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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第06期-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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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爹并没有说“死”这个词,但阿莲太伶俐,立刻就这样理解了。窗前的小男孩打了起来,其中的一个头部被撞在水泥墙上,那是很沉的、闷闷的一声,我感觉到头盖骨已经碎裂了。阿莲坐不住了,从床上下来走到窗前,将手臂伸到窗夕卜
  “阿莲,外面真的下雨了吗?”
  “怎么会呢?此刻是晚风习习的大晴天呢。”
  “那小孩在哭呢,他同伴死了。”
  “忆莲表姐,你真多情。我们现在要什么就可以有什么,你说是吗?我一辈子都没有看到过那么美的玫瑰花,我应该像杨处长一样坚守在那里。我们机关里将杨处长称作‘幽灵’,因为很少有人看到她的身影,每次我从她的办公室门口经过都没见到她坐在里头。但是她的影响无处不在,就连我们局长,一提起她来脸都要变色。”
  阿莲在窗前伸长着手臂同远方的什么人打手势。此刻,我们所在的地下室向身后无限地延伸,变成了开放的地方,一株洋槐的枝条垂到了我们的脸上,三只小鸡在草丛里追逐。
  “那只龟也是想要去哪里就可以去哪里。”她像是对我说,又像是对远方的那人说。
  我的妈妈来到我的住处,表面上是来给我送吃的,实际上却是来谈阿莲。我突然觉得,我的爹妈的生活是以阿莲为中心的。为了什么呢?也许他们同阿莲是一类人,而我则不是吧。妈妈的叙述里头时间观念是错乱的,而她口里说出来的阿莲,是一个年龄不确定的女子,有时是儿童,有时是青年,有时又是她的同龄人。她谈话的时候,那种缥缈的语气似乎要召唤什么。召唤什么呢?比如她说:“你生出来,我们给你取名叫‘忆莲’,而那时还没有阿莲。我们怎么会想出这样一个名字呢?很多事都是注定的啊。”又比如她说:“她从家中搬走,同家人一刀两断了。我和爹爹同时想到了她在家中养的那—群黑猫。那群猫后来都流落街头了,她遗弃了它们。关于她同家人的决裂有很多传说,可我只记得猫儿的事。”她还说:“阿莲出现在我和你爹爹的每一个梦里,她那细长的黑影投在红砖墙上和柏油马路上,我们看一眼心里就产生狂乱的念头。可是我听说她自己的梦却属于宁静的乡村。”妈妈说呀说的,她的双颊在灯光下透出无限的沧桑,使得我禁不住暗自思忖:她这些年是如何过来的?她和爹爹住在那栋古老的、快要拆迁的公寓里头,每天下午,太阳穿过公寓的高墙晒到狭小的天井里头时,这两个固执的老人心中会浮起什么样的欲望?
  妈妈站起身,打开门朝楼道里看了一眼,说:
  “忆莲,我和爹爹都爱你。”
  她笨拙地弯下腰捡起她的竹篮,叹了口气往外走去。我注视着妈妈瘦小的背影,想到她和爹爹度过的艰难的日子。为什么说他们的日子艰难呢?倒不是经济上有什么困难,而是他们将每一天都当末日来过。从我记事那天起,就听见他他们在谈论“井喷”的事。我们的住宅附近有一口油井,据说有一年发生井喷,毒死了几百人。我们家没什么家具,好一点的东西都装在两口大皮箱里头,皮箱就放在门边,以便万一不幸的事发生就可以提上皮箱逃命。二十多年过去了,不幸并没有发生,油井的设备全换了新的,可是爹妈似乎并没有丝毫放松警惕,仍然神经兮兮的。我虽然在这种末日氛围里头长大,却似乎没有传染上那种危机感,这不免令二老有些失望。他俩在家里谈论危机时总有些不好意思,窃窃私语,避开我。我也搞不清从哪一天起,阿莲就成了他俩的精神寄托。他们并不常去阿莲那里,阿莲也从不上我们家来,可是我知道他们对她魂牵梦萦。“要是井喷的时候阿莲在身边,就不会有什么失误。”妈妈说过这样的话,她又补充说:“阿莲天生就是危难时刻的主心骨。”我一点都不妒忌阿莲,因为我是一个性情随和的人,害怕末日,也不愿老听人谈论。
  妈妈送来的糯米食品有好几样,粽子汤圆之类,我坐下来享用。
  我已经好些日子没见到阿莲了,她在机关里头混得怎样了呢?要是晕倒,他们会将她送往医院吗?爹爹的计谋成功了吗?前一阵我又出差了,我去的地方是那些贫民窟。那些狭长阴暗的小巷子,每次进去都给人从此出不来的感觉。我是去做统计工作的,我提着我的帆布箱汗流浃背地匆匆行走,看见转弯处的油布棚下面总是站着几个毒品贩子。啊,那些小巷啊,就像蛇洞一样莫测,不断地拐弯,甚至使你产生在往回走的错觉。如果你去向本地人问路,他们每个人都会毫不犹豫地一努嘴,唆使你进入一条暗无天日的巷子,于是你走啊走的,有时你害怕起来,掉转身往回跑。有时你撞上了管事的,那人往往戴一副墨镜,他点一点头叫你同他走。于是你跟在他身后进入贫民窟的内部——那些肮脏的群楼。楼里的电梯总是坏的,住在那种地方,人就得学会攀登,如果你的腿发软,停在楼梯上,就会遭到身后的人的袭击。然而经过漫长的攀登后到达的是什么地方呢?你到达的是另外一个楼梯口,从那里通往楼下。“我是来做统计工作的,我要去居民家中。”有好几次我这样对管事的说。管事的摘下眼镜打量了我一阵,声音小得几乎听不出:“没关系,所有的数据都会有的。”我们就一起下楼了。我一直想从我的工作里头找出一种意义来,我知道它是隐藏了某种目的的。那是什么呢?凭我这平庸的大脑,实在是想不出来。
  有人没敲门就进来了,居然是阿莲机关里的处长。
  “你这里很好。”她主动坐下来,拍了拍自己那一头烫得像鸟窝一样的短头发。
  “杨处长有事吗?”我问道。
  “嘿嘿,我昨天从机关里溜出来了,今天也没去,他们不知道,没一个人知道。谁会来追究这种事呢?可以说没人管我。”她颇为自得,“你也可以试—试嘛。”
  原来她是来告诉我这件事的。她的话令我想起贫民窟小巷子里的那些贩毒者,我有些紧张。但为什么要紧张呢?看看这个杨处长吧,她不是很放松吗?她用她那双冰冷的灰眼睛盯着我看,似乎有所企盼。这时门外响起了阿莲的声音。
  “杨姐!杨姐!”
  杨处长站起来,又坐下了。阿莲为什么不进来呢?
  “杨姐啊……”阿莲的声音带哭腔了。
  我想去开门,杨处长一把将我按在椅子上,她那只青筋凸露的大手在微微发抖。阿莲的脚步声渐渐远去了。
  “这种夜里,阿莲总是要出来找我,她知道我在你房里。”
  “她为什么不进来呢?”
  “你不知道吗?阿莲总是这样的。在机关里上班时,她就敲墙,我在隔壁都听烦了。她想让我知道她心里苦闷,可是一见面呢,她又后悔让我知道了她心里的事。”
  墙壁上有一个杨处长的影子,那影子在一点一点地长大。一会儿工夫,那黑影就占满了一面墙,头部伸到了天花板上。我感到头晕,身上开始出冷汗。
  “你……你……”我昏头昏脑地说。
  “哼!”她冷笑一声,坐着不动。
  “这屋里真黑啊。”我勉强说出这句话来。
  突然,我的脑袋晃动了一下,什么都看不见了。我的上半身伏在桌子上,时而感到她在用脚用力踢我的腿,时而又感到她在离我很远的过道尽头对我喊话,听不清她到底喊了一些什么。后来我又听到我房间的门响了一下,大概是她出去了。
  那天夜里,我整整一夜都没想出杨处长的来意。
  我休假了。我计划在假期里头重返我出差时访问过的那些地方。这个主意其实是杨处长提出来的,她还要同我一道去旅游呢。那天夜里,在惨白的日光灯下面,阿莲和她看上去就像两个鬼。我们是坐在阿莲的办公室里,我在那里头找来找去的,却没有发觉地板上的那个破洞。也许办公室的地板已经换过了吧。后来不知怎么,我糊里糊涂地就答应了同杨处长一块出游。阿莲在一旁眼珠鼓得老大,拍着手说:“好——啊!”她本来坐在桌上,说这话时忽然栽到地板上,身体蜷作一团。
  “阿莲你没摔坏吧?”
  “你别管我,”她挥开我说,“你可要好自为之啊。去吧,去旅行吧。你记住,中途我也会来加入你们的。”
  真荒唐,这个杨处长,模样古板、内心莫测的半老女人,她居然使得我同意了她的莫名其妙的旅行计划。我隐约记得一开始我们根本不是在谈论旅行,而是在谈论乌龟背甲上的花纹。
当时阿莲很健谈,因为在这方面她见多识广。从乌龟我们又谈到了海龟,杨处长胸膛里涨满了思乡之情,她说她出生在海边的小渔村里。然后话题就转到了旅行上头。杨处长说她要了却她的夙愿,实施一种“隐性的旅行”。我问她什么是“隐性的旅行”,她就话题—转,怂恿我去向公司申请休假,然后和她—缈外出。
  杨处长的双手背在背后,绕办公室走了一圈。我觉得她那种老派样子特别好笑,就忍不住笑了起来。为掩饰自己我又假装在咳嗽。但阿莲还是觉察到了。
  “忆莲表姐你笑什么呢?”她责备地说,“现在还没开始旅行呢。”
  “我听不懂你的话,阿莲。”
  “那你就回家好好想想吧。杨姐在生活中可不是个逗笑的人。怎么说呢,杨姐,她差不多是我的救命恩人呢。”
  那天从阿莲的办公室回去,下着小雨,路上特别黑,好几次我的脚都踩进了水洼里,这使我的情绪沮丧到了极点。
  上午我去公司告了假,一回家就接到阿莲的电话,说是杨处长已买好了火车票,下午五点钟在候车室等我。我感到很疑惑,怎么不是杨处长自己打电话来呢?阿莲说,杨处长在家里从来不打电话的,她怕别人知道她的行踪。接着她又在电话里头补充了一句:“你昨天晚上表现得很自负嘛。”放下电话后一种不祥的感觉向我袭来。我到底去还是不去呢?犹豫了好一会儿,我决定打电话给爹爹。已经是中午了,爹爹似乎还在阴暗的大卧室里陷在混乱的梦中,他磨蹭了五分钟才开始说话。
  “是阿莲通知你的吗?太好了。忆莲啊,到了外头,事事都要用脑子,我和你妈老了,快要活够了,我们帮不上你的忙。”
  他的口气就好像我是去上战场似的,我记起他年轻时打过仗,大腿上中过一颗子弹。和他通过话之后,不祥的感觉更厉害了。我胡乱将旅行用品塞进一个箱子里,坐在房里发呆。电话铃忽然又响了,吓得我一脸发白,手发抖。又是阿莲,她向我说起这一阵她在机关上班的体会,她说她已经“豁出去”了,晕倒就晕倒,让别人将她抬到旁边的长椅子上躺下。现在大家也习惯了她的怪病,不再大惊小怪。阿莲干吗这时在电话里说她的事?
  “忆莲表姐,你在听吗?我觉得你根本没听!”她忽然发怒了,“咔嚓”一声挂了电话。
  我本来也可以不去,可此时的氛围好像不允许我不去似的。另外,我也觉得自己过于担忧了,不就是出去旅行吗?杨处长一个女人家,又不是老虎,还能吃了我?
  候车室里稀稀拉拉的并没有坐多少人,杨处长不在里头,难道她到了这个时候还不能暴露自己的行踪?这就是“隐性的旅行”吗?我气鼓鼓地坐下来。
  车快要开时她才来。穿一件黑风衣,戴着黑风帽,像—只老乌鸦。
  我们的卧铺是面对面的两个下铺。处长将自己的小皮箱往铺下一塞,然后端坐在铺上看着窗外一动不动了。她的样子显得有点紧张。
  “杨处长,阿莲要我一路上听您的吩咐呢。”
  她忽然笑起来了,她的笑声居然像小狗的叫声一样,怪怪的,弄得我害怕起来。过道里有人经过时,那人总忍不住朝她看,于是我感觉好像自己做错了事一样将脸转向窗外。她笑了又笑,没个完。我开始怀疑她是不是神经错乱了。
  后来列车员来了,列车员很严肃地对我说话。她问我杨处长是我妈妈吗?我说是朋友。她要求我马上制止她发出这些怪声。可是我们说话时,杨处长已经停止了发笑,她站起来,傲慢地用身体撞开列车员,径直往厕所走去。
  “我们躲过了一关。”她重又回到卧铺上时紧张地对我说,“你想想看,这里头什么人没有?比办公室里还险恶。在办公室,那些面孔你至少还熟,这里啊……”
  她将枕头被子拢到一块,靠在上头,一瞬间就睡着了。她的模样像是累坏了。
  杨处长的风衣掉在地上,我弯下腰帮她捡起来。风衣的料子有一种奇怪的手感,那不像是布,倒像是小动物的柔软的皮,一没抓稳就又从手里滑到了地上。我将抓衣服的右手凑到亮处去瞧,看见手板上沾了一些黏糊糊的东西。
  由于我弄出了响动,杨处长睁开了眼睛。
  “你不要动我的衣服,你会不习惯的。其实呢并没有什么,只不过是衣服一到了我身上就变成了我的皮,这叫物尽其用,我不喜欢表面的装饰。你大概觉得我老派。”  她捡起风衣往箱子里塞,衣服就像一条黑蛇一样溜进去了。不知怎么她又要上厕所了。这一去就去了很久,直到下半夜才回到她铺位上。
  “您去哪儿啦?”我迷迷糊糊地说。
  “我订了三个铺位,这叫‘狡兔三窟’。免得他发现我的行踪。”她压低声音说。
  “谁?”
  “随便一个人吧。总有那种人的,不是吗?”
  她躺下了。一会儿她又坐起来问我:“上面这个人是谁?”
  “一个女孩,从沿海的渔村来的。说不定是你的老乡呢。”
  “嗯,有可能。”她口里嘀咕着什么,一会儿就打起鼾来。
  天亮前杨处长放在卧铺下面的箱子里头一直在闹腾,像是里头囚了一只野猫一样,闹得箱子都弹跳起来。是不是那件风衣在闹鬼呢?渔村的女孩很早就起来了,坐在上铺,将两条瘦腿垂下来,双臂紧紧地抱着胸前,像是受了惊吓,又像是怕冷。
  “你等会儿去吃早饭吗?”我问女孩。
  “啊,不!我怎么能下去,太危险!!”她的声音抖得厉害。
  我上面的那个老头也起来了,浓重的南方口音响了起来:
  “坐车如坐监狱啊,如今这日子没法过了。”
  老头下来了,机警地往过道那头走去,我看见他身上缠着一条花蛇,蛇头被他握在手里。
  “你看……你看……”女孩朝他的方向努着嘴,身子探出床外。
  我心有余悸地回想起刚过去的恐怖之夜。杨处长睡得沉沉的,她那张长脸像被打歪了一样,右边的鼻翼和嘴角都肿了起来,呼吸也很困难,但她绝没有要醒来的迹象。她下面的箱子已经静下来了。我抬起头来同女孩搭讪,想使她镇定下来。
  “你们村里有多少人家?”
  “啊,不要问这种问题。我们村已经不存在了,我要忘掉它!我告诉你啊,那不能算一个村子的,那里总共只有三个人,我,还有另外的两个。我们住在三间茅屋里,刮台风茅屋就被吹倒了,又得重新盖。下面这位阿姨打起鼾来就像刮台风,所以夜里我特别害怕。我跑出来,以为逃脱了,没想到火车上也和我们那里一样。”
  我听见她在用脑袋撞木板间隔,她的苦恼没法解脱。
  杨处长一直睡到下午,列车到达目的地进站了才醒来。这时我们上铺的两位早已在中途下去了。她的眼睛肿成了一条缝,头发像鸡窝草一样乱,而且精神也显得很委靡。
  “忆莲啊,我看不见,你得扶着我出站。”她说,“我们要小心这些列车员。”
  银城是一座败落的城市,这里的人们以醉生梦死闻名。已经有好多次了,我在这些破烂的小巷里穿行,将那些低矮的瓦屋想象成自己的家。这里给我一种身心放松的感觉。可是今天,当我搀扶着杨处长,两人磕磕绊绊走在麻石
路上之际,我感到路边矮屋里的人们向我们投来敌意的目光。杨处长执意要到路边去打个电话。我们走进卖小五金的铺子,那里有一部公用电话。她是打给阿莲的,从她的话里我听出来阿莲不是在家里,却好像就在这附近的什么地方,她还同阿莲约定了晚上见面呢。店主过来同我们搭讪。
  “银城生活方便,吃的玩的应有尽有,来了的就不想走。二位要吃火锅吗?对面大马路上那个小竹楼里头就有,还可以洗温泉,提供全套按摩服务。”
  我对这个斗鸡眼的老头很厌恶,拉着杨处长离开,但杨处长却对他的话有兴趣。
  “你说我们也可以进去玩吗?那该是青年的娱乐场所吧?啊,昨天夜里我真是累坏了,在火车上有那么多的问题要我处理,我现在眼也花了,头也昏得厉害。”
  她竟向这个陌生人诉起苦来了。在家里的时候,阿莲叙述中的杨处长是个不苟言笑的严谨的女人,官僚机器上的一个部件,她是怎么变得这么紊乱的呢?那老头很高兴有人听他说,于是又说起竹楼后面的旅馆,说那里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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