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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真挺可爱的，”那个病孩儿脸说，“我得跟梅菲尔德妈妈说一声我们要出去。”
我们又来到街上，这时天还早，刚过午夜不久。那个守门人想劝我们搭一辆出租汽车。“我会照看你们的车子的，先生，我可不会开车送你们呀，先生，我真的不会啊。”
可是塞巴斯蒂安抓住了方向盘，两个女人一个坐在另一个身上，就坐在他身旁给他指路。埃菲、马尔卡斯特和我坐在后排。当车子一开动的时候我想我们大概都欢呼了一声。
车子并没有开多远。我们拐进了沙夫茨伯里大街，以后又开往皮卡迪利大街，正在这时，我们险些和迎头开来的一辆出租汽车撞上。
“看在基督的份上，”埃菲说，“瞧着点路啊。你不想谋害我们吧？”
“粗心大意的家伙才那么干呢。”塞巴斯蒂安说。
“你这样开车可真不保险。”骷髅头说，“再说，我们也该靠那路那边开嘛。”
“我们是该靠那边开。”塞巴斯蒂安说着猛地把车甩到马路另一边。
“喂，停车。我宁可走着去。”
“停车吗？当然可以。”
他一踏刹车，车子猛地停住，横在马路当中。两个警察加快脚步朝我们走来。
“让我出去。”埃菲说道，说罢她连蹦带跳地逃掉了。
其余的人全都被抓住了。
“如果我妨碍了交通的话，那我很抱歉，警察。”塞巴斯蒂安小心翼翼地说。“不过那位女士非要我停下车让她下去不可。这一点她不会否认的。正如你们已经注意到的她的时间来不及了。你们知道，神经方面出了点毛病。”
“让我跟他说说。”骷髅头说，“多乖的漂亮小伙子。这儿除了你们没有别人看见。这些孩子们并没有坏意思。我会给他们叫辆出租汽车，安安静静地送他们回家。”
两个警察慎重地察看着我们，在心里对我们做出判断。如果马尔卡斯特不插话，当时什么事情都可以过去的。“喂，喂，我说好心人，”他说，“没有必要盯住不放啊。我们是刚刚从梅菲尔德妈妈那儿来的。我估计她给了你们一大笔钱，使你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吧。好啦，你们也可以闭眼不看我们，你们绝不会因此而吃亏的。”
这番话使警察可能感觉到的所有疑问都消除了。没多大工夫我们就进了单人牢房。
我不大记得怎么到的那儿，也不大记得怎么进去的。我想是马尔卡斯特激烈地表示了抗议，当我们的口袋都被掏空的时候，他又指控监狱看守进行盗窃。随后我们就被关起来，我最初的清晰记忆就是贴了瓷砖的墙壁，一盏灯放在很高的地方，它上面是一块厚的玻璃板，有一个床铺，还有一扇靠我这面的没有把手的门。在我左边什么地方，塞巴斯蒂安和马尔卡斯特正在乱叫乱闹。起初被送到警察所的路上，塞巴斯蒂安还走得很稳，相当镇静；而这时被关在牢房里，他就好像变得狂乱起来，他正在乒乒乓乓地敲门，还一边大声叫喊：“该死的，我没有醉。给我开门。我一定要请医生来检查。我告诉你们，我没有醉。”与此同时，马尔卡斯特在那一边的牢房里叫嚷道：“上帝啊，总要跟你们算账的！我可以告诉你们，你们犯了大错误。给内务大臣打电话去。把我的私人律师找来。我享有人身保护权。”
别的牢房里引起了一阵嘈杂的抗议声，住在里面的流浪汉和扒手们还是要睡会儿觉的：“嘿！嘿！安静点儿吧！”“让别人安静点，行不行？”……“这是倒霉的拘留所呢，还是疯人院啊？”那位警官来回巡视着，通过铁栅栏门向他们警告说：“如果米们不放明白点儿的话，可就得在这儿蹲一夜了。”
我心情沮丧地坐在床铺上，打了一会儿盹。过了一会儿吵闹声平息下去了，塞巴斯蒂安喊道：“喂，查尔斯，你在那边吗？”
“我在这儿。”
“这事可真糟透了。”
“我们能得到保释什么的吗？”
马尔卡斯特好像已经睡着了。
“我告诉你，就看那个人的了——就是雷克斯·莫特拉姆。他在这儿办法可多啦。”
我们跟他取得联系还遇到了一些困难；我打铃叫人，过了半个小时，那个值班的警察才应声而来。最后他终于同意给那家正在举行舞会的旅馆打个电话，不过颇为怀疑。又耽误了很长时间，我们牢房的门打开了。
渗透警察所污浊的空气，就是那种污垢和消毒水剂混合的酸味，飘来一支哈瓦那雪茄的甜丝丝的浓烟香味，这香味飘过来——是两支哈瓦那雪茄的香味，那个值班的警官也在吸着一支。
雷克斯站在值班室里，俨然是权力和幸运的化身——其实是一幅讽刺画；他穿着一件阿斯特拉罕产的宽大、翻领、皮衬里的羔皮大衣，戴一顶丝绒帽子。警官们必恭必敬，显出愿意效劳的样子。
“我们不得不执行任务。”他们说，“把这些年轻的先生们拘留起来，是为了保护他们。”
马尔卡斯特看来已经酩酊大醉了，语无伦次地控诉说他被剥夺了合法的陈述权和公民权等等。雷克斯说：“最好还是把这些话留着跟我说吧。”
这时我的脑子清醒了，我兴趣盎然地看着和听着雷克斯解决我们的问题。他检查了案件记录，然后和蔼地跟那两位拘捕我们的警察谈起话来；他以最不易察觉的手段试图进行贿赂，但他看出这件事拖的时间太长了，消息传得也很广，于是他就赶快掩饰过去；他担保第二天上午十点把我们送到地方法院，然后就把我们带走了。他的汽车就停在外面。
“今天晚上谈论什么也没有用。你们睡在什么地方呢？”
“在马奇家。”塞巴斯蒂安说。
“你们还是到我这儿来吧。今天晚上我可以安顿你们。把一切事情交给我办吧。”
很显然他对自己的办事效率是很得意的。
第二天早晨这番炫耀给人的印象就更加深刻。我醒来时，慌乱而惶惑地意识到自己是睡在一间陌生的房间里的，恢复意识的最初瞬间，想起了前一天夜里的事情，起先就仿佛是一场恶梦，继而它就变成了现实。这时雷克斯的仆人正打开一个衣箱，他看到我动了动，就走到洗脸架前把什么东西从一个瓶子倒在杯子里。“我想我把所有的东西都从马奇梅因公馆拿来了，”他说，“是莫特拉姆先生派人去赫佩尔药店把这个买回来的。”
我把药吃了，觉得好多了。
屋里还有特朗泊理发店的一个人给我们刮了脸。
雷克斯和我们一起吃了早饭。“在法庭上要紧的是把衣着弄得像个样子，”他说，“幸好你们的衣着都不显得破旧不堪。”
一吃过早饭，那位律师就来了，雷克斯把这个案子扼要地跟他讲了讲。
“塞巴斯蒂安陷入困境，”他说，“就因为醉后开车，很可能判罪，一直判到六个月徒刑。倒霉的是，你们的事要交给格里格审理。他对这类案子一向是相当严厉的。所以，今天上午能够做到的，就是请求给塞巴斯蒂安一个星期的期限，以便做好辩护准备。你们两个可以表示服罪，就说自己做的不对，然后付五先令的罚款就算完事。买通晚报的事，我还得看看怎么办才好。《晨报》可能不太好办。
“要记住，关键是绝口不提老一百号的事。幸亏那几个骚货当时还算清醒，没受到控告，可是作为见证人，她们的名字已经记录在案了。如果我们企图否认警察的证词的话，她们就会给传到法庭的。这种情况，我们无论如何也要避免，所以我们硬着头皮承认警察说的全部情节，然后请求地方法院发善心，不要因为一件幼稚的轻率举动就断送青年人的前程。这样说会起很好的作用的。我们还需要找一位牛津大学的教师证明你们品行端正。朱丽娅告诉我说，你们有一位叫桑格拉斯的老师好说话。他可以给你们作证。同时，你们要简短地说明：你们从牛津来，是参加一个十分体面的舞会的，很不习惯喝葡萄酒，由于喝得太多了，所以开车回家时迷了路。
“这件事办完了以后，我们还得想办法和你们牛津大学校方把这件事通融通融。”
“我原来要他们把我的律师找来的，”马尔卡斯特说，“可是他们就是不肯。他们这不是无可挽回地犯了错误吗？我看他们是逃不了责任的啦。”
“看在上帝的分上，千万不要挑起什么争端。只是表示服罪，缴纳罚款。懂了吧？”
马尔卡斯特咕哝着，不过还是服从了。
法庭上的情形果然不出雷克斯所料。到了十点半钟的时候，我们已经站在鲍夫大街上，我和马尔卡斯特已经是自由人了，却令塞巴斯蒂安具结保证过一个星期还得出庭。马尔卡斯特对他自己的冤屈一直沉默。我和他受到了警告，每人罚款五先令，还有十五先令的诉讼费。马尔卡斯特越来越使我们讨厌了，所以当我们听到他借口说要去伦敦办事，我们真是如释重负。那位律师也匆匆忙忙走掉了，就剩下我和塞巴斯蒂安孤零零的，闷闷不乐。
“我估计妈妈已经听说这件事了。”他说，“浑蛋，浑蛋，真浑蛋！天气真冷。我不愿回家去。可也没地方可去啊。我们溜回牛津去吧，等他们来找我们的麻烦。”
一些在违警罪法庭名声狼藉的常客们走进走出，从台阶上走上走下；而我们还站在当风的街角那儿，拿不定主意。
“为什么不去找朱丽娅呢？”
“我也许要出门去。”
“亲爱的塞巴斯蒂安，你只会挨一顿训，罚几英镑罢了。”
“是啊，可是一切事都够烦人的——妈妈，布赖德，家里所有的人，还有那些学监和教师。我宁愿进监狱哩。如果我溜到国外去，他们就没法把我弄回来，是不是？人们受到警察追究时，不就是这么干的吗？我知道妈妈会搞得让人们觉得我们的事情完全落在她身上了。”
“还是给朱丽娅打个电话，让她在什么地方跟咱们碰碰头，商量一下这件事吧。”
我们在伯克利街区的冈特餐厅见面了。朱丽娅和当时的大多数女人一样，戴着一顶绿色女帽，压到眉毛上，帽子上还有一枚镶宝石的箭头；她腋下还夹着一只小狗，有四分之三的部分藏在她皮大衣里。她跟我们招呼，表现非常感兴趣的样子。
“嘿，你们真是一对捣蛋鬼。我得说，你们在干这种事情上似乎很在行。要是我一喝醉，第二天就完全瘫了。我认为当时你们可能带我一块去的。那个舞会也实在是要命，而且我一直盼着能去老一百号玩玩呢。永远不会有人带我去的。那开心极了吧？”
“这么说，事情你也全知道啦？”
“今天早晨雷克斯给我打了电话，什么都告诉我了。你们那些女朋友长得怎么样？”
“别那么色迷迷的。”塞巴斯蒂安说。
“我那位就像一个骷髅头。”
“我那位就像一个痨病鬼。”
“天啊。”我们带女人出去玩过，这件事显然提高了我们在朱丽娅心目中的地位；她的兴趣完全是在那些女人身上。
“妈妈知道了吗？”
“还不知道你们的骷髅头和痨病鬼。她知道你们进了监狱了。我告诉了她。当然，就这一类事说她可好极了，确实是这样。你知道，内德叔叔干什么事情都是无可指摘的，有一次他因为带一条熊进入劳埃德·乔治主持的会场而被关押起来，所以她对整个事情都抱着通情达理的态度。她希望你们俩和她一道吃饭。”
“啊，天哪！”
“麻烦就在报纸和家庭方面。查尔斯，你有一个糟透了的家庭吗？”
“只有父亲一个人，可是他绝不会听到这件事的。”
“我们家可麻烦极了。由于那些亲戚，可怜的妈妈势必要倒霉了。他们会写信来，还要登门拜访，表示同情，可是同时有一半人心里头说的是：‘这就是把孩子培养成个天主教徒的结果。’另一半人则会说：‘这就是不孩子送去伊顿公学，而不送到斯托尼赫斯特学校的结果。’可怜的妈妈也没法解释清楚。”
午饭我们是和马奇梅因夫人一起吃的。她以幽默的无可奈何的态度接受了这件事。她只责备说：“我想不出你们为什么出去和莫特拉姆住在一起。你们可以先来找我，把这件事告诉我。”
“我可怎么把这件事跟全家人解释呢？”她问道。“他们发现我对这件事还不如他们难过，他们一定感到非常震惊的。你知道我嫂子范妮·罗斯康芒吧？她一向认为我对孩子的教育很坏。现在我开始觉得她说的很对。”
当我们离开后我说：“她实在太好了。那你还发什么愁呢？”
“我说不出原因来。”塞巴斯蒂安悲惨地说。
一个星期后塞巴斯蒂安出庭，他被罚款十镑。报纸把这条消息放在令人难受的显著位置，有一家报纸还用了讽刺性的标题：“侯爵家的儿子不习惯喝葡萄酒。”地方法官说，只是由于警察行动果断，他才没有受到严重的指控……“纯粹是靠了运气好，你才没有负严重责任事故的罪责……”桑格拉斯先生作证说，塞巴斯蒂安的品行是无可指摘的，还说他在牛津大学的灿烂前途已经岌岌可危。报纸也抓住这句话不放——“模范学生的前途危若累卵。”那位地方法官说，如果没有桑格拉斯先生的证词，他可能会受到惩罚性的判决；法律对一个牛津大学的大学生和任何一个小流氓都是一视同仁的；毫无疑问，家庭愈好，犯法行为就愈可耻……
桑格拉斯先生所具有的价值并不只限于鲍夫大街。在牛津大学，他表现出与雷克斯·莫特拉姆在伦敦所表现出来的全部热情和全部机敏。他走访了学校当局、学监们、大学副校长；他还怂恿管理员贝尔去拜访了基督教会学院院长；他还安排了马奇梅因夫人同校长谈话；作为这一切努力的结果，就是禁止我么三人在这学期剩下的日子中出校门。哈德卡斯尔不清楚为了什么缘故，再次被剥夺了使用自己的汽车的权利，这件事就算过去了。我们所遭受到的时间最长的出发却是我们同雷克斯·莫特拉姆和桑格拉斯之间的亲密关系，不过因为雷克斯生活在伦敦的政界和上层金融界，而桑格拉斯却生活在牛津，与我们近在咫尺，所以我们从他那儿受的罪就更大。
在这个学期余下的日子里，他老缠住我们。由于我们受到“禁止外出”的处罚，所以我们晚上也不能在一起度过，从九点起，我们都得各在一处，而且是处在桑格拉斯的支配之下。几乎没有一个晚上他不来找我们中的这一个或那一个。当他说起“我们的那次小小的越轨行为”时，就好像他也曾关在单人牢房里，因此和我们也很有缘分……有一次我翻墙爬出学院，桑格拉斯先生发现我在关了校门后竟在塞巴斯蒂安的房间里，他把这件事也变成了一种束缚。所以，当我圣诞节后到了布赖兹赫德，走进他们称为“挂毯大厅”的那间屋子的时候，看到了桑格拉斯先生独自坐在炉火前面，似乎是在等我的样子，这情形并没有使我惊讶。
“你看我正单独占有这一切。“他说。不错，他的确好像占据了这间厅堂，占据了四周挂满狩猎图的灰沉沉的场面，还占据了壁炉两边的女像柱，当他站起身来，像个主人一样欢迎我的时候，好像还占据了我。“今天早晨，”他继续说，“我们在草坪上举行了马奇梅因猎前聚会——真是一个妙不可言的古色古香的场面——我们所有的年轻朋友们都去猎狐了，甚至塞巴斯蒂安，你听见大概不会吃惊吧，他穿着他那件红色外套，看上去很优雅了。而布赖兹赫德呢，与其说是优雅，倒不如说是给人深刻印象；他和本地一个名叫沃尔特·斯特里克兰—维纳布尔斯爵士的有趣人物当联合主人。我希望这些太单调乏味的挂毯中能加进他们两人的肖像——那么这些挂毯就会显出一种幻想的情调来。
“我们的女主人也留在家里；还有一位正在养病的多明我派的教士，他谈马利丹太多，读黑格尔又太少；还有艾德里安·波森爵士，当然啰，还有两位颇令人生畏的匈牙利表兄弟——我曾经用德语和法语试着跟他们说话，可是他们对哪种语言都没有兴趣。现在这些人都坐车去邻居家做客去了。我就在炉火前，拿着这本绝妙的《查勒斯》消磨一个舒适的下午。你的到来使我增添了打铃要茶的勇气。我怎样使你为这次聚会做好思想准备呢？哎呀，聚会明天就要散啦。朱丽娅小姐到别的地方去庆祝新年，还把时髦的社交人物带走了。我会见不到住在附近的美人们——特别是那个西莉娅；她是我们那个倒霉的老伙计博伊·马尔卡斯特的妹妹，可完全不像他。她说起话来就像小鸟一样，喜欢吹毛求疵，那样子我觉得十分可爱，她的衣着像是学校班长的样式，这种样式我只能说‘帅’啦。我会想念她的，因为明天我不去。明天我就得认真开始搞我们的女主人那本书了——那本书，请你相信，乃是是嗲珍宝的历史宝库；同时也是真实的一九一四年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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