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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葛肇煌既然有心拉住军统这条线，原想是去台湾的，可是那时蒋介石惶惶不可终日，十分害怕共产党人和革命人士涌进台湾，对台湾入境控制得相当严，非事前批准，不得轻易登岸，葛肇煌在军统局本部内还没有熟人，他不能直接赴台。他知道军统广东站站长郑星槎，在广州解放前夕已率站部人员逃到海口，葛在名义上还是广东站的上校直属通讯员，他认识郑星槎，所以自愿前往海南岛。
葛肇煌在香港被驱逐出境到达海口，很快就找到郑星搓。他对郑吹嘘他尚有多少洪门兄弟留在大陆，他有办法指挥他们。郑星搓将葛的情况报告了军统局（保密局）。这时国民党41 正在成立一个“大陆作战处”，以郑介民为处长，对大陆进行破坏骚扰活动，正需要网罗一批亡命之徒潜入内地捣乱，有葛肇煌这样一个工具，正合需要。军统局（保密局）即电令郑星搓，命郑在海口为葛肇煌代购飞机票，将葛送往台湾。
葛到台湾后，见到当时的“大陆作战处”处长郑介民和保密局局长毛人凤。葛对二人大大自我吹嘘一番，葛建议应当联系尚隐藏在内地的忠义会分子，派遣人潜入大陆，必须在香港建立据点，但他本人已被香港政府驱逐出境，难以回去。郑、毛等回答说，这一点可以想办法。后来由蒋帮驻香港人员与香港英政府秘密接洽。在反共问题上，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是一致的，所以香港政府取消了葛肇煌及党羽不许回香港的禁令。葛肇煌又以新的身份回到香港。
到香港后，有军统头子支持，葛肇煌便放手干起来了。这时一些忠义会分子，也陆续逃亡到香港，葛就将他的忠义会在香港重建起来。忠义会是属于洪门三合会这一派系的，在香港原有的洪门三合会组织，都有一个奇特的名称，如“联益”、“四和”等等。忠义会迁到香港后，为了不刺激香港警察当局，他们将洪门忠义会的名称暂时收起，它的成员，对外以“十四Ｋ党”人自称。
“十四Ｋ党”这个名称之由来，还是由于忠义会在广州时，会址设在西关宝华正街十四号。他的会员到会所去，每每说“到十四号”去，后来“十四号”这个名词，在他们内部，就成为总会的代名词，进而成为忠义会对外的代名词，并由“十四号”变为“十四Ｋ”。在广州时，“十四Ｋ”已成为忠义会分子对总会的代名词，他们迁到香港后，索性自称为“十四Ｋ党”人。葛肇煌也摇身一变，由洪门忠义会会长转为“十四Ｋ党”的头子。其实他们并没有想组织什么政党。
香港的黑社会大多和三合会有关。这种帮会组织，为了利害上的冲突，有时也为利益上的需要，他们一面相互嫉妒排挤，一面又相互支持勾结。葛肇煌在广州时，香港三合会分子到广州时有求于他，他还乐于帮助，他对香港一些三合会还结得一定的“人缘”。忠义会逃亡到香港，香港的三合会，对他们尚不排挤。对“十四Ｋ党”分子，他们认为是从广州“逃命”出来的，在香港新码头，不拼命挣扎，就不能生存。加以又有军统的暗中支持，精神上给了他们鼓励，所以他们特别凶恶。“十四Ｋ党”在香港，渐渐成为最大的黑社会帮会之一，不仅在香港、澳门为非作歹，且与国民党相互勾结，派特务潜入大陆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
1954 年，葛肇煌病死香港。“十四Ｋ党”人为他举行盛大的出殡仪式。
出殡那天，除了“十四Ｋ党”全体人员外，香港的三合会分子、其他黑社会分子以及与黑社会有关的“偏门”行业，如舞厅、导游社、俱乐部、麻雀馆等等的从业人员，很多都参加送殡。送殡的花圈、素亭、乐队等摆了几条长街。那次葛的出丧，是香港近二三十年出丧仪式中最铺张的一次。“十四Ｋ党”之徒继承在广州搞宣传的经验，认为给他们的头子铺张丧事，是他们的重要宣传工作，是他们向香港社会显示声势的机会。香港历史上尚未有过一个帮会头子的出殡仪式之盛，有像葛肇煌那样的，葛肇煌死后，他的党羽继承葛的反动衣钵，仍继续在香港、澳门作恶。
“十四Ｋ党”由此在香港站住了脚跟，越来越成为一个能收一言九鼎之效的帮会。
同宗一源，殊途相仇，“安清帮”安清乎？
不解的出世之谜，难捐前嫌者刀枪出手。
在中国近代的帮会派别中，青帮与洪帮一样，是一个影响较大的帮会组织，两帮分享王者之尊，在秘密社会中各有自己的强大势力。实际上，两帮源于一宗，在一脉相承的组织发展中，又经常分庭抗礼，分分合合，恩怨无常。
关于青帮的起源，迄今为止恐怕仍是一个悬案，道中人众说纷呈，夸颂言美者有之，蓄意编造者有之，以讹传讹者更是难尽其详。
在洪门中有一种流传较广的说法：清代洪门开堂设口之后，曾派门徒翁乾潘到京师坐探清廷消息，后翁氏为清军所获，意志不坚，投降了清廷，成为清廷镇压洪门的鹰爪，背叛洪门，另组“安清帮”，这便是青帮的渊源。于是有了洪门的谚语：由清转洪，披红挂彩；由洪转清，抽筋剥皮。
实际上，青帮又称“安清帮”、“船帮”、“潘门”。为洪门组织的支流，而较具道教色彩。青帮圈内人物都认为，其开山始祖是明朝永乐年间的金碧峰。永乐帝曾御赐金道号为“金光道人”。明永乐年间，尚未有洪门组织，那么又怎么说青帮是洪门的支流呢？
“金光道人”传教之初，纯粹是一个道教组织，但也兼奉儒、释两教，其宗旨是：奉儒教之学、行释教之法、修道教之行。他收徒的标准很高，如无超群学术，没有立雪程门的毅力，是不能厕身弟子之列的。
当时的金碧峰以以下二十四字为其“真言”：清净道德文成佛法能仁智慧本来自信元明兴礼大通觉悟他把这二十四个字作为其后代徒众的道号排列依据。至民国，在上海崛起的几个有名的青帮人物，已经是“大”“通”、“觉”字辈了。
金光道人的第三代弟子陆大受，法号“道光”，其时正是明万历年间，他曾出任为户部郎中，后被贬为潮州知府，随即弃官修道。正在此时，清人入主中原，明朝灭亡，他眼见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的惨状，于是决定扩大组织，以收徒作为掩护，暗中进行反清复明的工作。此时清豫亲王多铎领军南下，最先攻占安徽省安庆府，便上书朝廷，炫耀功绩，陆大受以此为国耻，就将自己的组织定名为“安庆帮”，这是青帮的初期组织。
陆大受年事渐高，而反清复明事业的成功之日却遥遥无期，他自感到以其沉暮之年恐难有大的作为，于是他命其得意门徒翁、钱、潘三人，分别到全国各地秘密传教，并以一首具有深长意义的诗作为青帮人的“座右铭”：45 丛三二转七七腾此罅， 须从瓶鼎用功夫。
苦心记取安和庆。
日月巍巍照玉壶。
诗的涵义是：明朝二百七十七年的江山，已经被异族满清灭亡了，必须记取安庆失陷的国耻，牢记“安庆帮”担负的历史责任，终有一天可以实现反清复明。
这样看来，“安庆帮”已经是秘密的反清组织了。
至于翁、钱、潘三人是否只有姓氏，而无名字呢？一般青帮人物在谈及帮会事宜时，也仅是将此三人尊称为翁祖、钱祖、潘祖，很少提到他们的名字，很多人根本就不知道。据我们所看到的一份资料说，翁祖本姓朱名纯，为大明宗室，钱祖本姓刘名经，而潘祖本姓黄，名明月。估计他们使用化名传道，是为了避免引起清廷的注意，以隐蔽自己的真实身份。
在此之后，明永历帝在缅旬被俘，后被吴三桂所害，三人悲痛之余，认为大势已去，但师托难违，不能不尽力为之。于是三人又分别到各地传道，翁、钱两人并无多大发展，有人甚至认为翁投降了清廷，但潘祖这一派却逐渐发展起来。最初是以道教为掩护，成立了“三番会”，三番的番字即作“藩”解释，以纪念明末的三位藩王：“福王”、“唐王”、“桂王”，从此，徒众日渐增多，开始形成气候。“清”、“洪”两帮虽然同以“反清复明”为号召，但二者活动性质有所不同，自清军入主中原以来，洪门就不断组织武装斗争，如果不以成败论英雄，则洪门应当说对其口号是力行不渝的。青帮则从未与清廷发生大规模的冲突，因此清廷地方官吏，一般并不将之视为反叛组织，不像对待洪门人物那样，动不动就抄家灭族。
从组织上看，青帮亦已与洪门有所不同。青帮将组织中横的关系变成了纵的关系，再也不是兄弟叙义而是师徒相传了。
也有人说，此帮二十四字辈份最初只有前二十个字，到了清末，这二十字用完了，又添了“大通觉悟”四个字，据说是徐锡麟、秋瑾所办绍兴大通武学的隐语。
清亡后，帮中人又添了后二十四代：万象依皈戒律传实化渡心回普门开放广照乾坤带法修行后又续了二十四代：绪结岘计山芮克勤宣华转忱庆照报魁宜执应存挽香同流青帮按照这样的辈份安排，一直发展延续到民国时代。杜月笙等黑道人物执柄华东青帮，继而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企图向香港辐射，结果如何，我们将在下文中进行介绍。
义军犁庭扫穴，青帮结怨当政，逼诱无果，黄埔滩主登港，意欲设坛立舵，杜月笙垂矣，李裁法何如？
香港的黑社会组织向来自称为洪门的帮派独揽，他们大都与大陆的洪门组织有着程度不同的渊源关系，尤其是影响力较大的几个黑帮。
青帮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根本无法在香港插足，在香港黑派人物中没有号召力，这使得大陆青帮一直感到很恼火。
这种情况似乎在本世纪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有了一些变化，青帮将势力渗透到香港的意图出现了可能实现的契机。
这得从青帮头面人物杜月笙说起。
1948 年中期，蒋介石的败势已露端倪，战场上节节溃败，使财政、经济危机更加严重。为了挽救局势、抑制物价飞涨和囤积风潮，8 月19 日，南京政务院以蒋介石的名义，颁布了“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强令发行“金圆券”，并以上海为集中实行点，命太子蒋经国亲自坐镇，组成“打虎行动队”，对敢于私藏金银、囤积居奇和违抗法令的各种“老虎”及行业“大王”，严加督察和惩办。
得到消息的杜月笙紧急行动，命家中诸人及上下人员小心行事，不得违反法令，否则出了事情，自己负责，但他经营棉纱业的三儿子杜维屏，在“紧急处分令”下达的前一天，抢先抛出永安纱厂股票，大赚一笔；而且他又继续在交易所外与人做生意，事情过于明显，蒋经国遂发出拘捕令，将杜维屏逮捕。此消息震撼了上海滩。当别人把刊登着杜维屏带着手铐照片的《中央日报》放到杜月笙的面前时，“一下几乎把他气死过去，一连好多天都不得起床。以后便以养病为名，一个多月不出门，也不见客”，而且对他的密友范绍增说：“我捧蒋介石捧了这么多年，捧到今天连我的儿子也被他抓起来了”，“现在租界没有了（日本投降后全部撤销），该是他们要我下台的时候了。”这位常有“闲话一句”之威风的杜闻人，现在却犹如强弯之末，无半点威慑力了。
但不管怎么说，杜月笙还是有其厉害手腕的。为了搭救儿子，杜月笙不动声色地施出杀手锏。他先是派人查清许多内幕，然后在蒋经国召开的一次会上，令人罕见地站起来出言道：“我的儿子触犯法令，罪有应得，我管教不严，也甘领得这处分，但请一秉至公，平等办事。据我所知，扬子公司所囤积的纱布等货物，远远超过维屏等各家，泄露经济机密的情况也远为严重，请专员立即派员去查看，万勿听其逍遥法外，如此，万众都心服口服了。”扬子公司可不是一般人所开的，他是孔祥熙的大公子、蒋介石的大外甥孔令侃的产业，平常谁敢去动他？蒋经国为了表示自己秉公执法，大义灭亲，查封了扬子公司。孔令侃急忙向姨妈宋美龄求救。这样一来，蒋经国便无法力可施了，他的“打虎行动”也只好结束，杜维屏也自然无罪开释。
经过一系列的事件后，杜月笙感到自己在上海越来越没有势力了。古人云：“君待臣如草芥，则臣视君为寇仇”，杜对蒋介石的不满日深一日，但以他的城府之深，他是不会流露出半点来的，只是常自称为“一品老百姓”，聊以度日。是的，杜月笙当了半辈子的大亨，非常想过过大官瘾，可是蒋介石对他却一直不肯公开重用，而杜的野心又不小。既然双方谁也不肯低头，那杜月笙就干脆当起老百姓来，反正也“无官一身轻”，而且杜还总算有财义有势，悠哉闲哉的一品老百姓的日子也不错。
但好景不长，就在杜月笙敛影蛰居之时，中国的局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人民解放军凌厉的攻势，使蒋家王朝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始终是“党国”盟友的杜月笙，对此当然不可视而不见，他知道自己的特殊身份和特殊地位，无论是进步力量还是国民党，都想争取他。他一向也不是一个死脑筋的人，只要可能，他都要试一试。因此，他一方面帮蒋介石组织自卫队，帮助“党国”克服困难，一方面又频频与民主人士接触。可惜的是杜月笙虽对蒋介石有种种的不满，而且出现了离心倾向，可他毕竟是在与蒋的携手中“成长”起来的，对共产党，他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仇恨感，这就决定了他最终还是走上了与人民为敌的道路。
1949 年，蒋介石被迫宣布下台，由李宗仁代理总统。不久，国共和谈宣告破裂，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天堑，攻克南京。接着，又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席卷中华大地，国民党政权开始土崩瓦解。4 月10 日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通知杜月笙，蒋介石在复兴岛召见他，已派专车来接。杜蒋见面后，蒋首先对发行金圆券时扣押杜维屏一事再三解释，说事先他确实不知道，“否则，我不会让他们那么胡闹”。旋即，又款款说道，上海可能守不住，“建议”杜在“适当的时机”携带全家迁到台湾去，并表示，如果不走，共产党决不会放过他，而蒋介石本人也绝不允许任何人“变节投敌”。话虽不多，但其中之意，聪明的杜月笙不会听不出来。
在蒋介石连逼带诱之下，杜月笙决定出走。有意思的是他并没有按照蒋介石的意思去台湾，而是去了香港，他公开的理由是台湾天气较热较湿，对气喘病不大相宜。实际上，他是极力在避开蒋介石。他知道，自己孑然一身随蒋赴台，结局无非寄人篱下。台湾不去，留下又不行，百思之下，认为还是先赴香港为上策。
1949 年5 月1 日，杜月笙悄悄告别了留在上海的年届80 多岁的黄金荣，带上家小等搭乘一艘荷兰渣华公司的万吨级客轮“玉树云”，离沪赴港。在轮船上，杜月笙眼看着他熟悉的城市渐渐从眼中消失，不禁思绪万千：赌输的水饼油条，踯蹰的老外婆，失落的同胞妹妹，苦难的早逝双亲，还有他奋斗了几十年的基业，一切的一切，都已逝去。想到这里，他的精神和那瘦骨鳞峋的身子再也无力支撑，一齐垮了下去。这可忙坏了姚玉兰和孟小冬，在整个航行途中，她俩一起挤在杜月笙的头等客舱内，轮流伺侯这个落魄的闻人，好不容易熬到了香港。
杜月笙在香港登陆，使一大批追随而至的上海青帮人物看到了希望，他们积极筹划，妄图在香港设坛立舵，重现昔日上海滩的荣光。只可惜，杜月笙老矣，大感力不从心。
到香港后，杜月笙的日子也不是特别的好过，一是他经济开始拮据，时时担心“坐吃山空”。二是他的威慑力已大大下降，再也比不得从前了，周围的朋友接二连三地遇到麻烦。三是他自己身体越来越差，气喘病日益严重。为此，他还专门补办了与孟小冬的婚宴，第七次当新郎，借以冲冲喜，去掉一点晦气。但无奈“六月十四岁在辛卯，天与地冲绝难度过”，一个有名的算命先生的话给他一个晴空霹雳，内外空虚的杜月笙再也经受不起任何“打击”了。
1951 年7 月28 日，恒社成员袁国栋来看望杜月笙，到吃晚饭时，杜月笙为表示亲热，特地将袁留下，陪他吃偎面。吃到一半，杜月笙突然感到不舒服，袁想搀扶他去卧室休息，杜月笙憋足劲，用了几次力，却无论如何站不起身，双腿软得像棉花。袁国栋见状，只好半抱半扶，将杜扶进卧室。这从未出现过的症状，使杜月笙意识到：他是病入膏育的人了。他连连自语道：“不对了！不对了！这次不对了！”杜公馆上下为此忙成一团，到处打电话请医生来诊治。杜月笙本人也暗暗祈求上天保佑，为了使上天的“反应”变成一种看得见摸得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