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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1936年随夫袁子英至南京工作。1937年任职《新民报》，初负责发行广告，后升任记者，采访部主任。1948年夏，《新民报》被封后，继续为上海、香港等地报刊撰写揭露时政通讯；同年11月，被捕入狱，经营救出狱赴上海。1949年曾参加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上海《文汇报》副总编辑兼该报驻北京办事处主任，并被选为中国民主同盟候补中央委员，全国政协委员。1959年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办公室副主任。1970年4月23日病逝。终年60岁。著有《新疆纪行》、《朝鲜纪行》等。1957年划为右派，1979年获得改正。
注释⑾
在五四运动中，罗隆基取代了清华最初是学生领袖陈长桐，领导清华学生参加了五四运动。而校方对学生的爱国行为早已不满。一次学生开会，校长张煜全下令关闭电灯，不想此举激怒了学生，学生点燃蜡烛继续开会。恰巧这时有学生发现会场外有几个打着灯笼的乡下人，盘问后方知是校方请来准备弹压学生的。由此引起清华学生驱赶校长风潮。张煜全、金邦正接连被学生列队赶出校门。外交部派来第三任校长罗忠诒，尚未到任，就传出消息说此人吸食鸦片，舆论哗然。短短几年，清华三易校长，实不多见。在三赶校长的风潮中，闻一多写宣言、贴标语，做的是文书工作，而罗隆基则充分发挥了他的领袖才能，演讲、开会，风头极剑罗隆基、闻一多等辛酉级学生，应该在一九二一年夏季毕业，秋季赴美。由于参加学运而受到校方当局的刁难。罗隆基和闻一多受自请退学的处分。一年后才赴美。因此辛酉级学生一部分人在清华学习九年。故罗隆基后来在人前夸耀自己是“九载清华，三赶校长”。
注释⑿
刘清扬（1894～1977）：天津人。回族。女。五四运动时期，参与发起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担任天津各界联合会常务理事，并参加了周恩来、邓颖超等发起组织的觉悟社。1921年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回国后，在广州、上海、北平等地组织爱国妇女团体。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脱党。1931年积极从事抗日救亡活动。1944年在重庆加入中国民主同盟，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兼妇女委员会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全国政协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民主同盟常务委员，全国妇联副主席，中国红十字总会副会长。1961年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1968～1975年被监禁。1977年病逝。这里说的“远学刘清扬”是特指她的婚姻行为。她与张申府的爱人关系从保持了二十八年（1920～1948）。正当共产党在解放战争中以势如破竹的速度取得胜利之际。1948年10月23日张申府在《观察》发表《呼吁和平》一文。11月15日民盟总部宣布取消其盟籍。12月26日刘清扬在《人民日报》刊登了离婚启事。
注释⒀
赵君迈（1901～1988）：湖南衡山人。毕业于日本成城中学，后赴美国留学，先后毕业于威斯康辛大学和诺维支骑兵学校。1928年回国，加入中国国民党。1930年任浙江教导团团长。1936年任财政部税警视察长。抗战期间，任湖南身省盐务局局长，衡阳市市长兼警备司令。 1942年被选为第3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4年任湖南省政府委员。 1945年任吉林长春市市长。1946年被中国人民解放军俘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2、3、4届全国政协委员。欧美同学会副主任委员。1988年7月13日在北京逝世。终年87岁。
附：罗隆基著译篇目
〔1〕《美国未行考试制度以前之吏治》，《新月》1卷8～10月号（1928，10～12月）〔2〕《美国的吏治与吏治院》，《新月》2卷1号（1929，3月）〔3〕《专家政治》，《新月》2卷2号（1929，4月）〔4〕《论人权》，《新月》2卷5号（1929，7月）〔5〕《告压迫言论自由者》，《新月》2卷6，7号（1929，9月）〔6〕《我对党务上的“尽情批评”》，《新月》2卷8号（1929，10月）〔7〕《我们要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新月》2卷12号（1930，2月）〔8〕《汪精卫论思想统一》，同上〔9〕《论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理论上的批评》，《新月》3卷1号（1930，3月）〔10〕《我们要财政管理》，《新月》3卷2号（1930，4月）〔11〕《汪精卫先生最近言论集（书评）》，同上〔12〕《行政学总论（书评）》，同上〔13〕《漱溟卅后文录（书评）》，同上〔14〕《政治思想之变迁（书评）》，《新月》3卷2号（1930，4月）〔15〕《我的被捕经过与反感》，《新月》3卷3号（1930）〔16〕《服从的危险》（拉斯基著，罗隆基译），《新月》3卷5，6号（1930）〔17〕《约法与宪法》，同上〔18〕《政治家的态度》，同上〔19〕《平等的呼吁》（拉斯基著，罗隆基译），《新月》3卷7号（1930）〔20〕《总统问题》，同上〔21〕《人权不能留在约法里》，同上〔22〕《上海民会选举》，同上〔23〕《对训政时期约法的批评》，《新月》3卷8号（1930）〔24〕《国民会议的开幕词》，同上〔25〕《我们不主张天赋人权》，同上〔26〕《美国官吏的分级》，同上〔27〕《现代国家的文官制度》，同上〔28〕《现代文明里的世界政治》，同上〔29〕《论中国的共产──为共产党问题忠告国民党》，《新月》3卷10号（1930）〔30〕《美国官吏的考试》，同上〔31〕《“人权”释疑》，同上〔32〕《答复叶秋原教授》，同上〔33〕《什么是法治》，《新月》3卷11号（1930）〔34〕《告日本国民和中国的当局》，《新月》3卷12号（1930）
章诒和：正在有情无思间—史良侧影
正在有情无思间—史良侧影
作者：章诒和
作者系章伯钧先生女公子，《老照片》第二十六期发表史良（一九零零－一九八五）江苏常州人，女。一九三一年后，任上海律师公会执行委员，上海妇女救国会常委。一九三六年被国民党所逮捕，为历史上著名“七君子”之一。抗日战争期间，在武汉、重庆等地从事民主运动。一九三八年后，任妇女指导委员会委员兼联络会主任，第一、二届参政员。一九四二年，任民盟中央常委、重庆市支部组织部长。解放战争期间，为上海民盟执行部负责人之一。一九四九年后，任国家司法部部长，全国妇联副主席，民盟中央副主席、主席。是第二至四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五、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二至五届全国政协常委。——摘自《二十世纪中国名人辞典》这个辞典上的史良，是以职务为材料，年经事纬，叙列出来的人。在民主党派史料汇编里或共和国部长传记里，对她的介绍要比这个条目详尽些，约有千余字。除了对“七君子事件”的叙述而外，还强调解放前的史良作为享有崇高威望的著名律师，如何敢于同邪恶势力进行斗争，营救受迫害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解放后的史良作为首任司法部部长（她和卫生部部长李德全是当时仅有的两位女部长），如何建立和健全了人民司法机构和工作；作为一个民主党派（民盟）负责人的史良，如何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即使在“文革”期中，也没有动摇对社会主义的信念，等等。
这些内容写得准确又周正。但活在我心里、刻在我记忆中的史良，就不仅是条目所写的这么一副干巴巴的样子。
她是我小时候崇拜的美丽女性。只要父亲说上一句：今天史大姐要来。我听了，顿时就血液沸腾，兴奋不已。自己长得不漂亮，常对着镜子自语：不是说女大十八变吗？我啥时能变得有点像史良就好了。史良长得美，也爱美，又懂美。这三“美”相加，使得她无论走到哪里，来到什么场合，都与众不同。
史良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在五十年代初的夏季。她让秘书打来电话说，有事要来我家和父亲商量。那时，父亲官场得意，我家住的是座有七十九间房的大四合院。宽阔的庭院，已是绿叶成荫，晨风拂来，透着凉意。在家中，没有父亲的容许，子女是不能随便跑出来叨扰客人的。我便躲在耳房，两眼直瞪窗外。
那年头的北京，人稀车少。史良坐小轿车从她的住地东总布胡同到我家的地安门内东吉祥胡同，要不了多久。过一会儿，淡施脂粉的史良，身着白哔叽西服套裙，脚穿白色麂皮高跟凉鞋，飘然而至。庭院里缠绕在竹篱笆上的鸟萝松，正绽放着朵朵红花。那小巧的花形和鲜丽的花色，勾起她的兴致，俯身摘了几朵，托在手心，便直奔北屋。接着，从大客厅传来了一声史良的吴侬软语：“伯钧（父亲姓章名伯钧），你家的镜子呢？”父亲带路，引她到母亲的梳妆台前。我瞅见史良仔仔细细地把小红花一个个嵌入上衣的扣眼，嵌好后还左右端详。公事谈毕，她带着胸前的那些“鸟萝松”匆匆离去。
一个炎热的下午，史良又来我家做客。这次，她穿的是用香云纱①做的“布拉吉”（即连衣裙）。她走后，母亲把史良的这身衣服夸赞得不得了，对我说：“自从新中国的电影、话剧，把香云纱的裤褂作为国民党特务的专业服以后，人们拿这世界上最凉快的衣料简直就没有办法了。你爸爸从香港带回的几件香云纱成衣，也只好在家休息的时候换上，成了业余装。看看人家史大姐（这一直是母亲对她的叫法），居然能做成“布拉吉”穿到司法部去。”此后四十余载，我没见过第二个女人像史良这样地穿着。
直到九十年代末，北京的时髦女性在“怀旧风”的席卷之下，拣起了香云纱。我跑遍大型商厦，终于也找到一件用它做的西式衬衫。面对三百多元的价格，我毫不犹豫地拿下。其实，这不是在买衬衫，而是为了复制出一种记忆。
一九五六年，母亲与她同去印度访问，史良是中国妇女代表团团长，母亲是代表团的成员。这些中国妇女界的精英们在参观了医院、学校、幼儿园，瞻仰了泰姬·玛哈尔陵墓，被尼赫鲁总理接见后，由接待人员将她们带到新德里最繁华的地段去逛街，带到一家最高级的服饰店去购物。史良在华贵精美的众多印度丝绸中细挑慢拣，抽出一匹薄如蝉翼且用银丝绣满草叶花纹的白色衣料，欣赏再三。她把末端之一角斜搭在肩上，对着镜子左顾右盼，并招呼母亲说：“健生（母亲姓李名健生），快来看看，这是多好的衣料哇。”母亲凑过去，看了一眼，扭身便走。
走出商店，史良气呼呼地问：“那块衣料，你觉得不好看吗？”
母亲说：“你光顾了好看，不想想我们口袋里有几枚铜板。团员每人八十卢比，你是团长，也才一百八十卢比。买得起吗？”
史良说：“买不起，欣赏一下，也好。”
母亲说：“老板、伙计好几个人围着你转，到头来你老人家只是欣赏一下。这不叫人家看出咱们的穷相嘛。”
她不作声了。
史良是考究生活的，希望别人也能如此，同她一样。我的这个看法，是由一桩小事引起。一个寒冷的冬日，民盟中央的几个负责人罗隆基、胡愈之、周新民、萨空了、楚图南、邓初民、吴晗、闵刚侯、许广平等，在我家开会。但凡家有来客，父亲必给每位沏茶。人多的话，还叫洪秘书事先在玻璃杯外壁贴上一个用白纸剪成的圆形小标签，那上面有用毛笔工整地写着的阿拉伯数字：一，二，三，四，五……客人按先后依次而拿。会开久了，茶喝多了，大人们陆续如厕。我和姐姐的书房紧挨卫生间，谁去方便我都能瞧见，而且这些先生们进进出出，看到我都要打个招呼，聊上几句。第一位如厕且多次方便的人，是罗隆基，因为他有糖尿玻这次的会可能是开得太长了，女士们也开始方便。许广平先来，由于是第一次，不熟悉我家的卫生间，故让我陪厕。
我告诉她：“您用过的手纸直接丢进马桶，用水冲掉。”
许广平听了，极认真地对我说：“这个做法不好，手纸容易堵塞马桶。要放个纸篓，用过的手纸就丢进去，每晚再把它倒进垃圾箱。”她又用手指着水箱底下的一角说：“纸篓可以放在这个地方。”
史良继之。来了，又走了。她没有对我家的卫生间及其使用发表任何看法。翌日下午，我正在做功课，突然门铃声大作。洪秘书跑进客厅，对父亲说：“史部长来了，手里还提着两大包东西。”听罢，父母二人你看我，我看你，显然不解其来由。
史良被请进客厅。她把牛皮纸包的东西往客厅当中的紫檀嵌螺钿大理石台面的圆桌上一放，笑眯眯道：“我今天不请自到，是特意给你们送洗脸毛巾来的。一包是一打，一打是十二条。这是两包，共二十四条。我昨天去卫生间，看了你家用的毛巾都该换了。”她转身对母亲说：“健生，一条毛巾顶多只能用两周，不能用到发硬。”母亲的脸顿时红了，父亲也很不好意思。
我跑到卫生间，生平第一次用“不能发硬”的标准，去审视家族全体成员的洗脸毛巾。天哪！父亲、母亲、姐姐和我的四条毛巾，活像四条发黄的干鱼挂在那里。尤其是我用的那条，尾梢已然抽丝并绺儿了。此后，我家的毛巾不再使到变硬发黄，但始终也没能达到史良指示的标准：一条用两周。那年月提倡的是艰苦朴素、勤俭节约。我问父亲：“史阿姨的生活是不是过得有点奢侈？”
父亲说：“这不是奢侈，是文明。我在德国留学，住在一个柏林老太婆的家里。她是个犹太人，生活非常节俭。但她每天给我收拾房间的时候，都要换床单。雪白的床单怎么又要换？——我问老太太。她讲，除了乞丐和疯子，德国的家庭都如此。”
在民盟中央，一般人都知道史良与父亲的私人关系是相当不错的。一只小罐焖鸡，也让我看到了这一点。一次，父亲患重感冒，愈后人很虚弱。史良得知后，很快叫人送来一只沉甸甸的宜兴小罐，母亲揭开盖子，一股鸡汤的浓香直扑鼻底。她还带话给母亲：“不管伯钧生不生病，他今后吃鸡都要像这样单做。”
父亲用小细瓷勺舀着喝，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说：“史大姐因高血压住进北京医院的时候，小陆都要送这种小罐鸡汤。”
对父亲吃小罐鸡，我特别眼馋。一日，又见饭桌上摆着那只史良送的宜兴小罐，不禁叹道：“什么时候我能得上感冒，才好呢。”
母亲问：“为什么？”
我说：“那样，我不就也能喝上小罐鸡汤了。”
父亲大笑，并告诉了史良。
史良来我家，每次都是一个人，她的丈夫在哪儿呢？在我对史良产生了近乎崇拜的好感之后，便对她的一切都有了兴趣和好奇。我问父亲：“史阿姨的丈夫是谁？我怎么从来没见过？”
父亲说：“她的丈夫叫陆殿东，外交部的一个专员，这个差事是周恩来安排的。他的年龄比史大姐小，所以大家都叫他小陆。当时在上海，史大姐已经是个名律师的时候，小陆还在巡捕房当巡捕。”
母亲小声地矫正：“到了（一九）四六年，人家小陆也在上海挂牌当律师了。”
“那是跟她结婚以后的事。”父亲接着说：“他们的结合幸福不幸福？大家心里明白。有时我想史大姐一觉醒来，恐怕会发现自己的眼泪湿透了枕衾。”从语气里，看得出父亲对她的怜惜与叹惋。
我认识小陆是在全家去青岛避暑的途中。在火车的软卧车厢里，他对妻子照料之周，体贴之细，令所有的男人自愧弗如，也让所有的女人暗羡史良能有这样的夫君陪伴，实在是福。小陆出出进进，端茶，倒水，提拖鞋，送零食，都不在话下。午饭后，史良说要小憩片刻。小陆听了，立刻打开行李箱，先拿出雪白的睡衣睡帽和一卷镶有法式花边的白色织物；继而取出一个纸口袋，口袋里装的是一把小钉锤，两粒小铁钉，一节软铁丝。我们面面相觑，不知要搞什么名堂。接着，他请来列车长，比比划划，低语几句后，只见小陆携工具爬到上铺，在左右两壁各打进一小钉，然后把那卷织物抖落开——原来是两尺见宽的帏帘。帏帘上端缀着一个个小铜环，小陆将它们套入铁丝，再把铁丝的两端系于两边的铁钉。这样，一副床帏在几分钟之内便做成了。它质地轻薄，尺寸合适，既把上铺遮得严严实实，又开合自如。史良在帘内换上睡衣，戴好睡帽后，小陆从行李箱拿出一个木质衣架，把史良换下的衣服抚平撑好，挂于下铺的衣帽钩。
车在行驶，车内寂静。帏帘将夏日的阳光挡在了外边，也遮住了午休者的睡容。小陆端着自己的水杯，站在通道的窗前，欣赏着窗外的风景。我只要从他身边经过，叫声“陆叔叔”，他都要点点头，圆圆的脸上泛起浅浅的笑……后来母亲告诉我，尽管小陆对史大姐的生活照顾得无微不至，比保姆还保姆，但人们都认为史大姐应该享有更好的婚姻生活，可惜她失去了机会。
“什么机会？”我追问着。
母亲说：“就是和你的罗伯伯（即罗隆基）呗。抗战时在重庆，他俩的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