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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从未想到过要同他们所面对的现实周旋或妥协，对于他们俩来说，现实是一道死亡之墙，他们在热恋中根本就对它视而不见，但在深深的心底，两人都知道墙是越不过去的。虽然朱丽叶也曾抱着幻想喝下神父调制的安眠药，罗密欧也曾怀着希望在外地苦等，那只是出于生的本能。从一开始，两人不约而同的对这爱情的预测便是以“没有好结果”，“大不了一死”这样的基调为前提的。知道自己很可能死，却还要惊天动地地爱一回，这是青春爆发的热力绘出的风景，在这眩目的风景面前，死亡隐退了。谁不愿意享受幸福？由此可以推测出他们所处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生存环境，或许就正是这样的生存环境，才会产生如此凄美纯净的爱情，因为只有这种极致的爱可与它抗衡，否则爱就根本不能存在。由此又令人想到作者的爱情理想正是他对于爱情处境的自我意识，想到人如果不能如剧中的主人公那样拼死一搏便什么也不是，古往今来都是如此。面对死亡的爱在现实中是很难行得通了，但在艺术的生存中，我们仍然可以一次次演习罗密欧与朱丽叶的不朽的故事，用我们的热血一次次向这个充满了恶的世界发出宣言。
《拯救与逍遥》修订本前言
？ 刘小枫
一九八四年冬天，北京下了一场听说多年不见的大雪。我第一次见到雪。
硕士论文答辩前，我已决定毕业后离开北京去深圳大学教书。一天，即将出任深圳大学中文系主任的北大教授乐黛云先生找我去，兴致勃勃大谈开拓比较文学研究，说设计了一套丛书，由湖南文艺出版社承印，希望我写其中的比较诗学。
我虽是美学“专业”出身，但这专业已令我冷淡。我告诉乐教授难以从命。
乐教授宽厚、豁达，对我一向很好，但也固执，不许我推辞。碍于情面（而且是未来的系领导）不便坚辞，又实在不愿勉强自己，我想出一个变相的托辞：要写也只能按自己的想法写。乐教授问也不问我将要写什么样的“比较诗学”，就答应了，令我再找不出托辞。
书稿在八七年杀青交稿后，出版社很快拒绝了，理由充分：攻击鲁迅是不允许的、宣扬基督信仰是不允许的、冒充比较诗学是不允许的。
出版社的拒绝令我愉快。因为，八六年残冬，我去北京出差，寄宿在甘阳的小平房。甘阳读了刚刚写成的第一章〈“天问”与超验之问〉（若干年后被译成英、德文）兴奋莫名，非要纳入他泡制出的“人文研究”计划，我正犯愁如何摆脱原出版社的契约。对本书的思想立场和语言风格，甘阳都不赞同，却大加推崇，迄今不晓得居心何在。
一九八八年本书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印行（90年台湾出了两个不同的繁体字版，其中一个版本被译成台湾“国语”，加了小节标题，许多很好笑）。次年，我负笈欧洲。九三年回国后，责任编辑倪为国就不停唠叨：书老早脱销，要重印。
我不让重印。这本书并非我有意要写的，尽管后来还是带着热情写成的。
拗不过倪为国兄唠叨，九六年我着手修订，打算让新版覆盖旧版。对初版的读者，修订本将是新作品，对我来说，将是恢复原本的构思，至少摆脱“冒充比较诗学”的罪名。无论从哪方面看，初版只是初稿，时代的颠簸使它没有成为定稿。
一九一八年，三十出头的布洛赫发表了《乌托邦之灵》，五年后就修订出了另一个版本，以至《布洛赫全集》中有两个不同版本的《乌托邦之灵》；一九一九年，青年巴特发表了《罗马书释义》，不到三年，就改得面目全非地出了第二版。本书初版与《乌托邦之灵》和《罗马书释义》初版都是青春热情之作，直抒胸臆、天真未漓，诋娸之辞难免过当。布洛赫和巴特还不至于被迫冒充一门学科，本稿不予修订怎可以再版？
不得已冒充一门学科的事情，此前已经有过一次了。《诗化哲学》是我据“美学”硕士论文扩写而成，但在写论文之前，我已经对“美学”见异思迁。
七一年上高中时遇到文革“中兴”，可以念书了，我喜欢上哲学，不过仅仅是为了文学和诗。
记得是从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晓得，要写好小说或诗，先得念好哲学。我念的第一部小说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以后读了家藏的鲁迅全集、沫若文集和好多革命历史小说。革命历史小说中，《野妹子》（作者名已经不记得）印象最深。故事背景是浙东新四军游击队的活动，但小说中没有出现多少新四军，大都在说一个叫“野妹子”的女孩同一个地主少爷的暧昧革命关系。“野妹子”太可爱了，打补丁的衣裳袖口总是挽到胳膊肘，手里虽然经常拿着砍柴刀，笑起来却很甜，一身村姑气，哪里像会革命的人？故事的结局是，地主少爷参加游击队，我却关心“野妹子”的幸福。小说偏偏没有讲这件事情，我感觉自己是那个地主少爷，离开“野妹子”时，满心忧伤。
一个人的幸福或不幸，而非革命事业，才是小说中真正令我迷恋的事情。一个人的生活究竟信靠什幺？含含糊糊出现的生活信念意识促使我朦朦胧胧想知道什么是哲学。我遇到一位师长，他是五十年代末北大哲学系毕业生，有“才子”之称，被打成“右派分子”后发配到中学教书。从他那里，我得到一堆辩证—历史唯物论的教科书。我就这样知道了什么是哲学，而且从此厌恶哲学。
高中二年级时读到《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我的小说阅历发生了决定性转折。那是一部四十年代的旧译本，竖排，纸张发黄。读完后我泪流满面、心口作痛。民族革命和解放的故事占据了二十世纪汉语叙事的大部分时间，从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我才晓得，小说还有另一类。塔科夫斯基在小的时候，他母亲就给他读《战争与和平》，从此以后，塔科夫斯基“再也无法阅读拉圾”。读过陀思妥耶夫斯基，我也有这样的感觉，从此不再读中国的小说。十七岁高中毕业，满怀“改造农村”的革命豪情到乡下后，我继续找旧译的俄国（而非苏联）和法国古典小说来读，抄了许多卮言在本子上。
我转而从欧洲古典小说中学习哲学，进了大学仍然如此。
李泽厚的《批判哲学的批判》七九年行世，我在书店随手翻了翻：还是辩证－历史唯物主义，一边去罢。八十年代初，《美的历程》猛然改变了我对国人哲学的成见：这不就是我在欧洲古典小说中感受到的那种哲学吗？激动、兴奋在我身上变成了“美学热”，热爱上了“美学专业”。“美学”对于我来说，就是李泽厚的主体性哲学、张志扬的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人类学、赵宋光的审美教育学。当“美学”研究生的头一年，除了对电影和人本心理学的热情，发展从德国古典哲学背景中出现的人类学美学成了我的哲学理想。
为了搞清哲学人类学，我开始读舍勒。他的书进到北大图书馆差不多半个世纪了，从来没有人借阅。然而，吸引我的不是他的哲学人类学（我读不懂他的小册子《人在宇宙中的位置》），而是“道德建构中的怨恨”这类以现象学直观施展的价值意识批判。就在这个时候，学园中开始热起来的存在主义使我注意到海德格尔。对海德格尔的热情开始取代对哲学人类学的热情，篇幅不长的《形而上学是什么》，对照德文反复读了好多遍。由于“专业”原因，我尤其着眼海德格尔的诗歌解释。对哲学的长期厌恶彻底改变了，对“美学”却慢慢冷淡起来。
似乎是八四年夏天，我由重庆返京，火车经过武汉站时需要十五分钟换机头。行前我与张志扬约好，利用那点时间见一面。我们隔着车窗谈了十五分钟哲学，他提到六十年代《哲学译丛》上一篇舍斯托夫的文章，说读后很感动。我找来这篇题为“纪念伟大的哲学家胡塞尔”的文章，读了四遍：原来这才是真正的哲学！我千方百计找他的书，一年后找到《悲剧哲学：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尼采》英译本便着手翻译其中的陀思妥耶夫斯基部分（苏克兄译出尼采部分，八九年后，译稿被北京三联书店的编辑搞丢了）。
也是那年夏天，在一位奥地利哲学教授的报告会上我第一次见到洪谦先生。没过几天他突然要我去他家，说过一些哲学闲话后，他递给我维特根斯坦的“美学讲演录”复印本。洪谦教授不过听见我在报告会上嘀咕了一句德文，问我学的什么“专业”，就不动声色地对我传扬他的“主义”。我因此开始念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美学讲演录”反倒没有念下去。
七十年代中期开始就想知道什么是哲学，以为在古典小说以外没有哲学，直到八四年才接触到真正的哲学，就像在那年第一次看到真正的雪：舍勒令我尖锐、海德格尔使我沉迷、舍斯托夫让我感动、维特根斯坦给我明晰。
人类学美学就这样被遗弃了。由于“专业”的限制，硕士论文还得装出一副美学的样子，只好“发明”“浪漫美学”的提法，实际上并没有这种东西，只有浪漫主义哲学。“诗化哲学”的表达其实是一种尴尬：不得不在我所追寻的哲学与“专业”之间保持平衡。这个时候，真正吸引我的其实不是浪漫派哲学，而是现象学解释学。好多年后才晓得，我无意中开拓的浪漫主义哲学研究的意义，美学“专业”根本兜不住。
在德国浪漫派思想中，我初次遇到神学。但神学是什幺，我仍然不晓得。浪漫派的神学虽然是思辨神学的反动，依然抽象得令我不得要领。我重新回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想从小说中找到什么是神学的答案。
不断在欧洲小说和哲学中寻找某种东西，心中挂念的仍然是相当含糊的“中国问题”。汉语思想百年来所想的基本问题，都是与西方思想发生关系后引出来的。应该如何来把握这种历史性的“发生关系”？思想界的前辈们要么积极融贯、相互映证中西方哲学，要么想方设法证明中国思想比西方思想高明。无论哪种态度，都站在民族解放的立场，就像我从前读到的那些革命小说。
《诗化哲学》也没有能摆脱积极融贯中西方思想的窠臼，要用庄禅思想映证德国浪漫派哲学。仍然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令我对此产生了怀疑，他在小说中提出的哲学问题是绝对性的，而非民族性的。“比较诗学”的写作任务也许恰好可以为我提供一次自我批判的机会，走出思想的民族解放事业、回到个人生活信念问题。现象学“回到实事本身”的诉求，为我提供了方向：必须通盘重新思考中西方的传统思想。所谓按自己的想法写“比较诗学”，就是这个意思。
重审中西方的传统思想，不可能没有一个思想的价值立场。现象学解释学仅仅提供了重审的“看”的方式，并没有提供一种价值立场。从帕斯卡尔、基尔克果、陀斯妥耶夫斯基、舍斯托夫以及舍勒那里，我获得了这样的价值立场──基督信仰。
大学二年级时，我就读过英文版的帕斯卡尔《思想录》，三年级开始读基尔克果的德文版语录。谁告诉我这些人？存在主义思想史。当然没有读懂，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把他们仅仅当作存在主义哲人，不晓得他们实际上是基督教思想史上唯信主义的传人。
我不是通过《圣经》接触到基督信仰的。最先教我认识基督信仰的仍然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雨果的小说和舍斯托夫那篇尖锐的临终绝唱以及舍勒的价值现象学。以后我开始读《圣经》时，没有、也不想清除这些前理解。有人说，这个人读《圣经》不正统，不是直接读经，而是先听了一些文人、哲人的说法才去读经。可是，谁读经不带有某种前理解？释经的生存性和思想性前理解是不可避免的，要么是某教派性的解释、要幺是某种个人经历。巴特读《罗马书》没有自己的前理解？他不是说基尔克果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令他茅塞顿开，以至读出了自己从前读《罗马书》时从未读出的实义？巴特有幸可以把自己读出的“实义”与他所属的教派传统联系起来，而我不幸却没有这样的教派资源。写作本书时，我没有读到过巴特，惟一一段巴特引文，还是从波普尔的引文中借来的。一些评论家以为本书受巴特思想影响，高估了我当时的视界。如果说本书染上了那么一点巴特神学的精神，不过因为这种神学精神同样是从基尔克果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来的。
理解欧洲思想，固然最终是要重新理解汉语思想。现代中国与西方的相遇，不可能避免一场精神搏斗。从历史角度看，民族之间的相遇通常是一场民族体力的较量：经济、政治体力强的民族压倒、同化体力弱的民族，即便这个民族的精神力量并不虚弱。然而，就算中华民族的经济、政治体力克制了帝国资本主义民族，绝对的精神──真正的哲学问题并不会随之解决。比起绝对的精神问题本身的遭遇，民族精神的遭遇无论如何算不上什么。精神最终是个体性的、超历史、超民族的自由行动。中西方文化的相遇引出的精神搏斗，很大程度上受经济、政治、军事体力的较量意识支配。绝对精神在中西方的普遍崩溃，人道凌迟、世失其序，才是值得关注的精神的“事情本身”。这种意义上的精神搏斗，纯粹是个人性的。“比较诗学”的写作任务为我走出民族性的较量意识、转向精神的“事情本身”提供了机缘。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说，本书是一个人与中西方思想历史中的几个人的个别对话。即便没有“比较诗学”框框的限制，“拯救与逍遥”的问题依然存在，尽管写法可能不会如此。
基督教的思想立场使得本书显得要全盘否定儒、道、释，好像我有意继承“五四”精神批判中国传统思想的传统。引言其实已经清楚表明，本书的目的是走向绝对的精神，而非西方或中国的精神。本书后半部分，主要批判无神论存在主义哲学。八十年代后期，萨特存在主义在中国思想界已经成为显学，甚至于还带有政治英勇的气概。本书没有跟随、而是尖锐抨击这种英勇的思想，怎幺能算站到全盘西化的立场上去了？现象学解释学和基督教思想为我提供了超出中西方思想的对立景观、超逾了较量意识，纯粹精神地检审中西方的思想。何况，我所得到的基督教思想立场远非正统的，而是拒绝了形而上学神学的现象学神学（舍勒、海德格尔）。我已经身不由己地跌入西方思想的内在冲突之中，再不可能仅仅站在中国传统思想的立场掇拾现代诸儒的唾余——要么以西学释中学、要么称中学如何比西学“高明”，也不可能对西学笼而统之地希声附光、务竞新奇，以求适一时。
无论拒绝还是赞赏这部书，不少读者都以为，我把目光投向神性之维，在文化思想中制造了“宗教热”。
一种“宗教热”可能靠一本书来制造？从古至今，中国社会和思想中的宗教还少？说本书引入基督教，更是荒唐。即便在文化思想领域，晚清、民国已有人大谈基督教。问题只是，晚清以来，士人对基督教的认识，大多受民族性较量意识支配。至于在社会主义文化语境中以文化理论的形式恢复基督教思想的论题，从历史眼光来看，也算不上什么了不起的事情。
认信基督是否意味着离弃此岸的在世、转向彼岸的神性之维？基督的上帝道成肉身，为了此世而死、死而复活。举世的万般宗教中，还要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