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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月３０日，以色列军方高层人士再次开会，讨论战争问题。会上，摩萨德首脑扎
米尔、副总参谋长塔尔少将都忧心什仲，他们要求起码进行部分动员，但泽拉依然
很自信地说，阿穆周至少会准确无误地提前４８小时得到警告，因而反对采取任何
行动。１０月５日，“厨房内阁”开会讨论战争问题，埃拉扎尔要求动员预备役军
人，但遭到达标的反对。他对梅厄夫人说：“如果你采纳他的建议，我不会碍事，
也不会辞职，但是你很清楚，总动员是多此一举。”后来，达扬为自己的行动辩护。
他说，当时他确实没有想到会爆发战争，“我并不是唯一有这种想法的人，而且在
那天我也没有听到任何人说过战争即将爆发。”事实是，在开会之前，达扬已经得
到泽拉的保证，迄今为止，情报显示出的征兆尽管是不祥的，但是，就地所见，战
争爆发的“可能性很小”，甚至“小而又小”，在这种情况下，他怎么会同意进行
战争动员呢？
在战争爆发前，摩萨德通过各种途径获悉了埃及的‘白德尔行动”计划，摩萨
德首脑扎米尔竭力向泽拉和其他领导人说明，战争即将爆发，但泽拉等人无动于衷。
１０月４日晚，一位潜伏在开罗的摩萨德特工提供了埃及发起进攻的日期和具体时
间，摩萨德的值日官打电话给泽拉的副手。这位副手竟怒气冲冲地说，如果他胆敢
再次在这种时间告诉他如此荒唐的事情，就一定不让他在以色列政府机关于下去。
阿穆恩在以色列情报界的跋扈一至于斯，怎么可能不犯错误呢？
像泽拉那样，在以色列军界飞扬跋扈的还有达扬。第三次中东战争的胜利，使
达扬的声望空前地提高了。正是达扬给了以色列人前所未有的信心，并且在短短的
六天内创造了军事奇迹。过去，以色列国父本一古里安被人们看作以色列胜利和生
存的象征，可现在达扬取代了他的位置。在国际上，达扬的声望也达到一个前所未
有的高点。美国陆军中将路易斯·沃特称达扬是一名杰出的战略家和战术家，并说
“我不希望与他处于对立面”。以色列人把自己的安全全部寄托在达扬一人身上，
他说话的分量就可想而知了。当他反对总动员时，梅厄夫人就只好动员１０万人，
而埃拉扎尔则什么事也干不成。事后，梅厄在以色列的电视节目里抱怨说：“如果
有某位有权建议动员的人来到时，我立刻就会同意。”梅厄此言，当然是在为自己
开脱责任，但你只要想一想，一个从来没有摸过枪杆子的老太太，面对一个有几十
年戎马生涯而对全面动员恰恰又持反对意见的国防部长，她能干什么呢？她能力排
众议，让国防部长当众难堪，宣布进行总动员？很难设想。达扬把一个难以处理的
球传递给了梅厄，让老太太去伤脑筋，结果当然没有出乎他意料之外。
可是这位以色列的战争之神却完全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他只看到了以色列的力
量，而没有看到潜在的危险。他只了解自己的军队，却根本不了解自己的对手。他
怎么也弄不明白，阿拉伯国家的失败一次比一次惨，却怎么也不肯坐下来与以色列
谈判，接受以色列的和平条件。他不止一次地夸口：“以色列没有什么好担心的。”
１９７１年３月，在魏茨曼学院的演说中，他又说：“无论在军事上，还是在政治
上，我们的处境都不可能比现在更好，如果战争重新开始，只会证明我们比以前更
强大了。”１９７２年４月，他又说：“有一系列的有利条件保佑着以色列，这是
我们的人民在过去从未目睹过的。第一个因素是以色列国防军，我们的军队优于敌
人，它为我们和我们的邻国带来了和平的希望；第二个因素是以色列政府拥有对从
约旦到苏伊土运河的管辖权。”达扬自信的话语感染了身边的每一个人，也感染了
以色列人民。在他的影响下，没有人相信以色列有什么麻烦。除非埃及领导人疯了，
他才会下令跨过苏伊士运河。
事实戳破了达扬为自己营造的肥皂泡。战争爆发了，但埃及领导人没有发疯，
真正发疯了的是以色列领导人。他们对即将到来的风暴熟视无睹，结果让以色列遭
到了惨重的损失。战争没有结束，就有人要求达扬辞职。有的人指着达扬说：“你
在今后一生中应当做花园工人，给阵亡战士坟墓上的鲜花浇水。”一份有６０人签
名的声明在报上发表，直言不讳地要求达扬辞职，为战争的失败负直接责任。阵亡
将士的家属甚至指着达扬喊“杀人犯”！
应该说达标和泽拉都是非常优秀的军人。俄后阿格拉那特委员会认为，泽拉是
“一个具有卓越才能的人，他给上。下级都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并且深受政府的
尊敬”。但是，他却不是一个好的情报军官，充当情报部长更不是一个合适的选择。
然而，以色列政府选择了他，从而为１９７３年１０月的灾难性的后果埋下了伏笔。
一名优秀的情报部长，应该有他自己的观点，但是，他尤其应该具有广阔的胸怀，
能根据情况的不断变化修正自己的观点，并适时地下达情报指令。他应该在上、下
级之间充当中介，使上情下达，使下级正确理解上级的意图。然而泽拉没有做到这
一点。他不仅把自己看成是先知先觉，而且还竭力影响军政决策人员的独立判断。
他相信他能使以色列政治机关的所有人都信服他。他不以为自己是一个参谋，而把
自己当成“以色列所有情报事务的唯一决策者”。在赎罪日战争爆发前，以色列情
报部门总共收到４００份情报，说明战争即将爆发，但是这些电报因为同泽拉的概
念相矛盾，被他全部扣留，结果，总参谋长埃拉扎尔没能看到这些情报。战后，他
对阿格拉那特委员会说，如果他知道这么多情报，他肯定会改变看法。泽拉在错误
面前，还为自己辩解：“我在以色列军队服务的年月里，大部分时间是当指挥官而
不是参谋官，因此我的性格……没有给我养成向上请示、求教的习惯，凡属我职权
范围的事，我一般不推给上司处理。”正是这种自负的性格使他在危机迫在眉睫时
仍固执己见，终于给国家酿成巨大灾难。
这一点，泽拉与他的前任亚利夫形成鲜明的对照。亚利夫为人谨小慎微，他深
知情报无小事，一不小心就会给国家带来灾难，尤其像以色列这样一个处于四面包
围之中的小国。他在任时，每当埃及进行军事演习，他总是特别关注。因为他知道，
演习和战争之间没有截然的区别，进行演习本身就反映了决策者的意图。只要时机
成熟，条件具备，一场演习随时可能演变成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正因如此，埃及对
亚利夫十分顾忌。当亚利夫在１９７２年退休后，阿拉伯国家总算如释重负。当亚
利夫得知接替自己的将是泽拉时，他说：“现在我们是在向灾难进发了，因为以色
列的军队系统由三个不懂害怕为何意的人来掌管了。”这三个被称为以色列“英雄
统治集团”的人正是国防部长达扬、总参谋长埃拉扎尔和军事情报部长泽拉。亚利
夫不幸而言中了。
大失误——20世纪重大情报战之谜
第九章 谁丢失了伊朗
——巴列维王朝的垮台（ １９７９年元月）
沙利文大使警告华盛顿，不妨“想一想不可想
象的事情”，王中王巴列维流亡海外，“世界上一个
多事地区中的一个稳定的小岛”不再稳定。
１９７８年１１月２日下午 ６时， 卡特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兹比格纽，
布热津斯基走进情况室，特别协调委员会紧急会议开始了。今天会议的主题是讨论
伊朗的局势。美国驻伊朗大使威廉·沙利文在１０月对日和门月１日接连发来两封
电报，报告伊朗局势大乱，反对派得寸进尺，国王除了进行军事管制外，别无良策。
他要求华盛顿在４８小时内作出答复：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政策是什么？他应该
如何应付伊朗的形势？他说，国王在采取行动之前，一定会征求老朋友的意见。作
为美国驻伊朗大使，他应该预先准备，免得到时候束手无策。在这种情况下，美国
政府决定召开特别协调委员会会议，而召集人就是市热津斯基。
当天早些时候，布热津斯基已经向卡特介绍了情况。他的看法是，据沙利文看
来，巴列维已经失去斗志，而美国还在逼他实行自由化。除非国王作出建设性的让
步，同时又采取坚决的措施，否则他就要完蛋。卡特也同意布热津斯基的意见，认
为国王已经不能作为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人物起作用了，他对自己感到失望，也失去
信心。卡特在自己的日记里写道：“我们鼓励他坚持下去，他可以指望得到我们的
支持。”在会见利萨王储的时候，卡特说：“我们同伊朗的友谊和联盟，是我国整
个外交政策赖以建立的重要基础之一。”在谈到伊朗的人权问题时，卡特说，“我
们感谢他在民主方面采取的步骤”，“我们知道，有些不希望民主原则的人反对这
些措施。但是，我认为，他的进步的政府，对整个西方世界是非常有价值的。”
参加会议的有副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国防部长哈罗德·布朗、参谋长联
席会议的戴维·琼斯、中央情报局长斯坦斯菲尔特·特纳，此外还有国家安全委员
会的两名工作人员戴维·艾伦和加里·西克，其中西克负责伊朗事务。会议一开始，
布热津斯基传达了沙利文的来电，说初步迹象表明国王正在考虑逊位。布热津斯基
说，他已经和卡特。国务卿万斯和沙利文以及伊朗驻美国大使扎希迪讨论过这一问
题。扎希迪认为，沙利文对国王的支持是模棱两可的。他建议尽快以总统的名义向
沙利文大使发电，美国将无保留地支持国王。他想在政府形式上作什么决定，美国
不会越祖代苞，但是，美国认为形势要求国王采取果断的行动，来恢复秩序，树立
权威。布热津斯基还说，过去，美国在自由化问题上把国王逼得太紧了，为了满足
美国的期望，国王已经走得过远了。如果他不能很快恢复统治能力，他的军队将会
瓦解。市热津斯基特别指出，成立联合政府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政府各派之间会勾
心斗角，不可能搞到一起。言下之意是，国王再进行让步，不会解决问题，军事管
制是唯一出路。
布热津斯基的建议在协调委员会引起争论。克里斯托弗代表国务院提出了异议，
说扎希迪善于给人一种印象，即美国不支持国王。他的话可能言过其实，根据他的
话作出的反应也许过度了。最好的方法是建立联合政府。事实上，国务院已经为会
议准备过一份文件。在这份文件中，国务院建议国王继续作出一系列让步，安抚反
对派。克里斯托弗的意见遭到了艾伦的反对。如果美国这样做，国王也许会认为，
美国更关心伊朗的自由化，而对他本人的领导地位漠不关心。布朗也说，建立军政
府也可以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理解，它一方面可以理解为进行军事镇压，另一方面，
它也可以是为自由选举作准备。他对联合政府是否能行得通，也表示怀疑。在出席
协调委员会的人员中，只有中央情报局长支持克里斯托弗的看法。
会议进行到半途，卡特打来了电话。接完电话后，布热津斯基说，卡特已经授
权他于次日打电话给国王，表达美国对他的支持。考虑到沙利文的要求，布热津斯
基说，可以根据会议的内容给沙利文发一份电报，克里斯托弗建议在电报中加上一
些有关选举的内容，但布热津斯基反对，美国不应向国王推荐具体的执行方案，毕
竟，美国是伊朗的盟国，而不是伊朗的宗主国。如果事无巨细，为巴列维制定详细
的方案，那么，几乎可以肯定，这位“王中之王”会认为美国在干涉伊朗的内政。
大家一致同意向国王发出一份强有力的电报，支持他的行动。电报由布热津斯基签
署，由沙利文转给国王。电文说：“经过最高当局批准和赛伊·万斯同意，现指示
你尽快通知国王： １．在当前的危机中，美国毫无保留地支持他。
２．如果需要就政府的形式和组成作出具体决定，我们相信国王的判断；我们
也认识到必须通过果断的行动和领导来恢复秩序和他本人的权威。至于是否建立联
合政府，我们认为应该由国王决定，看他是否认为这种选择可行而且可取。我们并
没有坚持要这样做。军政府问题也是如此。不管他走哪条路，我们都将全力支持他
的决定（供你参考，对你的问题的答复是：国王领导下的军政府要比没有国王的军
政府好得多）。
３．一旦秩序和权威得到恢复，我们希望他将再次为促进自由化和消灭贪污腐
化而作出慎重的努力。”
电文起草完毕，布热津斯基感到意犹未尽，在旁边又匆匆加上两行字：“对权
威不断瓦解感到不安。还有军队士气问题。既要采取引人注目的和解姿态，又要坚
定。”
１１月３日，布热津斯基要通了巴列维的电话。在电话中，布热津斯基肯定地
说：“美国在这次危机中完全地、充分地、毫无保留地支持你。你将得到我们的完
全支持……无论你就政府的形式或组成作出任何决定，都将得到我们的支持，我们
并没有——再说一遍，我们并没有——特别选择哪一种解决办法。”
“我对这一消息十分感激，但是，情况非常特殊。有人使我感到只要有可能，
就应当避免采取措施。”电话线那边传来巴列维的声音。布热津斯基一听就知道这
是沙利文的主意。在与英国大使帕森斯一起会见国王时，他们已经向国王建议不要
搞军政府，因此，布热津斯基马上表示：“我希望我已说得十分明确，我们的大使
也已经得到指示，要他十分明确地指出，我们并没有劝你或敦促你往哪个具体方向
采取行动。”他接着说：“依我看来，你实际上有这么一个问题，就是既要采取某
些总的来说是有吸引力的姿态，又要采取一些具体行动来显示有效的权威。”
“对。”国王的回答十分简洁，实际上这正是他希望采取的措施。尽管在世人
眼中他的口碑不好，但他还是不愿意被人看作一个独裁者。只要这场风暴平息下来，
他愿意再开明一点。
“从某种意义上讲，形势十分危急，单纯让步很可能造成更富有爆炸性的局面。”
这句话似乎对国王很有触动，他请求市热津斯基再讲一遍。布热津斯基重复了他的
话，可是国王似乎还不放心，又问了句：“你们的大使得到通知了吗？”布热津斯
基作出了肯定的回答。
第二天，国王会见了沙利文和英国大使帕森斯。会谈时，国王谈到了布热津斯
基的电话，对美国支持他建立军政府表示欢迎。他说，军队也支持这一着，只要抓
几个人，采取真正坚决的措施，事态就会轻而易举地平息下来。可是，国王接着又
谈到一则消息：美国广播公司一则发自华盛顿的报道说，如果伊朗成立军政府，美
国就撤销对伊朗的支持，情况复杂了。沙利文的报告让布热津斯基忧心仲忡。不过，
两天之后，巴列维终于宣布，成立以爱资哈里将军为首的军政府。国王发表了讲话，
保证改正过去的错误，向腐败开战，在结束军政府之后，恢复公民的自由。在结束
讲话时，他向反对派呼吁：“你们的革命信息我已经理解。我深知你们为什么要献
出自己的生命。”国王指望他恳切的言辞会得到人民的谅解，但他忘记了，他并不
是第一次许下这样的诺言。他在１９７６年就说要荡涤腐败之风，１９７７年又说
要进行自由选举，但一次都没有兑现。他像那老是喊“狼来了”的小孩，现在人民
已经不相信他的诺言了。一位德黑兰有影响的商人说：“我们怎么可能再相信国王
呢？他要拆掉我们的商店，他增加了银行和大商店的数目，把我们的大部分生意抢
走了。”
军政府并不是解决危机的灵丹妙药。１１月７日，爱资哈里宣布，有１４个人
因为腐败或滥用权力而被捕，其中包括前首相胡韦达。但是，伊朗的局势并没有平
静下来。１１月１０日，警察同示威群众发生了流血冲突，一些示威者被打死，许
多人受伤。１９日，国王又作出和解姿态，释放了二百余名政治犯，而军队则在全
国各地与示威群众对峙。军政府没有取得应有的效果。
华盛顿还没有做好应变准备，伊朗的局势已经出现了急剧的变化。军政府不能
维持秩序，对示威者，国王显得犹豫不决，缺乏信心。他虽然成立了军政府，但是
政府并没有得到肆意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