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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最近的观察，看来有个新的有组织犯罪团伙在慕尼黑活动。我在上次的会上暗示过：问题就是摇头丸。昨天夜里，三个15至17岁的姑娘和三个18至19岁的小伙，被带到警察所。他们的状况极其糟糕，神志失常，产生幻觉，这种情形我们以前只有在LSD上瘾者身上看到过。近年来我们以为LSD过时了，因为人们很少再用它，而是转向了大麻、可卡因和海洛因。现在上市的也不是LSD，而是一种小小的药丸，名字叫做摇头丸，它能使服用者进入痴醉状态，大脑失去控制，因为这种药丸能改变大脑的功能。我上次已经跟你们说过，这种药丸同海洛因相比极其便宜，每个青年人都可以用零花钱买来吃。服用者主要是青年人。通过对四家有关夜总会的搜查，发现那儿的青年人90％吃过摇头丸。我们没收了1，200粒药丸。毒贩子被逮起来了，他们自然什么也不说。但是，突然冒出这么多摇头丸，这表明一支有组织的售货人队伍已经建立或正在建立。说明白了，我们面临着一个新的恶性犯罪团伙。令人警觉的是，被捕的毒贩子之一是个波兰人。”
一名青年刑警举手问道：“就跟那个公园里发现的死者一样。关于那件案子有什么新情况？”
“没有什么新情况。他是个药剂师，这点早已知道了。根据最新调查，摇头丸可能来自波兰，但供货人并不是售货人，一个新的团伙正在建立之中。”
“一个‘摇头丸黑手党’？”
“我以为还不到这一步，可能是一种‘家庭企业’，一个看上去极其平常的中心。这个中心往外派出同样是很平常的售货人，是些年轻的男女，他们在技术音乐圈内根本不会引起注意，他们之中若是有人上了25岁，那就是老爷爷，成了‘异物’了。侦察工作难就难在这儿。只要我们一进入这种迪斯科舞厅，他们立即就全部隐蔽起来。而我们中可找不到15岁的刑警。”
一名官员提议说：“我们应当把这一年龄的人作为钉子打进去。”
赖伯急忙说：“天哪！您说什么啊！既然连监听电话都不允许，据说这是违反宪法的，您还想派青年人当秘密侦察员吗？这样做等于是推翻整个一部青年保护法。”
“但这正是为了保护青年啊！”
“您倒是跟哪个政治家去解释解释看！他必定会捍卫每一项条款，像保护他的命根子一样。”
“探长先生，您这些话也应当说给波恩那些人听听。”
“这没用，只会挨警告。我们必须走另外的、在政治家眼里也是合法的道路。而按内部的看法，只要不引起注意，一切手段都是合法的，就连偷税漏税，只要是为了保护某一位部长，也是合法和不能判刑的。关于这事，谁有什么建议？”
当然没有人提建议。在座的每个人都对警察面临的问题一清二楚，谁也不想提出毫无意义的建议，因为没有经费来改进警察的装备，使之赶上黑手党的装备水平，或者说是因为政治家害怕触及人权问题而宁可扼杀一切革新。对打击罗马尼亚人、南斯拉夫人。科索沃阿尔巴尼亚人、越南人、加纳人、波兰人、俄国人、黎巴嫩人。库尔德人或拉美人的团伙，国库不肯给钱。可怕的后果是：德国73％的犯罪行为是记在外国人的账上的。
赖伯看没有人提建议，耸了耸肩，翻开放在他面前的档案夹。他统计数字的本事是有名的，这下要出台了，听的人只有耐着性子。可是他们今天所听到的不是枯燥的数字材料，而是德国警察史上可怕的一章。
赖伯以讲学的口吻说：“我手头有柏林同事们提供的最新数字，柏林的情况可以跟慕尼黑相比，所以这些数字对我们很有参考价值，而且我们很快会发现，其他各州和各大城市多少也存在同柏林相似的问题。柏林警界有19，300名刑警和民警，加上11，000名行政人员，总共约30，0O0名在职人员，其中ZI．7％是妇女。这支队伍拥有1，231辆小汽车，其中绝大部分已超役，甚至有450辆是前东德留下的俄国拉达牌，还有1，142辆小面包车，运输车和其他汽车，246辆摩托车，63匹马和3O辆自行车。”
在座者发出格格的笑声。赖伯继续说：
“你们别笑！歹徒们拥有最现代化的汽车、无线电、移动电话甚至夜视仪，而柏林的警察还开着老掉牙的拉达牌汽车在追他们，这不是开玩笑，而是可悲的事实！还有：就柏林这个德国第一大城市、未来的首都来说，为制订警察行动计划，进行侦察、辨认和数据处理等行政工作，只有400台电脑可供使用，比如今任何一个大企业都少。我敢打赌，财务局的电脑装备肯定要比警察局强！”
有人喊道：“您赢了！”
“这是柏林的情况，我们知道慕尼黑情况不大一样，但也不能令人满意，不适应要求。尽管我们开的汽车不是拉达而是宝马，我们的自行车不止三十辆……”又有人笑了，还有人鼓掌，“但是我们跟有组织犯罪团伙相比，就像是截瘫者跟短跑运动员相比，黑手党永远跑在我们前面。虽然我们也有秘密侦察员和打进去的钉子，多数情况下是出了事了我们才行动，就像是扫垃圾的，根本谈不上预防作案……监听电话不就被禁止了吗？说到这儿，我要提出一个迫切的问题，不仅是柏林的同事们，我们慕尼黑警察也面临这个问题，那就是青年犯罪增长速度迅猛得令人震惊！我这儿有其他各科提供的数字，我看了以后就理解了警察总局很不愿意向公众提供这方面的信息原因何在。”
赖伯深深吸了一口气说：“去年青年犯罪率增高了五个百分点，今年继续上升！不是什么盗自行车，或者小偷小摸，而是撬门、抢劫，直到严重伤害，什么都有。作案工具有：铁棍，棒球棍，大螺丝扳子，自行车链，指节铜套，乃至水泥桩子。街上的抢劫案有一半是青年团伙所为，其残酷性是前所未有和令人难以相信的。例如，有一个由12至15岁的少女组成的团伙在为非作歹，单是抢劫案就干了12起。她们的目标是年轻妇女和老人，唯一的动机是要钱！据了解，慕尼黑迄今为止有大约30个青年团伙——柏林有50多个，还有80个所谓的‘自发团伙’，后者不定期作案，纯粹是为了制造恐怖气氛和抢劫钱物，然后去吸食毒品、酗酒、参加圈内人聚会和技术音乐会。所得赃物几乎每次都立即消费掉。而我们的警察和律师却说：对青年案犯要手下留情。在法律面前，一个13岁的姑娘把一个退休老人打成重伤，是不能判刑的，至多是送青年教养所。而众所周知，这类执法机构其实是所‘犯罪大学’，正好在那儿能学到犯罪的高招。我们知道，这是个世界各国都解决不了的问题，这种情况无法改变。”
赖伯整理一下档案，接着说：“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青年犯罪猛增与吸毒有联系，毒品摇头丸正在流行，在慕尼黑、阿姆斯特丹、柏林、巴黎、维也纳都是如此。据我所知，在柏林，单是青年人作的大案就达11，527件。因此对慕尼黑我只能说：我们的日子将很不好过。”
赖伯停住了，把档案夹合了起来。他看见他的话起了作用，官员们都闷闷不语，因为他们无时无刻不感到警察的工作因受到各种规定的限制而难以顺利开展。
赖伯接着说：“我们一定要制止摇头丸的泛滥。”立刻有人就问：“怎么个制止法？”
“加强对我们已知的场所的搜查，找到我们还不知道的聚会点，把吸毒者一网打尽。”
“我们人手根本不够。”
“是这样，今后也改变不了。再拿柏林为例吧：尽管那儿的犯罪率像滚雪球似地上升，柏林却要通过一项‘警察改革’，缩减8，000万马克的装备费，裁减2，000名警察。我们慕尼黑的警察跟有组织犯罪团伙相比，好像是一小群到处乱闻的猎狗。我们每增加一台无线电报话机都要使劲争取，而黑手党已经用上了激光武器、卫星电话和奔驰牌的防弹装甲车。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有一条出路，那就是把更多的钉子打进圈里去，要用跟吸毒者同年龄的青年人，只有通过青年人才能接近青年人！据悉柏林的破案率只有43。8％，我保证不会让慕尼黑的破案率降到这个水平。经过同州刑侦局协商，我准备了新的行动计划，以后我们还可以一起讨论，其基本思想是：从青年犯罪人中间争取举报人。”
有人问：“能答应给他们什么好处吗？”
赖伯的话切中要害：“这一点上我们可难死了！给举报人的每一个马克都要专门申请，办理起来拖拖拉拉。我们也曾建议，像美国那样，改善对弃暗投明的证人的待遇并加以全面保护，但这个提议又被压在了波恩政治家的写字桌上，结果如何猜都猜得出来。依我看，应该让每个政治家都遭到一次撬门和盗窃，这样他们才能学会更加现实地考虑问题。”赖怕又清了一下喉咙说：“我这句话请大家听过了就忘掉，这只是我的个人意见，就在我们这个范围说说而已。我们还是开始干我们的工作吧，那就是把青年举报人打进新的摇头丸圈子里去。”
然而，这天早晨在第十三科的会上所说的一切，早已落后于现实了。
年轻的摇头丸售货人和“顾客招揽人”从弗兰茨·冯·格来欣那儿得到的报酬，比警方所能答应给的报酬更高，黑手党又一次略胜一筹。答应减刑一事也遭到怀疑，这种怀疑有其道理，因为谁也不能作出担保。
赖伯的打算又落空了，这是他始料未及的。
罗伯特忽然醒了，矇眬中觉得身边有个温暖的躯体，睁眼一看，是正在熟睡的乌丽克。她只穿了一条小裤衩，脸带微笑，呼吸均匀，表情安详，睡得正酣。
罗伯特坐起来看了看表，时间是早晨8点多。从窗帘缝里射进一道阳光，照亮了乌丽克的身体。他先用手在她身上悬空地移动，他感到像是滑行在一团灼热的火焰上，然后他小心翼翼地抚摸她的胸脯。他在镜子里看见一个强健的男人趴在一个裸体女人的身上，不由得冲动起来。正在这时，乌丽克双手抱住他的头，把它贴到自己的胸上，接着用双腿勾住了他的腰……
他轻轻地、颤抖地、惊恐地喊着她的名字：“乌丽克，我……我……”
她闭着眼，但清醒地答道：“你看，你不是挺行的吗？”
“相信我，我不是有意的。”
“但我愿意。你在镜子里都看见了吗？”
“我什么也没看见。我刚才好像脱离了这个世界。”
“鲍伯，你还得学学。”
她趴到了他的身上。他这下在镜子里看见了她所有的动作。他知道，这一天永远地改变了他的一生。
从这一天起，她不再叫他罗伯特，而是称他“鲍伯”。
罗伯特起床后坐在沙发上等吃早点。他回想起他那些同班同学，他们总是在星期一上午描述他们如何同自己的姑娘度过星期天的，讲得绘声绘影，好像他们是了不起的男子汉，而罗伯特总是很佩服那些小伙子真有能耐。现在他知道了，许多都是瞎编的，像他所经历的真实情况是无法用语言形容的。如痴如醉的爱只能用一种方式来描写，那就是音乐。
罗伯特想，用《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的第二幕《爱之夜，降临吧……》；或者是《飘泊的荷兰人》第一幕……荷兰人和仙妲默默相视，唯有音乐表达出了他俩心中的全部感受；或者是肖邦、李斯特、舒曼、舒伯特等大师的曲子……只有音乐才能表达无穷的爱。
他正在想如何创作一支钢琴奏鸣曲来献给乌丽克时，她端着一大盘早点从厨房出来。早点有烤面包、火腿煎鸡蛋。她还裸着身子，全身散发着带柠檬味的香水味，头发束在脑后，脚穿软底的绣花拖鞋，走路没一点声音。
吃早点时罗伯特突然问道：“你爱我吗？”
“我不知道。”她偏着头看罗伯特，像在看一幅画。“我真的不知道，鲍伯。”
“到现在还不知道？”他有些失望。
“我喜欢你，就这么回事儿，喜欢你青春的体魄，无穷的力量，新发掘出的兽性……我承认太棒了。”
“再没有别的了？”
“我还不知道。”
“听到‘还’这个字我放心了。我们不是还有九天九夜吗？”
“可是你爱我，是吗？”
“我爱你，爱得发狂！爱个没完！尽管这话听起来像是陈词滥调。你将充满我的生活，和你在一起我就有充实的将来。”
“你真的这么想？”
“我知道，我高中毕业后将一心一意弹钢琴，你会看到，两三年以后我就能开独奏音乐会。”
“这几年谁来资助你呢？你父亲要是知道我俩的关系，会把你赶出家门。”
“那我挣钱去，到酒吧弹钢琴……”
“别胡思乱想了！又不是在19世纪。如今的酒吧都演奏摇滚乐、技术乐，放唱片。”
“这我也会，把激光唱盘往机器里一塞就行，我会挣钱的，挣到足够的钱。”
“那你有朝一日就是著名钢琴家罗伯特·哈比希喽！你穿着燕尾服，在三角钢琴上演奏贝多芬的乐曲，而我呢，我在后台等你这位大师，穿着晚礼服，四周都是鲜花，人们称我‘夫人’。你真以为我能演这个角色吗？”
“人人都能进入角色，你将成为一个社会上的聚光点。”
“这个社会让我恶心。”
“你并不了解这个社会。”
“我知道得够多的了，人与人之间尔虞我诈，还要假装斯文。我永远也适应不了！”
“那你的生活目标是什么呢？”
“开家小时装店，别具一格，价要得高高的，我要让人说：在乌拉那儿买东西的全是有钱人。”
“那些人正是你不喜欢的。”
“没错！我让他们来我这儿买衣服，再用这些衣服来糟践他们，这我才开心呢。”
“你干吗这么恨他们？”
“跟你说吧，就因为我出身贫贱，富人的一顿早餐够我和我妈吃一个月；他们搞淫乱是时髦……而我呢，被人叫作婊子！鲍伯，你从来就不了解这个社会，你是躺在鸭绒垫上长大的，现在又想躺到我的鸭绒垫上来。”
他使劲摇头说：“你看错了。”但还是伸手去搂她。
“我看对了。你这不是又想跟我……”
“不，别这么说！”他知道，这会儿她故意说粗话来刺激他，试探他，“我们妥协吧，你开时装店，我开音乐会。”
“可以各干各的嘛。”
“不，我每次开音乐会都会想着你，实际是为你演奏，就像罗伯特·舒曼总是想着他的心上人克拉拉一样。”
“这个罗伯特是谁？是你的教父吗？”
“不完全是。”他站起来说，“我要穿衣服了。”
她觉得自己说了些傻话，就问：“我说错了吗？我本来就笨嘛。”
“幸福并不取决于是否知道罗伯特·舒曼。”说罢他走进卧室去穿衣服。
乌丽克紧跟着他进去。“我俩来订个协议吧。”她坐到床沿上说：“你教我文化，我教你做爱，好吗？谁是罗伯特·舒曼？”
“一位著名的德国作曲家，他创作了最美的儿歌。”
“那我就教你怎么玩‘荷塘香风’！快，鲍伯，把衣服脱了……”
宋华丁出生于南越巴河边上一个名叫安克的小镇，青年时期在西贡度过，先是沿街乞讨，后来在一家三等旅馆做跑腿的，带那些美国和法国的旅游者上妓院。他不知道自己父母是谁，小时候生活在垃圾堆里，只是隐约记得，有一天被孤零零地扔在一块稻田里，那时他三岁。后来他才知道，他的养父母遗弃了他，一名卡车司机把他带到西贡，交给了警察。
警察拿这么个三岁小孩怎么办？孤儿院没有位子，而且谁来出钱呢？于是找了个最简单的办法：把他放在公园里的一棵树下，给了他一碗米饭和一条煎鱼，让他听天由命去吧。
小宋是个坚强的孩子，有着亚洲人的发明天才。他假装是个残疾儿童，在西贡闹市街头讨饭度日。他10岁时，发现给妓女们拉皮条是桩好生意，晚上就睡在公园里或者河边的草地里。15岁时，他自己造了一间小草屋，收容了一个和他一样穷的14岁的流浪女，作为妓女提供给美国兵。
买卖做得不错。不用多久，那个名叫“侬洁”的姑娘就有了一批老主顾，草屋变成了木屋。宋买了一条摩托艇，用它捕鱼或者拉着旅游者观赏海滨丛林的风光。宋华丁和侬洁看来真像是摆脱了贫穷。
没想到好景不长：美国人撤出越南，越共打进西贡，西贡改为胡志明市。他的财源枯竭了。
宋华丁像许多同胞一样也决心逃离越南。他的条件有利得多，他不必去挤那些破旧不堪的渔船，这些船到了公海上就会遭海盗袭击，乘船人被洗劫一空，船员们被杀掉。他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