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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教育侵略的条款，但规定五口通商、协定关税、领事裁判权以及最
惠国待遇等，为文化教育侵略打开了方便之门。 1844年中美《望厦条
约》规定：“合众国民在五港口贸易，或久居，或暂住，均准其租赁民
房，或租地自行建楼，并设立医院、礼拜堂及殡葬之处……。”1844年
中法《黄埔条约》规定：“佛（法）兰西人亦一体可以建造礼拜堂、医
人院、周急院、学房、坟地各项。”同时又明确规定：“倘有中国人将
佛 （法）兰西礼拜堂、坟地触犯毁坏，地方官照例严拘重惩。”1846年
2月，道光皇帝下诏，解除了100多年的“教禁”，不许各地方官吏再禁
天主教，如滥用查拿，即予以应得处分。从此，西方各国的传教士纷纷
来到中国，披着宗教外衣，进行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教育的侵略活
动。 1858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签订的中英、中法天津条约均有外籍传
教士可以到内地自由传教的条款。中英天津条约第8款规定：“耶稣圣
教及天主教，原系为善之道，待人如己，自后凡有传授学习者，一律保
护；其安分无过，中国官毫不得虐待禁阻。”根据这些不平等条约，帝
国主义者在中国取得了传教权，可以在中国购买和抢占土地，建造礼拜
堂和教会学校，对中国学生进行奴化教育。从此，中国近代教育发生了
质的变化，由封建专制主义教育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教育。
（2）教会学校
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利用不平等条约，不断开办教会学校，将
其作为对华教育侵略的据点。早在鸦片战争以前，外国侵略势力就处心
积虑地开始在中国沿海地区办学。 1807年，英国基督教会派遣马礼逊
到中国，他是第一个来华的传教士。 1818年，马礼逊在马六甲开设了
一所英华学堂，目的是宣传基督教。这是外国传教士为中国开办的最早
一所教会学校。 1839年，美国基督教徒布朗先在广州、后被迫迁往澳
门开办了一所小学，叫马礼逊学堂；1842年，该校又由澳门迁至香港。
这是外国传教士在中国领土上开办的最早的学校。鸦片战争以后，外国
传教士大量涌入中国，首先在五个通商口岸开办教会学校。1844年，英
国传教士爱尔德赛在宁波创办女塾，这是外国人在华设立最早的女子教
会学校。 1845年，美国长老会在宁波设立崇信义塾，招收学生30人。
这是之江大学的前身。 1849年，法国天主教耶稣会在上海创办徐汇圣
依纳爵公学，后改为徐家汇公学。 1850年，美国圣公传教士裨治文夫
人格兰德在上海办裨文女塾；同年，美国传教士麦利和夫人斯佩里在福
州创办女塾；美国长老会在上海开设了清心书院，英国圣公会在上海开
设了英华书院。 1853年，美国公理会在福州开设格致书院；同年，法
国天主教在天津开办了法汉学堂、诚正小学和淑贞女子小学。 1864年，
美国长老会在山东登州开设蒙养学堂，1876年改为登州文会馆 （后发展
为齐鲁大学）。总之，外国传教士在华办学越来越多，教会学校迅速增
加。据1877年“在华基督教传教士大会”的报告，从1842年到1877年，
基督教在华办的学校有350所，学生5975人。天主教在华办的学校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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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1852年在江南地区耶稣会派就办七、八所学校，学生1260人。另据
统计：“到1875年左右，教会学校总数约增加到800所，学生2万人。”
①
传教士早期在中国开办的教会学校一般以小学为主。从鸦片战争到
1860年的中英、中法《北京条约》签订前的20年间，传教士们主要是在
中国被迫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和香港开办一些规模小、程度低、附设于
教堂的初等学校。后来出现少量中学，约占总数的7％。其中有相当一部
分是女子学校，基督教办的350所学校中，有121所是女校，约占34％。
学生多为一些穷苦贫儿，学校免收学费。 1875年前后，教会教育进入
一个新的阶段。这一时期，外国人在华开办的企事业日益增多，急需人
才，教会学校总数增加到2000所左右，学生达4万以上。天主教仍以小
学为主，基督教中学明显增加，大学也逐渐形成。教会办的高等学校都
是在20世纪初正式成立和发展起来的，如东吴大学（1901年设于苏州）、
震旦大学 （1903年设于上海）、文华大学（1903年设于武昌）、夏葛医
科大学（1905年设于广州）、协和医学校（1906年设于北京，1915年定
名为协和医学院）、沪江大学（1908年设于上海）、华西协合大学（1910
年设于成都）、金陵大学（1910年设于南京）、之江大学（1911年设于
杭州）、华南女子大学（1914年设于福州）、湘雅医学院（1914年设于
长沙）、金陵女子大学（1915年设于南京）、岭南大学（1916年设于广
州）、协和大学 （1916年设于福州）、齐鲁大学 （1917年设于济南）、
燕京大学 （1919年设于北京）、华中大学 （1929年设于武昌）等。
教会教育之初，主要目的是传教，培养中国籍的传教助手，进而扩
展教会势力。后来，帝国主义在华办学的目的逐渐明确为：教会举办高
等学校是培养帝国主义在华的代理人和洋奴，从而实现侵略中国的总目
标。 1890年，召开基督教传教士第二次全国性大会，美国长老会传教
士狄考文在会上强调指出，真正的基督教学校，其作用并不在于单纯地
教授宗教，从而受洗入教，而是使受教育者成为社会上有势力的人物，
成为一般人民的导师和领袖。他甚至说：“在我们的学校内，我们训练
中国未来的教师和传教士……使他们成为中国未来的领袖和指挥者，给
未来中国施加最强有力的影响。”教会大学还有一项特殊的任务，就是
搜集中国的政治、经济情报。教会大学大部分在外国注册立案。立案后
的教会大学的毕业生可以不经考试直接升入注册国的挂钩大学，或颁发
挂钩大学的学位。中国政府无权过问教会学校的行政和教学。但到20世
纪20年代以后，教会大学在行政管理上增加了中国方面的人选，校长由
中国人充任，但学校的主要活动仍受外国教会指挥。
教会学校重视教学计划的拟定和实施。教学计划充分反映西方国家
的政治和经济要求。在制定教学计划上，他们提出了要“在性质上彻底
地基督化，在气氛上彻底地中国化”的主导思想。教会学校的办学原则
是：“道德其一，学识其二”。学校的课程“实以经教为基础”，宗教
科目和学校宗教生活是教会学校的灵魂，宗教课是学校的主课。在教学
内容上，除宗教课之外，还有外语、“四书”、“五经”和数理化等自
然科学。他们认为，用宗教和科学来进行教育，就可以超过中国传统教
① 引自顾长声著《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第226—22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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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以适应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需要。按照上述教育目的和教学内容培
养的结果，早期教会学校培植了一批为侵略者效劳的洋奴和帮凶，如马
礼逊的助手梁发及其儿子梁进德，在签订中美《望厦条约》时就为虎作
伥，出卖祖国利益。但是，这种学校在办学形式、教育内容、教学方式、
教员等方面，都突出了原有封建传统教育的模式，为中国传统教育制度
向近现代教育制度的过渡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也培养了一些具有改革
思想的人才。例如马礼逊学校毕业的容闳，是中国第一个留美学生，他
回国后却真心实意地愿意为改革中国传统教育而献身，并由于他的建
议，开创了我国的留学教育。
（3）兴办慈幼事业
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兴办所谓的“慈善”幼儿教育事业同样是帝国主
义侵略势力对中国进行文化教育侵略的一种手段。外国教会在中国兴办
的慈幼事业主要是孤儿院，育婴堂等。 1855年，法国天主教传教士在
上海开设了土山湾孤儿院。 1864年确定收容6—10岁的孤儿入院。这
是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开办最早的孤儿院。对于传教士在华兴办慈幼机关
的数量现在尚无确切统计。这些教育机关都是帝国主义分子直接或间接
控制的、实行奴化教育的场所。他们的目的是力图从婴幼时期就向中国
年轻一代灌输宗教意识，扩大教会的势力。由于教会兴办的孤儿院、育
婴堂设备条件差，照料不善，营养不良，使婴幼孤儿大量死亡。这样，
往往激起中国人民的愤怒和反抗。据记载，1862年3月，湖南湘潭、衡
阳，江西南昌、进贤等地都发生过反对外国教会虐待孤儿院儿童的斗争，
群众纷纷起来焚烧或拆毁天主教堂、教会学校和育婴堂，……斗争不断
扩大。
（4）教会学校的联合组织——中华教育会
到19世纪后期，基督教教会学校已形成从幼儿园到小学、中学和大
学的完整教育体系，并且各教派所办的学校日益趋于联合。 1877年，
在华基督教传教士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大会。美国传教士狄考文在会上指
出，传教士的工作象军队一样，主要不在于招降个别人，而在于征服整
个国家。因此，他呼吁尽快扭转过去的“错误”倾向，并指出联合起来
的重要性。在这次会议上，根据狄考文的提议，成立了各教派的联合组
织——学校教科书委员会。 1890年，在第二次在华基督教传教士代表
大会上，决定将学校教科书委员会改组为“中华教育会”。从此，中华
教育会从单纯编辑出版教科书，扩展为对整个在华基督教教育进行指导
的联合组织。值得指出的是：其进行指导的范围不仅局限于教会学校，
而是整个“中华教育”。该会章程第二条规定：“本会的目的是促进中
国教育的利益和增强从事教育工作者的兄弟般的合作”；其任务除负责
编辑出版学校教科书外，还要对中国进行教育调查、举办各种讲习会、
交流和推广基督教教育经验等，以便“领导中国产生一个完整的教育体
①
系，使中国教育符合基督教的利益”。 1893年，中华教育会在上海举
行第一届年会，大会主席、美国传教士潘慎文要求在中国大力推进基督
① 福开森1893 年在中华教育会第一届大会上的报告：《我们协会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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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以“打破中国人的傲慢和除去中国人的惰性”；德国传教士花之
安强调传教士必须充分利用儒家思想，最后以基督教文化战胜中国文
化。1896年，潘慎文在第二届年会上发表的演讲进一步指出：“作为基
督教教育家的协会，我们要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用各种方法掌握中国
的教育改革运动，使之能符合纯基督教的利益。”为达此目的，他还提
议设置一个“教育改革委员会”，拟定和实施中国教育改革运动的计划。
中华教育会及其附设的“中国基督教高等教育参事会”成立之后，教会
学校肆意发展，形成一个与中国教育系统相对立的教会教育体系。1935
年该会改名为中华基督教教育协会，办有《教育季刊》、《教师丛刊》，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被取消。
3。太平天国的教育
太平天国革命 （1851—1864年）是我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一次农民革
命。它的兴起，一方面是清朝专制统治和封建地主阶级残酷剥削的结果；
另一方面也是外国列强对中国政治经济侵略的结果。太平天国运动是一
次反封建、反帝国主义的革命运动，与这一政治目标相适应的太平天国
教育必然具有革命民主的性质。太平天国确立了新的教育方针、政策，
改革了教育内容，建立了相应的教育制度，并把教育作为推动革命和巩
固政权的重要手段。
（1）反儒的教育方针
太平天国施行了反儒的教育方针，在太平天国的整个革命进程中，
开展了一系列批判封建旧教育的活动。太平天国反封建的思想武器是拜
上帝会的教义。这种教义排斥包括儒、佛、道在内的一切权威偶象，宣
布皇帝、孔子都属“邪神”，全在被打倒、被推翻之列，而另外铸造了
一个让人崇拜的“皇上帝”。
早在金田起义以前，洪秀全等人就捣毁了他们任教的私塾里的孔子
牌位。洪秀全还在 《太平天日》中编造了一个鞭挞孔丘的神话故事。故
事说，孔丘因“教人之书多错”，受到皇上帝追究以致责打，最后被送
到天上的菜园里劳动。这个故事否定了独尊儒术的封建教育思想。金田
起义以后，太平天国实行了激烈的反儒政策，宣布孔孟的经书为“妖书”，
应予以焚毁，孔庙应该拆除。定都天京的当年又宣布“四书”“五经”
为“妖书邪说”，大力收缴焚毁。后来则把烧书政策改为删书政策，并
建立了“删书衙”。
太平天国自始至终采取的反儒方针，旨在解除封建统治阶级束缚劳
动人民的思想桎梏，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权，建立农民的新国家。但
是，太平天国的做法不是对待文化遗产和传统文化的科学态度。就对旧
教育制度的大胆否定和批判精神来说，在中国教育史上是破天荒的举
动，为后人留下了许多重要的启示。
（2）“政教合一”的教育体制
太平天国的教育是为革命战争和巩固政权服务的，教育目的是培养
能实践“拜上帝会”教义、敢于推翻清王朝统治的革命者。为了实现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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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培养目标，太平天国不但提出了反封反儒的教育方针，而且改革了教
育制度和教育内容。
太平天国在建制上以军为单位，实行军政合一的制度。军设有军帅，
军帅以下至两司马为乡官。军帅辖师帅、旅帅、卒长、两司马；两司马
为基层官吏，下辖伍长、伍卒。在两司马辖区内，每25家设一个国库，
一个礼拜堂。两司马既是以25家为政治、军事、宗教单位的官长，又是
礼拜堂教读圣书的教师。
太平天国定都南京之后，颁布了以解决土地问题为中心内容的革命
纲领——《天朝田亩制度》。在社会组织方面，该纲领规定实行“寓兵
于农”的守土乡官制和供给制的国库制度。它具体规定：①“凡25家中
设国库一、礼拜堂一，两司马居之”，并要求25家的男女儿童每天都到
礼拜堂，由两司马教读经典；②“凡礼拜日，伍长各率男妇至礼拜堂，
分别男行女行，听讲道理，颂赞祭奠天父上主皇上帝”；③每七七四十
九礼拜日，师帅、旅帅、卒长要轮流到各礼拜堂宣讲圣书，教化民众，
进行考察，奖勤罚惰。从这些规定可以看出，礼拜堂既是太平天国举行
宗教仪式的主要场所，又是太平天国的主要教育机构。教育对象是全民
的，不分男女老幼都要受教育；儿童是“俱日至礼拜堂”“上课”，成
年人是“礼拜日至礼拜堂”“听讲”。“两司马”和军队将领是当然的
教师，承担教育的职责。这种教育制度，是把政治、经济、军事、宗教
与教育相结合的、“军政合一”、“政教合一”的教育体制。
（3）普遍平等的教育制度
《天朝田亩制度》针对清朝的封建等级制，提出要把教育权分给“天
国”里的每一个人，主张实施不分贫富、不分贵贱、不分男女的普遍、
平等的社会教育制度。它明确规定，太平天国施教的对象包括所有的群
众——男人、女人、儿童、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