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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素停留在明人陶孟学的青绿山水手卷的展柜前，细细讲了起来。她告诉我：山水、人物、花竹、鸟兽，陶孟学无不擅长，笔法直逼南宋。特别是山水，多用青绿。她让我仔细观摩这幅长卷。因为下个星期，要教我画青绿山水了。
张伯驹背着手，独自浏览。大厅里有些阴冷，清鼻涕流出来，他顺便用手一擦，了事。他欣赏这些故宫藏画，远没有潘素看得细致。好像自己与这些藏品是老朋友了，这次来，不过是抽空会个面罢了。我越接近张伯驹，就越觉得他是云间的野鹤、世外的散仙，自在得没人能比。
我想听他讲讲这些故宫珍品，便问道：“张伯伯，您能给我讲解讲解吗？”
他说：“你又不学字画鉴定。字画的真假判定方法，是可以讲的。纸张、题款、印章、装裱、布局、技法等等，都有一套。而你现在是学画，在家教了你画法，到了这里，你就是要好好地看，多多地看了。看多了，自能领会。”
只参观了一个多时辰，张伯驹便催着出门。
“为什么？”我偷偷问潘素。
“先头在家就说好的。看完展览，三人去吃西餐。”
在路上，张伯驹对我说：“小愚，这样的展览，你来一趟是不够的。”
我是听话的。按张伯驹的要求，一个人多次去参观故宫博物院的藏品展览。但我从没有看到陈列张伯驹捐献的陆机《平复帖》或展子虔《游春图》。据说，《游春图》里的马，画得最好。后人称之为“天下第一马”。我又想，官方这样做似乎是对的。宝马归新主，何必见旧人。再说，旧人还被新主划为了右派。
一天晚上，饭后无事，大家在北屋客厅闲坐。警卫秘书王锁柱进来，对父亲说：“有一对夫妇来访。”
“是谁？”我问。父亲接过会客单，那上面在来宾姓名一栏里，填着：潘素。
“快请他们进来。”父亲边说边从沙发上站起来，急步走到庭院，又高叫勤务员赶快把前后院的电灯统统打开，并瞪着眼对我说：“你的老师登门，跟着我做什么？还不快到前面去接！”
黑黝黝的院子，刹时变得明晃晃。张伯驹夫妇在光晕树影间，快步而行。我跑了过去。父亲带着兴奋的神情，站在院子的中心。
主宾坐定后，父亲先开口：“这么晚了，你们又徒步而来。一定是有什么事情吧？”
潘素告诉我们：她受聘，要到吉林艺术专科学校去教国画。
父亲即问：“那伯驹先生呢？”
“当然，我们是一起去了。”
父亲又问：“伯驹先生的工作，吉林方面也谈妥了吗？”
张伯驹答：“我到艺专也能做点事。如教教诗词，或讲讲书法。”
父亲舍不得他们离京北去，但终归是高兴的。他说：“张先生，这可是大材小用哇！你们夫妇是有才气和有学问的人，北京埋没了你们。现在，有吉林的学校请过去教书，也好。不过，总觉得有些委屈你们。你们的才学，靠我们这些民主人士欣赏是没有用的，要等到中共里面的伯乐去发现，才能发挥出来。”
潘素说：“我想，起码那里的生活环境，会比这里好一些。”
父亲停顿片刻后，说：“我如今是个被撤了职的人，在行政方面没有什么能力了。但在吉林多少还有几个朋友。其中有一人叫徐寿轩，是我们民盟的老同志，也是我的好友。反右没有被牵累进去，如果没有意外，现在可能还在担任副省长。他即使不担任副省长，中共也会安排他充任其他领导职务的。你们去后，我会与他联系，把你们夫妇的详细情况告诉他，请他关照你们。”
潘素既是客气，又是感激地说：“那就多谢了。章部长自己身处逆境，还要去操心别人的事。”
我知道，坐在爸旁边的张伯驹，是不会说这些的。父亲要给他们饯行，约他们后天来吃晚饭，说：“凭个政协常委和350元的工资，我请你们吃一餐饭的能力还是有的。”
张氏夫妇推辞了，说行期紧，还有许多事情等着去处理。今晚就是特来辞行的。送客时，父亲执意送至大门。月亮升起来，树影花香，庭院另有一番朦胧的景致。父亲与张伯驹并排走在前面，俩人一路无话。晚风裹着凉意，轻轻吹拂他俩已经开始灰白的额角。
父亲无论如何要用老别克车，送他们。张伯驹答应了。到了大门口，父亲双手握住张伯驹的手，说：“如果你们夫妇休假回北京，一定要来我这里！”
人走了，灯灭了。我们的家又恢复了宁静。
夜已转深，父亲仍无睡意。说：“小愚儿，陪老爸爸再坐会儿吧。”不想，父亲与张伯驹的淡泊之交，于短别之际是如此沉郁的一抹。
张氏夫妇去长春不久，民盟召开中委会。开会期间，爸特意请徐寿轩吃饭。谢天谢地，徐寿轩没有回绝，来了。虽是老友重逢，但没有了以往那种无拘无束、无所不谈的气氛，彼此客客气气地扯些与政治毫不相干的事情。
不过，父亲已经很知足了。那时国家已进入了自然灾害时期。一桌饭菜是用心准备了的。在饭桌上，父亲提起了张伯驹，遂问徐寿轩，是否知晓其人。
徐以点头做答。
父亲郑重地放下碗筷，十分详细地介绍了张伯驹和潘素后，说：“希望你在吉林能关心、照顾这对有贡献的夫妇。潘素的工作已经定了，是在一个艺术专科学校教书。张伯驹的工作好像还没有确定，他在文物鉴定、艺术鉴赏方面是中国一流专家，不可多得之人才。寿轩，你回到吉林，看看能不能跟省里的人疏通一下，给张伯驹安排个妥当的、能发挥他专长的工作？”徐寿轩当时满口答应。但不知他回吉林是否真的关心、照顾过张伯驹夫妇。
父亲万分慨叹张伯驹夫妇的离京谋职。徐寿轩走后，父亲说：“凡是有才能的人，总会受到外在世界的压迫。中国这样，外国也如此。”
1962年1月，春节即临。北京的老百姓都在为国家配给的几斤猪肉鸡蛋、几两香油瓜子奔忙不息。一日，张伯驹夫妇徒步来到我家。因事先不曾得到他们从吉林返京的消息，让我的父母颇感突然。
张伯驹只解释了一句：“前两天从吉林回的北京，节前一定要看看朋友。”
他俩是下午来的。父亲说什么也要留他们吃晚饭，于是，马上叫洪秘书和梁师傅想方设法弄几个菜来。
从张氏夫妇的神情气色上看，他们在吉林的日子似乎要比在北京舒畅些。张伯驹告诉我们，他担任了吉林省博物馆的第一副馆长。潘素则说，她的教学搞得不错，还在那里开了画展，观者踊跃，备受赞誉。特别是她的大幅青绿山水画，引起东北画界的极大震动。——我知道，无论教学，还是画展，潘素在北京就能做到，但在文化发达的北京，不让她做。从事文物博物的指导工作，对张伯驹来说，可谓人尽其才。可传统深厚的首都，不叫他干。
见他们在吉林工作顺手，生活舒坦，父亲特别兴奋，连连举杯向他们祝贺。
我对潘素说：“自您走后，我再没有画画了。”潘素听了，直说可惜。
张伯驹却道：“关系不大，诗画是一辈子的事。”
饭后，潘素细言细语对我说，抽个时间把借我以供临摹之用的她的画作，清理出来还回去。她还特别做了解释：“要这些画，是为了带去吉林作教学示范。”
潘素的《什刹海冬景》水墨画，是我最喜欢的，一直存放在我的书房。
苍遒的树干，无叶的柳枝，不过寥寥数笔。晦暗的天空，含雪的远山，尽在随意点染之中。我指着画对父亲说：“我太喜欢它了，不想还给潘素。爸，我能请求她把这张画送给我做个纪念吗？”
“不行，必须还。”父亲口气无庸置疑，我心里很不痛快。
父亲见我面带不悦，便道：“我的小女儿，请记住，画只能由画家主动送你，而你决不能向画家讨要。这是规矩，也是修养。我有不少齐白石的画，却没有一张徐悲鸿。其实，我跟悲鸿的关系要比齐白石深得多，也早得多。他身边的那位太太，在留德留法学生的老婆当中，是最漂亮的，也是最有风韵的，令许多的光棍学生暗羡不已。现在悲鸿的马，被认为是他最拿手的。而我始终认为悲鸿的油画，特别是裸体女人画，是他的最好的作品。有一次在任公（李济深）家中，他对我说：‘伯钧，我送你一匹马吧。’我说：‘我不要你的马，我要你的女人。’悲鸿听了，摇头说：‘那些画，是不能送的。’”父亲的确喜欢油画和西画中的裸体作品。他每次去欧洲开会，用公家发的外汇除了买黑格尔的书，就要买些油画画册和裸体素描画册。与之同行的画家邵宇吃惊于他的这一爱好，曾主动送过不少质量很高的西方绘画图册。
父亲说：“人体绘画，中国不行。”他见我也喜欢，遂将这类藏品全都搬到我的画室存放。
后来，父亲又送我一张18世纪德国印刷的铅笔素描画。画面是位端坐在钢琴旁、一手扶键的美丽少女。
“你看，她的神态有多美。”父亲赞叹不已，并亲自将素描画镶嵌在银灰色的木质雕花相框内，悬挂在我的画室。
有一次，父亲发现了我临摹潘素的一尺见方的习作，画的是中国山水画中司空见惯的松林与石崖。父亲说：“我来收藏它。”
我说：“是我的临模”
“我知道。”
“爸，等我画一张自己的，送你。”
父亲摆出一派庄严的样子，说：“好。我等着，等我女儿的画作问世。
”说罢，我俩大笑。
1963年，我被分配到四川工作。我与张氏夫妇失去了联系，父亲与他们也没有了往来。
1966年“文革”开始，父亲已是万念俱灰。对自己往昔的政治生涯持深刻怀疑的他，真的写起诗来。他一做诗，便感吃力，便想起做诗比说话还要利索的张伯驹，便要自语道：“这对夫妇如今安在？怕也要吃苦受罪了。”
父亲的诗，绝句为多，都是信手写来。树上的麻雀，窗外的细雨，炉上的药罐，外孙的手指，他都拿来入诗，唯独不写政治。一个搞了一辈子政治的人，由政治而荣，因政治而辱，而最终超然于政治之外。我不知道是应为他悲伤，还是该向他祝贺？
1969年5月17日父亲走了，离开了这个世界。他走时，我正关押在四川大邑县刘文彩的地主庄园。一年后，我被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四川省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宣布为现行反革命罪犯，从宽处理：判除有期徒刑20年。狱中产下一女，遂押至苗溪茶场劳改。苗溪茶场地跨天（泉）庐（山）宝（兴）三县。那里与我同在的，还有一个在押犯人，她叫梅志（胡风夫人）。我站在茶园，遥望大雪山，觉得自己生活在另外一个世界。
1979年5月17日，父亲去世后的整整十年，我丈夫走了，离开了这个世界。我被宣布：无罪释放。宣读时，我无喜无悲，宣读后，我面对一纸裁定书和满屋子公检法，拒不说“感谢政府感谢党”之类的话。因为我觉得是政府和党长期亏待了我，有什么可感激的？
1979年10月，我穿着四川省第一监狱发的那件最好的玄色布袄布裤，回到北京。我从拥挤不堪的火车车厢慢慢移出，月台上十年未见一面的女儿，亲睹我的丑陋憔悴，吓得躲在我姐的背后，别人拖也拖不出来。
为庆祝我的无罪释放，也为欢迎我回归故里，母亲将晚餐定在东安市场的“东来顺”，吃的是涮羊肉。切成片的又薄又嫩的羊肉，红红亮亮规规正正地横卧在洁净的青花瓷盘里。我仿佛有一个世纪没见过没吃过酒席了。看着围坐在我身边的至亲的兴奋面孔，我很想说点什么，但我什么也说不出；至少我该笑一笑，可我也笑不出。幸亏在至亲当中有个老公安，他以极富经验的口吻，低声解释道：“关久了刚放出来的人，都不会说笑。以后会好的。”
谢谢他的理解，我可以专心致志地吃东西了。我的那双红漆木筷，千百遍地往返于肉盘与火锅之间。我一个人干了六盘，每盘的羊肉片重小四两。
“小愚吃了一斤八两（老秤说法）！”不知谁报出了数字。
这个数字把全席震了，也让我笑了，当然是那种傻吃后的傻笑。我想，这时和我一起高兴的，还该有我的母亲。可扭脸一看，她正用餐巾抹去堕出的滴滴老泪，而她面前的那盘羊肉，纹丝未动。
这一夜，母亲和我和我的女儿三代，共眠于一张硬榻。女儿上床后便昏然大睡。我与母亲，夜深不寐。
这一夜，我要问清十年人间事。
我问的第一件事，就是父亲的死。母亲叙述的每一句话，我都死死记住，记到我死。
母亲告诉我：首先得知死讯的，是梁漱溟和张申府。那日，父亲死在了北京人民医院。母亲从白塔寺大街出来，走到西四的时候，便碰上了迎面走来的梁、张二人。
在街头，他俩问道：“伯钧现在怎么样了？”
母亲说：“他去世了，刚刚走的。”
张申府，这个与父亲从青年时代就相识，一道飘洋过海去欧洲留学的人，满脸凄怆，低头无语。梁漱溟，这个同我爸一起为民盟的建立而奔走呼号，又先后被民盟摒弃在外的人，伫立良久。尔后，梁公说：“也好，免得伯钧受苦。”
接着，母亲又告诉我：父亲死后，她一而再，再而三地恳请搬家。好不容易上边开恩，给了建国门外永安里的两居一套的单元房。早就搬进楼住的蒋光鼐夫人，蔡廷锴夫人，龙云夫人，李觉夫妇，以及陈铭德、邓季惺夫妇见到母亲居然有些吃惊。
母亲说：“自搬到建国门，我就清静了，谁都不知道新地址。可是，你能猜想得到吗？是谁第一个来看我？”
我从亲戚系列里，说了一长串名字。母亲说，不是他们。
我从“农工”系列里，挑了几个名字。母亲说，不是他们。
我从民盟系列里，拣了几个名字。母亲说，不是他们。
我说：“如果这些人，都不是的话，那我就实在想不出，还有谁能来咱们家呢？”
“我想你是猜不到的，就连我也没想到。那天下午，我一个人在家，拣米准备焖晚饭。忽听咚咚敲门声，我的心缩紧了。怕又是造反派搞到咱们家地址，找上门来打砸抢。我提心吊胆地问：‘谁？’门外是一个女人的声音：‘这里，是不是李健生大姐的寓所？’她的话带有江浙口音，我一点也不熟悉。忙问：‘你是谁？’门外人回答：‘我是潘素，特地来看望李大姐的。’我赶紧把门打开，一看，果然是潘素站在那里，我一把将她拉进门来。
我更没有想到的是，她身后还站着张伯驹。几年不见，老人家身体已不如前，头发都白了。脚上的布鞋，满是泥和土。为了看我，从地安门到建国门，不知这二老走了多少路。”
听到这里，我猛地从床上坐起，只觉一股热血直逼胸膛——我是在关押中接到父亡的电报，悲恸欲绝。一家骨肉，往往相守以死，而我却不能。狱中十年，我曾一千遍地想：父亲凄苦而死，母亲悲苦无告。
有谁敢到我那屈死的父亲跟前，看上一眼？有谁敢对我那可怜的母亲，说上几句哪怕是应酬的话？我遍寻于上上下下亲亲疏疏远远近近的亲朋友好，万没有想到张伯驹是登门吊慰死者与生者的第一人。如今，我一万遍地问：张氏夫妇在我父母的全部社会关系中，究竟占个什么位置？张氏夫妇在我父母的所有人情交往中，到底有着多少分量？不过是君子之交淡如水；不过是看看画，吃吃饭，聊聊天而已。他怎么能和父亲的那些血脉相通的至亲相比？
他怎能与父亲的那些共患难的战友相比？他怎能同那些曾受父亲提拔、关照与接济的人相比？人心鄙夷，世情益乖。相亲相关相近相厚的人，似流星坠逝，如浮云飘散。而一个非亲非故无干无系之人，在这时却悄悄叩响你的家门，向远去的亡灵，送上一片哀思，向持守的生者，递来抚慰与同情。
母亲又说：张伯驹夫妇在我家只呆了几十分钟，恐怕还不及他俩走路的时间长。
母亲要沏茶，潘素不让，说：“伯驹看到你，便放心了。我们坐坐就走，还要赶路。”
张伯驹对母亲说：“对伯钧先生的去世，我非常悲痛。我虽不懂政治，但我十分尊重伯钧先生。他不以荣辱待己，不以成败论人。自己本已不幸，却为他人之不幸所恸，是个大丈夫。所以，无论如何也要来看看。现在又听说小愚在四川被抓起来，心里就更有说不出的沉重。早前，对身处困境的袁克定，凭着个人的能力还能帮上忙。今天，看着李大姐的痛苦和艰辛，自己已是有心无力。”
“张先生，快莫说这些。伯钧相识遍天下，逝后的慰问者，你们夫妇是第一人。此情此义，重过黄金。伯钧地下有知，当感激涕零。”话说到此，母亲已是泪流满面。
母亲问潘素：“这些年，张先生受到冲击没有？”
潘素说：“伯驹因为两首金缕曲，和小愚一样，成了现行反革命。关了八个月，最后做了个‘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结论，遣送舒兰乡下。人家农村不收，才又回到北京的。我们什刹海的家，也不像个家了。抄家时红卫兵，造反派，街道居委会串通一气。凡能拿走的，都拿走了。房子拿不走，就叫外人搬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