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身体的写作更多地体现为欲望、原欲，小说、诗歌、散文中都能写，问题是怎么处理。如果原生态仅仅是一种完全的原生态展现的时候，那么他的价值是有限的。如果一任原欲泛滥，缺乏了灵的介入，诗歌会变成不堪人目的东西。歌德说过，一个人的内心既有天使的一面，也有魔鬼的一面。魔鬼的一面就是原欲的一面，天使的一面就是他的灵性的一面。我们的这一批青年诗人的写作是注重了灵与肉的结合的，是健康向上的，也是符合人类本性的。
第二，他们力图从历史的层面切人诗歌。这批诗人有着对历史的非常深刻的责任感，他们有意无意地在用自己的诗来书写历史。写农村的贫穷也好，写自己的幻想也好，写自己的追求也好，都是在书写历史。有些诗就直接地以史的姿态出来，如专号中庞余亮的诗《太平湖小史》，诗很精短，里面有老舍之死，有湖的变迁，就是这十几行诗，真有一种历史的沧桑感，处理得非常到位。江非等非常真实地反映了自己的生活，这就是史。
第三，他们力图从人文、理性方面确立诗歌的价值。西方现代主义过于强调过程，其实还是把艺术做得像游戏了，在这六位诗人这里，没有看到这种迹象，也没有那种游戏人生的态度、那种写诗为了自己宣泄的态度。九十年代以来的两个回归，回归传统、回归现实都在他们身上看到了影子。回归现实并不是原先说的简单化的文学来源于生活，实际上是他们在成长过程中经过反复地思考寻觅之后找到的道路。
获奖诗人：乡村大地与个人版图
北野：我个人感觉到，我能够获这个奖，可能更多地凭了运气。2003年，我在《诗刊》比较集中地刊发了三组作品，可能比以往任何一年都更多受到关注。我从来没有为了获奖而去写作，而是按照自己心中的声音，尽可能地不受外部环境的影响和干扰，我天性里面有一种拒绝的能力。《诗刊》这些年对我的作品一直很关注，给我的鼓励很多，使我感觉到我的选择没有错。很长一段时间，我很失望，当时感觉到人们之间说话与写作等等的交流是不可能的。现在，很多浮躁的东西慢慢地退却了，真诚慢慢地回到人们心中。能得到这个奖，更坚定了我的信心，现在有才华的写作者太多了，我要坚守、珍惜自己身上那些独特的东西，沿着自己的道路慢慢地走下去。
江一郎：我写了多年的诗歌反而不敢谈诗歌，我们的诗歌写作处在一种非常混乱的状态。诗人与诗人坐在一起时，如果话题回到诗歌本身就会很尴尬，大家很难心平气和地探讨诗学问题。《诗刊》在努力引导青年诗人身上下了很大功夫，我觉得很有意义。现在很多很年轻的诗人认为自己是最牛的，自己就是标准，并且用自己的标准去衡量别人的写作。这样我们就很难去与他交流。我的诗就可用三个字来概括：不先锋！到底什么是先锋，非常值得怀疑，有人以别人看不懂为先锋，特别可笑。你打着先锋的幌子，说一些乱七八糟的就是先锋了？《诗刊》有它自己坚持的评判标准，坚持就有意义！
现在的诗歌大都很关注日常生活，强调所谓在场，写日常生活如果仅靠描摹，肯定会导致诗歌品质的低落。诗歌与别的文体不同，应该是有些规范的，大自由中应该有不自由。一个普遍的标准、一个底线应该是：诗歌中的那个情字是非常重要的！最近《诗刊》刊发的王家新的一篇文章中说，诗歌说到底是一种非常简单非常朴素的事情，并不像我们想的那样复杂。我很赞同，似乎这话不应该由王家新说出来。每个人的写作标准肯定不一样，但还是应该有一些共同的东西。现在有的小说追求肉体的狂欢，但诗歌必须和人类的精神生活有关系、有联系。诗歌不是一个教育家，但是诗歌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心灵，改变一个人对生活的态度，它能让我们学会真诚、学会善良、学会美好。现在有一个没道理的问题是，很多年轻的诗人什么样的东西都可以写，什么样的东西都敢写，也许诗歌写作的多种可能性出现了，但是不是合理，我是持怀疑态度的。
刘春：最近一年来，我对诗歌确实不知道说什么好。接到会议通知后，我曾想认真地写一个发言稿，但每次坐到电脑前，我都感觉没话可说。在自己的诗歌写作上，我一直想达到两个目标：一个是宽广的胸怀，一个是丰富的记忆。另外，我觉得小时候老师教导我们的五讲四美三热爱，放到我的诗歌标准里也很好，比方讲道德，讲卫生，讲文明，语言美，心灵美，环境美，这一些如果能算作标准的话，我认为诗坛上就不会出现以丑为美的情况。有的人现在开始把小段子当作诗歌，小笑话、小谜语、歇后语成了诗歌。大家都强调生活对诗歌的重要性，我觉得诗歌不仅仅是生活，生活可能是诗歌比较重要的一部分，至少诗歌不完全是生活。生活有时候并不像一条流动的河，也许有几年它就是一个平静的湖，很乏味的，依赖生活就会重复自己。这几年我的阅读比我的生活更加广泛深远地影响了我的创作。我的创作还在路上，还在途中，我还在变化着，我的风格远未形成。
雷平阳：诗与生活是咫尺天涯的关系。每个诗人背后都有一个村庄，背后都有一个个人的根据地，我背后的土地的存在支撑了我的写作。我的老家在云南昭通，那里11个县全部是国家级贫困县，我每年都回去看看，感觉到自己与那片土地的关系太大了。《云南日报》去年曾经发了一个评论家的文章，批评我，说我身居城市，却老是写乡村。他纯粹是胡说八道，说什么假如你老是写乡村就要批判城市。我写乡村并没有批判城市。我的心灵离不开那片土地。我从小跟着唱书的瞎子在那些乡村里走，没法抛开身后那片土地的存在。我想强调的是诗人应该知道自己的根在哪里。像我这种有疼痛感的人玩不出什么花样来，只有诚实、简单地去表现自己的土地。
这次获奖，我自己真是很惊讶。我与诗坛联系非常少，包括这两天大家老是说到的一些诗人，我也不知道，平常我也很少与刊物联系，也不上网，朋友们说我还坚持留在农耕时代。我自己中途去写过小说、散文，但怎么写都感觉到没劲，一点劲都没有，有时候写到几万字再丢掉，写不下去。我身体里面老是有一只催逼着自己的手，让我写诗，我没什么大目标，只是想能尽可能地不辜负自己身边的人，不辜负愿意看自己作品的人。
能够得到这个奖，我非常高兴，这世界荣誉太多了，能够以诗歌的方式得奖真是最美好最快乐的事情。
江非：我对诗歌的另一种兴奋是通过写诗认识了那么多的老师、朋友，受益很多。我简单地提纲性地谈一下自己一些想法，算是对《诗刊》下半月刊华文青年诗人奖专号上《一份个人提纲》的补充。我感觉华文青年诗人奖标志着一种新的标准的确立。现在有很多诗人以非常强硬的姿态去为世界命名，把诗人从一个命名的角色变成了世界的代言人。世界自己在命名世界，它不需要诗人的霸道的劳动。这两届华文青年诗人奖的获奖诗人就没有
去做那种傻事。
关于我的写作方向，我想要面对的是“乡村”以及“乡村的这个时代”，具体地说，就是“平墩湖和它的在场”，接下来，就是“相公镇”，就是“临沂城”。这应该是一个“村，镇，城”三位一体的个人诗歌版图，是我个人所经历和熟悉的历史与文明，是我所要表达“我在想”的内容载体。所以，对我来说，“写什么”和“为什么写”，似乎要永远比“怎么写”重要的多。
诗歌理所当然地具有的三个属性从重到轻应该是：史学性，社会学性，艺术性。也就是当诗歌作为一种文字记录的方式而呈现时，我们应该看到人民在劳动、人民在思想、人民在动情，并选择了新鲜的言说方式进入了文明的第二史册。
以我个人来看，应该从以下三个角度来观察一个诗人：一个立场，一本集子，一个可具强大同征性的写作体系。所以，我总是这样去归纳一个诗人：XX诗人用他的一生记录了XX，他的手法继承了XX，开创了XX，其语言XX，整体上表达了作者的XX思想，展示了人对世界的XX看法与阐释，其作品具有那个时代的Xx性，他的个人写作促进了XX团体、流派的形成，开创了XX写作的潮流。其中的10个“XX”顺序不可颠倒。而不是像现在的有些人，总是在那儿不停止地夸大派别和团体的作用，和自己开一些有趣的玩笑。
我对当今的诗坛有这样的一些担忧：对所谓70后诗人群一代人的整体以及个人创作的担忧；对当下诗歌评论的担忧，优秀的诗歌评论应包含以下几个要素：分析，比较，归纳，命名，预见。但大多数目前的评论文章还处于“分析”这个较低的阶段，就文论文，就人论人，甚至还在说哪个词用得好，哪个结尾结得不好。对当下诗人形象的担忧，诗人的形象应该是为民族击鼓者，为人民吹角者，为万物抚琴者，为心灵击节者，现在诗人的形象并没有如此美好。
其他声音：本土化与健康阅读
李少君：《诗刊》通过这个奖项来奖掖诗坛实力青年诗人是功德无量的。这几位获奖者同时也是我们《天涯》杂志关注的，《天涯》多次刊发了他们的作品。谢冕老师的归纳概括是非常对的，他指出这一代诗人的成就是在新诗潮的基础上达到这种状态的。我们的少年时代只是看着唐诗宋词在成长，朦胧诗的时代我们已经长大了。不像这一代诗人这么幸运，他们从小就接触了朦胧诗，朦胧诗是他们的传统。当代汉语诗歌成为这一代年轻诗人的背景，这一代年轻诗人的源头。为什么这一点非常重要呢？中国的新诗是学来的东西，“五四’’以后，写作者突然觉得过去的旧体诗词没法表达现代情感，没法传达变幻的具有震撼力的情感。很有意思的是当时首先有一批学者来搞白话诗的试验，那时只是一种观念的写作，很少内在的自然的诗歌。我个人认为中国新诗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知识、观念的产物，停留在模仿和学习的阶段。甚至一直到八十年代，从非非主义对法国新小说的学习，到韩东的诗歌《大雁塔》都是如此。《大雁塔》不是一种自然的体会，没有强烈的诗性的感触，它就是一种理念性的产物，诗人想的是你们要歌颂崇高，我就要解构它。中国诗歌有太多的行为艺术，留下来的不是作品，留下来的是观念。
所以，我近两年强调诗歌的草根性。中国的新诗是学来的，就像佛教是我们去印度取经取来的一样，它是异域的异族的，应该让它变成中国的本土的，或者说要使我们的诗歌具有草根性。禅就本土化了，它溶人到中国人的日常生活，老百姓的穿衣吃饭都被禅所说。我们的诗歌应该有一个从佛教到禅宗的相类似的过程。我们不能否认在新诗演变的漫长过程中前人的努力，像朦胧诗和后来的种种，包括强调口语化的诗人，注重叙事性与日常生活的写作等等，也在做着把外来的东西变成本土化的努力。
真正到了江非、江一郎、雷平阳、北野他们这一代诗人这里，才有可能实现诗歌的本土化。首先他们一开始接触的就是新诗，在他们的经验中，不认为诗歌是学来的，不像我们这一代，老有一种对比感。在他们这里就有可能把他们的诗歌变成自然而然的、日常的情感叙述。
我们现在遇上一些重要时节，想到的还是旧体诗词，比如中秋节时，我们想到的是“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有了什么人生感慨时，也会来一段《春江花月夜》，为什么我们到了最需要表达情感的时候，我们还是寻找古代诗歌来抒发情怀，可以说新诗还没有形成广为人知的名篇，这还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西方社会，借诗歌抒情已是很自然的，前几天看过的一个片子上，里面人物背诵的是奥登的诗，非常自然。“9．11”之后，心灵受伤的美国人背诵的都是他们的一些当代诗歌。西方的诗歌已经达到了这样一个高度和成就了，在人类的重大时刻或者个人的重大的情感爆发的时刻，人们都能使用当代的诗歌来抒情、来安慰自己。新诗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离它应有的高度还有距离，好在它已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我期待的中国新诗应该具有一种自然而然的、日常的、稳定的写作形态，到那时我们就有可能表达人类的重大事件、个人的重大事件，达到旧体诗词、西方现代诗歌那种高度。我强调的诗歌的中国化、草根化实际上已从江非等人身上看到了端倪。
远岸：从这两届获奖诗人的作品那里，我感受到了真诚的力量，我认为这正是诗歌的根本。江一郎的《老了》《母亲在哭》读了、听了，都无法不感动，你不能不被他的真诚化为的诗歌之光所照耀。这就是诗歌的力量，我没法认同诗到语言为止的说法。人生如果没有感动，那人生是麻木的，人生一点意义也没有。我在写作中一直在寻找着的感动在江一郎、江非他们的作品中已经有太多太多。
毕光明：我觉得这个评奖再次很负责任地确立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好诗的标准，另外就是华文青年诗人奖使汉语诗歌史得以连续。我们现在在大学里讲课时，讲到八十年代的新诗潮往后就没法子讲了，后来的诗歌杂乱、混乱，现在，华文青年诗人奖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讲下去的可能，所以说，我们因此找到了诗歌史的延续性。我感觉这些诗人是从朦胧诗、新诗潮那里一路走来的，细读他们的作品，没有什么断裂之感。健康的、严肃的、具有人文关怀精神的、个人化地表达公共经验的诗歌应该就是好诗了，这些从这六位获奖诗人的作品中完全可以体现出来。
庞俭克：从1999年，漓江出版社和诗刊社两家开始合作出版中国年度最佳诗选，通过这些年的合作，我深切地感觉到《诗刊》一直兢兢业业地为汉语诗歌乃至中国文化做了很多有益的事情。从他们每年精心选出来的稿子看，没有那种始于语言、终于过程的花哨东西，他们选的稿子是很结实的。
去年7月份我到《诗刊》去，林莽老师说起来要出获奖诗人作品集时，我感觉到诗刊社所发起的这个奖是功德无量的工程，当时我也感觉到这本书将会有较好的市场，我们很快签署了合作出版十年获奖作品集的协议。我在社里的选题会上将诗刊社的评奖初衷谈了后，这个选题没有听到任何反对意见。
作为一个出版工作者，我看见过很多书本垃圾。很多垃圾被人炒作得很高很高！而现在编选这样一本品位很高的诗选还是需要胆量的。只有创作的健康才能带来阅渎的健康，两届获奖作品都扎根于大地，所书写的都与我们的真实生活、我们赖以生存的土地有关。在获奖诗人这里，民族文化的传承是很自然的事情。刘春的《坡上的草垛》、雷平阳的《早安，昆明》、北野的《正是一年中牛羊转场的时节》等等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我们平时接触的都是一些对社会的发展、对民族的生存富有责任感的、对人生的思索有相当高度的诗歌作品时，我们的生存质量是非常好的。在这里，我对诗歌刊物和评委、诗人三位合一所提供的良好的出版基础表示感谢。
一个异乡人的江南（组诗）
■ 路 也
江心洲
给出十年时间
我们到江心洲上去安家
一个像首饰盒那样小巧精致的家
江心洲是一条大江的合页
江水在它的北边离别又在南端重逢
我们初来乍到，手拉着手
绕岛一周
在这里我称油菜花为姐姐芦蒿为妹妹
向猫和狗学习自由和单纯
一只蚕伏在桑叶上，那是它的祖国
在江南潮润的天空下
我还来得及生育
来得及像种植一畦豌豆那样
把儿女养大
把床安放在窗前
做爱时可以越过屋外的芦苇塘和水杉树
看见长江
远方来的货轮用笛声使我们的身体
摆脱地心引力
我们志向宏伟，赶得上这里的造船厂
把豪华想法藏在锈迹斑斑的劳作中
每天面对着一条大江居住
光住也能住成李白
我要改编一首歌来唱
歌名叫《我的家在江心洲上》
下面一句应当是“这里有我亲爱的某某”
衣家菜馆
菊叶蛋汤、清炒芦蒿、马齿苋烧肉
江虾炒韭菜、凉拌马兰头
读一张菜单像是在读田野的家谱
宽大的餐桌像沙场，摆在篱笆围起的露天
小院
我们要把江心洲的四季
品尝、咀嚼、吞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