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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危机开始前，美国在中东只有一万名军事人员，而且几乎全部是海军。美国中部
军区在附近没有地面部队。中部军区曾制定了一份９０－１００２绝密计划，这是
一份应急行动计划，规定在３～４个月时间内向中东地区运送１０万地面部队，该
计划是参照参谋长联席会议８０年代初拟定的对付苏联或者伊朗的标准战斗而制定
的，它包括一个详细的运输和后勤供应安排。第一天，Ｆ－１５战斗机将飞往中东，
到第７天，美国第８２空降师的戒备状态最高的地面部队将降落在中东地区，海军
陆战队将在第门天从美国开到，同时从迪尤加西亚岛开来的海上预置船将弹药。补
给和装备运来。从第２７天起重型坦克部队开始运到。但是，所有这一切必须在计
划实行日前３０天发出通知，以便为这一切作准备。因此，在美国情报界发出明确
警告时，美国政府确实没有时间在中东地区部署军队，以进行威慑。但是，我们认
为，美国在中东地区缺乏地面部队不应该成为布什政府无所事事的理由。美国是一
个具有全球利益的大国，它的影响力决不体现在它在某地区有多少部队，而更主要
地体现在它使用武力的意志上。只要美国政府表现出使用武力的决心，任何人都不
能忽视这种决心所产生的威慑效果。美国在以往的历次危机，如１９６２年的古巴
导弹危机和１９７３年１０月的中东危机中事先都毫无准备，但由于美国决策者坚
决地显示出其使用武力的决心，结果都达到了威慑目的，使危机得以顺利解决。美
国在海湾危机开始时的兵力匾乏不应成为布什政府无所事事的理由。
还有人认为，萨达姆是一个颐指气使的独裁者，根本不受任何威慑，即使布什
政府及时发出威慑信号，也难保萨达姆会接受威慑。布什政府有没有进行威慑，实
际上差别不大。这种观点有多少说服力呢？
海湾危机今天已经成为历史。历史不能重演。今天我们确实无法肯定如果美国
政府及时发出了威慑信号，萨达姆就一定会接受威慑，停止他的军事行动。但是，
我们确实有充分的根据可以证明，萨达姆其实并不是一意孤行，他的每一步棋都经
过深思熟虑，并巨随时准备收回的。只是由于美国政府发出的信号太过含糊，有时
甚至目相矛盾，以至于萨达姆错误地估计了美国可能对他的侵略行动所作出的反应，
酿成这场海湾冲突。
时过八年，１９９８年２月，伊拉克与联合国在武器核查问题上的冲突达到了
白热化的程度，美国在海湾集结重兵，准备用武力迫使伊拉克就范，其决心是明白
无误的。在联合国秘书长安南亲赴巴格达晓以利害之后，萨达姆还是识时务地保证
无条件地执行联合国决议，从而避免了美国的军事打击。
美国在中东缺乏地面部队，这是影响美国政府迟迟不敢对萨达姆发出威慑信号
的一个重要原因。然而，更糟糕的是，美国在危机的关键时刻还缺少使用武力的决
心，从而导致威慑不可避免地走向失败。在这一点上，布什总统、国防部长切尼和
参联会主席鲍威尔应负主要责任。军方领导人都认为，如果美国情报界所说的是真
的，那么，对美国来说，防止科威特遭到蹂躏的唯一办法就是用武力威胁伊拉克。
由于越南战争的惨痛记忆，美国军方在使用武力问题上可以说是慎之又慎。这次危
机一开始，美国军方就决定，除非总统明确规定美国的政治、军事目标，并且授权
军方使用一切必要的手段来实现目标，否则决不使用武力。
７月２７日，沙特大使班达尔追问鲍威尔，如果海湾危机升级，美国会不会来
帮助我们？
鲍威尔心里对这个阿拉伯人烦透了。他在美国的活动太过频繁，是一个善于走
捷径的专家，美国国内出现的很多丑闻都有班达尔的影子，如伊朗门事件就是由他
安排的。鲍威尔对这个人很有些戒心，因此，他漫不经心地回答说：“让我们祈祷
吧，希望萨达姆不会将危机扩大。”
这个回答显然不能让班达尔满意，于是追问道：“假如他使危机恶化，你们会
怎么做呢？”鲍威尔还是摆了摆手，他实在不愿意与这个惯于惹是生非的阿拉伯人
多讲。可是班达尔却不肯歇手。他追问道：“作为参联会主席，你会提出什么建议
呢？”
“我一点主意也没有，这得看总统的。”他停了一下，看班达尔似乎不肯罢手，
就多说了一句：“假如有人问我，我们该不该去打，我一定说不。但是，如有人命
令我去，我会去；可我去是为了打赢，可不想去那里吃败仗。”
鲍威尔此言，实际上是美国高层心态的流露。美国在对外战争上已经屡吃败仗，
决策者多受到指责，他可不想在这个问题上栽跟头。一位政府官员承认，美国不愿
意与伊拉克在沙漠中对峙，美国公众是否支持政府的行动也不清楚。入侵发生后，
凯利的情绪极为低落。他说：“我们无能为力。”没有重型地面部队，没有坦克部
署在中东，美国拿什么去与伊拉克对阵？军方不愿卷入中东的地面战争中去。他说：
“希望你们这些搞政治的人不要有幻想。伊拉克不是巴拿马。如果你们要考虑如何
对付伊拉克人的话，我可得提醒一句。”这实际上正是萨达姆决定入侵的理由。
７月２７日，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罗伯特·金米特主持召开了一次副手委
员会会议，讨论伊科边境的形势。贝克国务卿起草的一封致萨达姆的信也在讨论之
列。信的语气和缓，贝克向萨达姆保证美国将尽力同萨达姆搞好关系并将确立一条
共同处理事务的原则，但伊拉克必须作出对等反应。负责政策的副国防部长保罗·
沃尔福维茨代表国防部反对这封信，他认为要达到威慑效果，信的口气应该硬一点，
这一封软绵绵的信，送去了还不如不送，起不到什么效果。但他的意见被否决。大
家都认为，萨达姆已经向穆巴拉克保证，在会议期间，他是不会进攻科威特的。大
家总觉得，萨达姆这句话还是可信的。萨达姆总不会去欺骗他的阿拉伯兄弟。因此，
贝克还是发出了这封信。沃尔福维茨想采取一些补救措施，他提议调动停泊在印度
洋迪戈加西亚岛美国军事基地的海上预置船。迪戈加西亚是美军离波斯湾最近的补
给基地。这些船装载的食物、弹药和补给药品足够一支１．６万人的部队使用一个
月，但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鲍威尔反对这样做。在一般情况下，调动海上预置船是
动用地面部队的信号，而他并未从最高领导人那里得到命令要动用美国的地面部队。
他反问沃尔福维茨，为什么这样做？你想达到什么目的？究竟是执行什么任务？沃
尔福维茨一个也答不出来，因为调兵遣将是作为最高总司令总统的事情，他和鲍威
尔只不过是总统的参谋，并无权这样做。但是他还不死心，竭力劝说鲍威尔这样做，
但无济于事，结果美国未动用海上预置船。到８月１日，国防情报局和中央情报局
都发出了最新警报，说入侵即将发生。这次鲍威尔相信了。他和国防部长切尼都认
为应该向总统敲警钟，让总统通过秘密外交途径向萨达姆发出警告。但令人难以置
信的是，布什却无动于衷。这样，美国失去了危机前最后一次威慑机会。入侵终于
发生了。
大失误——20世纪重大情报战之谜
第十一章 能避免下一次突然袭击吗？
——情报与判断
一场突然袭击，惊醒７沉睡中的美国入，引发
了他们的思索：对美国而言，这场战争到底有什么
经验教训？美国在未来的岁月中会不会重蹈覆
辙？从此，突然袭击、判断失误成了学术界的一个
热门话题。
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７日，日本海军特遣舰队长途奔袭２０００海里，袭击了美
国太平洋舰队的停泊地珍珠港。轰隆隆的爆炸声惊醒了沉睡在太平梦中的美国人。
１２月７日成了一个耻辱的日子，“不要忘记珍珠港”成了美国人民共赴国难、走
向反法西斯战争的最激动人心的口号。四年之后，美国凭借庞大的工业生产能力，
和其他国家联手战胜了德国，打败了日本，报了珍珠港一箭之仇。
然而；珍珠港事件并没有变成历史的陈迹。相反，人们对它的注意力却越来越
强。日本的突然袭击是如何得手的？美国的判断失误又是如何发生的？人们不断在
问着同一个问题，追寻着它的答案。但是，这种答案并没有很快出现。人们仍在在
思索着，思索着……
实际上，突然袭击并非始于珍珠港事件。突然袭击作为一种战争手段已经有二
千余年历史，自从孙武提出“攻其不备，出其不意”的思想后，各国军事家普遍将
突然袭击作为一种克敌制胜的法宝而加以应用。日俄战争中，日本海军就突出奇兵，
一举消灭了驻扎在中国旅顺口的俄国海军舰队，但这场突然袭击除了日本人本身之
外，并未在军界和学术界引起重视。３０年代后，随着闪电战理论的兴起，人们开
始注意到突然袭击在战争中尤其在战争初期的重要作用。希特勒发动第二次世界大
战，其主要手法就是突然袭击，进攻波兰、闪击西欧、进攻苏联……莫不如是。但
是，由于战争环境的限制，学术界并未深入研究这一课题。直到１９６２年，第一
部研究突然袭击的著作《珍珠港：警告与决策》才在美国问世。它的作者是罗伯塔
·沃尔斯塔特，兰德公司的高级智囊。这部著作的问世立即在军界和学术界引起轰
动，因为罗伯塔·沃尔斯塔特在这部著作中回答了索绕在人们心中几十年的一个问
题：美国情报界在珍珠港事件前已经掌握了大量的情报资料，表明日本即将发动对
美战争，为什么美国情报界没有及时发出警告，从而避开这场突然袭击？罗伯塔·
沃尔斯塔特指出，尽管美国情报界在事件发生前掌握了大量的战争征兆，但是，这
些反映日本政府真实意图、预示事实真相的信号淹没在大量的与事实真相不相干甚
至完全相反的噪音中。这些噪音不仅起不到预警的作用，反而干扰了情报分析人员
对形势的准确把握，从而使他们作出了错误的判断，突然袭击因而发生。这个观点
一经提出，立即引起人们的浓厚兴趣，而罗伯塔·沃尔斯塔特通过一个具体个案研
究判断失误的方法也为学术界所认同。随后，巴顿·惠利、迈克尔·汉德尔、戴维
·卡恩及理查德·贝兹、克劳斯·诺尔……分别就“巴巴罗萨”行动、赎罪日战争、
古巴导弹危机等个案进行研究，并写出了《代号“巴巴罗萨”》、《赎罪日战争和
突然性的不可避免》、《国家情报估计失误：以古巴导弹危机为例》、《突然袭击》、
《战略欺骗》等一批著作。１９７７年，《国际研究季刊》还集中推出一组文章，
讨论突然袭击问题。随着突然袭击手段在局部战争中的普遍使用，如何提高情报机
构的分析水平，及时发出战争警告从而避免突然袭击，成为各国军界及学术界普遍
关注的问题。现在，大家已经意识到，突然袭击不仅在军事上存在，在政治上。外
交上，也可以存在。突然袭击这个话题，归根结底，可以归结为战略判断问题。这
种判断失误，实际是普遍存在着的。如建国后我国虽然经历过几次局部战争，没有
一次遭到突然袭击，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国没有经历过判断失误带来的后果。６
０年代我国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实际是一个错误的判断。当时，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
党中央认为世界大战不可避免，战争与其迟打，不如早打。我国的军事战略、国防
工业、经济建设都建立在这个判断的基础之上，结果延误了经济建设，人为地使国
内环境过于紧张，其后果至今难消。 西方关于判断失误的研究是在浓厚的冷战背景之下进行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
束后，战时的盟友反目成仇，北约和华约剑拔夸张，热点地区不断出现，危机和局
部战争频仍。在这种背景下，人们很担心苏联的突然袭击，随后出现的情报失误研
究本质上是为政府献计献策，因而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在西方作者的笔下，
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成了好战成性的突然袭击的发动者，而以美国为首的西
方国家则成了突然袭击的受害者。因此，他们的研究很明显带有一种政治偏见，其
研究成果也很难为其他国家的学术界全盘接受。尽管如此，他们进行的理论研究及
部分研究结论还是可以参考，其研究方法还是可以借鉴。
“信号”与“噪音”。罗伯塔·沃尔斯塔特提出
的这两个概念精辟地概括了战略判断中存在的两大问
题。“信号”是路标，它指引人们作出正确的判断，
而“噪音”则正好相反，它干扰人们的思维，引导人
们走入歧途。
罗伯塔·沃尔斯塔特在研究珍珠港事件时曾得出一个十分重要的结论：在珍珠
港事件发生前，美国情报机构已经掌握了足够的情报资料，足以预料到日本对珍珠
港的攻击。但是，由于这些情报淹没在大量不相干的“噪音”里，能使人觉察日本
意图的情报反而不引人注目。此外，每件情报资料都可能有几种不同的解释，情报
分析人员往往倾向于符合自己先人之见的解释，因而很难作出正确的情报判断。她
进而指出，所谓“信号”，是指那些有助于情报分析人员判断敌人意图的征兆、线
索的情报资料，而“噪音”则是与反映敌人意图不相干。甚至使情报人员作出错误
判断的情报资料，这些情报资料通常会抵消“信号”的效果。为了正确理解突然袭
击的本质，在研究那些预示着突然袭击但只有在事后才清楚地看出的“信号”的同
时，有必要对“噪音”进行研究。这个观点一经提出，立即得到学术界的认同，通
过具体的案例研究判断失误的方法也为学术界所接受。
在珍珠港事件发生前，美国情报界通过各种情报手段确实搜集到了不少反映日
本意图的情报资料，但在分析这些情报资料时，情报人员却误入歧途。因为这些情
报资料，既涉及珍珠港方面，也涉及菲律宾、关岛、巴拿马等各个地区。在“魔术”
破译的日本外交电报中，有关菲律宾的情报资料最多，相比较而言，有关珍珠港的
情报资料最少。事后看来，这些反映菲律宾等地的情报资料就成了“噪音”，它们
非但不能反映日本政府的意图，反而干扰了美国情报人员的判断，误以为日本真正
感兴趣的是菲律宾、关岛等地，而不是珍珠港，判断失误就发生了。古巴导弹危机
前的情况也大致相同。古巴导弹危机前，美国情报界也得到了一些情报资料，说苏
联正在古巴部署导弹，但严格说来，这些情报资料的含义是含糊不清的。如大量的
古巴难民都声称他们看到了一种长形的管状物体，但这些管状物体真是导弹吗？是
地空导弹还是地地导弹？如果是前者，美国政府认为它是一种防御性武器，苏联在
古巴部署这种导弹是不能对美国的安全构成威胁的，如果是后者，情况就完全不同
了。这些区别，末受过专门训练的难民是无法弄清的。再如美国参议员基廷，他警
告说苏联在古巴已有大量军事人员，这是准确的，但他又说，他从完全可靠的情报
来源得知苏联已将中程导弹运进了古巴，并说地空导弹可以很快地改装成中程地地
导弹，这就是说外行话了，在情报人员听来，这简直是天方夜谭。他们的总体印象
就是，基廷的话不可信，对他发出的警告不以为然也就很正常了。
巴顿·惠利也是较早进行判断失误研究的人员之一，不过，他选择的角度同罗
伯塔·沃尔斯塔特并不完全相同。他认为，战略欺骗在现代战争中可能具有某种特
殊意义。他搜集了几十次战争的资料，专门研究战略欺骗对情报判断的影响。他发
现，战略欺骗和战争的突然性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一般说来，不进行欺骗也可能
达成突然性，但是，如果进行欺骗，则可以保证达成突然性。惠利据此重点剖析了
“巴巴罗萨”行动，并于１９７３年出版了《代号“巴巴罗萨”入他认为，罗伯塔
·沃尔斯塔特的“噪音”理论对“巴巴罗萨＂行动并不完全适用。斯大林之所以木
相信苏联会遭到突然袭击，不是由于苏联情报机构得到的“信号”含糊，恰恰相反，
德国情报机构一直在竭力降低那些有可能干扰斯大林判断的“噪音”的含糊程度，
并且发出十分清晰的“信号”：德国不会入侵苏联。这些由德国情报机构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