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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他是蛾眉县境内一家国家兵工厂的工人，工资和假期都很多，只是工厂保密，叫什么三七一或六五九，他郑重地写在我的本子上，我没能记住这组数字，他说他姓李，叫李华荣，是不是这个名字我没有太大的把握。一问年龄，他才二十岁，这太让我高兴了，年轻的男孩总是比上了年纪的男人更富有诗意，除了他的年龄，还有他的面容，红唇皓齿，像花朵一样，浓密的黑发，让人想起“蓬勃”、“茁壮”这样的好词。
这是我漫漫长途的一道阳光，明媚、坦荡，像火车的节奏一样，把遥远而美好的东西送到你的脚下。在我的一生中，这样的好男孩我遇到的太少了。我能想起来的，连这小李在内，一共只有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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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战争 第三章（11） 红唇男孩。
写到这里我忽然想起来，那另一个红唇男孩竟也姓李，也叫李华荣，现在我有些怀疑前面那个李华荣名字的真实性，有可能我把后面这个男孩的名字提前想出来了，让我再想一下，确实，这两个男孩都姓李，他们甚至长得很像。
他们是上帝派来的吗？
他们是同一个人吗？
他们中一个人是另一个人的影子吗？
让我插进第二个男孩的故事，这个故事比峨眉男孩的故事还要简单，但他的确是我在一段灰暗日子里的一道光亮。
那是我漫游大西南之后的许多年，大概六七年吧，那时候我已经三十岁了，刚刚经历了一次十分投入又十分失败的恋爱，这在下面我将要说到，总之失恋使我身心俱伤，我看上去十分苍老疲惫，为了拯救自己，我再次独自出来旅游。我先到北京，后到上海，我毫无目的地在这两座城市中乱窜，找我认识或不认识的人瞎聊天。
那天我去浦东找陈村，我在电话里问清楚了楼号门牌，结果却在一片相同的楼群里迷了路，正要找人打听的时候迎面来了一个红唇男孩。他惊讶地说：原来陈村就住在我们这一带呀！他接过我手头的地址说：我领你去找。我在上海的日子里，红唇男孩常常来看我，他给我打电话，只要我不出门他就来陪我，有时我出门不认路，他就赶过来为我领路，我要上街买衣服他也来领我去，他叫我“林姐”，跟那个峨眉男孩的叫法一模一样。上海这个红唇男孩是大学三年级学生，也是二十岁。他说他喜欢写小说。以后要将他的小说寄给我看。
后来我回N城去了，没有收到他寄来的小说，他像一道阴影一样消失了。
让我们再回到峨眉山。
二十岁的男孩因为假期已满不能送我上山，但他决定把我送到山脚。
到了峨眉县，男孩帮我找地方安顿下来。晚饭后他从家里带来了他姐姐的一件毛衣和一件毛背心，即使是山下，也已经秋意很深了，他还找来了几个跟他同样大的男孩跟我谈诗。第二天一早他又很负责地来叫醒我，陪我坐了一个多小时的汽车到山脚，下了车，他四处看看，觉得不放心，又陪我走了几里地，直到他看到了两男两女的一伙游人，问清楚人家是两对新婚旅游的夫妇，又将我托给人家关照，懂事的男孩才放心下山。
好男孩今又在何方？
愿上帝格外宠爱他，给他一个最好的女孩，让他过最好的日子。
从此我就再也没有见到过他。下山后我按照约定就地将他姐姐的衣服寄到他的秘密工厂，在县里住了一夜，第二天就离开了。我一直等他到N城来，至今没有等到。
我跟着两对蜜月夫妻上山，我发现他们步履轻盈、行动敏捷，一问才知道他们是地质队的，这使我大惊失色，我想我最好还是重新搭伴，但我前瞻后顾，总没看到有合适的团伙，这团伙要有男有女，人数不多不少，若只一对夫妻，自然不能厚颜无耻地挤进去。
我便跟着这两对地质队员，以最快的速度一天爬上了金顶。他们都是好心人，拉远了就等我一下，在洗象池他们还替我拍照，这照片在几个月后如数寄到我手里，还是放大的。
我们在夜色浓重的金顶发着抖摸到了气象站的房子，那里有棉大衣、炉火和热水，管房子的人说，你们有没有夫妻，可以住在一起的。两个新娘纷纷说：不消了，不消了，她一个人会害怕，我们三个人住在一起好了。
一个接一个地烫脚，又摸着黑手拉手去上厕所，然后上床，被子像铁一样又冷又硬，把租来的棉大衣压上还全身发冷，像在南极一样。
第二天没有太阳，阴沉沉雾蒙蒙的，我站在悬崖边的铁链旁边留了一个影，是山上的摄影服务社照的，这是我在金顶留下的唯一一张照片，画面上弥漫着浓浓的雾，我穿着一件深色衣服，一只手插在裤兜里，另一只手紧紧抓着黑色的铁链。
这是一张奇特的照片，我把它放大，加印了好几张，它是我生命中到达的一个顶峰。
从成都到贵阳，印象最深的是一头剖成两半的猪。在半夜的时候，从窗口爬上来一群农民，他们把半边开了膛的猪搁在座位前的小茶几上，这只猪有半只嘴，一只耳朵，一只紧闭着的眼，半边身体和一条完整的尾巴，它头朝车窗平放着，像一具全身赤裸的尸体。死猪头正好对着我，血的腥气和生肉的气味不可抵挡地罩着我，使我感到又恐怖又恶心。我既没有办法弄开这头猪，又不可能离开这个位置，过道里已经满是人，我的座位靠背上也被一个老女人坐上了，她的屁股正好顶着我的头，空气十分污浊，令人要晕过去。
这一夜像一个真正的噩梦，扛着半只猪上车的农民们甚至带着杀猪刀，在黑暗中，快速行驶的列车呼啸着，雪亮刺眼的刀刃闪闪发光。有一个抽烟的人把燃着的火柴捅到猪皮上，发出一阵焦糊的气味。
一切都令人不安。
这种不安一直延续到了贵阳街头，我发现街上的行人出奇地少，少得根本不像一个省会，同时每个行人都行色匆匆，像是急着办什么事，我站在街边看了好一会儿，没有发现一个闲聊的人。
我糊糊涂涂地感到饿了，找到一家半开半闭的铺面，竟说不营业，一直找到第三家，才吃上一碗面。我想起来打听此地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店主说，正在流行一种病，这种病介于霍乱与鼠疫之间，吓得大家都不敢上街。
我大惊。
我想我必须赶快逃跑，我体质弱，又经过了长途跋涉，一旦染上这种怪病，必死无疑。
于是我立马又回到火车站售票厅，室内乱纷纷的，听到有人说开往都匀方向的列车封掉了，有说不开了的，有说只准上不准下的，有说上下都不准的，还有一个人说，就像电影《卡桑德拉大桥》那样，全封闭，不开窗，从这边发车，经过都匀不停，直达终点，但会不会像《卡桑德拉大桥》那样，在某一个秘密的地方被炸掉，那很难说。
众说纷纭。
但我已经弄明白，关键的地方是都匀，那是这种怪病的发源地，也是病人最多最严重的地方。
但都匀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地方，它对我是一个不相干的地方。只有当我看了地图之后，才发现，都匀是我去往柳州的必经之路，我准备从柳州返回N城的，这样我不得不改变我的计划了。
我从随身带的袖珍交通册上重新选择了我的路线，我决定往都匀相反的方向走，到六盘水，然后坐汽车到云南境内的文山地区，再从富宁到百色，回N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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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战争 第三章（12） 这个决定改变了我的正常路线，我隐隐有些兴奋，我想这也许是一个神秘的改变，奇异的事情就要来临了，它们将沿着这条意外的线路芬芳地逸出，如同一些花朵，沿着这意外的枝条，渐次绽开。
到六盘水的时间是夜晚，我恍惚走出车站，出站口空无一人，我奇怪怎么会没有人从这里出站，刚才跟我擦肩而过的那些人此刻都到哪里去了呢？我回过头去看他们，我看到四处一片寂静，火车在瞬间就无声无息地消失了。
车站的灯奇怪地发出一种介于青黄与棕绿之间的光，像文物的色泽一样，就像陈年的光散落到了这个地方，陈旧、阴柔、慵懒、恍恍惚惚。车站里的窗口能看见一些人影，但这些人木然不动，既像一些人形道具，又像一些平面上的影像，我竭力想要看到他们的背后，但我总是看不到。
检票口没有人，只有一盏散发着青黄光线的灯，我看见自己的影子在这层神秘的灯光下拖着奇怪而长的阴影。
我步履轻盈，有一种浮动感，我肩上挎着的背包似乎也有了浮动感，我被一股气流所裹挟，恍惚之中就来到了车站前的空地上。
有一辆卡车停在那里，车门敞开着。我看见开车的人戴着一只像灯光那种青黄色的口罩，他转向我，把口罩摘下，我一下子认出了他，我说：原来是你啊！
他说：是我。
他是我多年前一个老同学，他的面容使我感到十分亲切和安全，但我无论如何也叫不出他的名字，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也仍然叫不出他的名字，常常是在我睡觉的时候，他的名字浮到了我的眼前，但我一旦醒来，他的名字就沉下去了，有时候我很有把握地要喊出他的名字了，但我一开口，他的名字随即消遁。
我只好叫他“你”，在我的叙述中，叫他开车人。
开车人说：你上来吧。我问：你怎么会在这里呢？他诡秘一笑，说：我知道你要来，我已经等了有一会儿。我问：你要到哪里去呢？他说：你不是要去文山吗？我正是要去那里。我看到他的卡车后厢用厚厚的帆布篷严严实实地罩着，他说里面装的是盐。
我坐进车头位子，他从黑暗中抓出一只青黄色的口罩让我戴上。我说我不戴，他说都要戴上的，这是一个规矩。我又问他这口罩为什么用这种奇怪的颜色，他说：都是这样的。就好像我问他口罩为什么是白色的一样。
我戴上口罩，立即感到一种潮乎乎的气息沿着我的口鼻迅速蔓延到了我的全身，这气味有点像下雨时灰尘的气味，同时有一些可以分辨出来的香气弥漫其间，这种香气我觉得有些熟悉，它的陈旧的幽闭感使我感到我正在进入一个陌生的、与正常的事物不能连接的维度。这种怪异的香气又像另一种载体把我载往时间的深处。
自上车后，开车人就几乎不开口了。我从车窗看到我们的车行走在崇山峻岭之中，我们有时在山顶，有时在山脚，有时在山腰，上坡和下坡是明显的，但我发现，我在车里却感觉不到这一点，我觉得，我所坐的车是在一个十分平直的平面上行驶，这平面平到没有凹凸和石头，我甚至感觉不到它的磨擦力。卡车就像是腾空而行的飞船，腾空而又贴近地面，呈匀速飞行状态。
有时路过小镇，能看见房屋和人，都像那个奇怪的车站那样，笼罩了一种青黄的光，它们静止不动，模糊不清，像是隔了一层极薄但又无法穿越的帷幔。我闻到陈年的气息越来越浓重。
我们穿过了一大片异常妖娆、艳红无比的花田，后来我知道那就是神秘的罂粟花，青黄的光线隐去，明亮的太阳的白光从敞开的青天之上直抵罂粟花的花瓣，呈现着自古到今、亘古长存的姿势。罂粟花的红在薄如蝉翼的花瓣上，有跃动、飘浮、闪烁之感，像火焰；红土高原的红色却沉厚得无法穿透，它是一切红色的母体，一切的红色，都是它随处散布的精灵和儿女，它红得无边无际，天老地荒，在阳光下，灿烂而苍凉。
我们在红土高原上走了很久，路上全是艳红硕大的木棉花，它们像肥硕的雨滴一样飘落，在红土蓝天的背影中划出优美的弧线，我在极度的静谧中，听见花朵落地时的叭嗒声。
车子停下来，我小心翼翼地问开车人，我们到了什么地方？他同时说了三个地名：文山、马关、麻粟坡。这虽然是一种莫名其妙的回答，但确是我在地图上找出来，准备去的地方，于是我不再苛求，就下了车。
我让开车人把我领到一个可以住宿的地方。我们在镇子上行走。我看到，此地虽然偏僻，但从房屋看来，却是一个曾经十分繁华热闹的重镇。我依稀看到，各色人等塞满了十字路口、酒馆、米行、集市，有穿着西装的年轻人，戴着瓜皮帽的财主，手执棍杖的地绅、商人、小贩、拉车者、穿着绸缎的太太、穿着白衣黑裙的小姐，小家碧玉、农家女、老人和孩子。盐、药材、八角、桂皮、木炭、土布、织机、农具、种子、动物的皮毛、干辣椒、生姜、花生、黄豆、白菜、萝卜，等等，它们在空中和地上穿梭不已，从一些人手到另一些人的手，或者到土里，或者到火里，或者在人的身体中消失。它们是斑斓的一片，在那种奇怪而陈旧的光线的照耀下，渐次消退。
所以我走在街道上时，它们已经全然消隐了，它们的影像悄然远去，消隐到背景之中，我所到达的街道，空无一人。
空无一人是一个我喜欢的词，这个词意味着静谧、肃穆、隔绝、神秘。这是我心爱的空间，我笔下的女人总是在这样一个被我扫清了闹声和人流的空间出现，她美丽的面容就要浮现出来了。
开车人把我领到一座红色的宅楼跟前，这宅楼雍容大方，品格典雅，我在N城及家乡的广大地区均没有见过如此建筑，它那幽深神秘带着往昔岁月的影子使我感到一种隐约的召唤，这座楼或许就像那辆卡车，等候我多时了，我此生中注定要来到这里，命定地在经历了初夜和曲折、经历了西南最有名的山峰后，乘坐一辆奇怪的卡车，在布满往昔时光的日子里，来到这里。
我想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一切都是必然。为什么在那一年会有一场霍乱，就是为了阻挡我一无所获地返回N城，为了让我偏离正常轨道，来到这座楼跟前。
这样我就看见了她——一个穿着旧时代旗袍的女人站在大天井里，一层薄薄的雾状颗粒悬浮在我面前，折射着青黄色的光线，使她的身影不太清晰，像是被某种难以言说的帷幔阻隔着。
这个女人是我在十年之后所写的小说《回廊之椅》中出现的人物，在她尚未到达我的笔尖之前，我跟她相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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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战争 第三章（13） 在那篇十年后才出现的小说中，我作为一个外乡人来到这里，我在这幢红楼中遇到的是另一个女人，是她的使女七叶，全部有关这个女人的故事，都是七叶的叙说，我始终没有见到她本人，我所见到的只是她的照片，全身坐像，黑白两色。我在小说中写道：“照片中的女人穿着四十年代流行于上海的开衩很高的旗袍，腰身婀娜，面容明艳。这明艳像一束永恒的光，自顶至踵笼罩着朱凉的青春岁月，使她光彩照人地坐在她的照片中，穿越半个世纪的时光向我凝视。”
朱凉，当我在黄色光线映照着的红楼天井中看到她的背影，她的名字就像两颗晶莹透亮的水晶在浮光中飘然而至。她正像她日后将在她的照片中出现的那样，面容明艳，美丽无比。
她站在天井的夹竹桃树下，我将要走近她的时候她转过身来，我看到的就是我将在十年后看到的那个照片里的朱凉。她说：多米，我知道你要来。她的声音像从时间的深处逸出，带着穿越时间产生的气流摩擦声。我说我不认识你，她说：我们有缘分，隔世也能认识的。
她说你跟我来，她的裙裾拂动，散发出一种阴凉的气息。我跟在她身后，穿过空无一人的天井和回廊，走进一间看样子是客厅的房间，里面既黑又大，我只能看到朱凉的衣角在我面前隐隐飘动。正厅的屏风后面有一窄小的通道，穿过通道就到了后园。
我看到模糊的红墙之中的一块平缓的坡地，靠围墙放着一些大水缸，夹竹桃参差立着。我在这个陌生的后园中寻找早已消失了的往日影像，我看到朱凉的使女七叶在土改到来之前的某一个时刻出现在这个后园，那个隐秘的木门就在靠近楼墙的一只大缸的背后，我用手一推，木门轻易就被推开了。我弯腰从木门进去，发现里面是一个夹墙，有一张桌子那么宽，一种我熟悉的气味从夹墙的深处散发出来。我看到七叶把朱凉送到这个幽闭的夹墙，她们在这里消失。
十年之后我笔下的朱凉神秘失踪，我本人则进入一个可怕的梦境，我摸索着往夹墙深处走，我全身紧张，手心出汗，陈年的香气从夹墙的深处漫出，我隐约看到前面坐着一个女人，我大声喊七叶，没有人回答我。那个女人像没听见一样一动不动，我壮着胆往前走近，那女人低着头，我看不清她的脸，只看见她穿着一件民国时期的旧式旗袍，这旗袍使我想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