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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当时并没有人知道这些图书的组稿内情。这些图书其实是沈镇林从网络上扒下来拼凑而成的,而且,沈镇林虚构了图书的作者从出版社开出了巨额的稿酬装进自己的腰包。但是,整整两年下来竟然没有人发觉。
在出版社工作期间,沈镇林表现出非常强的组稿和编辑能力,很得秦女士等领导的赏识。由于秦女士对这匹“千里马”的一再推崇,沈镇林在出版社一度颇有影响力。尤其是沈镇林担任社长助理之后,尽管助理这个职务的权力可大可小,小的时候只负责上传下达,大的时候也可以代行领导责任,但沈镇林却把助理当出了社长的味道来。
2001年3月,到出版社工作不到两年的沈镇林被任命为副社长,负责编程类和网络类的中英文选题的策划及出版,并负责出版社日常事务的处理等各项工作。
其实,沈镇林在出版社飞黄腾达意气风发的时候,出版社曾经有不少员工提醒过社长秦女士要注意沈镇林的身份,但此时的秦女士早已把沈镇林当做人才和心腹,根本听不进不同的意见了,后来干脆力排众议任命沈镇林当上了副社长。
北京希望电子出版社承担“九五”国家重点电子出版物规划项目中的三项开发任务:计算机知识普及系列、全国计算机考级教材系列和计算机动画教室系列。在沈镇林的策划下,由美国耶鲁大学、麻省理工大学的计算机网络专家和我国的网络专家“合著”了很多网络书籍,由于有外国名牌大学作招牌,这些图书在市场上成为畅销的品牌。
秦女士哪曾想到,沈镇林进了出版社后就没闲着,他在一年半时间,通过网上四处下载拼凑出版了98种计算机图书,并称这些书稿都是他委托耶鲁大学的导师和师兄弟等人撰写的。出版社按照沈镇林虚构的图书作者开出了54万元稿费,沈镇林全部装进了自己的口袋。
因为沈镇林所采用的稿件均未取得原著作权人的授权或认可,出版社还曾收到美国某公司指责其侵犯版权的律师函。但是,这依然没有引起秦女士等相关领导的足够重视。
不断升迁的沈镇林如果能够收敛自己,把自己隐藏得更深一些,也许他还能在出版社继续混下去。但是,沈镇林一方面剽窃他人的作品赚钱装进自己的腰包,另一方面在当上副社长之后,到处吹嘘自己的“美籍华人”身份。这位身份越来越悬的“耶鲁博士”逐渐引起出版社其他员工的怀疑。沈镇林的同事中开始有人尝试着在网络上查找耶鲁大学毕业生的名单,但是没有发现他的名字,有的同事还开玩笑地惊叹过“不会是假的吧”。不知是不是对沈镇林的身份存疑,虽然任命沈镇林为副社长的文件已经下达,但是上级单位对这个任命一直没有批复。
沈镇林的身份越来越受到同事们的怀疑,2002年5月,出版社内部人员向司法机关投递了揭发沈镇林虚假身份的举报信。
经过司法机关的调查,沈镇林的真实身份被披露。在侦查人员面前,沈镇林供认了自己的真实身份。真相大白后,沈镇林意识到自己不能在出版社继续待下去了,2002年6月,他悄然地离开了出版社。
沈镇林虚假身份一事引起了出版社上级主管单位的高度重视,他们迅速组成了审计组,对沈镇林工作期间出版社的一切财务账目进行了审计。
随着审计的深入,沈镇林的问题也渐渐出现。侦查机关介入后吃惊地发现,原来沈镇林先后编辑出版的98种图书都是从互联网上侵权下载的学术著作。沈镇林贪污的手段,一是签订虚假组稿合同,然后以向组稿人支付组稿费为由,从出版社支领转账支票后兑换成现金并据为己有,二是将他在世都百货商场消费而开具的购物发票拿回出版社全额报销,三是将虚假的汽车维修服务费发票拿回出版社全额报销,并将报销所得据为己有。此外,沈镇林还涉嫌多次将个人消费的发票拿回出版社报销。这些项目总计下来,沈镇林利用职务便利,共侵占本单位公款共计人民币593430元。
虚假身份由此变成了刑事案件,立即引起各方面重视。因为在任用沈镇林的问题上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以及工作的严重失职,秦女士被上级单位免去了职务。为了尽快追回流失的国有资产,出版社迅速向公安机关报了案。2004年3月,公安机关决定对沈镇林涉嫌职务侵占一案立案侦查。
2006年1月的一天,当沈镇林刚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走下飞机时,被早已等候多时的公安人员擒获,该案随即被移交给检察机关反贪部门继续侦查。
出生在江南的沈镇林,不但拥有各种欲望,而且他把自己的欲望化为强大的诈骗动力,并且毫不遮掩地攫取着本来不属于自己的财富和地位,他不但忽悠了赏识他的秦女士,也最终把自己忽悠进了监狱。这也许是沈镇林没有想到的悲剧。
沈镇林让我们想到钱钟书先生在《围城》中塑造的人物方鸿渐。方鸿渐回国求职经历坎坷,最初靠“岳父”帮忙在银行做职员,之后去大学混了个副教授也被解聘。尽管方鸿渐可悲,但并不可恨,他毕竟没有四处行骗,买来个假博士也尚有羞耻之心。但是,沈镇林不但懒得去买个假文凭,还把自己在浙江乡下种地的父亲吹嘘成拥有豪华游艇的“美国富豪”,他从互联网上剽窃了别人的文章拼凑出书,不但骗来副社长的职务,还骗了59万元。沈镇林这种赤裸裸的骗子嘴脸,估计会让钱钟书先生大跌眼镜的,我们有理由相信,钱老先生估计也想不出能有这么能忽悠的人来。
短短两年之内,从一名清洁工成为一个出版社的副社长,可惜的是,这只是一个充满荒唐的骗局。骗子沈镇林的故事很简单,甚至有些老套。无奈之余,我们只好发问:骗子为何得逞?
公诉机关指控,2001年至2002年间,沈镇林采用与出版社签订虚假组稿合同的手段,以向组稿人支付版税为由,将54万余元稿费和5万元公款私吞。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庭上,外表文质彬彬的沈镇林当被法官问及学历时,沈镇林特意强调自己“在国内是高中”。对于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沈镇林将所有罪责推到当年引荐他的出版社社长秦女士身上,他多次辩解说“钱都是秦老师给我的,我只听秦老师安排。”甚至购买私人用品到单位报销,沈镇林都说是“秦老师允许的”。沈镇林的这些话,让秦女士不禁心寒,也终于让秦女士看到了沈镇林这个骗子的“不仁义”。在庭审过程中,秦女士出具证言否认自己知道沈镇林的这些行为。
经过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和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两次审理,法院认为,沈镇林身为国有企业中负有经营、管理职责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骗取本单位公款,其行为已构成贪污罪,依法应予惩处。2006年11月15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贪污罪终审判处沈镇林有期徒刑13年。同时,判令在案扣押人民币36万余元发还北京希望电子出版社,责令被告人沈镇林退赔人民币22万余元,发还北京希望电子出版社。
狂骗千万,皮匠撂倒诸葛亮
一个泥瓦匠、一个卖鞋个体户、一个饭馆女服务员,这三位近乎是文盲的骗子,为了快速致富,竟冒充中央军委的“中将”、“少将”和“师长”,以处理飞机、坦克、轮船等部队退役废旧物资为由肆意诈骗,攫取浦发银行8200万元巨资,并豪掷6000多万元挥霍。2006年11月29日,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对这起匪夷所思的案子做出一审宣判,判处犯罪嫌疑人刘树林和王建国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处刘树林的情人廖梓宏有期徒刑13年。随着案情的真相浮出水面,更使人感到荒唐的是,这三位文盲骗子的博弈对手竟是精明绝顶、号称“小诸葛”的上海浦发银行北京分行的副总经理。骗子的手段并不高明,甚至极其低劣,但他们又是怎样从各种监管制度都十分完善的银行里骗出钱的呢?
51岁的刘树林小学二年级没读完便辍学在家干农活。1973年,他从山东枣庄老家到黑龙江找活干,并把户口落在了绥化的当地农村。妻子因病去世后,留下一儿一女,儿子现在四川成都上大学,女儿在重庆学裁缝。1991年,刘树林只身来到北京,在一家建筑工地当泥瓦工。他虽然除了自己的名字之外,连一篇完整的文章都读不下来,但凭着多年在北京闯荡的经历,练就了一副好口才。
1998年前后,刘树林因长期租住在一所著名的师范大学附近,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认识了这所大学一位著名的法语教授,并取得了教授的信任。1999年9月,这位教授自己注册了一家名为北京北戴河海龙科技有限公司,办公地点为北戴河某部队所属的疗养院租的房子。刘树林听说后,多次对这位教授声称他能帮助引进资金,教授相信了他,并任命他为公司的副董事长。但刘树林自始至终也没能给海龙公司引进一分钱资金,所以海龙公司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空壳公司。
2002年5月,刘树林经人介绍认识了来京打工的湖南离婚女子廖梓宏,双方情投意合,同居在一起。2002年9月,廖梓宏带着自己经营饭馆挣来的十几万元随刘树林到了成都。不久,在那里开了一个小百货店。
在成都,刘树林认识了一个叫李勇的人。2004年夏天,李勇对刘树林说,他家有个亲戚叫邓德茂,是联合国主席,刚刚回国处理工作。他还是中央军委的将军,负责全军的退役物资处理,权力非常大。不管李勇是无意吹牛还是有意行骗,一向以忽悠别人见长的刘树林竟执意要李勇把他引见给邓德茂。
几天后,李勇说,邓德茂人在北京,最近要到江西和湖南走一走,可是手头有些紧,想让李勇借给他2万元钱当路费,但李勇手里却没有这么多钱。堂堂的“联合国主席”、“将军”,竟然拿不出从北京到江西的路费,稍有头脑的人都会意识到其中有诈,但刘树林几乎是毫不犹豫凑足2万元现金,并亲手交给了李勇。
半个月后,李勇说邓德茂可以见一见刘树林。刘树林喜出望外,便带着廖梓宏回到了北京。在航天桥附近的一家饭店里,刘、廖二人见到了邓德茂。邓德茂自称是“联合国主席”,最近回到国内处理一些事情,现在是军委301办公室主任。军委正准备成立退役物资管理局,主要负责处理建国以后军队退役物资。他能够搞到军委每年处理6000万吨废旧钢材的批文,只要刘树林能找到先期的保证金和违约金,就可以把这件事委托给刘树林办理。
刘树林问:“得多少资金?”邓德茂说:“得3个亿。”这足以让许多大公司都咂舌的数字,刘树林似乎没有什么反应。看着刘树林犹豫的样子,邓德茂说:“最少也得1亿7千万。”
按照邓德茂的说法,每吨废旧钢材以不足1000元的价格购进,转手就可以数千元的价格卖出,每年6000万吨,加上其他方面的生意,至少能赚150亿。刘树林显然是看到了这笔“生意”的可观利益,但2万元的“见面礼”好拿,1亿7千万的巨资上哪里去找?
廖梓宏心里始终觉得邓德茂这人有问题,但就是想不出哪些地方不对劲,仅有初中文化的她,怎么也没想到联合国的最高领导人的职务应该称秘书长,而不是“主席”;她更没有想到诸如飞机、大炮、轮船这些装备,即使更新换代,又怎么能像收购废铁一样如此简单?这些在稍有生活常识的人眼里都会觉得荒唐可笑的问题却让她与刘树林上了钩,不仅如此,刘树林和廖梓宏还义无反顾地走上了这出荒诞剧的舞台中央。
几天后,邓德茂又找到刘树林,并带来一份盖有“中央军事委员会总印”字样钢印的“授权委托书”。至此,刘树林对邓德茂的身份已深信不疑。他从心里想揽下这单生意,然而由于无法找到邓德茂所要的保证金,这事也就只能暂时搁置。邓德茂虽说时不时也还会和刘树林见面,但就此事的合作却始终没有任何实际的动作。
单凭刘树林自己,无论如何是筹不到1亿7千万元这笔天文数字的巨资,为了这笔生意,他必须寻找其他公司一起“合作”。刘树林很快就想起了自己曾任副董事长的那家“海龙公司”。他早知道海龙公司其实只是一个空壳,但毕竟那位教授也从未说要罢免刘树林。就这样,刘树林再次打起海龙副董事长的招牌,廖梓宏摇身一变成了海龙公司的“财务总监”。
至此,一场荒诞无比的闹剧拉开了序幕。
“海龙”仍然是过去的空壳,拿不出一分钱,他只能借这只空壳去继续行骗。一次偶然的机会,刘树林在一场聚会上认识了王建国。王建国是江苏人,52岁,初中肄业,1983年9月3日因犯流氓罪被江苏省阜宁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2年,刑满释放后一直无业。2002年到北京开了一家皮鞋店,两年下来也挣了不少钱。言语中,刘树林见王建国也对这事感兴趣,便说出了自己心中的苦闷。两人一拍即合,王建国当即请求“联合国主席”邓德茂约见。刘树林说,要想得到“邓老爷子”的信任,必须注册成立一个有实力的公司。怀着与刘树林同样的心理,2004年6月份,王建国在方庄附近注册了一个名为博通广顺的商贸公司,以便接受邓德茂的“考察”。
不久,刘树林打电话告诉王建国中央军委的批文办下来了,并且告诉他邓德茂同意见他。
这次见面,邓德茂不仅带来了“中央军委”的授权海龙公司经营“军队退役物资”委托书,还带来了一份授权王建国负责处理军方退役废旧物资的委托书。邓德茂对王建国本人的“资历”、公司的实力均表示满意,他对王建国说,中央军委退役物资管理局的事已经定了下来,但我不便出面,这方面的事将来都由老刘负责。你也好好干,我看这个局长到时候就由你来当。”邓德茂最后说,等公司成立之后,军委还会给公司派一个排的兵力负责勤务保障。这本是一个十分常识的问题,然而自称“曾任武警北方局局长”的王建国却并未发现一点破绽。
为了能让新成立的公司运作起来,王建国又托人向上海智盛化工有限公司驻北京办事处负责人蔡智平借钱,以作为启动资金。他对蔡智平谎称自己曾在武警部队服过役,原是武警北方局的局长,现在是“军队退役物资管理局局长”,他现在注册这家公司就是为了与海龙公司合作经营军队退役物资生意。同时,他还给蔡智平看了邓德茂、刘树林伪造的那两份盖着“中央军事委员会总印”钢印的委托书,称自己就可以代表已经得到“中央军事委员会”授权的海龙公司与上海智盛化工有限公司签下合作协议,并大谈做退役物资生意的利润和前景,事成之后,利润均分。蔡智平没有表示怀疑,答应王建国签下协议,并在两天之后借给了王建国200万元。
邓德茂画了一张饼,刘树林与王建国望“饼”充饥,并且乐此不疲,把这张“饼”越画越大,让更多的人卷到了这场荒唐的骗局中,而且越套越深。
“中央军事委员会”的那两份授权委托书的真假只有邓德茂最清楚,而刘树林交给王建国的那些合作协议和合同又是由他口授廖梓宏打印伪造的,王建国不明真伪,他的“朋友”上海浦发银行北京分行业务四部副总经理于天来更是不知真伪。这也许就应了那句谚语:谎言重复了一千遍,连自己都认为是真理。
既然王建国这条鱼上钩,刘树林哪肯就此收竿。他一再催促王建国尽快把钱打到“海龙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的账上,再由“海龙”把钱转入总后的结算中心,否则就会耽误大事。
王建国虽说已经注册了公司,并且得到了授权委托,可他同样拿不出那1亿7千万保证金和违约金。挖空心思的王建国再次想起了蔡智平。他觉得蔡智平上次在几天之内就能借给他200万,就证明蔡应该有钱。令王建国兴奋的是,通过蔡智平,他又认识了上海浦发银行北京分行业务四部副总经理于天来,而于天来恰巧此时又是到蔡智平的公司来拉存款的。
按理说,作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