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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发出十分清晰的“信号”：德国不会入侵苏联。这些由德国情报机构精心散布
的假“信号”的力度远远超出了那些含糊的噪音。惠利因而认为，罗伯塔·沃尔斯
塔特的“噪音”理论并不完全适用于有关突然袭击的所有案例，至少对“巴巴罗萨”
行动来说是如此。
惠利的研究结论拓宽了判断失误研究者的视野。应该说，被罗伯塔·沃尔斯塔
特选为研究对象的珍珠港事件，虽然具有一定的典型性，但由于日本的战略欺骗水
平较低，她在研究时几乎完全忽略了日本战略欺骗对美国情报界的影响，得出的结
论具有一定的片面性也就不足为怪了。相对于珍珠港事件，惠利选择的“巴巴罗萨”
行动更具有典型性，因此他能在一定程度上对罗伯塔·沃尔斯塔特的结论进行修正。
惠利的结论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此后，战略欺骗被当作引起判断失误的主要因素，
人们对它的重视程度也要超过一般的“噪音”。经过修正的“噪音”理论被学术界
普遍接受。
１９７７年，《国际研究季刊》第对卷集中推出一批有关判断失误的文章，其
中由迈克尔·汉德尔撰写的《赎罪日战争和突然性的不可避免》引人注目。汉德尔
在这篇文章的第一部分大大发挥了“噪音”理论。他提出，在进行情报分析时，情
报分析人员面临三重“噪音”障碍，其一是由敌人引起的“噪音”障碍。在很多情
况下，敌人的目标和意图并不明确，同时存在很多目标。如珍珠港事件，一直到１
９４１年９月，日本还未确定是南进还是北进。在赎罪日战争前，叙利亚和埃及在
确定进攻时间方面也有分歧。这些都为情报人员分析敌人的意图造成困难。影响情
报分析的第二重“噪音”障碍是国际环境。国际环境过于紧张会分散情报人员的注
意力，如珍珠港事件前，欧洲战场的形势分散了美国情报人员对日本的注意力。朝
鲜战争爆发前，美国情报界的注意力集中在欧洲和伊朗。在美国情报界开列的“危
险地区”名单中，朝鲜列在第十名之后。美国根本没有想到在朝鲜这个小岛会发生
一场战争。
但是，国际形势过于缓和又会掩盖敌对双方的紧张状态，钝化情报人员的嗅觉。
如赎罪日战争前，美苏之间出现缓和，国际社会也在阿以之间进行调停。这种缓和
局面使以色列情报界和决策层错误地认为，为了维持美国和苏联之间的缓和局面，
苏联会阻止阿拉伯国家发动战争。 因此， 无论国际环境如何都会分散情报人员对
“信号”的注意力。
情报人员面临的第三重“噪音”障碍是自我产生的“噪音”，这主要是由情报
人员的先入为主引起的。 汉德尔认为， 情报人员应该意识到，要区分“噪音”和
“信号”十分困难。在情报分析人员眼中，所有的材料都是“噪音”而不是“信号”
，因此，对各种情报资料，不管其有无根据，都必须一视同仁。路德瓦克和霍罗维
茨也认为，如果不是从事后看，“信号”与“噪音”之间实际上并不存在什么区别。
所谓能避免判断失误的说法，都是一些事后诸葛亮。
大体而言，处于不同的文化氛围中，人的思维方式是不一样的。但是，人又有
一种固有的倾向：用自己的价值观来判断别人的行为取向。这种推己及人的思维方
法常常使情报分析人员一错再错。克劳斯·诺尔认为，突然袭击可以分成技术上的
突然袭击和行为上的突然袭击两类，前者的发生并不是因为进攻方的行动与被进攻
方的预期目标相冲突，而是因为进攻方成功地隐蔽了自己的行为，而后者的发生是
因为进攻方的行动与被进攻方的预期不相吻合。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形，诺尔认为
这主要是因为从正常的思维角度来看进攻方的行为不符合理性，而这种高度非理性
的行为是难以预测的。在珍珠港事件前，美国决策者和情报人员认为，由于日本和
美国的经济实力相差过于悬殊，发动太平洋战争对于日本而言无异于自寻死路，美
日之间的经济实力差距必将遏制日本决策者的开战决心，战争不会轻易爆发，即使
发生战争，炸弹也不会扔到美国人的头上。这种思维方式无疑是正确的，但它忽视
了日本和美国的文化背景差异。美国人信奉克劳塞维茨的理论，认为战争是政治的
继续，只有胜利的战争才能达到目的，战争只是解决矛盾的手段之一。但在日本看
来，由于美国的经济封锁，日本的统治体制有崩溃之虞，为了转移国内矛盾，挽救
摇摇欲坠的统治体制，日本决策者不惜一战，哪怕战败也在所不惜。因此，制约日
本发动战争的经济封锁成了日本决策者决定蜒而走险的催化剂。赎罪日战争的情况
同样如此。以色列人信奉克劳塞维茨的理论，相信只有胜利的战争才能达到目的。
如果以色列不能在战争中取胜，那它就会灭亡。它相信，其他国家所面临的情况同
样如此。它认为，埃及和以色列的军事实力相差悬殊，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萨
达特贸然开战无异于自寻死路。但是，以色列人没有想到，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面
临的情况完全不同，在历次中东战争中，阿拉伯国家已经失败了三次，多败一次又
何妨！ 再说， 萨达特的战争目的并不是为了收复失地或消灭以色列，只要能打破
“不战不和”的局面，让以色列和美苏等国认识到埃及的存在，同意由埃以双方坐
下来进行面对面的谈判，进而恢复埃及国民的自信心，这就足够了。他并不需要取
得彻底的军事胜利，只要能渡过苏伊士运河，在运河东岸站稳脚跟，他就达到目的。
在这里，军事失败被转化为政治胜利，而这是深受西方文化影响的以色列人无论如
何也无法想象的。
在进行情报分析时，这种因站在自己的立场上估计对手的行为准则而造成的失
误几乎很难避免。情报人员在进行情报分析时，通常都假设别人会按照正常的思维
方式考虑问题。实际上，由于各民族的价值观不同，其思考问题的方式不一样，考
虑问题的角度也不同，它们作出的选择可能会完全不同。研究者们认为这种由于文
化背景差异而引起的文化“噪音”是引起判断失误的重要原因。尽量避免推己及人，
换个角度思考问题，当是避免判断失误的一个有效方法。
先入之见，先入为主，困扰着情报分析人员。
如何避免先入为主，各位分析家各有高论，但实际
上收效甚微。
艾维·什赖姆认为，判断失误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人的认知能力有限。突然性
本质上是一种植根于人性的心理现象。任何现象都不会自己说话，它们必须由人来
解释。在解释过程中，解释者的信仰、印象、偏见以及乐观、悲观、是否自信等因
素都会对他产生影响。情报分析人员在进行分析前，一般会根据国际、国内环境以
及自身对事物的了解提出一个假设，然后以此来取舍情报资料。这就是所谓先入之
见。这种先入之见在进行情报分析时是必要的，也是无法避免的。如果没有先入之
见，情报分析人员处于一大堆情报资料中将无所适从，情报分析也就无从谈起。但
是，研究人员发现，这种先人之见很容易变成一种思维定势，情报人员在进行情报
分析时，把各种情报资料塞进这个框框，并以之为判断情报资料真伪的标准。这样，
他们就成了自己教条的奴隶。这就是所谓无人为主。在引起判断失误的各种原因中，
由于情报人员的先入为主而导致的失误频率很高。这样，情报人员就处于一种十分
尴尬的境地：没有假设，情报分析难以进行；进行了假设，又很容易受假设左右。
而且，越是为以往的经验证明是成功的假设，越是会成为情报分析人员的桎梏，也
越是危险。
在珍珠港事件发生前，美国情报分析人员一直认为，日本如欲发动太平洋战争，
一定不会首先进攻美国，相比较而言，英国、荷兰在远东的殖民地更容易遭到进攻。
美国情报人员认为，日本的战争准备首先是针对英国和荷兰的，美国不会遭到进攻。
据此假设他们排斥了与之相矛盾的情报资料。当美日关系持续紧张，日美战争不可
避免时，美国情报人员又一厢情愿地认为，如果日本要发动对美战争，那么最可能
遭到进攻的将是菲律宾。泰国或关岛，而不是珍珠港。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７日，美
国通过“魔术”得知日本将在下午１点断绝美日关系，马歇尔决定将此情报通知美
国的海外基地。陆军作战部长杰罗竟然冲着通讯官员大叫，说如果发电顺序有先后
的话，那么第一份电报应该首先发给菲律宾，而不是珍珠港。正是这种一厢情愿的
假设，使得美国情报人员虽然面对大量的“魔术”情报，却无法从中觉察出口军的
进攻方向。
在古巴导弹危机前，美国情报界也有一种先入为主的假设，这种假设认为，苏
联从来没有在其他国家部署过中程导弹，即使在华约国家也没有部署过，它怎么可
能在古巴部署这种导弹呢？更何况，美国和苏联都认为卡斯特罗是一个靠不住的领
导人，赫鲁晓夫怎么可能把这种能毁灭世界的武器交给卡斯特罗呢？因此，尽管基
廷一再声称他从可靠的情报来源得知，苏联正在古巴部署远中程导弹，但是总统国
家安全事务助理麦乔治·邦迪还是受命辟谣：目前没有证据表明古巴政府会同苏联
政府联合起来安装大规模的进攻性设施，并称“这样做的可能性不大”。但１０月
１５日，照相侦察即显示在古巴的圣克里斯托瓦尔已经建有弹道导弹发射场，危机
发生了。
赎罪日战争前以色列军事情报部的先入为主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从而成
了先人为主的一个典型。以色列军事情报部部长泽拉根据１９６７年第三天中东战
争后阿以双方的实力对比，对以色列军政当局作出了几条保证：１．埃及在取得空
中优势之前，不会发动进攻；２如果没有埃及的配合，叙利亚也没有能力单独发起
一场战争。泽拉提出的这几个保证，被以色列军事情报部奉为概念，并被视为判断
情报资料真伪的标准。如果符合这两个标准，那么该情报就是真实的，否则就是假
的。在赎罪日战争前，以色列情报部门曾通过各种途径搞到埃及即将发起攻击的情
报资料，但都因为同泽拉的两个概念相矛盾而被判为假情报。
应该说，泽拉的两个假设在“六天”战争结束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都是正确的。
１９７２年６月６日，埃及国家情报局局长艾哈曼德·伊斯梅尔·阿里在一份情报
估计中称，由于以色列的优势特别是空中优势明显，埃及不可能实施成功的突然袭
击。萨达特和国防部长萨迪克也同意以上意见。但是，埃及军方通过研究表明，苏
制萨姆导弹可以有效地抵消以色列的空中优势，没有一支强大的空军，埃及同样可
以拥有制空权。从１９７０年８月开始，埃及大量引进苏制萨姆导弹，阿以力量对
比发生了重大变化。泽拉的假设前提消失了，但是，泽拉的假设仍然统治着以色列
军事情报部。
赎罪日战争后，人们对泽拉的假设提出了很多批评，并进而批评他所使用的假
设方法。但是，研究者们认为，在进行情报分析时，完全摒弃假设是不现实的。罗
伯塔·沃尔斯塔特认为，如果没有假设作指导，任何人都无法把“噪音”从“信号”
中挑选出来。关键是防止假设变成先入为主，主宰情报人员的分析。对此，研究者
们提出了几种办法：首先，情报人员必须意识到，任何假设都是主观的，在进行情
报分析时，必须尽可能地减少主观因素的影响。其次，在判断敌人的行为模式时，
情报人员的假设必须尽可能地简单明了。假设越是简洁，情报人员发现与之不相符
合现象的可能性越大，从而有可能对自己的假设进行修正，而不是让与假设不相符
合的现象轻易地漏掉。第三，必须根据变化了的政治、军事环境不断修正假设，使
之符合客观实际。第四，尽力从不同角度对同一问题作出各种假设，以免成为一种
信条的奴隶。约瑟夫·里维拉进而认为，通过常规程序来修正假设很难实现。一般
情况下，情报机构在作出假设后，所有情报人员都必须信守这种假设，那些持反对
意见的人都将被调离原工作岗位。在这种情况下，情报机构应该成立一个专门小组
来证伪该假设。他们有权提出自己的不同观点，并要求得到反馈，确定决策者是否
理解了自己的观点。如果客观环境支持自己的假设，他们有权提出新的政策建议。
研究者认为，为了避免假设演变成先入为主，传统的情报分析方法如综合法、分析
法应加以改进，证伪法在情报分析时大有可为。
应该说，综合法、归纳法和分析法都是重要的、不可或缺的情报分析方法，离
开这些方法，情报分析将无从下手。但是，在现代战争条件下，尤其是在战略欺骗
广泛使用的情况下，这些传统的情报分析方法的缺陷性也日趋明显。因为，情报机
构掌握的大量情报资料在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以前，实际上是鱼龙混杂，
“信号”与“噪音”兼有，有时“噪音”的比重甚至还超过“信号”。在这种情况
下，如果情报分析人员仅仅使用归纳法或综合法，他的分析结果将与实际情况恰好
相反。在赎罪日战争前，针对埃及的军事演习，以色列军事情报部出现了两种对立
的观点：以泽拉为首的情报人员认为，埃及正在进行的军事调动是演习，而另外一
些情报人员则认为，埃及的军事演习实际上是一种幌子，其目的在于完成战争准备。
这两种观点如果用传统的方法来分析，都可以找到证据，都可以成立。何者为真，
何者为假？传统的综合法、归纳法对此无能为力。但是，如果当时情报人员使用的
是证伪方法，则局面可能完全两样。两种观点都能被证伪，但是，根据矛盾律，两
个互相矛盾的判断不能同真，也不能同假。在这种情况下，两个对立的判断何者为
真，何者为假？证伪法并不能直接回答这个问题。但是，根据常识，只有以演习的
形式掩护战争准备，而没有打着战争的幌子而进行的演习，除非对方的决策者真的
发了疯。这样，谁真谁假，一眼可知。
如何正确运用证伪法？伊萨克·本·以色列认为，首先要尽可能地提出各种假
设，假设的范围越周详越好。其次，对各种假设进行证伪而不是证实，因为，有些
情报资料可以同时证实两种绝然相反的假设。只要有一件情报资料证明该假设不能
成立，该假设就被证伪，情报人员应毫不犹豫地否定它，不管同时有多少情报资料
支持它。情报人员应该不断地提出假设，不断地进行证伪，直至得出符合实际的结
论。赎罪日战争前埃及的战备活动到底是一场演习，还是为了发动一场战争？对这
个问题用证实的方法或归纳法。综合法都很难得出正确的结论，因为军事调动可以
是为了演习，也可以是为了发动战争。在这种情况下，泽拉一味坚持自己的教条，
对新情况新问题采取鸵鸟政策是不足取的。如果他采用证伪法，马上就可以得知，
这一次阿拉伯国家的行动远非寻常，军事调动是为了演习的假设很难成立，战争一
触即发。
不发警告会导致措手不及，警告过多会削弱
警告的可信度。“狼来了”效应让情报人员好生为
难。
作为统帅部的战略哨兵，情报机构应该在战争爆发之前向决策者发出警报，以
便决策者能及时采取预警措施，挫败敌人的突然袭击。一般而言，在每次突然袭击
发生前，情报机构都能在某种程度上发出警报，但是，这些警报大多不能兑现，突
然袭击还是不能避免。这就是所谓“狼来了”效应。情报机构发出的这些警报，不
仅不能起到预警作用，反而使人们产生了一种麻痹心理，当真正揭示危机来临的警
告发出时，人们反而不以为然。
美国军界早就意识到日本有可能对珍珠港发动突然袭击，其方式可能是空袭或
潜艇攻击。对美国海军来说，奇袭珍珠港已经成了一种常识。太平洋舰队司令官金
梅尔在上任之初也提出过这种可能性。１９４１年１月，美国海军部电告太平洋舰
队，据美国驻日大使格鲁提供的情报，日本将以偷袭珍珠港开始美日战争，要太平
洋舰队提高警惕。１０月１８日，鉴于日本内；阁改组，军国主义分子东条英机上
台，海军作战部长斯塔克命令美国海军进入戒备状态，说日本有进攻英国和美国的
可能性。１１月２７日，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