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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理说，作为一家银行的高管人员，即便是为了银行的得益到社会上去拉存款，于天来也本不该如此轻易上当。但没过两天，再次遇到王建国时，他不仅带来了蔡智平曾经看到的那两份授权委托书，同时还带来了海龙公司授权给上海智盛公司经营军队退役物资委托书。
“如果我们能给你提供贷款，你们将如何安排还贷计划？”于天来问王建国。
王建国似乎早已经准备好了答案，当即表示：“你放心，首先这个管理局一旦挂牌成立，立刻就会有专项拨款。再说，启动资金一到位，业务马上就会运转起来，我们甚至可以用客户付给我们的订金来还贷，这一点问题都没有。”
“那需要多长时间。”
“最多二十天。你想想，不管是退役物资管理局的钱还是你们银行的钱，不都还是国家的钱？国家能赖自己的账吗？”乍一听这话，王建国说得也着实有些道理，军委既然要成立一个机构，那能不拨给启动资金和相应的经费吗？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他所说的这个前提本来就子虚乌有。
至于王建国、刘树林等人是如何用他们精心酿造的“迷魂汤”把于天来灌晕的，这些细节的原本面貌已无可复原，因为刘树林与王建国等人在后来对公安机关的供述中相互推诿以解脱自身。但在厚达２０多册的卷宗中，记者发现了这样一纸类似“申请授权”之类的东西，看来不仅令人不可思议，同时为一个又一个“上当者”们感到可悲可叹：
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
北京“北戴河海龙科技有限公司”、北京“上海智盛化工有限公司”，为发展国防高科技项目，资金短缺，望得到你们的支持，利用部队退役的废钢铁、铜等的实际价购送钢厂加工成品，并解决项目投产所需资金的不足。
此产品对我国国防和民用都有超实际水平，值得重视和支持，我们在给中央有关领导同志致函的同时，给军委一并发函，具体管理事务由王建国同志负责主持全面工作，望四总部、军委办公厅所属全体人员给予方便及支持解决。有不从者军法从事，我们支持你们！
１３５全球指挥总部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主席团
在这两个子虚乌有落款下面是三枚硕大无比的朱印。第一个为方形，刻有“地球一号军政委员会”和“世界联合基金会”、“天下事事关心”的字样。另外两枚为圆形，除了中心处的图案有所差异，印文均为繁体“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更让人目瞪口呆的是，这两枚圆形印鉴上的印文全部是反字倒序。
骗子们的骗术实在拙劣至极，可恨的是，即使这样稍有一丁点社会常识的人都会明眼看穿，然而，一个又一个唯利是图者们还是在这些漏洞百出的“红头文件”面前当了名副其实的睁眼瞎。
于天来如何也没想到这一点。他对什么“退役物资管理局”之类的事并不关心，他关心的是如果自己真的能帮王建国解决了这笔资金，等他们的业务运转起来，王建国所说的管理局每年几十个亿的资产就可以理所应当地存在他所在的银行。如果王建国真的能每年给银行引来几十亿的储蓄量，这不仅能体现他的业绩，同时也极有可能影响到自己的前途。于天来不禁动心了，并且将他带到了副行长的办公室。
副行长听了于天来的介绍后，只是简单地问了几句王建国的服役经历，没作任何表态。但等王建国走后，副行长对于天来说：“不要相信他们，我劝你也最好别再跟他们接触。”
作为下属，于天来本来也应该听进副行长的这句话，并且悬崖勒马，遗憾的是他并没有这么做。因为王建国他们手里拿的不仅是红头文件，而且还盖着“中央军事委员会总印”的钢印，这怎么可能是假的？
２００４年９月２２日上午，于天来再次到上海智盛公司北京办事处时，蔡智平与王建国再次跟他说他们急需要一笔保证金，一共是人民币８２００万元，但公司一时拿不出这么多的钱，并且最后期限是９月２３日。蔡、王二人问于天来能不能贷款给他们，如果能贷下这笔款，今后就会有１５０个亿的存款存在该银行。急于在银行内部树立业绩的于天来就这样头脑一热，决定放贷给海龙公司。于天来明知海龙公司的贷款资质不够，他就以其他信誉好的公司名义做了虚假贷款，８２００万巨资就这样在当天全部打进了海龙公司的账号。
泥瓦匠刘树林、打工女廖梓宏以及皮鞋贩子王建国这三个臭皮匠，最终把本来精于算计的“诸葛亮”于天来死死套牢在手上。于天来聪明反被聪明误，把一条看似能帮自己成就事业，甚至平步青云的绳索拴在了自己的脖子上，最后还打了个死结。
于天来私自从银行拆借了８２００万资金打进海龙公司账户上之后，心里便立刻打起鼓来，他生怕副行长当初的话不幸言中，于是没过几天便开始盯着王建国还钱。令于天来没有想到的是，每次他一提起还钱的事，王建国和刘树林似乎早已准备好了推脱的理由。要么说，中央首长马上要到北戴河去开会，等会开过之后才能成立“退役物资管理局”，专款才能拨付到位，劝于天来不要着急；要么就说这事得中央七位首长全部签字才能生效，可现在有两位首长不在京，所以管理局暂时还不能挂牌成立。
一个多月之后，心里越想越打鼓的于天来找到王建国，要求给个明确的说法。王建国就带他找到了刘树林和廖梓宏。刘树林对他说：“这点钱还叫钱吗？再说钱是国家在用，中央军委把钱花了，你怕什么？关于退役物资管理局成立的事还要等一等，等中央首长研究定了，还钱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
毕竟没有到最终的还款期，于天来也自知不会有什么结果。再者，此后的一个多月里，他几乎每天都能见到刘树林他们，心想军队的事应该不是儿戏。钱已经划给海龙公司了，可是刘树林他们却没有跑，天天还能见着，也证明他们不可能是骗子。于天来还在幼稚而天真地想着刘树林他们等业务运转起来后马上就会有１５０亿的资金存进他们银行的承诺，殊不知自己早已经被严严实实地蒙在鼓里。
就在海龙公司收到于天来划款后不久，刘树林便在邓德茂授意下，由廖梓宏分多次进行提现，总计１５００万元分别打入邓德茂指定的三张银行卡上。紧接着，刘树林他们不仅没用剩下的资金经营“退役物资”生意，而且可笑的是以此为本金，四处联系可以给他们提供融资的公司和单位，同时以廖梓宏的名义在北京西郊买下一套豪宅。
刘树林授意廖梓宏先后给北京一家投资公司账上打了１１００万元，给北京一家电子机械有限公司打了１０００万元，给海南一个石化公司打了１０００万元。廖梓宏对这些资金的用途不明白。刘树林的解释是，这样做是为了引进更多的资金，这些钱是给对方提供的前期活动经费。廖梓宏知道打给海南那家石化公司的１０００万元，是因为对方答应在１５日之内能给海龙公司筹集１０亿人民币，然而钱打过去之后就再也没有任何消息。
除此之外，刘树林还东给１００万，西给２００万，像往水塘里扔钢镚儿一样，说是为了让海龙的资产越滚越大，越来越雄厚，然而他竟连一声钢镚儿的响声都没听到。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直到最后，他到底给了多少家公司钱，哪家给了多少，刘树林自己也记不清楚了。
廖梓宏虽是海龙公司的“财务总监”，然而只有初中文化的她又如何懂得分工精细的会计原理及操作规程，又如何能够操作数额如此巨大并且往来如梭的资金？廖梓宏只有一个简单的记账本，但上面只是不分明细项目地记着某天进账多少钱，打出多少钱，并且还不完全。就这样，８２００万元巨资，令人难以置信地在短短四个月时间内被刘树林等人挥霍了６６００万元。
关于资金的流向，刘树林他们始终瞒着于天来。于天来多次找到王建国，问他们还钱和往浦发银行存进１５０个亿人民币的事，王建国总是推诿。于天来又找到刘树林，刘树林拍着胸脯说：“小于，你不要怕，钱能到位。”为了稳住于天来，１１月底，刘树林、廖梓宏、王建国三人还专门到于天来所在的银行开了一个账户。刘树林对于天来说：“我马上就会往这个账户上打进３００个亿，要把浦发银行买下来。小于，你真的不用怕，等３００个亿到位后，浦发行就是你的了。”
一群连流水账都记不清楚的骗子竟要买下一个银行，如此荒唐可笑，滑天下之大稽的怪事，对于于天来而言，已经不是信不信的问题，他最揪心的是他私自拆借给刘树林他们的８２００万元如何尽快地平账。
就在于天来提心吊胆之中，转眼到了２００４年１２月。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北京分行的财务部门在进行年终资金结算时发现，当年９月的一笔高达８２００万元的巨额贷款竟没有审批手续。在只有公司副总经理于天来个人签名的情况下，８２００万元资金被转账到了上海智盛化工有限公司。１２月３１日，警方将于天来抓获。
面对公安机关的审讯，于天来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这起荒诞不经的巨额诈骗案最终浮出水面。不久，刘树林、廖梓宏、王建国等人也相继落网，狡猾的邓德茂在收到廖梓宏打入卡内的１５００万元后，便“人间蒸发”，再也没有了音讯。
２００５年５月，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经开庭审理，以挪用资金罪依法判处于天来有期徒刑６年。２００６年１１月２９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开庭审理，以诈骗罪判处刘树林和王建国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判处廖梓宏有期徒刑１３年，并处罚金人民币１３０００元。
法网恢恢。就在刘、王、廖三人被判决的前三天，邓德茂在大连落网。等待他的，也将是法律的严惩！
一场本不该上演的荒唐诈骗剧不仅上演了，而且还演得有声有色。据该案的承办法官讲，其实骗子的智商并不高，手段也极为拙劣，连私刻伪造的公章上的文字也不分正反，甚至是反字倒序，然而他们却把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银行高管人员死死套牢，可悲可叹！
针对这起极为罕见的诈骗案中暴露出来的怪现象，该案的承办法官在表示无奈的同时，也提出了忠告。
首先，凡遇“帽子”戴得越高、来头越大的人，与其合作共事越要格外审慎。这些年冒充中央领导亲属和国家干部进行诈骗的案子可谓花样不断翻新，但犯罪的目的最终是“换汤不换药”。高利益势必伴随着高风险，利益的背后时常就是骗子们早已设计好的阴谋和陷阱。
其次，国家机关，尤其是要害部门在向社会出租房屋，尤其是出租办公场所时，一定要慎之又慎，杜绝极个别心术不正者借机搭车。公安局门口卖警灯、法院门口办律师事务所等等，极易给社会提供某种心理暗示。本案中的海龙公司就是这样，该公司办公地点在北戴河某部队的疗养院出租房内，刘树林等人在北京又时常出入各豪华饭店，坐着奔驰，拉大旗作虎皮，虽然是无业的文盲，但王建国等人还是相信了他。
第三，无论银行还是公司，资金的监管制度一定要切实落实，不可有丁点的盲区。单有监督机制还远远不够，还应有制约机制，不可把特权集中在极少数人手里。本案中，于天来就是因为自己一人独有签字权，他才有机会擅自做主，最终造成巨额资金的无端流失。
自投罗网，总制片人总骗人
打着已经被取消的中央电视台“田园大舞台”栏目总制片人的旗号，腰里揣着公章，手里拿着批文，嘴里口若悬河。演艺圈巨骗章日升从北京骗到珠海，从澳门骗到云南，最后他被自己骗过的“朋友”骗到珠海捉拿归案。审讯时他欺骗警方说自己还有价值百万的股票用来还债，结果是子虚乌有。甚至在２００３年８月２８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处他无期徒刑的时候，他还在拿着谎言欺骗法官，并拒绝在判决书上签字。
客观地说，章日升是个非常聪明的人，而且在很多人眼里是个非常有能力的人，这是在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判决他无期徒刑后，采访他时留给记者最深刻的印象。在采访中章日升说：“我最遗憾的是我被朋友骗了，他们把我从北京骗到珠海，把我骗进公安局，这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
在谈到他诈骗犯罪的时候，章日升甚至在法官和法警面前理直气壮地说：“我拿的是‘中国中央电视台’的批文，不是中央电视台，中国根本就没有‘中国中央电视台’这样一个单位，怎么能说我是以中央电视台的名义去骗人呢？我没有诈骗，只是借款！我还有价值１００多万元的股票还债，不是我骗人，是朋友骗了我！”
章日升所说的朋友，是他在澳门赌场认识的赌友。而中央电视台出具的证明中，证明“田园大舞台”栏目已经被取消，中央电视台也根本没有章日升这个人。
按照章日升的供述，４４岁的章日升来自江西上高县。他当过兵、干过代课老师、当过县城建局的股长，之后先后就读于中南财大和北京大学。在北京城里见了世面之后，他再也不想继续回老家工作，停薪留职并化名“章明”进入北京演艺圈，给一些演员当经纪人。之后章日升与中国电影电视中心签约，成为“田园大舞台”摄制组总制片人。
中央电视台农业影视中心对“田园大舞台”进行竞标招聘时，已经在演艺圈里混了几年的章日升，凭着他的聪明精心炮制了一份颇具诱惑力的策划书应聘。中标后，章日升以北京红天广告公司法人的身份与中国农业电影电视中心签订了《电视栏目制作播出协议》，双方合作期限为１年，计１３期节目，开播时间为１９９９年元月２日。合同大意是摄制组要定时提供播出节目，享受中心提供的广告时段，摄制组的经费自行解决，也不向中心上交利润。说穿了，作为制片人，就是章日升一个人当家，导演、主持人等剧组人员的劳务费全部由章日升支付，摄制组除了向中心提供播出节目外，创收或者亏欠多少都是章日升的。
合同中特别注明：乙方（即章日升）在制作“田园大舞台”栏目过程中，应遵守国家法律，并独立承担法律责任，乙方不得以中央电视台和甲方（即中国农业电影电视中心）名义在社会上活动（如筹集资金、刊登广告、刻制摄制组公章、签订协议等）。
合同签订后，章日升立即托人违规在银行开设了一个账户。同时偷偷刻制了一枚“中央电视台田园大舞台摄制组”的公章，拉起了一个摄制班子开工了。要拍摄节目时，章日升本人或者其他联系人先与被拍摄对象谈妥价钱，预付部分现金劳务费和旅差费，其他赞助随后打到章日升的账户上。因为没有会计和出纳，账上有多少钱有时候连章日升自己也说不清楚。但章日升清楚的是，这些拉赞助拉来的钱，大部分都被他用来赌博输掉了。
章日升赌博的豪气可不是一般人所能比的，他已经不屑于跟朋友搓几圈儿麻将这样的低层次了，因为在他的感觉中，到澳门去赌才方显英雄本色。在去了几次澳门之后，他深深地爱上了赌场，尽管他几乎没有赢过什么钱。
２００１年３月，章日升再一次来到澳门凯悦酒店赌钱。这一次章日升玩的是“百家乐”。跟他同桌赌博的是广东珠海一家企业的老板张思齐和助手欧阳涛，以及广西一家著名企业的财务总监。开始的时候，章日升连连赢钱，手气出奇的好，而张思齐他们则接连败北。赢了钱的章日升出手阔绰，从桌上抓起一把筹码，数也不数就给端茶倒水的侍应生当小费，这个举动给张思齐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赌博中，章日升自称是中央电视台田园大舞台的总制片人，还亮出自己早已作废的记者证给他们看，更让张思齐他们刮目相看。
尽管章日升自己明白，从２０００年开始，“田园大舞台”栏目早被中央电视台撤销，他自己早不是什么制片人，而是一个靠骗钱混日子的人。
玩到后来，章日升的手气越来越背，不仅赢来的钱全部输光，连老本也输得干干净净。章日升意兴阑珊，正准备离开赌场。跟他一起玩的张思齐等人却兴致很高，因为都是来自大陆，加上章日升自称是中央电视台著名栏目的总制片人，张思齐他们对章日升都高看一眼，纷纷拉着章日升继续玩。
章日升两手一摊说：“我已经把钱全部输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