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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十年的光阴似云烟一般飘散而去。果然，父亲和罗隆基以未获改正的右派身分，被历史铭记。我始终且永远为这个身分而自豪。
（一九）六三年秋，我毕业了。由于家庭出身不好，政治表现不佳，被分配到西南边陲。
罗隆基说：“小愚。你走时，罗伯伯给你饯行。”
父亲听罢，翘起大拇指称赞道：“你能让他请客，很不简单。共产党说我两个是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联盟。可是，他从来没有请我吃过饭。”
九月下旬，罗隆基兴冲冲打来电话，说饯行的事已经办妥，在和平宾馆预定了西餐。那时的金鱼胡同，多为庭院式的四合院，精致又气派，而和平宾馆是那里唯一的洋楼，西餐做得不错。
初秋的夜空，疏阔清朗。七时整，父母带着我准时进了餐厅，身着灰色西服的罗隆基，已在那里等候。他起身拉着我的手，一定让我坐在他的旁边。桌上的刀、叉、杯、盘在灯光下，熠熠发光。寒暄几句之后，罗隆基说：“这里的西餐很丰盛，一个人一份是吃不完的。所以，我已点了菜，订的是三份。四个人吃，也是足够的。”
父亲不吭声，母亲忙说：“可以，可以。”
上菜的时候，我发现罗隆基点的，几乎全是牛排、猪排一类。而且，哪里是他所说的“一个人吃不完一份”？
肚子尚未填饱，彬彬有礼的服务员即上前，轻声问道：“饭后，要不要咖啡、红茶、冰淇淋？”
不等罗隆基开口，我抢先喊着：“要，要。我要双份冰淇淋。”
在饭桌上，罗隆基讲了很多亲热的话：希望我常写家信，信中毋忘对他的问候；希望我每年能回北京探望父母；希望我归来时，身旁能有个如意郎君；希望能惦念着北京城里一个孤苦伶仃的罗伯伯……原本，饮食聚会是件欢悦的事，经他这么一说，变得惨兮惨兮。父亲的话，就更少了。
饭毕，我再三道谢。大家步出宾馆，穿过有假山、水池点缀的中式花园。时近中秋，冷的月色和黄的路灯透过凌乱的叶片，把班驳的光影投洒在地面，晚风已分明带着凉意。父亲用车先送罗隆基回迺兹府。
到了他家门口，罗隆基问父亲：“要不要进来坐坐？”父母连连摆手。其实，我是很想进去的。
罗隆基俯身汽车的窗口，对我说：“小愚，再见！罗伯伯祝你一路平安。”
不想，月下的一声再见，竟是诀别。
回到家，父亲让厨师马上给他煮一小锅稀饭，说：“努生太小气，我根本就没有吃饱。”
此后，外地工作的我给父亲的写信，在末尾从未忘记问候罗隆基。父亲的复信对他的情况，却只字不提。
（一九）六四年，姐姐结婚，母亲来信说，婚礼在家举行，父亲大宴宾客，请了以罗隆基为首的八个大右派。那日，罗隆基非常高兴，席间谈笑风生，还问起了远在天边的我。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我在乡下参加“社教”运动。一日，进县城开会，在“社教”工作团团部的办公桌上，放着刚到的《光明日报》。打开一看，发现刊登着这样一条新闻：“全国政协委员罗隆基去世”。文字简短，平淡如水。当夜，我回到茅草棚，流着眼泪给父亲写信，追问：我亲爱的罗伯伯是怎样地去世？
父亲没有回复。
（一九）六六年春节，因批评单位领导而人身已不自由的我，没有向组织请假，跟人家借了八十元，偷偷买了张机票，悄悄溜回北京。父亲高兴得亲自到机场去接，我坐进老别克车里，便问：“爸爸，罗伯伯是怎么死的？”
父亲不做声，司机不做声，警卫不做声。车外是一片残雪和雪后的严寒。
第二天用过早饭。父亲把我叫到他的卧室，对我说：“昨日，你刚从飞机下来，就打听努生的情况。你要知道，现在的北京政治空气很紧张。这些话题，都不宜在公开场合谈论。现在，爸爸可以告诉你──他是害心脏病突然去世的。据说，努生白天还给相好的女人打过电话，晚上又请别人吃饭，夜里老病突然发作，想叫人来救助，伸手去按床头的小铃，只差半尺的距离，就断了气。‘才如江海命如丝’，这句诗用在努生身上，是合适的。”
我去过罗隆基的卧室，洁净，有序，贵族气息。我能想象出他临终的样子：挣扎，痛苦，死不瞑目。
父亲叹息良久，又道：“如有仪凤在，努生当不死。”后更正，说：“所幸仪凤未嫁努生！”
“爸爸，死后你去看了他吗？”我这样问父亲。
“或许因为我们是‘联盟’，也通知了我。我到迺兹府的时候，一切已被收拾得干干净净，也空空荡荡。我问民盟的人：‘老罗写的那些东西呢？’他们说：‘组织上拿走了。’”“罗伯伯写了什么书？”
“不，不是书，是日记。几十年，老罗一向有记事的习惯。他留下的这些文字，让统战部的人看看也好。努生笔下，一定骂我不少，这起码能叫他们知道章伯钧和罗隆基到底有无联盟？”父亲说到这里，不知为什么脸上浮起一丝苦笑。
母亲还告诉我，罗隆基家中藏有一箱子女人写给他的情书，里面还有青丝发。这些属于隐私的物品，也被拿走。反右时，民盟的人骂他是“一日不可无女人的流氓”，可他划右以后，依然故我。那时，我不大能理解男人的这些事，便去问父亲：“你说罗伯伯是流氓吗？”
“你要知道努生是独身，他有权谈情说爱。他的这种颇为浪漫的生活态度，与其说是品格沉沦，不如说是在压抑、委琐的现实中，唯一可以表现自己、表现活力的方式。当然，他也用这个方式摆脱精神孤独。再说，交往的女友都知道罗隆基身边还有其他女友的存在，但仍然愿意保持交往。她们觉得老罗是有真感情的，不搞什么欺骗。象与刘王立明的亲密关系，就伴随努生半辈子。所以，有人是流氓，但努生不是。”父亲在说最后一句话的时候，口气几乎是恶狠狠的。当时我不知父亲所讲“有人是流氓”，指的是谁。
不管别人怎么骂他，官方怎么说他，罗隆基的滔滔雄辩和喃喃情语，在我心中都是无比的美好和珍贵。
英雄无后，天才无种。罗隆基无妻又无后，他的弟弟与侄子继承了他的财产：拿走了他全部的字画；卖了所有的青花瓷器；接手了数千元的现金；兑换了从前的美国朋友送他的六百元美钞；大概他还留有极少量的黄金。叔侄俩把他的书籍捐给了民盟中央，独独甩下骨灰──罗隆基的骨灰，走了。
（一九）八三年一个冬日的晚上，由罗隆基供养读完大学学业的侄子来京出差，提着个大蛋糕探望母亲。他喜洋洋美滋滋地地告诉母亲：前不久，挑了十八幅齐白石的画（罗隆基专门收藏齐白石），以三万元的价格卖给了省博物馆，现在自己是个万元户了。母亲送走客人后，哀叹不已，说自己要有三万块钱就好了，可以留住老罗的藏画。
（一九）八五年，是父亲诞辰九十周年，我们一家人在母亲的带动下，四方奔走，不断请示，终被官方批准，搞了一个座谈会。民盟中央是主办单位之一。这次活动使民盟的人受到启发，决定也照这个样子，给罗隆基举办九十周年诞辰纪念活动。
（一九）八六年十月十四日，民盟中央召开了“纪念民盟创建人、著名爱国主义战士和政治活动家罗隆基诞辰九十周年座谈会”。
我对母亲说：“即使民盟中央不请我参加，你也要带我去。”
母亲同意了。
在会上，统战部部长阎明复做了总结性、评估性的发言，而给我印象最深的，却是千家驹的即兴讲话。他坦言，从前自己一向看不惯罗隆基，所以反右时很积极。“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如今，才认识到罗隆基在大节上，始终是没有错的。为此，他一直愧疚……我们全家每年都要给父亲扫墓。我第一次扫墓是在（一九）七八年平反出狱（我于一九六八年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判有期徒刑二十年）返京后，由母亲带我去的。
祭扫完毕，我问：“罗伯伯骨灰，也在这里吗？我想看看。”
母亲答：“他的亲人都不保留，民盟的人还会保管？”
我仰望浮云，满脸泪痕。
“古来何物是经纶，一片青山了此身。”从父母双亡，寡嫂收养到孤凄而死，尸骨无存，罗隆基始终是个漂泊无依的人。
（二ＯＯ一年十一月完稿、二ＯＯ三年六月修改于北京守愚斋）注释：注释⑴潘光旦（1901～1967）：原名光，后署名光旦，又名保同，号仲昂，江苏宝山县人。1913年江苏省政府咨送北京清华学校。1922年秋赴美留学，入迪特茅斯大学，1924年获学士学位；同年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获理学硕士学位。在社会学、优生学、家庭问题及进化论、遗传学方面有很高的造诣。返国后历任吴淞政治大学教务长，东吴大学法律学院预科主任，光华大学社会系主任、文学院院长，暨南大学讲师，中国优生学会会长等职务。1927年春，与胡适、徐志摩等在上海筹设新月书店。1929年10月任出席第3届太平洋国际学会中国代表团代表。1934年秋任清华大学社会系教授，后兼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1937年10月任长沙临时大学教务长。1938年5月临时大学改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任教务长。1941年参加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即中国民主同盟之前身），任民盟中央常委。1949年10月任中央人民政府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任第2～4届全国政协委员。1957年划为右派，后任中央民族学院专门教授。1967年逝世，终年66岁。1979年右派问题获得改正。著有《优生学》、《优生概论》、《政学罪言》、《人文史观》、《人文生物学论丛》、《中国之家庭问题》、《中国伶人血缘之研究》、《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等。
注释⑵
曾昭抡（1898～1967）：字叔伟，湖南湘乡人。1919年毕业于清华，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留学。1926年获化学博士学位后，回国在中央大学任教授并兼任化学系主任。1931年秋任北京大学教授、教务长兼化学系主任。1932年发起创建中国化学会，并担任化学会会志总编辑，还多次当选为中国化学会会长及常务理事。1935年担任国立中央研究院评议员。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随北大南迁，任长沙临时大学、西南联大教授。1944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48年4月选为国立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北京大学教务长兼化学系主任、教育部副部长兼高教司司长、高教部副部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化学研究所所长等职。曾被选为第1届全国人大代表，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1957年划为右派，1958年任武汉大学教授，1967年逝世。终年68岁。1979年右派问题获得改正。著有《炸药制造与实验法》等。
注释⑶
范朴斋：生卒年不详。国务院参事室参事，民盟中央委员兼宣传委员会副主委，1957年划为右派。1979年改正。
注释⑷
张志和（1894～1975）：化名何渠安，笔名李凡夫，四川邛崃人。 1916年毕业于保定军校2期，毕业后服务于川军，历任连、营长，刘文辉川军总司令部参谋，后又兼任兵工厂总办。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创办《新四川日报》《新川报》。大革命失败后和陈静珊在上海开办辛垦书店，又在家乡办敬亭小学和中学。1932年脱离川军出蜀。 1934年出国考察，并到苏联参观，回国后曾去两广鼓动李宗仁等抗日。1936年在上海辛垦书店主编《研究与批判》革新号。同年底在成都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抗战爆发后，曾去延安。回到成都后恢复党籍，从事文化界救亡运动，与陈静珊等合办《新民报》、主编副刊《政经周刊》，应王陵基相邀，经党同意，任30集团军副团长及总司令部参谋长，赴武宁抗日。1941年参加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即中国民主同盟前身），任民盟中央委员，西南总支委员，主要从事国民党西南高级军政人员统战工作。1942年将西康省政府主席刘文辉引与周恩来见面，后促成刘部起义。1945年在成都出资开办健诚实业公司和临邛茶厂，掩护地下党和进步人士。1949年后，当选为第2届全国政协委员，民盟中央委员。1957年划为右派，1975年逝世，享年81岁。 1979年右派问题获得改正。
注释⑸
刘王立明（1896～1970）：原姓王，名立明，婚后随夫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姓刘。安徽太湖人。1916年留美攻读生物学，回国后，于20年代初开始创办妇女刊物，发表文章，著书立说，宣传富民强国，要求妇女解放，成为我国早期妇女参政运动的倡导者之一。她领导中华妇女节制协会，反对包办婚姻，倡导节制生育，开展妇女职业教育和兴办妇女福利事业。先后在上海、香港、重庆、成都、广元等地，创办妇女职业学校、妇女文化补习学校、妇女工艺生产社、妇女赈济工业社等。抗战前，在上海创办了专为单身妇女解决食宿困难的女子公寓，在江湾设立妇孺教养院，收容大批流离失所的妇女儿童，并给予一定的职业训练和文化教育。抗战期间，又在四川叙府和重庆分别创办湛恩难童教养院和胜利托儿所，后者是当时重庆唯一的全托托儿所。她还发动各阶层妇女募集寒衣，支援前线，抢救伤员、难民和天津流亡学生，并负责主持梅园难民救济所。1934年日本特务暗杀了刘湛恩，她秉承丈夫遗愿继续从事抗日运动。1944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并当选为中央委员，与李德全等人发起组织了中国妇女联谊会，团结进步妇女，宣传民主反对独裁。1946年，与陶行知等人倡导成立中国人权保障委员会，陶去世后，接管会务。积极援救被捕的进步人士及其家属。建国后，任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妇联常委，民盟中央委员，中华妇女节制会会长，世界妇女节制会副主席。1957年划为右派，1970年逝世，享年74岁。1979年右派问题获得改正。
注释⑹
周鲸文（1908～1985）：号维鲁，辽宁锦县人。青年时期，从北京汇文中学毕业后，入日本早稻田大学，旋赴美国，入密西根州立大学，毕业后赴英，入伦敦大学学习政治学。1931年返国，主办《晨光晚报》。1933年塘沽协定后，在北平组织东北民众自救会，出版《自救》周刊。1936年任东北大学秘书主任兼法学院院长，并代理校长。 1938年初赴香港，创办《时代批评》半月刊，宣传抗日。1941年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为发起人之一，1944年改为中国民主同盟，被选为中央常务委员，后任副秘书长。建国后，任第1届全国政协委员，第2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 1956年12月去香港，后在香港主编《时代批评》及英文《北京消息》半月刊。1985年逝世，终年77岁。著有《人权运动纲领》、《风暴十年》。
注释⑺
叶笃义（1912～）：安徽安庆人。毕业于燕京大学政治系。1944年加入民盟，后任民盟中央委员、宣传部副部长。建国后，任法律出版社社长，政务院政法委员、副秘书长，全国人大宪法修改委员会副秘书长。1957年划为右派。1979年右派问题获得改正。后任第6～7届全国政协常委，民盟中央常委、副秘书长、中央副主席兼秘书长。
注释⑻
罗德先：生平不详。
注释⑼
张东荪（1887～1973）：原名万田，字圣心，浙江杭县（今属余杭）人。早年留学日本，入日本东京帝国大学。辛亥革命时回国，历任孙中山临时大总统府秘书，上海《大共和日报》、《庸言》杂志、《大中华》杂志和《正谊》杂志主笔，《时事新报》总编辑。并在上海中国公学任大学部部长兼教授。1919年在北京创办《解放与改造》杂志，任总编辑。次年改名为《改造》。1920年与梁启超等成立《讲学社》，1922年与瞿菊农等创办《哲学评论》，并主编《唯物辩证法论战》。1932年与张君劢等在北平组创国家社会党，并发行《再生月刊》。1934年与张君劢在广州创办学海书院任院长。后回上海，任光华大学教授。旋又去北平，任燕京大学教授，抗战时期，曾一度被日军拘禁。获释后，从事著作。1938年当选为第1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2年当选为第2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抗战胜利后，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46年1月出席中国政治协商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理事，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1973年6月在北京逝世，终年86岁。著有《道德哲学》、《认识论》、《科学与哲学》、《多元认识论重述》、《阶级问题》、《知识与文化》、《思想与社会》、《理性与民主》等。
注释⑽
浦熙修（1910～1970）：江苏嘉定人。女。7岁随母赴北京，读一年高中即辍学。再进入京华美术学校学绘画，两年后接替大姐在北京女师大附小教课。后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同时继续在小学兼课。大学毕业后，任北京志城中学语文教员。1936年随夫袁子英至南京工作。1937年任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