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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个国家的军队都不如我们。我们能在一个星期之内征服从喀土穆到巴格达和
阿尔及利亚这一广袤的地区。”沙龙此言典型地暴露出以色列政界、军界特别是军
事情报部门在“六天”战争后的狂妄心态。对阿拉伯人的和平倡议，他们轻率地拒
绝了。阿拉伯人要和平可以，但要以色列从被占领土上撤军，没门儿！在以色列看
来，战败者是没有资格讨价还价的。阿拉伯人除了按以色列的条件在协议上签字外，
没有其他选择。他们没有想到，阿拉伯人也是一个不肯服输的民族，以色列在战场
上让阿拉伯人蒙受耻辱，又拒绝了阿拉伯人的和平倡议，只会把阿拉伯人，也把以
色列自己绑上战车。此外，这种狂妄态度势必影响到他们对形势的客观分析。阿穆
思前任部长亚里夫对此曾有一个精辟的论述。他说：“妄自尊大和自我陶醉的情绪
使我们对中东地区将来的发展和变化的分析产生了混乱。”
以色列人尤其对“六天”战争后出现的安全边界感到满意。以色列认为，由于
以色列的领土大大扩张，使得阿拉伯人发动战争的困难大大增加。以色列的新边界
事实上起着一种威慑作用。１９７３年３月以色列总理梅厄夫人访问华盛顿，在与
美国总统尼克松会谈时，梅厄宣称：“我们的日子从来没有现在这么好过。”她说，
以色列在军事上坚不可摧，阿拉伯人没有军事选择。以色列军方认为，苏伊士运河
以及沿运河东岸构筑的巴列夫防线将构成一道坚不可摧的防线。前总参谋长巴列夫
认为，西奈的常备军就足以阻止埃及的大规模进攻。３００辆以色列坦克就可以对
付埃及１５００辆坦克。达标曾说，面对巴列夫防线，任何埃及军队渡河攻击，都
将在２４小时内被消灭。他甚至夸口说，即使以色列遭到突然袭击，它也能很快扭
转局势。战争爆发前不久，沙龙就在苏伊士运河前对美国记者说：“苏伊士运河也
许不是一条和平的防线，但在这条防线上可以避免战争。任何国家走向战争的唯一
理由就是受到了攻击或者认为自己能够获胜。但是，在这条防线上，埃及没有取胜
的机会。”在赎罪日战争前，尽管有越来越多的战争征兆，但以色列仍然沉醉在军
事优势的美梦里。在１０月５日的内阁会议上，泽拉还坚持认为，埃军大规模渡河
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达扬则拼命反对埃拉扎尔全面动员的要求。
安全环境的改变导致了以色列安全战略的根本改变。过去，由于以色列缺乏周
旋余地，以色列军界总是奉行先发制人的战略。以色列决不能让阿拉伯人取得主动
权，而且一旦战争爆发，以色列必须在敌方领土上展开兵力，否则对以色列就是灾
难。第三次中东战争就是这种战略的典型体现。可是，在这场战争以后，由于安全
环境的改善，以色列的战略也随之改为遏制战略。意思是，以色列现在已经有了足
够的战略纵深，完全可以不承担战争发起者的罪名，而让阿拉伯人打第一枪，然后，
以色列发起反击，结束战争。遏制战略成了赎罪日战争之前的主流思想。
阿拉伯民族是吃软不吃硬的民族，对此，以色列人也是心知肚明。为了奉行遏
制战略，让埃及人知难而退，以色列决定沿运河东岸修建一条防线，在埃及和西奈
半岛之间架起一条不可跨越的鸿沟。这就是耗费巨资的巴列夫防线。以色列指望，
这条防线能挫败埃及的战争图谋，为以色列赢得宝贵的机动时间。
与此相联系的是以色列过低估计了阿拉伯国家的军事实力，尤其是过低估计了
阿拉伯国家的防空实力。军事情报部确认，在经历了“六天”战争的惨败后，阿拉
伯国家既没有胆量，也没有实力再同以色列打一场战争。以色列现在是高枕无忧。
应该说，从纯军事角度考虑，以色列在军事上确实占有较大优势，尤其在空军
实力上。消耗战后，美国又向以色列提供了大量先进武器，以色列军队对自己的装
备感到前所未有的满意。不仅是以色列人，阿拉伯人也认识到制空权在现代战争中
的重要性。
１９７２年６月６日，埃及国家情报局局长艾哈迈德·伊斯梅尔·阿里（赎罪
日战争时任国防部长）在一份情报估计中称，由于以色列的优势特别是空中优势十
分明显，埃及不可能实施成功的突然袭击。萨达特和国防部长萨迪克也同意上述意
见。除非埃及拥有一支能对以色列实施报复性袭击的空军，否则埃及不应对以色列
开战，埃及已经经受不起一场军事灾难了。但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埃及又必须
进行这场战争，因此，埃及必须寻求抵消以色列空中优势的途径。萨达特坚持要打
一场有限战争，而国防部长萨迪克恰好和他唱反调。他的主张是，要么等到埃及彻
底武装起来，向以色列发动进攻，收复所有的失地，要么就继续忍受下去。由于埃
及全面武装超过以色列的可能性几乎是零，萨迪克实际上不主张与以色列开战。这
就不能为萨达特容忍。到１９７２年底，萨迪克在战争准备问题上还是裹足不前，
萨达特毫不犹豫地撤掉了他的国防部长职务，转而以伊斯梅尔·阿里取而代之。埃
军总参谋长沙兹利认为，不管埃及如何努力，埃及和以色列在空军方面的差距不是
在缩小，而是在扩大，即使苏联向埃及提供它最先进的飞机，考虑到美国对以色列
的援助，埃及空军仍然不是以军的对手，更何况苏联并不想向埃及提供此类飞机。
埃及意识到它从以色列手中夺取空中优势的可能性几乎接近于零。但是，沙兹利此
言并不表明他反对开战，恰恰相反，他在寻求抵消以色列空中优势的方法。
沙兹利找到了，“六天”战争后苏联的军事学说就特别强调防空火炮和导弹对
制空权的影响，沙兹利敏锐地意识到，这正是抵消以色列空中优势的方法。因此，
苏联新式的萨姆导弹列入了埃及的军火引进清单。以色列对此却毫不知情，依然沉
浸在空中优势的幻想中，无怪乎以色列前空军司令霍德到１０月６日上午１０时还
不相信战争即将爆发，说：“埃及还没有空军呢！”
由于以色列低估了阿拉伯国家的军事实力，在分析阿拉伯国家的意图时，也就
不可避免地发生误差。以色列接受了克劳塞维茨的观点，认为只有胜利的战争才能
达到政治目的。以色列在历次中东战争中的胜利也证实了克劳塞维茨的观点。但是，
阿拉伯人并不这么看，经历了三次军事失败的埃及决策者更不如此看。他们认为，
军事行动应当从属于政治，即使无法保证取得军事胜利，只要政治目标得到实现，
民族尊严得到恢复，政权得以巩固，即使这场战争从一开始就没有胜利的希望，进
行这场战争还是值得的。对于赎罪日战争前的埃及来说，情况正是如此。由于多次
战败，埃及人的民族自信心和自尊心受到沉重打击，不战术和的局面给埃及的国民
经济造成沉重的负担，人民对此不满，萨达特的政权不稳。他必须打破僵局，打破
僵局的办法，就是与以色列重开战端。他说：“不管发生什么事，人们将会说我已
履行了职责。在渡河期间，如果我们失败了，这是我们的命运。但是人民不能责备
我们。不管付出什么代价，我们已经保卫了埃及的尊严，即使在渡河期间，我们损
失两万人也在所不惜。”对萨达特来说，他的目标不是消灭以色列，而是同以色列
打一仗，以恢复埃及人的自信心。根据埃及当时的实力，要实现这个目标是有能力
的。而以色列却没有意识到埃及对以色列政策的转变，仍然以过去的经验看待埃以
矛盾，出现估计失误也就不可避免。
僵化的理论，墨守成规的思维方法，使以色列
情报部门面对新形势、新问题无动于衷，对即将到
来的危机视而不见。
对边界地带出现的异常军事形势，以色列的情报人员是不是都视而不见？肯定
不是。这个世界上没有先知先觉者，但是，只要你面对现实，及时发现问题的可能
性还是存在的。实际上，战争爆发之前，达扬、埃拉扎尔和霍菲都对边境地区的形
势表示过担心，但是，不可理解的是，他们谁也没有采取行动，来避免这场危机。
能够采取行动的人对即将来临的风暴无动于衷，处于战争前沿、从蛛丝马迹中
察觉到情况有变的下级情报人员，却在认认真真地进行分析、预测。
西曼·托夫是一个基层情报人员，战争爆发前是南部军区司令部情报处的情报
参谋，专门分析埃及军队的战斗序列。他从埃及军队调动的迹象中，察觉出一些蛛
丝马迹。１０月１日和３日他两次对埃及在苏伊士运河沿岸的兵力部署情况作了详
细的分析，认为埃及的演习是为了掩饰它的战争准备。他说：“从一切可以观察到
的迹象来看，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了。”事后证明，这是以色列情报部门第一份有关
战争的情报报告。
报告送到了南部军区司令部情报处处长戴维·格达利亚中校手中。格达利亚毫
不犹豫地驳回了托夫的报告，理由是，这份报告与“情报部的判断——埃军的行动
是演习——相互矛盾”。格达利亚在这里似乎忘记了一个基本原则；以色列军事情
报部本身的判断也有赖于基层情报单位提供的情报。他对军事情报部所作的判断毫
不怀疑，更没有去想一想，为什么身处前线的托夫分析的结果与军事情报部的判断
相反。
埃及的军事调动也引起了另外一位情报人员的注意。１０月５日下午１点钟，
军事情报部埃及科科长约拿·班德曼中校起草了一份情报分析报告。在报告的前３
９段，他列举了埃及的军事集结，给人的印象是战争即将爆发。但是，在写完这３
９段以后，班德曼觉得意犹未尽，又在后面写上一段自己对上述迹象的分析。他说：
“即使运河沿岸的军事部署似乎反映了进攻的企图，根据我们所作的最佳估计，埃
及人对于他们自己和以色列国防军之间的军事力量对比的判断并未发生任何变化。
因此，埃及企图重新开战的可能性很小。”我们注意到，班德曼自相矛盾的根本原
因也在于军事情报部所作的“最佳估计”。
以色列军事情报部到底是如何估计阿拉伯国家的意图的？原来，泽拉于１９７
２年１０月上任后，对阿以之间的力量对比及可能出现的情况作过两条最基本的判
断。他认为：一、埃及在取得空中优势前，不会发动进攻，也就是说，如果埃及没
有袭击以色列的手段，如远程轰炸机或地地导弹，它就不会发动战争；二、如果没
有埃及的配合，叙利亚也没有能力发动一场战争。泽拉的理论被他的同僚广泛接受，
他因为这一条理论获得了声誉。由于泽拉是军事情报部长，以色列军事情报部把这
两个信条当作金科玉律，并以这两个标准来取舍情报。在估计埃及的意图时，情报
人员心中总会问上一句：埃及拥有战略空军没有？埃及和以色列之间的力量对比发
生了改变没有？如果没有，那么战争就不会打起来。凡是符合这几种假设的情报资
料，情报人员就将它当作真实情报，反之则斥之为“不真实”。即使在情报搜集部
门掌握了大量证据，说明阿拉伯国家即将发动进攻，泽拉仍认为，战争爆发的可能
性“小之又小”。事实证明，泽拉的假设错了。人们指责泽拉用先入为主的假设主
宰了情报分析人员的视野，以至于对即将出现的危险机而不见。
应该说，泽拉的假设在赎罪日战争前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都是正确的。它是在分
析了“六天”战争后中东的力量对比之后得出的结论。泽拉根据他的假设，也曾作
出过几次正确的判断。关键是，客观事物在不断变化，埃以双方的力量对比也在不
断发生变化。当时正确，并不意味着永远正确。任何假设，必须不断接受实践的检
验，只有这样，假设才不会过时，才不致于误事。但泽拉明显没有做到这一点。他
将他的假设看成是一成不变的、永远正确的真理。他认为埃及的空军在１９７４年
之前不会对以色列产生威胁，埃及不会贸然发动战争。当埃及大量引进萨姆导弹后，
以色列情报机构虽然了解这一事实，却没有对此进行正确的分析。更严重的是，由
于他的专断作风，泽拉将自己的信条贯穿到整个情报分析工作中。不仅在军事情报
部人们不能对他的假设提出挑战，甚至于他的同僚对他的假设也不能提出异议。这
不能不说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如果他能正视现实，及时地审视自己的假设，或
许不会出现赎罪日战争前的情景。但是在批判了泽拉的假设后，人们又感到困惑：
情报分析真的能做到摒弃先入之见吗？答案只有一个：不能。
毫无疑问，死守教条是以色列在赎罪日战争前出现情报失误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是，我们并不能据此一概摒弃假设的作用。作为一个思维主体，人的大脑难以完
全摒弃外界的干扰。事实上，人们在认识一个事物前，心中总对它有一种印象，然
后，带着印象去观察它，这就是先人之见。绝对地避免先人之见是不可能的，情报
分析也是如此。进行假设，利用假设进行情报分析，对情报分析人员来说是绝对必
须的，否则，他将淹没在浩如烟海的情报资料中，其结果将是情报资料百科全书式
的堆积，与情报分析是风马牛不相及。在情报分析时进行假设是必然的，完全摒弃
假设是不现实的。
但是，墨守成规、排斥新事物是人的天性，假设一旦形成，很容易转变成思维
定势。某种理论，一旦被请报分析人员所接受，它就会影响人的思维，甚至于使人
对新事物视而不见，情报失误就此发生。泽拉的错误正在于此。罗伯特·杰维斯指
出：当大量情报与占支配地位的观点不一致时，情报分析人员改变自己观点的可能
性要比那些不一致的情报逐步到来大得多。赎罪日战争前，阿穆恩收到这么多与泽
拉观点不一致的情报，但都没能改变他的思维定势，可见他的先人为主已经严重到
何种地步！
不合理的情报体制，再加上一个狂妄的情报
机构领导人，使本来可以避免的灾难成为不可避
免。
战后，为了调查以色列在战争爆发前出现失误的原因，以色列成立了最高法院
院长阿格拉那特为首的委员会。委员会认为，以色列遭到突然袭击的最大原因是军
事情报部错误判断了阿拉伯国家的开战意图，军事情报部部长泽拉“严重失职……
不能继续担任军事情报部部长职务”，他的副手沙勒夫“不能继续在情报部门工作”，
其余两名高级军事情报官员也被解除职务。此外，阿格拉那特委员会还就以色列军
事情报工作提出了改进意见。阿格拉那特委员会为了纠正以色列情报体制方面的缺
陷，提出了五点改进措施：１．政府要有自己独立的辅佐机构，以便对政略和战略
方面的情报进行分析；２．加强外交部情报研究室，使外交部能独立进行情报分析；
３各情报机构之间要进行情报交流，彼此之间提供原始情报材料，同时上报总理和
国防部长；４．鼓励情报人员提出不同意见；５．情报分析机构要设在摩萨德。
以色列情报界由四个国家级情报机构组成，它们是：以色列中央情报局“摩萨
德”，军事情报部“阿穆恩”，负责反间谍事务的“欣贝特”，从属于外交部的情
报研究室。在第三次中东战争之前，摩萨德占有非常突出的地位。但由于以色列在
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军事情报部的地位随之上升，凌驾于其他情
报机构之上。它使外交部情报研究室和摩萨德想要扩大规模或进行独立情报分析的
企图化为泡影。军事情报部不仅搜集军事情报，而且涉足其他情报领域，成为政府
主要的情报来源。由于以色列政府没有其他的参谋机构，它本身不能独立作出情报
判断，一切工作有赖于军事情报部。军事情报部不仅负责提供情报，在某种程度上
甚至参与了政府的决策。这是情报工作最忌讳的。在这种体制下，以色列政府的决
策优劣就取决于军事情报部的工作质量。万一军事情报部工作出现失误，那么连改
正错误的机会都微乎其微。赎罪日战争前的情况正是如此。在９月２４日总参谋部
的会议上，泽拉夸口说，如果阿拉伯国家想发动战争，阿穆思至少会在４８小时前
得到警告。这样，以色列将有充分的时间来进行战争动员，挫败阿拉伯国家的进攻。
９月３０日，以色列军方高层人士再次开会，讨论战争问题。会上，摩萨德首脑扎
米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