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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信基督是否意味着离弃此岸的在世、转向彼岸的神性之维？基督的上帝道成肉身，为了此世而死、死而复活。举世的万般宗教中，还要哪一个“神”像基督的上帝如此关切此世？基督的福音绝非否定此岸的在世，而是关切何以在世。承纳基督上帝的恩典、与受苦的上帝同在，不是成圣，而是成人。
基督的在世受苦为人提供了不同于其它宗教的在世理由。是否承纳这个理由，自然是个人认信的事情。与先贤切琢磨的独白成了矫揉造作的“比较诗学”对话，必须纠正命运导致的这个历史误会──因此修订首先删除了副题。我本来无意论析诗人，比较诗学的框框令我非借“诗学”来说个体信仰的事不可，实际上我的确不懂什么“诗学”。不过，冒充“比较诗学”并非一点益处没有。现象学解释学必须进入具体的经典文本。海德格尔对德语诗歌的解释，当时令我非常入迷。离开北大那年，我着手选编、组译海德格尔的释诗文集（如今在美国已经当教授的友人陈维纲和张旭东曾分别翻译了《致亲人/还乡》和《诗人何为》，本书中荷尔德林的诗，出自陈维纲的译笔，《诗化哲学》中里尔克的一些诗出自张旭东的译笔。《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失散时，译稿不幸散佚了）。“比较诗学”的框框，反倒为我尝试将现象学解释学具体运用于批判性地解释古代和现代思想提供了稽之文字、验以楮墨的契机。即便今天来看，这条解释学的路并没有误入歧途。只有通过对历史中的思想的重新解释，才能找到汉语哲学精神再生的可能性。
既然本书初稿的原意如此，问题就不在于去掉比较诗论的外观，而在于现象学解释学的发挥是否地道。出于这样的考虑，从整体看来，本书才值得、而且应该重写。修订进展非常缓慢，忙于眼下新的问题关切，心思不在，是原因之一，几乎要重新写过，也是原因。到九八年，仅修订（等于重写）完头两章。内子说，那么辛苦，重写一本书也不至如此！
的确，为什幺非要把过去的不成熟变成现在的成熟？我决定放弃重写的修订方式，采取删订的做法：删除为冒充“比较诗学”生拉活扯的段落甚至章节（比如第五章最后一节），删除累赘的表达、罗嗦的段落──初版行文拖泥带水、有时近乎臃肿；一些如今看来明显不恰切的说法，也得订正，但没有加油添醋，仅仅修改了一些表达，以便说得更清楚。
台北时代风云出版社将本书分为两卷刊行，下卷书名颠倒为“逍遥与拯救”。一些只闻其名、未见其书的朋友以为我写了一本新书，仅在海外可以找到。如果将来真的重写了“拯救与逍遥”，我也许会命名为“逍遥与拯救”。
与修订相关的事，都记在这里了。
“交班”问题
“交 班”问 题
？ 刘洪波
美国总统大选搞成了持久战，这是谁都没有料到的。
为了“为公共利益服务”，布什和戈尔争得不可开交，好像投完票了，就没有公众的事了，剩下的事情就是布什和戈尔两个人之间来回不让，点票大战正合乎我们的思路，两个人都是十足的资产阶级，“不肯甘心退出历史舞台”。
然而，不甘心是不甘心，却也没有谁“打起背包就出发”，带领人马去当草头王，而是争到底谁的票数多。票数多的通吃，这一点他们是有共识的，这也合乎我们的思路，他们终究是“穿一条裤子”的，一方面尔虞我诈，一方面又共同维持欺骗善良的人民。
最让人气恼的，我看是克林顿。这个吃美国人民、喝美国人民的头子，现在反倒像个没事人一样，在这关系到国家前途和命运的重大历史时刻，一言不发，其历史责任感到哪里去了，实在需要问一问。
美国人民也很令人恼火，他们并不给予克林顿对选举实行指导的权力，好像国家离得了主心骨一般。克林顿就是有些花心，工作能力还是很强的，业绩也是突出的，内政外交都弄得有板有眼。选战僵持，他们竟不去征求其意见，不去请他定夺，实在是有眼无珠啊，哪怕是强烈要求克林顿再干一任呢，也不为过，反正克林顿年富力强而且经验丰富。
美国是一个大国，老要当世界警察，你同意也罢，不同意也罢，反正它就当上了。所以美国总统是需要有很强的驾驭复杂局面的能力的。在美国利益上考虑，克林顿驾驭复杂局面的能力是不错的，这几年国际上的许多事情，都被他摆平了。美国人却没有为“生活在克林顿时代”而由衷地感叹，不去挽留他再作几年贡献，难道出一个领导人才容易吗，难道他们竟然还指望有人比克林顿干得更好吗。或者他们根本就没有考虑布什或戈尔是否会比克林顿干得好，而只是相信克林顿干了两任，就不能再干了，但宁可让布什与戈尔弄得不休不止，危害稳定，也不干脆让克林顿再干下去，这叫什么道理。
克林顿最大的问题，是培养接班人不力。他当了两任总统，且明知自己不能再干下去，却没有把最大的心思放在培养可靠的接班人身上。以他的地位和威望，只要有心用力，把副手戈尔着力培养出来，应该是可以做到平稳过渡的嘛。如果戈尔不堪造就，也应该早一点培养新的接班人，也免得落到选战无宁日的结果。看来，克林顿是一个路易十四，只管自己坐天下，根本没有好好考虑接班人的问题，他是“我下台后哪怕洪水滔天”哪。
就在美国大选最初宣布布什当选的时候，我看到国内某新闻机构的专讯，称“戈尔由副转正的梦想落空”。副总统与总统，“行政只差半级”哩，而且是总统职位空缺时的入替人选，这不就是“储君”么。由“储君”转为“国君”，由副总统转为“正总统”，乃是正常有序的接替，是名正言顺、水到渠成之事啊。从副股长到股长，从股长到副科长，一层层交班接班，一步步升官晋级，才算一个正道嘛。小布什才是个州长，比全国的总统还差得远，全国有五十个州长呢，凭什么要他来当总统，他当了总统至少有几百个人摆不平吧。
以“选拔接班人”的路数来思维，美国总统竞选实在是不可理喻，毛病多多。这个世上，有的地方将个人的深谋远虑体现在“选接班人”上面，交班接班，往往变成弥留者与后来者的私下授受，据说可以保证长治久安，然而，也时常不免“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血雨腥风了”。有的地方则沸反盈天地搞选举，时常是选出“一步登天”的人，据说这是很不好也很虚伪的搞法，却很少搞得“血雨腥风”，不至于有人升天堂，有人下地狱。
惯于“转正”、“接班”的人们，在选战激烈不止的情况下，想忍住嘲笑实在困难。反过来，惯于选战的人们，是否觉得“交接班”的地方很可怜呢？世事各不同，优劣心自知。
自有旁人说短长
？ 邹启钧
陈鸣先生在《书屋》二○○○年第六期上发表的《胡适和余英时在汉奸文人周作人问题上的不同态度》，文章写得很气愤，但讲道理，是需要冷静的。为此，我想提供一点情况，与陈先生作些商榷。
周作人任伪职，是不争的事实，抗战胜利后还由国民党政府南京法院以“汉奸罪”判刑十四年。余英时先生于一九九二年香港《明报》（8月号）以此为内容发表了一篇《谈鲁迅与周作人》，文章所谈，被陈鸣先生称为“究竟何所据？大陆的人未之闻也”，说余英时先生文章中的“口说”是“首先”。其实，早在一九九二年以前，就已有大量材料涉及此事了。如许宝骙《周作人出任华北教育督办伪职的经过》（《团结报》1986年），王定南《我对周作人任伪职一事的声明》（《山西政协报》1987年）。丛培香、徐广琴《王定南访问记》（《新文学史料》1987年），贾芝《关于周作人的一点史料——他与李大钊的一家》（《新文学史料》1983年），佟韦《我认识的周作人》（《鲁迅研究动态》1988年），文洁若《晚年的周作人》（《读书》1990年）等等，这些价值重要的资料皆见于余文之前，怎么能凭自己草下定语呢？
关于周作人出任伪教育督办，是一九四○年十一月初，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汤尔和病死，当时在伪组织的高层政治圈中活动且消息灵通的许宝骙得知，新民会混混儿缪斌极力钻营其缺。另在伪政权中有王揖唐出于日方一派力量所授属意周作人。那时，王定南和张东荪每半月总在许之弘通观四号家中，汇集情报，研究工作。他们为抵制缪斌，很自然同时也酝酿周作人。亦因周作人已受蒋梦麟托付当上了伪北大文学院院长。许于解放初在北京大学的思想改造运动中为这个问题给自己扣的是“曲线救国论”的帽子。“三人碰头会”既经谈出结论，遂由许去找周进行游说。许与周谈时，周曾表示，书生做官，性格不宜，且与当局多人概不熟识，只恐落落难合。许便又向周介绍了殷桐声（伪建设总署督办）、汪翊唐（伪财务总署督办）等，几天后又邀殷汪和周及钱稻荪到许家见面会谈，谈妥后，许即去看首脑王克敏，王知周温文尔雅，果然一说便成。“周作人出掌教育了，我方所要求于他的首先是要他积极利用职权在可能程度上较好地维护燕京大学，搪住日方的压力，减缓它的渗进。”许宝骙继续回忆说：“我想可说他尚无背于我方要借他来抵制缪斌的本意，尚无悖于我所说的‘积极中消极、消极中积极’那两句话。”并在闲聊时仍听周作人总以一贯的“幽默”语调说：“我现在好比是站在戏台上场门边看戏的看客。”这句形象深刻的话，正好道出周当伪教育督办时的处境心态和作风。
北方特委负责人王定南参与研讨并决定了我方这一行动，没有他的同意，许宝骙不会去进行这项活动，伪教育督办之职也就会被另外的人担任了。许宝骙著文中问：“这算不算党组织决定？”王定南第二次被捕，关在日本宪兵队。许宝骙为周作人辞去伪教育督办后的空缺，并抵制第二个缪斌——文化界的痞子何庭流，仍找张东荪、王之湘商量，再向王克敏说这项促成，也未听说周作人在任伪官期间做过什么坏事。
王定南在后来回忆周作人任伪教育督办一事，与许宝骙有些出入，说有一次是在何其巩北池子八十八号家里，何其巩、张东荪对他说：“伪教育督办汤尔和死了，周作人、缪斌二人活动要当伪教育督办，周是个念书人，缪斌这个人很坏，周如活动成功危害性小些。”王定南说：“你们这一分析有道理。”并说“对周作人活动要出任伪教育督办只讲了这一句话，我没有委托任何人去游说周作人。”“更不可能交待给委托人任伪职的两句话：‘积极中消极、消极中积极’。如果我说过两句话，就是我写给华北伪政权头子的两句话：‘依附敌人既为当代人所不齿，也贻后代子孙羞。’”按照王定南的回忆解释，他也是同意了周作人出任伪职的分析的，至于说的是哪两句话？周本人倒真做的是“积极中消极、消极中积极”，假若明确而严正地说的是：“依附敌人既为当代人所不齿，也贻后代子孙羞。”那就不会出现周作人出任伪教育督办的事了，因为周是在许等人多次见面后谈妥的，且事后“我现在好比是站在戏台上场门边看戏的看客”，没有入局，更不是戏中人。特别是假定王定南确实只说的是“所不齿”和“子孙羞”，这与他说“你们这一分析有道理”便自相矛盾了。
周作人自己对于出任伪职，在他致鲍耀明信中是这么说的：“关于督办事，既非胁迫，亦非自动（后来确有费气力自己运动的人）。当然是由日方发动，经过考虑就答应了，因为自己相信比较可靠，对于教育可以比别个人出来，少一点反动的行为也。”周作人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
据著名学者贾植芳先生的胞兄贾芝著文介绍，“在敌伪统治时期，周作人先生与我地下组织也有过一些联系。”“李大钊同志牺牲后，周作人先生不仅与沈尹默、刘半农、钱玄同等人积极参与了后事的处理，参加了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二日在宣外下斜街浙寺的公祭，而且对李大钊同志的一家在长时期中给了很多的帮助，可以说他是朋友中出力最多的一个。”周保存的李大钊书稿，解放后，才让儿子周丰一从家里带到北京图书馆，交给李乐光同志取走。保护李葆华。帮助星华姊妹去延安，那时光华才十五岁，从行程的安排到路费的资助，都作过精心筹划。在星华赴延安行前，与周道别，周还说：“我绝不会做对不起中国人的事。”
人民文学出版社负责向周作人组稿的文洁若回忆：周“有个保存来信的习惯，一九六六年抄家后，其中一万多封辗转送到鲁迅博物馆，而今均已发还给遗族，其中不少具有史料价值的：如陈独秀、钱玄同、沈尹默、钱稻荪以及李大钊夫人和子女们给他的信函。当然也不乏敌伪时期周作人为街坊们帮忙而收到的感谢状。”这些街坊们，肯定不会因他当汉奸害百姓而感谢他吧！
这类事，在后来新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有关周作人的一条注中，没有提他是汉奸，为此，还曾被有疑问的人认为“是一种否定周作人是汉奸的信号”哩！
文洁若在一九九○年发表在《读书》杂志上的文章最后说：“西方对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失足的作家都有公正的评价。我相信，周作人的功过最终也必自有定论。”恰如《随园诗话》卷九之宋人笑赵师欲附范文正公祠堂诗仅存的两句：大风吹倒梧桐树，自有旁人说短长。
《经济学300年》读后
？ 曾月郁
同事新出一本专著《经济学300年》，本来没有什么特别的稀奇。这些年来大家都在比着出书，却少有诱人翻开书页细细品读的内容。有些书，即使目录令人眼神一亮，勾出读者许多的品味欲望，深入其中却常常会让你大失所望：其内容原来顶多只能称作目录的简单注释，根本没有深入的余地，自然生出作者“画饼”给读者“充饥”的感觉。
《经济学300年》同事们人手一套，看样子是单位出资作为业内人士必读之物分发下来的。对于“必读之物”，经多次经验之后读者已形成了一种心理防线，认为其如何如何，所以不必读它。但这次发的必读之物好像与其他不同，它上下两册单从装帧看就有些吸引力：封底封面截取地球的两块小半圆，在灰黄的色调下以北大西洋为中心，右小半球是西欧大陆，左小半球是美国的东部发达地区；封底封面的底部，在地球两小块半圆之外，则有三两个不知是欧洲中世纪人士还是北美土著人种沐浴在冲出层层乌云的三缕耀眼的阳光之下，他们显然不是世界的中心人物，却因世界中心三百年经济的发展而受惠。读者总是架不住书的诱惑。翻看书目，编排精致清秀，线索清晰明朗，三百年经济学历史以人物串线，由观点汇卷，进入当代，经济学的园地里居然出现了与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类似的“诸子百家”气象。再看内容也可说是名符其实，至少它占用的我的时间与我所获取的收获成正比，还引出了许多不解与困惑，不觉有些问题想问，还有些话想说。
经济学的历史只有三百年吗？作者肯定的回答：可称之为“经济学”的历史只有三百年，至于经济观点、经济思想则历史悠久。
最早的经济观点孕育在哲学家的思想摇篮中，哲学家们由对人类关怀出发，思想到人类生存所必需，思想到人类欲望需求的满足，进而引出对社会生产、供给，对社会进步等问题的思考。然而，在几千年的人类文明发展史中，哲学家们的这种人类关怀并没有进入社会主流。欧洲中世纪以前，经济思想仅存在于奴隶主或封建贵族的庄园之中，国家是政治家们玩弄权术的领地，他们对宗教的青睐远胜于对经济的关心，所以我们现在的“政治经济学”教课书在解释“经济学”要加冕“政治”头衔时说：由于经济问题已超出了家庭管理范围，成为研究整个社会和国家的经济问题，它成为“政治经济学”。这是法国早期重商主义代表孟克列钦在一六一五年给出的解释。可见，经济学与资本主义经济的形成和发展同步。或者说，没有资本主义经济的形成和发展，也就无所谓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形成。还可以说，资本主义在中国未能成形，中国也就无所谓经济学理论体系。由于世界其他地区没有形成自己的经济学理论体系，西方经济学发展的三百年历史就可称为经济学三百年的历史，它的中心在西欧与北美，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世界的影响辐射致世界各地，在不同的国家或不同的种族中发挥作用，却改变不了西方经济学的本来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