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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精神。因此，科举考试是学校教学的指挥棒，学生死记硬背朱熹的《四
书集注》，主要训练写八股文和练习小楷，以致许多考官与学士不识汉
唐为何朝、不知贞观为何号、不识中国舆地、不知外国名形、更不知现
代科学文化。
清末官学和书院大多名不副实，流于形式。清顺治年间（1644—1661
①
年），国子监实行“会讲、覆讲、上书、覆背，月三回，周而复始” ，
对生徒管理严格。但到鸦片战争以后，国子监日趋腐朽，监舍失修，生
徒无法住监，只好取消“坐监”制度，允准在寓所修业，遇有释奠、月
课、季考方可回监。另外，“考课”流于形式，监生可以用钱捐买。至
于府、州、县的儒学和官办书院，“考课”人员只不过是点点名和接受
馈赠而已，严复曾在《论治学治事宜分二途》中尖锐地指出：“师无所
为教，弟无所为学，而国家乃徒存学校之名，不复能望学校之效。”这
是对清末学校徒具虚名的很好写照。
科举制度日趋腐败，自上至下舞弊现象比比皆是。首先为了防止考
生背书和猜出考题，考官总是挖空心思编出很多偏题怪题。咸丰年间
（1851—1862年），河南学政俞樾曾因出题谬误被革职。其次，舞弊手
法多种多样，严复曾在《救亡决论》中指出，当时舞弊的手法有“关节、
顶替、倩枪、联号”等等。所谓“关节”，就是通关节，指考生暗通考
官，互相勾结作弊；所谓“顶替”，就是请人冒名代考；所谓“倩枪”，
就是请同考的人代做答卷；所谓“联号”，就是考前买通编号者，请他
把自己的考号与枪手编联在一起，以便抄袭作弊。再次，更有甚者，经
不必念，文不必作，字不必写，采取各种手段，或者干脆出钱买个监生、
贡生、甚至举人。清人徐大椿曾写了一篇讽刺时弊的短文《隋园诗话》，
对八股取士作了形象深刻的揭露。他说：“读书人，最不济。背时文，
烂如泥。国家本为求才计，谁知道变作了欺人技。三句承题，二句破题，
便道是圣门高第。可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汉祖唐宗是哪朝皇帝，
案头上放高头讲章，店里买新科利器，读得来肩背高低，口角嘘唏。甘
蔗渣嚼了又嚼，有何滋味？辜负光阴，白白昏迷于世，就教他骗得高官，
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气。”
在教育内容上也日趋落后和空疏。鸦片战争后，清代统治阶级中的
顽固派仍然坚持祖宗之法不可变的老调，政府的教育方针政策仍然依据
顺治九年（1652年）的《卧碑文》和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的《圣谕》
以及雍正二年（1724年）的《圣谕广训》，要求“生员不许结党多人和
立盟结社”，要求生员遵守“敦孝弟以重人伦”、“黜异端以崇正学”。
为了培养“忠臣清官”，依然推行科举考试，学校仍然教习老一套的儒
家经典，诸如“四书”、“五经”、“四子书”、“理性大全”等，内
容日益空疏，严重脱离现实和实际。学生入学读书，不过是为了求得一
个进身作官的资格，毫无学习求知的渴望，有些人常常手捧茶杯、口叼
① 《清史稿·志八十一·学校一》，第310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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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袋、东游西荡、书声无闻。遍布各地的私塾倒是清代学子真正读书受
教育的地方，但教育内容亦以儒家经典为中心，士子苦读多年，同样也
无真才实学。
为了维持摇摇欲坠的统治，清朝政府极端顽固守旧，对知识分子实
行高压政策，实行思想钳制，大兴文字狱，不允许有任何新思想、新言
论。这样，极大地限制了师生的思想和学术发展，剥夺了师生思想、言
论、出版、结社的自由。师生只能埋头于儒家经典，推崇义理学、考据
学、辞章学、熟练八股，埋头应考，不问国事。
总之，这个时期的文化教育是一方面日益专制和腐朽，一方面又经
受着外来文化教育的激烈冲击。在这种形势下，一些知识分子被唤醒，
不断增强改革意识，一场巨大的教育变革正在孕育之中。
（2）龚自珍、魏源等人改革教育的主张
中英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封建专制统治已岌岌可危。在这种情况
下，封建地主阶级内部出现了改革派和顽固派的斗争。顽固派坚持祖宗
之法不可变，认为“变而从夷”；改革派是一部分比较开明的地主阶级
知识分子，他们则主张改革，认为只有改革才 有出路。这一时期的
改革派代表人物有龚自珍、林则徐、魏源、黄爵滋、姚莹、包世臣、张
穆等。龚自珍、林则徐和魏源于1830年就结成“宣南诗社”，坚决反对
外国侵略势力，主张禁烟和抵抗，支 持改革。在文化教育上，以龚自
珍、魏源最有见地，他们对清末教育的腐朽提出了尖锐批评，主张改革
教育，学习西方。
①龚自珍的教育主张。龚自珍 （1792—1841年），又名巩祚，浙江
仁和 （今杭州）人，清朝思想家、文学家。他在科场中多次落第，38岁
才中进士，官任内阁中书、礼部主事等闲职10多年。因目睹清朝统治者
腐朽，对当权者颇多不满，长期受当权者的排挤。后辞官离京南下，客
死于丹阳云阳书院。
抨击科举弊端，主张改革八股取士制度。龚自珍是近代抨击科举弊
端最严厉的人。他认为八股取士制度已行之年久，弊端丛生，非改革不
可。他曾尖锐地指出：“今世科场之文，万啄相因……四书文录士、五
①
百年矣，士录于四书文，数万辈矣，既穷且极。”他是最早提出改革八
股取士制度的教育思想家。他认为清代统治已经衰败不堪，科举制度已
经到了穷途末路。他反对“率由旧章”的顽固派，提出“奈之何不思更
②
法”的主张。他认为“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他曾预言，如不更
①
法，“山中之民”将一啸百吟，“天地为之钟鼓”。革命运动将势不可
挡。
反对教育脱离实际，主张经世致用之学。他尖锐批评当时教育脱离
实际，教育出来的人都是一些无学无识而又狂妄自大的人。他说：“生
不荷耰锄，长不习吏事，故书雅记，十窥三四，昭代功德，瞠目未睹，
②
上不与君处，下不与民处。……终必有受其患者，而非士之谓夫！”他
① 龚自珍：《定庵文集·补编·与人笺》。
② 龚自珍：《定庵文集·乙丙之际箸议之七》。
① 龚自珍：《定庵文集·尊隐》。
② 龚自珍：《定庵文集·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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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张抛弃考据虫鱼之学和空谈义理心性之学，提倡研究现实问题。他要
求学能经世致用，讲求“东西南北之学”，开创出一代新的学风。在学
术观点上，主张联系实际，提倡“通经致用”，建议用政治、经济方面
的实际问题考查学生。
主张“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十分慨叹清末世衰无人才。他说：
“政要之官，知车马服饰言词捷给而已，外此非所知也；清暇之官，知
③
作书法赓诗而已，外此非所问也。”他们不过“乃缚草为形，实之腐肉，
④
教之拜起，以充满于朝市” 。让这些人当家主事，一旦暴风雨来临，就
⑤
会在时代的风浪中“化而为泥沙”。龚自珍还认为，不但没有人才，一
旦“才士与才民出”，又会遭到封建专制统治的种种压制，使之失去忧
愤之心和思虑之心，形成万马齐暗的局面。因此，他出于对祖国和民族
的热爱，热切地渴望打破那种令人窒息的沉闷局面，大声疾呼：“我劝
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⑥
②魏源的教育主张。魏源 （1794—1857年），湖南邵阳县金潭人，
清朝思想家、史学家，道光进士，历任东台知县、高邮知州。他热心研
究中国实际问题，主张严禁鸦片，反对外国侵略，要求改革。 1853年
因迟误驿报被革职，复官后不久隐退佛门。
主张培养有真才实学的人才，改革科举取士制度。魏源认为，要抵
御外国侵略势力，改革清朝弊政，就要革除社会上的两大弊病：一是“人
心之寐”；二是“人才之虚”。所谓“人心之寐”，是指人象睡觉似的
昏聩糊涂；所谓“人才之虚”，就是缺乏有真才实学的人。如何去掉“寐
患”？他认为必须“去伪、去饰、去畏难、去养痈、去营窟”；如何去
①
掉“虚患”？就是要“以实事程实功，以实功程实事”。他希望培养的
人才能够“经世致用”，要有务求实际，务求实学的精神；就是说，培
养出来的人要有务实和求实的精神，要有实际的本领和能战斗的能力。
他在《圣武记叙》中指出：“今夫财用不足，国非贫，人材不竞之谓贫。”
就是说，他认为国家贫弱不在于财用不足，主要在于缺乏人材。他还进
一步指出：“官无不材，则国桢富，境无虚令，则国柄强。”他从鸦片
战争的失败中看到人材的重要性，于是他要求能以国家之力，正人心，
②
进人材，“人材进则军政修，人心肃则国威遒”。
在魏源看来，要想培养经世致用的人才，必须改革科举制度。他之
所以主张改革科学取士制度，是因为科举只重“楷法帖括”，培养不出
有真才实学、能治理人世的人才来。因为专习楷法八股，即便考中，无
真才实学，也不可能担任好治国安民的大任。他把八股取士看成弊政，
主张改革，代之以研习朝章，讨论国故的实学。
主张向西方学习，要以“师夷之长技以制夷”。魏源在近代教育思
想发展史上的贡献，还表现在他提出了了解西方、学习西方的主张。他
③ 龚自珍：《定庵文拾遗·明良论二》。
④ 转引自董宝良著《中国教育史纲》（近代之部）第6 页。
⑤ 《定庵文集补编·与人耰一》。
⑥ 《龚自珍全集·己亥杂诗》。
①
② 《魏源集》上册，第208、166—16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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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林则徐的 《四洲志》稿本，增补而成《海国图志》60卷，后又扩为
100卷。这是一部中国最早研究世界历史、地理及其他情况的系统著作。
①
他指出，“欲制夷患，必筹夷情”，要以“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他驳
斥顽固派反对向西方学习的主张，认为他们把“长技”诬蔑为“奇技淫
②
巧”很不对，他主张“有用之物，即奇技而非淫巧”。他认为“夷之长
③
技”有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为了实现这些主张，
他建议在广东虎门开办造船厂、火器局，聘请法美两国技师，传授制造
新式武器、驾船和演炮等科学技术。在民用方面，他认为“凡有益于民
者”都应制造。他坚信，只要中国人民奋发图强，就会学到外国长技，
④
中国就会“风气日开，智慧日出，方见东海之民，犹西海之民”，与西
方先进国家并驾齐驱。
重视教化和学习，强调身教和因材施教。魏源非常重视教化，并把
教化分为教和化。他说：“教以言相感，化以神相感。有教而无化，无
⑤
以格顽；有化而无教，无以格愚。”他很重视学习，认为“学之通弊”；
传授诗书知识，以便克愚启蒙；但医治顽劣，必须施以礼乐，进行精神
感化。在施教方法上，他竭力反对强制，主张“顺序渐进”和“潜移积
诚”。
他十分强调“身教亲于言教”。他认为，人们即令读遍经书，也可
能毫无触动，但有时听到师友一句重要的话，受到一件事例的教育，却
能为之奋斗终生。
在教学方法上，他主张按照每个学生的自然素质因材施教。他主张
①
“教法因人、因时，原无定适”，根本之点在于“各得其性所近” 。
2。外国侵略势力在华的文化教育
早在明朝万历年间（1573—1619年），西方科学文化便随着传教士
的脚步，悄然渗入中华大地。当时意大利耶稣教士利玛窦（1552—1610
年）等人就带着贡物诣京进献，自称“陪臣”、“西儒”，并愿“终身
为氓”。他们以传播自然科学和技术求得在华传教的权力，逐渐把西方
科学介绍到中国。这时西方文化的渗入还不具侵略的性质。鸦片战争以
后，资本主义列强夺取了在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特权的同时，还夺
取了在华的文化教育特权。毛泽东指出，帝国主义“对于麻醉中国人民
的精神的一个方面，也不放松，这就是它们的文化侵略政策。传教，办
②
医院，办学校，办报纸和吸引留学生等，就是这个侵略政策的实施” 。
（1）利用不平等条约，夺取在中国办教育的特权
① 魏源： 《海国图志·筹海篇四》。
②
③
④ 魏源： 《海国图志·筹海篇三》。
⑤ 《魏源集上·默觚下·治篇十三》。
① 《魏源集上·论语孟子类编序》
② 《毛泽东选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629—63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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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中期，是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对中国
进行文化教育侵略的初期阶段。在这一阶段，文化教育侵略的特点是侵
略者凭借炮舰政策，逼迫清朝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夺得在中国进行文
化教育侵略的特权。中英1842年签订的《南京条约》虽然没有直接规定
文化教育侵略的条款，但规定五口通商、协定关税、领事裁判权以及最
惠国待遇等，为文化教育侵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