄姆先生请。”
伦道夫从容地站起身，走到讲台前，将笔记放好，然后整理了一下深蓝色套装上衣和白衬衫的袖口。他身高六英尺有余，站得笔直，手轻轻扶着讲台边，手指纤长。他头顶上的每一根银发都服服帖帖，梳得一丝不乱。他的领结系得恰到好处，紫色的底上散落着哈佛盾形“真理”徽章。他浑身散发着天生的优雅、纯净，站在破旧的法庭上，如同妓院里的王子。
克雷格不由自主地被他镇住了，有那么一会儿，他甚至重新觉得伦道夫与托尼·法萨诺的对比也许是件好事儿。伦道夫给人父亲的感觉，或者说是总统，是外交官。谁会不相信他？可接着克雷格的目光转移到陪审团，从肌肉发达的消防员看到水管工助理，然后是不走运的小商人，都是满脸厌倦，跟听托尼·法萨诺演讲时完全不一样。还没等伦道夫开口，克雷格这点乐观情绪就像烤盘上的水一样蒸发了。
不过，这种转瞬即逝的想法也没什么坏处。至少证明了亚历克西斯的建议有道理，确实需要调整思维方式。所以克雷格闭起眼睛，想象他和莲娜冲进卧室的时候，佩欣斯·斯坦霍普正躺在床上。他想到自己看见她浑身发绀，非常震惊，迅速做出反应，并尽全力抢救她，直到确定她无法复苏为止。过去八个月里，他已经把这个过程回想过无数次了。过去几年里，曾经有几个病例让他回想过程中觉得自己有些步骤值得商榷。可佩欣斯·斯坦霍普的抢救过程完全符合标准。他相信即使再次遇到当天的情况，他也会采取同样的处理方法。他没有玩忽职守。这点他非常肯定。
“陪审团的女士们，先生们，”伦道夫缓慢而清晰地说。“你们已经听过一场很特别的开庭陈词了。发言人自己承认在治疗失当案领域没什么经验。这是一场别具匠心的表演，一开始就用恰到好处的自贬博大家一笑。我没有笑，因为我看出了他的企图。我不会耍这种伎俩来降低你们的身份。我只会告诉你们事实，你们在听到辩方的证词之后，也会逐渐看清事实真相。与原告律师不同的是，我为好医生好医院辩护已经30年了。在我参加的庭审中，从来没听过法萨诺先生这样的开庭陈词。他的发言在很多方面对我的当事人，克雷格·博曼大夫进行人身攻击。”
“反对，”托尼跳起来大声喊道。“证据不足，且有煽动性。”
“法官大人，”伦道夫突然插话。他很恼火，伸出一只手，朝托尼的方向挥了一下，像是赶走一只小昆虫。“能走近法官席吗？”
“当然可以，”戴维森法官怒气冲冲地回答道。他挥挥手，让双方律师都到法官席前来。
伦道夫大步走到法官席前，托尼紧跟其后。“法官大人，您让法萨诺先生在开庭陈词时自由发挥，我希望能有同样的待遇。”
“我只是向陪审团描述了接下来的证词想说明什么，开庭陈词不就是这个目的吗？而你，宾厄姆先生，每十秒钟就反对一次，企图打断我的思路。”
“上帝啊！”戴维森法官抱怨。“这不是审理一级谋杀案啊，”法官说。“这是审理治疗失当案。开庭陈词还没结束，你们就已经水火不容了。照这个速度，几个月也审不完。”他停了一下，让双方体会他的意思。“我警告你们，我想速战速决。明白吗？你们都很有经验，知道什么该说，也知道对方能接受什么。所以控制一点，只讲事实。
“至于刚才的反对，宾厄姆先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确实因为法萨诺先生有煽动性说法提出过反对，他也完全有权利做同样的事。法萨诺先生，我确实给了你很大空间，让你自由发挥，如果你的证词无法证明你方的观点，那就只有求上帝保佑你和你的当事人了。我也会给宾厄姆先生同样自由发挥的权利。我的话，你们听明白了吗？”
双方律师都顺从地点点头。
“那好！我们继续。”
伦道夫回到讲台。法萨诺回到原告席坐下。
“反对有效，”戴维森法官大声说，以便让法庭书记员听到。“庭审继续。”
“陪审团的女士们，先生们，”伦道夫说，“在审理治疗失当案时一般不讨论动机。通常需要讨论的是被告是否达到医疗标准，即在处理病患时，被告是否具有，并且使用称职的医生在同样情况下会使用的医学知识和技能。大家已经注意到了，法萨诺先生的开庭陈词并没有说明辩方专家证人证实博曼大夫没有正确使用医学知识和技能。那么，法萨诺先生既然提出被告玩忽职守，就必须提出动机。而我方证人会证实，从博曼大夫在意识到佩欣斯·斯坦霍普病情的严重性那一刻起，就做出及时正确的反应，并竭尽所能抢救患者的生命。”
亚历克西斯听了伦道夫的分析，频频点头。她很满意，觉得律师的思路非常清楚。她的目光转向克雷格。现在他至少坐直了。她希望从她坐的地方能看到他的表情，可是不行。她又看了看陪审团，随即她对伦道夫的信心开始消退。陪审团的反应与托尼发言时不同，太放松了，似乎伦道夫的发言不足以让他们集中注意力。接着，像是为了证实她的担心，水管工助理津津有味地打了个长长的哈欠，其他陪审员也跟着打起来。
“举证责任归于原告，”伦道夫接着说。“辩方负责驳斥原告的指控，并对原告证人的证词做出回应。既然法萨诺先生暗示动机是他的主要策略，则我方，即被告方，也必须做出相应调整，由我方证人证明博曼大夫一生对医学的执着和他为此做出的牺牲。他4岁就得到一个医疗箱玩具，从此就致力于做最好的医生，为病人提供最好的服务。”
“反对，”托尼说。“博曼大夫学生时的执着和牺牲与本案无关。”
“宾厄姆先生，”戴维森法官问。“你的证人证词能否说明博曼大夫对佩欣斯·斯坦霍普的执着和牺牲？”
“当然，法官大人。”
“反对无效，”戴维森法官说。“被告律师请继续。”
“不过在提出我方的辩护计划之前，我想先解释一下博曼大夫的行医方式。法萨诺先生称之为‘管家医疗’，并暗示这个名称有贬损性涵义。”
亚历克西斯回头看看陪审团。她很担心伦道夫的措辞，暗想有多少陪审员能听懂贬损和涵义这两个词。即使陪审员能听懂，也会觉得虚伪、做作。她看到的景象让她心寒：陪审员个个像蜡人一样，毫无反应。
“但是，”伦道夫一边说一边用精心护理过的纤长手指点着空气，像在教训一群淘气的孩子。“‘管家’一词本意是指帮助或服务，不含任何贬义。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才有人将它和顾问医疗联系起来，因为顾问医疗也需要预付一点费用。你们将听到几位医生的证词，证明这种行医方式的初衷是为了在初诊和复诊时多给病人一点时间，这样病人就可以享受普通人梦寐以求的医疗服务。证词还将表明，管家医疗所提供的服务正是所有医生在医学院里接受训练时期待的医疗方式。证词还将证明，之所以会出现管家医疗，正是因为传统的行医方式将看病人数和收入挂钩，迫使医生通过增加单位时间门诊人数的方法来提高收入，降低成本。我给你们举几个例子。”
伦道夫一提到医疗成本，亚历克西斯就本能地站起身来，跟旁边的人连声说抱歉，一点点顺着旁听席的座位往中间过道平移。她的目光与那个酷似托尼·法萨诺的男人有短暂接触。当时他就坐在过道对面的座位上，目不转睛地盯着亚历克西斯，面无表情，让她不寒而栗，不过这种恐惧转瞬即逝。她朝通往大厅的门走去，轻轻推开，尽量不发出声音。不幸的是，沉重的大门发出一声巨响，整个法庭都听见了。她窘了一阵子，然后进了大厅，往宽敞的电梯口走去。她找了张皮沙发坐下来，从包里翻出手机，然后开机。
她觉得大厅里信号不好，于是乘电梯下到一楼，出了法庭来到户外。灿烂的阳光让她眯起了眼睛。法庭门口几个人在抽烟，搞得烟雾缭绕。为了避开这股烟味，她又紧走了几步，直到周围没人才停下来。她靠在栏杆上，手提包夹在腋下，开始翻手机里的通讯录，找到她哥的信息。因为现在是下午两点多，她决定打他纽约市法医总署办公室的电话。
电话接通了，亚历克西斯试图回忆最后一次给杰克打电话是什么时候，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了。可能是几个月以前，要么就是半年前，当时她正为家里混乱的局面伤脑筋。不过，即使之前家里没出事，她和杰克的联系也是断断续续的，没什么规律。其实她和杰克小时候非常亲密，现在发展成这样她也很难过。杰克一直不顺，特别是15年前，他妻子和两个女儿（一个10岁，一个11岁）死于空难。当时杰克正在芝加哥接受法医病理学培训，她们从伊利诺伊州香巴尼的家中前去探望，回程就遭遇空难。十年前，杰克把家从芝加哥搬到纽约。当时亚历克西斯还暗自高兴，觉得这下兄妹俩终于可以经常见面了。可是，正因为她跟克雷格说到的原因，杰克与他们还是很疏远。他仍然没有摆脱空难的阴影，而亚历克西斯的三个女儿会让他想起自己失去了什么。亚历克西斯的大女儿特蕾西就是空难一个月后出生的。
“最好是要紧事儿，索丹诺，”杰克接过电话，连招呼都没打就说开了。“我给你搅的，啥事儿都干不了。”
“杰克，是我，亚历克西斯。”
“亚历克西斯！对不起啊！我以为是我那个纽约警察局的朋友呢。他刚才在车上用手机给我打了好几个电话，信号不好，老断。”
“你在等他电话吗？那我过会儿再给你打。”
“没事儿，我可以过会儿跟他联系。我知道他要尸检结果，我们还没搞出来呢。他是被我们惯坏了，光知道尸检对破案有用，可尸检要花时间，哪能一夜就出结果呢。你有啥事儿？你能打电话来，真好。我从来没想到能在这个时间接到你的电话。”
“很抱歉在你工作的时候给你打电话。你现在说话方便吗，不是还有个警察局的朋友等着你出结果吗？”
“说实话，确实有一屋子的病人等着我呢。不过既然他们都死了，多等一会儿也无妨。”
亚历克西斯笑起来。杰克这种全新的带点讽刺的幽默感，她也只领教过几次，不过跟他以前的风格很不一样。他一直都挺幽默的，但以前比较含蓄，而且说实话有时候不太好笑。
“豆城波士顿当地有一道菜是采用烤豆、咸肉和蜜糖制作的，非常有名，自此这里又被称作豆城（Bean Town）。一切都好吗？这个时间打电话可不是你的风格啊。你在哪儿？在医院吗？”
“不在。其实我想说我挺尴尬的，我都不记得上次给你打电话是什么时候了。”
“大概八个月以前吧。当时你告诉我克雷格回家来住了。我记得我当时跟你说这不是什么好事。因为我一向觉得克雷格不是个顾家的人。我记得跟你说过他是个很好的医生，但不是好丈夫、好父亲。如果这些话伤害你了，我很抱歉。”
“你的话让我吃了一惊，不过我没有觉得受什么伤害。”
“因为之后你就不跟我联系了，我以为你觉得受伤害了。”
既然你这么想，为什么不给我打电话呢？亚历克西斯心里想着，可没有说出来。她只是说，“既然你问到了，我想我得说豆城这边情况不太好。”
“你这么说我很难过。不是我当时说的什么话应验了吧？”
“不是，克雷格还在家。我记得上次好像没跟你说有人起诉克雷格治疗失当。”
“嗯，你确实没说。这是在他回家之前还是之后？”
“这段时间我们真是太难了，”亚历克西斯说，故意回避杰克的问题。
“我能想象。我不能理解的是，克雷格对病人这么负责，怎么还会有人起诉他治疗失当。不过，现在医患关系普遍紧张，到处都在闹治疗失当，是医生都有可能成被告。”
“庭审今天刚开始。”
“噢，祝他好运。他一直想做最好的医生，这次等于是遭到公开谴责。我想他一定不好受吧。”
“你这么说算是客气的了。任何一个医生被人起诉医疗失当都不好受，克雷格自尊心那么强，所以尤其难办。他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了。过去这八个月对他来说简直是地狱。”
“你和孩子们怎么样？”
“都不容易，可还能对付，除了特蕾西。15岁本来就够难的了，又加上这事儿，就更糟了。她当时就不能原谅克雷格抛弃我们，还跟秘书搞在一起。她心中父亲的形象破灭了。梅根和克里斯蒂纳好像没受什么影响。你也知道，克雷格本来就没在她俩身上花多少时间。”
“你和克雷格现在怎么样？恢复正常了吗？”
“我们的关系原地踏步。他现在睡客房。等结案以后再说吧。我挺实际的，知道他现在没心思管这些。说实话，他快应付不了了，我也是因为这个才给你打电话的。”
一阵沉默。亚历克西斯吸了口气。
“是缺钱吗？没问题，”杰克很爽快。
“跟钱没关系。问题在于这案子克雷格很有可能会输。而且正像你说的，这种公开谴责很有可能让他失衡，换句话说，他很有可能崩溃。如果真是这样，我和他的关系可能就无法挽回了。我想这对克雷格，对我，对孩子们都是个悲剧。”
“你还爱着他？”
“这问题太难回答了。这么说吧，他是我女儿的父亲。我知道大家都觉得他不是个好父亲，也不是传统故事书里说的好丈夫，可他挣钱养家，而且对家人很好。我一直觉得他已经尽力爱我们了。他是医生中的医生。医学就是他的情妇。从某种程度来说，克雷格是体制的受害者。从决定当医生起，他就一直努力做到最好，一直在竞争。总是有数不清的考验，数不清的挑战。他很在乎职业上的褒奖，而社会上传统意义的成功对他来说其实并不重要。我认识他的时候就清楚这一点，我嫁给他的时候也明白这一点。”
“你当时认为，总有一天他会变的，对吧？”
“也不是。说实话，我直到现在都很崇拜他这种执着和献身精神。也许跟我的天性有关，不过现在说这个有什么用呢。”
“你说的这些，我也没什么好跟你争的。我自己也经历过类似的培训体系，也有过相同的压力，所以对克雷格的个性，我跟你的感觉差不多。只不过我没你表达得那么清楚。也许你是心理医生，在这方面有特长。”
“应该是吧。我就是研究人格障碍的。跟克雷格结婚之前，我就知道他有自恋倾向，现在可能已经发展成了人格障碍，并搅乱了他的生活。问题是我无法说服他去看心理医生。这也不奇怪，自恋的人通常都不愿意承认自己有缺陷。”
“而且也不喜欢求助，因为他们觉得依靠别人代表脆弱，”杰克说。“这些我都经历过。大部分医生都有点自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