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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拿不走，就叫外人搬进来祝四合院一旦成杂院，日子就难了。你家来什么人，你说什么话，家里吃什么东西，都有眼睛盯着。”
母亲则叮嘱潘素：“如有机会，就给伯驹先生弄点好吃的吧。年岁大了，身体要紧。”
告辞的时候，张伯驹握住母亲的手，说：“李大姐，我们都得活下去。
”
倍受感动的母亲，送他们夫妇一直送到建外大街。街灯，一盏盏地亮了。他们的背影，在渐沉的暮霭中远去……母亲还告诉我：原来张伯驹是从一张报纸上，读到了父亲去世的消息。
翌日，他和潘素即去东吉祥胡同10号看母亲。刚进胡同口，便见10号的大门敞开着，有辆小轿车停放在那里，不少人进进出出。潘素上前打听，问章伯钧的家人是不是还住在这里？人家说已经搬家了。他们是给新首长来看房的，早就晓得这所宅院极好。接着，张伯驹就让潘素四处打听母亲的新址，可一点线索也没有。后来，他老人家好不容易找到地安门大街一家古董店的店员老樊，托他去打听。老樊去农工党北京市委会，假托要和李健生核对章伯钧生前所欠帐目，人家才把住址写给了他。
母亲的叙述，令我心潮难平。革命吞没人，尤其像中国的各种政治运动和‘文革’，其吞没与消化的程度，因人的硬度而不等。当然，知识分子往往是其中最难消化的部分。张伯驹自然属于最难消化的一类人，而他的硬度则来自那优游态度、闲逸情调、仗义作风、散淡精神所合成的饱满个性与独立意志。他以此抗拒着革命对人的品质和心灵的销蚀。任各种潮汐的潮涨潮落，张伯驹都一如既往地守着做人的根本，过着他那份生活。张伯驹的一生见过许许多多的昂贵之物。而我所见到的昂贵之物，就是他的一颗心，一颗充满人类普通情感和自由的心。
1980年春节，我对母亲说：“咱们去给张伯驹、潘素夫妇拜年吧。”母亲同意了，我们还去友谊商店买了上等的水果。
当我见到潘素的时候，她比我们还要高兴，特意拿出当时还是稀有之物的雀巢咖啡加伴侣，给我和母亲各冲一大杯。冲好后，又往杯子里放了满满三勺白糖。她让我俩趁热喝。
喝的时候，潘素不住地上下打量我，看着看着眼圈就红了，喃喃自语道：“小愚可怜，怎么也没想到在牢里一呆十年。”
我问：“张伯伯呢？在家吗？”
潘素笑着说：“他现在比我忙，他供职的中央文史馆事情不多，可其他单位的事情倒不少。像什么诗词学会，书法学会，画院，京剧院，昆曲社，文物学会，文史资料委员会，都来请他，甚至连那些杂七杂八的事，也都来找他。今天，又不晓得让什么人请走了。”
潘姨的口气里，不无抱怨，但也裹着一点小小的得意。我认识的国民党太太和共产党夫人不算少。潘素是恐怕是最有资格为丈夫得意的，只是这种得意来得太晚了。
潘素问我是否还想继续学画？并说：在我走后还有个唱京戏的，叫杨秋玲的女演员跟她学了一阵子画。［4020电子书·电子书下载乐园—Ｗww。Ｑisuu。Ｃom］
我告诉她：自从四川调回北京，被文化部分配在中国艺术研究院的戏研所。它的前身就是我当年就读的中国戏曲研究院。同事不是师长，便为学友。然而，我的遭遇与归队，未得他们多少的同情和欢迎。工作上，人家或拿研究课题，或进入国家项目。领导给我的任务不外乎做记录整理，拿着录音机跟在别人屁股后头。一个好心人偷偷对我说：‘令尊大人还是头号右派，你虽说坐牢是冤枉，可你敢说敢做，思想犀利，政治上不安分是事实。讲老实话，你能从四川调回研究院，大家就足够吃惊的了。’”讲到这里，我自己的情绪也激动起来，竟大声地说：“潘姨，共产党亏待了我章家两代人。我不背叛这个政权，就算对得起他们。眼下人家如此轻贱我，我就必须自强。所以，我顾不上跟您学画了，先得把业务抓起来。”
潘素对母亲说：“小愚被关了那么多年，性情丝毫未改。”
坐了一个多小时，见张伯驹仍未回来，我们母女便告辞了。
1980年冬季，一天的中午，正是机关下班食堂开饭的时候，我竟在单位的二门口，看见了张伯驹。他已是龙钟老态，非往昔丰采。手持拐杖，缓缓而行，身着宽大的丝棉衣裤，越发显得单保他老人家在这个时刻出现，我估计肯定是院领导请包括他在内的院外学者，参加什么座谈会。一个清水衙门请一群无官阶的文人开会，当然只有清谈，谈到肚饿为止。此刻，我觉得自己当请他老人家吃顿饭。哪怕是去斜对面的小面馆，我俩各吃一碗晋阳刀削面，也好。于是，我一边向张伯驹招手，一边朝他跑去。老人家好像没有看见我，只顾使劲地拄着手杖，迳直奔向自己的目标。顺着他奔走的方向看去，有个小伙子站立在大门口，扶着辆自行车。仔细辨认我才看出，那推车等候的青年是他的小孙孙。小孙孙伸手接过张伯驹的拐杖，一把将他扶上自行车的后架，叫他坐好，即蹁腿蹬车，驮着自己的爷爷，走了。我痴痴地立在院中，研究院领导乘坐的小轿车，一辆辆从身边掠过。不知为什么，我心里酸酸的。在张伯驹“发挥余热”的夕阳情调里，含着一点伤感，一缕悲凉。
翌年春节，我和母亲去什刹海给张伯驹夫妇拜年。大家好高兴，天上地下，啥都聊。话题自然又谈到了戏曲。我向张伯驹谈出了自己对继承传统，振兴戏曲的看法。我说：“经过几十年的实践，现在的理论界对传统亦有了新的认识。传统的价值恐怕不仅是针对艺术而言，它对于人，有着绝对的意义。传统究竟是导致社会进步还是退化？传统的对立面是否就是现代化？‘推陈出新’里‘推’是指推开、推倒？还是也包含着推广的意思？其中的‘陈’，是否就是指传统而言？这些问题现在下结论，恐怕为时过早。我们最大的问题不在传统，而在没有把人的创造力充分激发出来。”
张伯驹对我的看法，反应冷淡。他只是叹息：“现在对中国文化上的老传统，懂得的人是越来越少了。就拿戏曲来讲，能在舞台上掌握戏曲传统的人，就不多。今后的戏曲为何物，也只有后来人才晓得。”显然，他对戏曲的发展前途，表示出茫然不可测的悲观。
我向张伯驹请教：“今后搞戏曲研究，我该从哪方面入手？”
他的回答是：“不知旧物，则决不能言新。你要从研究传统入手，而且越具体越好。”
话说了一阵子，张伯驹忽然问我：“我好几次在你的那个单位开会，怎么就看不到你呢？”
我说：“张伯伯，我尚无资格参加您所参加的学术会议。”我心疼他，始终没有勇气提及二门口曾经见到的坐自行车后座归家的情景。
我和母亲品着香茶，仿佛岁月全溶化在渐淡的茶水里。我甚至觉得张伯驹的经历，就像中国纯正的茶叶。不管怎样的烘制和压缩，只要遇上了好水，再遇到识货的好茶客，便会舒展自如，轻轻浮起，渗出旧日的汤色来。
1982年2月27日下午，潘素托人打来电话说：张伯驹于昨天去世了。
我和母亲全吓呆了。因为此前从未听说他老人家患病生疾的事，怎么一下子就突然撒手归去？
第二天清晨，母亲带着我赶到张宅。跨进已变为灵堂的客厅，失魂落魄、老泪纵横的潘素扑向我的母亲，二人抱头痛哭。
母亲问：“张先生不是好好的吗？怎么回事？”
潘素哭道：“伯驹是好好的，只不过得了感冒。几天不见好，才把他送进医院，他不愿意去，是边劝边哄的。我原以为送他进去就能把病治好，那晓得我把他一送就送进了鬼门关。”说到这里，潘素不住地用拳头捶打胸口，痛悔万分。
“张先生住的什么医院？”母亲又问。
潘素说：“后库的北大医院。伯驹走进病房见是八个病人住在一起，就闹着要回家，而且这几个病人的病情都比他严重。我好说歹说，才把他安顿下来，跟着我就向院方请求，能不能换个单人或双人病房？谁知医院的人说：‘张伯驹不够级别，不能换。’两天以后，同房的一个病人死了，伯驹的病情也不见好，反而比进来时重了。他情绪更坏，闹得也更厉害，就是要回家。我再跟医院的人请求换病房，人家还是那么讲，说我们伯驹不够格。过了两天，又死了一个。这时伯驹想闹也闹不动了，他从感冒转成肺炎。”
潘素又告诉我们：“伯驹死后，有人跑到北大医院，站在大门口叫骂：‘你们医院知道张伯驹是谁吗？他是国宝！你们说他不够级别住高干病房？
呸，我告诉你们——他一个人捐献给国家的东西，足够买下你们这座医院！
把那些住高干病房的人，都扒拉一遍，看看哪个的贡献，能赶上张伯驹？’”担任北京市卫生局顾问的母亲感叹道：“医院压根儿就不该这个样子。
可是在官本位的制度下，我们的医院就认部长、局长、红卡、蓝卡，不认得张先生的真正价值。”
其实，就算把官本位取消了，如果一个民族对文化的认识尚未达到成熟的话，像张伯驹这样的文人，其社会地位就一定会排在要人，贵人，阔人及各色成功人士的后面，甚至在末尾。
张伯驹的追悼会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悼者无数，挽联无数。我代表母亲赴会，在人群中被推来搡去，根本无法去贵宾室慰问潘素。萨空了和千家驹看见了我，一把将我塞进了他们俩个当中，叫我别再乱跑，安心等候开会。在等候的时间里，三人不禁对张伯驹的逝世，深感痛惜。我心里知道：萨、千二位在（19）57年是民盟反右的积极分子。
萨空了说：“伯驹先生是我们民盟的骄傲。说句老实话，把我们现在的三个部长的作为加在一起，还抵不上张伯驹一个人的贡献。”
千家驹讲：“这几年，我参加的八宝山追悼会不知道有多少次了。很多人的悼辞上都无一例外写着‘永垂不朽’。依我看，并非都能永垂不朽，真正的不朽者，张伯驹是一个。”
不久，潘素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据说是当时的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副校长宋振庭的提名。六十年代初张伯驹在长春，担任吉林省博物馆第一副馆长，也是他的安排。那时，他的身份是中共吉林省委书记。这一点，恰恰应验了父亲生前说的一句话——“你们的才学，靠我们这些民主人士欣赏是没有用的，要等到中共里面的伯乐去发现，才能发挥出来。”
张伯驹晚年患白内障，极少出门。闲坐无聊，便回忆起自七岁以来所观之戏、所演之戏、以及菊苑佚闻。于是，“拉杂写七绝句一百七十七首，更补注，名《红毹记梦诗注》”⒀。张伯驹还特意说明这本书“其内容不属历史，无关政治，只为自以遣时。”⒁不想，书流入民间，即获赞誉。1978年，“诗注”由香港中华书局出版。
八十年代初，吴祖光从香港将此书带回。他请我的同事转呈给中国剧协副主席、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张庚先生，看看是否可以出版。
张庚看了，对我的同事说：“这是在用没落的情绪去看戏。这样的书，怎么能出版呢？”
直到张伯驹去世后的第四个年头，《红毹记梦诗注》才由宝文堂书局出版。
然而，也有让我感到宽慰的事。一次，我参加一个戏曲学术会议，旁边坐的是京剧名演员袁世海。
我的学友低声问我：“你认识袁老吗？”我摇摇头。
学友不管我是否同意，便说：“我来介绍介绍吧。”
当介绍我是中国艺术研究院戏研所的研究员的时候，袁老不过点点头，很有些冷淡。当介绍到我的父亲叫章伯钧的时候，袁世海的态度大变，变得热情而恭敬。他握着我的手说：“令尊大人是我们非常景仰敬佩的专家、学者。他对我们戏曲界的贡献是我们这些演员所不及的……”顿时，我心里明白了：袁世海是把章伯钧当成了张伯驹。而这样的错认，是我后来常碰到的。每遇此情景，我都听到许多令人感动的话。
张伯驹去世后的第一个春节，母亲和我一起看望潘素。潘素见到我们，特别高兴。说清晨起来，就听见喜鹊叫了。
那时，北京正在搞政策落实。潘素指着两件造型独特、工艺复杂的硬木雕花古旧家具，说：“这是抄家退还的东西。算是落实政策了。不过，在退赔的时候，人家还问：‘你认领它们，有什么证据吗？’我也发火了，说：‘请你去打听打听，除了张伯驹之外，谁家还有这样的东西？’”母亲问潘素今后有什么打算。
她说：“我想搬到其他地方去住，把这所宅院搞成伯驹的纪念馆。”母亲非常支持她的想法。两个老人越谈越投机。
我坐在一边沉思：无论从什么角度去看，张伯驹的这所私人宅院都应该开辟为纪念馆。但在我们今天的意识形态背景下，有关方面是不会批准的。
尽管公认张伯驹是爱国的，却不会像某个受宠作家，其作品大部已被历史淘洗，其故居却定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尽管张伯驹是中国第一收藏家，但他已不可能像现在的某些文化商人，在家中摆满藏品，搞成私人博物馆。因为张伯驹早把天下绝品统统捐了出去。
有人说：收藏古董，好似留意和观赏月色，古往今来的月色。可如今，收藏不再是个单纯爱好，它还是个一夜致富的行当。于是，张伯驹的价值便更多地体现在献宝上了。我不这样看。他的一生，比捐献的文物生动得多；他的为人，更比国宝珍贵。我和他相处，感受到的是人的气息和光泽。而这，才是永恒之物。张伯驹绝非如今天某些人所评价的——仅仅是个把“平复帖”“游春图”捐了出去的有爱国心的大收藏家。博雅通脱的他，在新社会是很有些孤独和落伍的。然而他的孤独和落伍，要透过时间才能说明其含义。他在时代里消磨，但却由时间保存，不像某些人是在时代里称雄，却被时间湮没。张伯驹富贵一生亦清平一生。他正以这样的特殊的经历，演示了一个“人”的主题，一个中国文人的模样和心情。
在潘素去世后，我便再没有去过什刹海，更没有勇气去叩响后海南沿（今）26号的小门。
后来，听我的一个朋友说：北京东城灯市口附近有一家很不错的文物小店，是张伯驹孙辈开的。
最近，听我的一个同事说：北京西城黄城根附近有一家江浙风味的餐馆。里面装修得像书斋，摆设似徐文长故居。去就餐的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介绍说，老板是张伯驹的孙辈。
这两条信息，我无法判断真假，却令我想起潘素对我说的私房话：“我的孩子都很聪明，可惜了，没能读太多的书。女儿的琴弹得好，也没能坚持下去。人哪，要有一技之长，才可安身立命；无论世事怎么变，心里也是踏实的。”
她的话，令我长久地记忆。我想：张伯驹夫妇把数亿元的私人财富给了国家，却把一个文人的清贫留给了后代。应该说，后辈们在精神上继承了张伯驹夫妇的遗产，他们不依附于权势，凭一己之力去营造自己的生活。
2002年4—6月于守愚斋
注释：
注释①
张伯驹（1898—1982）原名家骐，字丛碧，别号游春主人、好好先生，河南项城人。系张锦芳之子，过继其伯父张镇芳，幼年入私塾，后就读天津新学书院。1916年入袁世凯混成模范团骑兵科学习，毕业后曾在曹锟、吴佩孚、张作霖部任提调参议等职（皆名誉职）。因不满军阀混战，1927年起投身金融界。历任盐业银行总管理处稽核，南京盐业银行经理、常务董事。秦陇实业银行经理等职。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一度去西安，后致力于写诗填词。抗战胜利后，曾任国民党第11战区司令长官部参议、河北省政府顾问、华北文法学院国文系教授，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北平美术分会理事长等职。1947年6月在北平参加中国民主同盟，任民盟北平临时委员会委员，参加北大学生会助学运动、反迫害反饥饿运动、抗议枪杀东北学生等爱国民主运动。北平解放后曾任燕京大学国文系中国艺术史名誉导师、北京中国书法研究社副社长、北京京剧基本艺术研究社副主任理事、北京棋艺研究社理事兼总干事、北京中国画研究会理事、北京古琴研究会理事、文化部文物局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公私合营银行联合会董事、第1届北京市政协委员、中国民主同盟总部财务委员会委员、文教委员会委员、联络委员会委员。1956年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1962年起任吉林省博物馆副研究员、副馆长。“文化大革命”中遭到迫害和诬陷。1972年周恩来得悉后，指示聘任他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晚年还担任过北京中山书画社社长、北京中国画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理事、京华艺术学会名誉会长、北京戏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昆曲研习社顾问、民盟中央文教委员等职。1982年2月26日在北京逝世。终年82岁。1958年划为右派分子，1980年平反。一生醉心于古代文物，1956年与夫人潘素将其收藏的西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