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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者应该具备实事求是的品德，不能妄自尊大、不懂装懂。毛泽东说过：“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即便调查了，也只能就调查清楚的部分发言，千万不能想当然。国家一项政策的出台，牵涉到万民的利益，所以实事求是的品德极重要。温家宝总理曾说：中国的一件小事，如果用十三亿人口来算，就会变成一件大事，所以必须慎重处理。
“攻乎异端”是对事物发展动向的考察，“知之为知之”是对决策者自身实事求是品德的考察，正好是主、客观的两面。中国近二十年改革开放的指导思想就是“实事求是”，与两千多年前的孔夫子不谋而合，而孔子更将“实事求是”的品德具述为对事、对人两个方面的要求，何等睿智啊！
『18』子张学干禄。子曰：“多闻阙（quē）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
子张学习求取俸禄的办法。孔子说：“多听，不明白的地方先保留意见，其他有把握的也要谨慎地说，就能少犯错误。多看，太冒险的事先有所保留，其他有把握的事情也要慎重处理，就能减少后悔。说话少犯错，做事少后悔，官位俸禄就在其中了。”
子张，孔子的学生。姓颛（zhuān）孙名师，字子张，生于公元前503年，比孔子小48岁。干禄，干是求的意思。禄，即古代官吏的俸禄。
这里承接上文，强调实事求是品德在工作和生活中的运用效果。“阙疑”就是不纠缠“姓资姓社”的问题；“阙殆”就是“摸着石头过河”。“言寡尤，行寡悔”指实事求是带来的真实利益。
说起慎言，我们就想起有些爱发言的人，开始的时候说“我简单讲一点”，结果那一点说了一个小时，最后还“补充一点”，又花掉半个小时，听得人云山雾海，全不着调。言多必失，话不在多，而在清晰精练，官员们对下属布置工作，也宜清晰明了，话说多了反易弄巧成拙。
『19』哀公问曰：“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
鲁哀公问：“怎样做才能让老百姓信服？”孔子回答说：“提拔正直的人，罢黜心术不正的人，老百姓就会拥护。反之，提拔那些心术不正的人，罢黜正直的人，就无法让老百姓信服。”
哀公姓姬名蒋，哀是其谥号，鲁国国君，公元前494—前468年在位。“孔子对曰”有人理解为是孔子在国君问政时表示尊敬的用语。后来季康子问政也用“孔子对曰”，便有人以此认定上半部《论语》的编辑出自孔子一传弟子，下半部则出自再传弟子。可在孟懿子问孝一章。孔子自己说：“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无违。’”可见，“对曰”未必是对国君的尊重。实际上整部《论语》的整体构思是十分统一的，我认为仅凭这样的几处用词就下一个风牛马不相及的结论比较儿戏。
当时的政治局面是“三家”当权，孔子似乎是针对这一局势而作答的。“举直错诸枉”指实事求是的品德在国家治理上的实际运用。《曾国藩家书》说：“爱禾者必去稗（bài），爱贤者必去邪，爱民必去害民之吏，治军必去蠹（dù）军之将，一定之理也。”提拔官员的严重性在于：提拔了君子，未必会带动一帮君子掌政；可提拔了小人，就一定会形成一帮小人相互勾结的局面。现在打击贪官污吏，往往一挖一窝，就是因为小人好结党营私的缘故。卖官案就是小人营私最露骨的表现。所以，小人最好是用来对付其他小人，用完就撤，或一脚踢上楼——调去“高而虚”的职位。
为人即为政
『20』季康子问：“使民敬、忠以勤，如之何？”子曰：“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勤。”
季康子问：“要令百姓尊敬，忠诚而又勤劳，怎样才能做到呢？”孔子说：“用庄重的心态面对大家，他们就会尊敬你。领导者具备尊老爱幼的高尚品德，百姓就会忠心于你。表扬有能力的人、树立榜样来教导百姓，他们就会勤奋努力。”
季康子，姓季孙名肥，康是他的谥号。鲁哀公时他任正卿，是当时政治上最有权势的人。“使民”指役使、管理百姓。孔子也同样针对季康子当权的实际情况，借问题对他提出善意的劝谏，让他以身作则，从政以敬、以忠、举善。
“孝慈”即尊老爱幼的意思。孝待长辈、慈待幼辈。“举善而教不能”是树立榜样，上行下化。善指善人，德能齐备者。政治工作终究要靠百姓自觉自发地向善，那么政府的工作就是为大家塑造标准、立榜样，鼓励大家向他看齐。
庄、孝慈、（举）善，都是个人的品德和修为，但也是政治任务非常重要的“德能”。通过自身的美德来感化、教育及管理百姓，而不是用权术来欺骗，便是孔子“以德治国”的核心思想。如果将政治变成云诡波谲的阴谋场，就会使政治的重心迷失在各种权谋和利益争夺之中。比如近年有些国家和地区的政坛流行“武斗”，动不动就老拳相向。我戏称之为“疯狗效应”——居上位者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媒体各怀鬼胎欢呼叫好，普通大众又因道德沦亡而不以为耻，所以越打越不可收拾，就象刚开始有一条疯狗到处乱咬，接着个个都被感染了一样。这样的政客要把百姓带向何方？
『21』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
有人对孔子说：“你怎么不从政呢？”孔子回答说：“《尚书》上说：‘孝啊，就是孝敬父母、友爱兄弟。’把孝的思想用于政治管理，就是从政啊，还要怎样做才算从政呢？”
这里笔锋一转，直接提出什么才是“为政”？在孔子看来，为政就是“孝敬”百姓——与共产党做“人民的公仆”何其一致！所以马列主义排斥儒家、儒家排斥马列主义，都是“大水冲了龙王庙”的误会而已。佛教《梵网经》云：“一切男子皆我父；一切女子皆我母。”也是要将孝、友的品德扩充到天下人的意思。所以，为政不仅仅是当官者的事情，社会上每个人只要能孝弟忠信，明白礼义廉耻，都是为政。而那些贪官污吏，他是从“商”而不是从“政”。孔子眼中的政治，不是我们普通认为的选举啊、晋升啊，而是追溯到政治的本质：管理、化民。我们后人往往因政治的表象，而迷失了政治的终极作用，那些从政者都一味去追求时髦的政治外衣去了。
这一章的转笔，也将“为政以德”的内涵与之前讲孝、当政者的素质、实事求是的品德等内容完全结合了起来，表明政治工作的中心，便是围绕人的问题而进行的。人能孝弟，政治自然能达到“为政以德”的要求；人若是品德败坏，“为政以德”就是一句空话。
『22』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ní），小车无軏（yuè），其何以行之哉？”
輗是古代大车车辕前面横木上的木销子。大车指的是牛车。軏是古代小车车辕前面横木上的木销子。没有輗和軏，车就不能走。
孔子说：“人没有诚信，不知道他还能做什么。好比马无足、车无轮，怎么走呢？”
白话解释“马无足、车无轮”是我自作聪明的办法，因为现代人根本没见过过去的车子，翻成白话的时候可以变通一下，读起来更顺畅。
这章与上一章是配合起来的，都是强调“为人就是为政”的观点。《老子》说：“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意思是说，真正高明的政治家，百姓只知道有他这个君主存在；其次一等的，他能让人们亲近并赞颂他；再次的，他能令人怕他；最次的，百姓常常羞辱他，拿他开涮。我们若以此考量各国的政治领袖，就会有学习心得了。
人民的拥戴是政治家的最大资本，这种拥戴来自哪里？诚信！“信不足焉，有不信焉”——君主的诚信不足，人们自然就不相信他。这与普通人相互交往的道理是一样的。李世民等君臣创造了“贞观之治”，靠的就是诚信的品质。美国总统尼克松被迫下台，是因为他在水门事件中撒了谎。政府越是开诚布公，就越能得到百姓的支持和信赖。当然，诚信、爱人是对民众和君子而言的，权术也要有，是对付心术不正的小人、墨吏的，它起辅助作用，还是《易经》阴阳相生相长的道理。
另外一点，孔子说“孝弟”即是为政，政即是德，其实也在弱化政治的权欲特征，让社会少些野心家。孔子是在告诉大家一个真相，政治说到底要靠“德”，无德而从政，“不知其可也”。
『23』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
子张问：“十世以后的情况，可以预先知道吗？”孔子说：“商朝继承了夏朝的礼制，在此基础上有所删加，是可以知道的；周朝又继承商朝的礼制，在此基础上有所扬弃，也是可以知道的；将来或有继承周朝礼制和社会文化的，就算是一百世以后的情况，也是能够预先知道的。”
世，古人将30年称为一世，50年为一辈。也有把“世”解释为朝代的。
本章讲礼的变迁，却放在为政里作为全篇的结论。一是因为“为政以德”的核心是“礼”。二是“为政”的基本原则虽千秋而不变。商朝沿袭夏制，礼的具体内容有些变化，周朝又有些变化，但礼的精神是一样的，都崇尚“德”治。政治的变迁也是一样，不管是总统选举制、君主立宪制、还是集权制，它内在执政的规律都是“为政以德”，没有德，什么政治体制都行不通，抓住了“德”的中心，体制上的改革与变迁都不过是应时而需，就能预先知道了。
从政者一笔抹杀前人的功绩和经验是个大忌，既狂妄又无智慧，完全忽略了历史在延承上的内在因果关系。“其或继周者”讲的是继承周朝以礼治国、以德治国的思想，不是要我们完全沿袭古制。我们不能随便在孔子的话里加几个字，然后叫嚣着打倒孔子。“所损益”就是指有所创新和发展，不能一成不变。
一般来讲，“儒”给人的印象是保守、卫道士。其实是大家将封建社会的印象，尤其是清政府没落时期的不好印象加在“儒”学上了。真正的儒是“人之需”，他主张延续传统中先进的东西，对不适应时代需求的加以变革。比如今天人们都穿两截的衣服，根本就不能用古人的“礼”来要求了，衣着之礼就需要有所“损益”。继承与发扬始终是文化传承的双翼，缺一不可。好古，却不迷古，既不数典忘祖，又懂得吸收其他文化的优秀之处，这才是中华文化兴盛不衰的真正原因。
『24』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谄也。见义不为，无勇也。”
孔子说：“不是你的祖先却去祭祀，是谄媚。理所当然要做的却没有做，是懦弱。”
这是典型的《论语》式的结尾，既能统领全篇，又意味深远。
“祭鬼”是祭祀祖宗，代表延续中国传统文化与礼制的意思。
“非其鬼而祭之，谄也。”不是你的祖宗却去祭祀就是拍马屁。比如说抛开中国的历史背景和国情，一味去照搬西方所谓的民主制度的做法，就是“谄也”。再如台湾的李登辉，爱给日本人做狗，舔别人的屁股，也是“谄也”。
“见义不为”的义包括的两个方面：继承和改革。继承的是以德治国的精神，改革的是礼的外在形式，使符合不同时代的要求和特点。这二者都是义之所在，当勇为之。
《为政第二》全篇回顾：
第1…4章，提出“为政以德”的中心：德就是“思无邪”，以礼为载体。为政以德的好处是能让民有耻且格。最后孔子以自己的修学报告来说明德、礼对人民的教化作用：既能培养人的德性，使通达天命，又能解放人性，获得自由快乐。
第5…8章，以孝来比喻为政。孝的不同层次，就是德的不同层次：从简单的无违，到“父母唯其疾之忧”的反刍，能养，敬，和颜悦色。
第9…10章，将前两节内容粘合、对比。指出“为政以德”也是要深入其精神，并加以发挥的，与孝的几重境界一样。
第11…15章，说的是从政者的个人品德修养。包括：温故而知新。君子不器。先行其言，而后从之。周而不比。学思结合。
第16…19章，谈到实际政治工作中，实事求是品德的重要性。包括“攻乎异端”的客观考察，以及自身“知之为知之”的主观品行。实事求是的表现也包括主观的“慎言谨行”，和人事决策时客观的“举直错枉”两个方面。
第20…24章，以为政者自己庄、孝慈、举善的言行美德，来带动社会风气的做法，引出“为人即为政”的观点来发挥为政以德的含义，将之扩充到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能做到孝、友，就是为政，能有信就能通行天下。以礼治国是政治的一般规律，虽百世而可知。但另一方面，对礼的具体内容需要加以革新，将继承与发扬结合起来，才是从政之“义”。
本篇主要讲述“为政以德”的基本原则，蕴涵着两条主线，一是“为政以德”，政治家的品行；一是“孝弟”，做人的品行。最后将这两条线以“孝”、“礼”的继承和发扬而统一起来，提醒大家保持对“以德治国”精神的继承和创新，才是横亘古今的治国之道，虽千秋而不易。
《学而第一》讲为学，《为政第二》讲为政，这两项是古代“学生”顶顶重要的事，是立身之本，立业之基。但是《论语》在阐述时，剖析得非常深刻，“为学”不是一般的读书考试，“为政”也不是一般的当官发财。孔子将做人、修德的内容纳入了为学、为政概念并充分发挥，为后面的仁道之学作了铺垫，起到“先以利钩牵，后令入佛智”的教育效果。
八佾第三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1』孔子谓季氏，“八佾（yì）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孔子说季孙氏：“在自家的庭院中，擅自使用天子规格的八行六十四人的舞蹈，这种事都忍心做，还有什么不忍心做的？”
季氏，鲁国正卿季孙氏，即季平子。佾是行列的意思。古时一佾八人，八佾就是六十四人。据《周礼》规定，只有周天子才可以使用八佾，诸侯为六佾，卿大夫为四佾，士用二佾。鲁国是周天子分封给周公旦的国家，周公之子伯禽为鲁君时，周成王感念周公有勋劳于天下，故在周公殁后，赐之以重祭，命鲁公世祭祀周公以天子之礼乐，所以鲁君祭祀宗庙有八佾之舞。但天子之礼乐，只能在文王、周公庙使用，若用之于他庙，便是僭（jiàn）礼。季氏是正卿，只能用四佾，“八佾舞于庭”是严重的僭礼行为。
“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今天已演变为“忍无可忍”、“该出手时就出手”的意思了，这实际上不是孔子的本意。孔子是对季氏越礼的行为提出批评：“这都忍心做，还有什么不忍心做的？”并不是要鼓动他的学生起来打倒季氏。
『2』三家者以《雍》彻。子曰：“‘相维辟（bì）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
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三家在祭祖完毕撤去祭品时，也命乐工唱《雍》这篇诗。孔子说：“《雍》诗‘助祭的诸侯站在两排，拥护庄严肃穆的天子在那里主祭’，这样的歌曲怎么能用在你们三家的庙堂里呢？”
三家，鲁国当政的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他们都是鲁桓公的后代，又称“三桓”。《雍》是《诗经·周颂》中的一篇，古代天子祭宗庙完毕撤去祭品时唱这首诗。
八佾是天子规格的舞蹈，以之为篇题，主要是讨论有关礼的内容。文章一开始，讲了两个违背礼的例子。拿现在的话说，一个地方官员也去搞阅兵，或者接待宾客时用元首见面的礼炮、仪仗队，情况十分严重，即便今天也是要法办的，何况礼制严格的周王朝呢？这一方面表明中央政权已经失去权威，另一方面表现出整个社会的混乱和无序局面。所以孔子十分感叹，觉得人心不古，私欲横流。
『3』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
孔子说：“人心不仁，还怎么推行礼呢？人心不仁，还怎么推行音乐和文化呢？”
礼的本质是教人尊老爱幼，培养自己的美德的，而现在人心不仁，礼乐都被人们的野心和欲望所污染，便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