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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到处打电话请医生来诊治。杜月笙本人也暗暗祈求上天保佑，为了使上天的“反应”变成一种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以慰藉自己绝望的心灵，他于7 月29 日打电报给在台湾的大弟子陆京士，让他火速赶到香港，如陆能按时来，那病也许就有救了。8 月2 日，陆京士终于出现在望眼欲穿的杜月笙面前，杜像一个溺水之人，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伸出那双干瘪的手，紧紧拉住陆的手不放。但陆京士的到来并未使杜月笙的身体好起来。一天，杜、陆、吴（开先）、杜维藩等人一块吃饭。一个佣人盛了碗饭，双手端给杜月笙，杜手籁籁地抖着去接，一不留神，“当啷”一声，碗掉到地上，跌成了两片。这本是寻常小事，杜月笙的脸却刷地变白了。周围的人见状，急忙排解，有的说，“再添一碗来！”有的说：“没关系，碎碎（岁岁）平安！”但杜月笙却再也无心吃饭，一头倒在床上，便再也没离开过这张病床。
几天后，杜月笙感到精神稍好了一点，便不得不开始安排后事了。他给各房妻妾及子女规定了遗产分配比例，并写下了三份遗嘱，上面除了有杜本人签名外，还有证人钱新之、吴开先、顾嘉棠、陆京士、徐采丞等人签字。另外，他还吩咐，他死后，一定要买口好棺材，入殓时要给他穿长袍马褂。杜最最关心的还是尸骨落葬地点。此时此刻，他似乎更感到漂落异乡的凄凉。树高千丈，叶落归根，他希望有朝一日能将他的尸骨运回上海，落葬在故乡高桥他出生的地方，或埋到他生身父母的身边。生虽未伴父母，死亦要相依。只是，他最后的这点希望直到现在还未能实现。
8 月16 日，国民党所谓“国民大会”秘书长洪兰友由台湾赶到香港杜公馆，代表蒋介石“慰问”杜月笙。此时的杜月笙已不省人事，洪兰友对着他耳边大呼小叫地说：“杜先生，总统对你的病十分关怀，希望你早日康复。”这时，有个无意中摸到杜月笙脚的人，突然像触电般跳了起来：“哎，脚冰凉了！”“慰问”代表洪兰友，没有使杜月笙康复，却变成了他的勾命者了。此时是下午四时五十分。杜月笙死后，尸体停放在香港万国殡仪馆。他的亲朋好友、党羽众徒按照他生前想睡好棺材的愿望，给他寻觅了一口价值15000港币的楠木棺材。8 月19 日上午十时，杜月笙尸体正式入殓。之后便是出殡。出殡队伍的最前面是两个纸扎的高达一丈七尺的“开道神”，是用来给杜月笙在阴间道上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的。随后是蒋介石的挽额：“义节聿昭”，再后是仪仗的汽车。棺材被送到香港东华医院义庄暂时停放。
1952 年11 月25 日，台湾成立了包括王宠惠、陈诚、何应钦、吴开先、郑介民、毛人凤等人在内的“杜月笙灵安厝委员会”，将杜月笙的棺材从东华医院义庄搬去台湾基隆，葬在台北县汐止镇大尖山麓之西。
青帮巨头杜月笙终于没能在香港安置好自己的难兄难弟，设坛立舵胎死腹中。
但其党徒并未死心，他们以李裁法为中心继续活动。
在南来的青帮人物中，除了杜月笙以外，就属李裁法的地位最高了，据说在青帮中，他与杜甚至是同一辈份。当杜率领一千人到达香港后，由于杜树大招风，一举一动都受到香港当局的密切注意，不好出头露面，再加上他年事已高，虽有雄心壮志，亦在心态上难免消沉。此时李裁法则正值壮年，手段上也八面玲珑，异常圆滑，且亦拥有一班基本人马，所以在杜仍然在世之时，李就大有独树一帜的野心。在杜撒手西归之后更是有恃无恐了。
他手头上的资本并不多，但却有办法在北角经营一处颇有规模的娱乐场所，还搞了香港战后第一次“选美”活动。此外，又把从鸦片中提炼出吗啡的技术带到了香港。明里经营娱乐业，暗地里却从事制毒贩毒的勾当。金钱来源充足，进行重建青帮的活动就可以事半功倍了。
1951 年初，李裁法准备在跑马地举行盛大的“开坛盛典”，并准备由台湾清来两位“大”字辈的“师叔”，作为开典时的贵客，并在中环当时最大的一家酒楼，订下了百桌酒席，以款待众多帮友及来客。
不料晴天霹雳，开坛前的几小时，突然接到警方通知：必须立即取消一切活动，否则警方将采取行动。这样，李裁法也感到无可奈何，所有与会者都感到很扫兴。当时有人建议与警方对着干，但经过仔细研究，李裁法仍然认为自己初来乍到，还是不要过分暴露目标为上策。这样，开堂闹剧也就胎死腹中。
事后，李裁法等人仍不死心，准备取消开设香堂活动，将组织转入秘密状态。他为此命令十名得力助手在港九两地分头活动，宣传青帮的要旨，广泛收取门徒，企图以此扩大组织。但由于警方已对他们的活动有所注意，这十路人马的发展工作就变得比较困难。另外，香港民众对青帮在大陆的活动不甚了解，对之不感兴趣，因此，“传道”工作的进展就十分缓慢，没有多大成效。
此后，李裁法和他的得力帮手先后被警方勒令离开香港。李裁法则因在台北杀人而潜回香港，被香港警方发现后，又重新交给台湾方面，结果被判处无期徒刑。1978 年冬，因为“行为良好”而获准假释，出狱后不久就去世。青帮在香港“设坛立舵”一事也就梦过无痕。
卖鱼祥立竿见影，丛中人群起效尤，“红旗五哥”莅港，首届洪门聚首，黑骨仁设堂立规，“和”字堂旗幡大张。
八十年前，香港的商业中心，除皇后大道中之外，就数上环和湾仔两地了。外资洋行及华商的进出口商行，均集中在大道中及文咸街一带，而上环三角码头及湾仔两处，则多属小型商户、摊档、市场、作坊，等等。当时的工业几乎等于零，甚至连手工业也少得可怜，靠出卖劳力为生的，则多数以“咕哩”（即搬运工人）为业。此类人物，亦大多数集中于上环及湾仔两地。一大群流动摊档的江湖客，和一些所谓贩夫走卒相聚一起，为了找生活出路，很难避免摩擦，发生纠纷，加上当时香港当局的警察力量十分薄弱，对这些地区所发生的争执或殴斗（包括单独或群殴），除非弄出人命，否则多数不予理会。如此，当时的下层社会简直就谈不上秩序。混乱情形，不难想见。据一位属于“和安乐”的老前辈何六叔（已八十三岁）提供的资料，当时一个名叫卖鱼祥的东莞籍小贩，原系由广州来港谋生。在广州时便参加当时的黑社会组织“洪胜会”。来港后目睹这一群（包括他自己在内）戴月披星、肩挑背负的小民，日夕为了争地盘、抢主顾、霸档口、夺利益等利害关系而经常发生磨擦，小则口角吵闹，翻脸成仇；大则聚斗群殴，血流五步，这简直不是谋生，而是拼命了。于是发起组织“洪胜会”，团结市场摊贩力量，以备发生纠纷时作为后盾。
其他各行业人物，眼见卖鱼祥这一招立竿见影，果然生效，也觉悟到团结就是力量，于是纷起效尤，以行业或地区为单位，先后成立堂口，一时竟达十余个之多。
即使如此，问题仍没有得到完全解决。堂口没有成立之前，偶而发生纠纷，仅是个人与个人，或者少数人与少数人之间的事情而已。堂口成立之后，一旦有所争斗，便成为堂口与堂口之间的事情了。于是问题就更趋严重。在各个堂口成立之后，湾仔、上环及西环地区，就曾发生过近十次大械斗。虽不至于尸横遍野，血流成河，但也弄出好几桩命案。这一来，自然引起香港当局的注意，除下令缉凶归案之外，还颁令警察部门（当时刚刚取消更练制度，成立警察部门，全体警务人员不足二百名），密切监视这些堂口的活动。
缉凶方面，由于当时出入境并无限制，凶手自然不难逃脱；至于密切监视堂口活动，倒也颇算成功。
原因是警察力量虽然薄弱，相对的市民也人数不多，地形街道也没有今天那样复杂。因而若干堂口黑社会人物，酝酿殴斗尚未成功，便给抓去当众笞藤（当时有这样的一条律例），若干堂口也被搜查以至封闭。故而这些组织，不能不转为秘密活动（初成立时是公开的）。
直至宣统元年，十多个堂口中的“勇义堂”（其后蜕变成“和勇义”），有一名混号“黑骨仁”的“殷事者”，发起活动，联合所有堂口，和平相处，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万一发生纠纷摩擦，也用“讲数”方式解决，非万不得已时，不得诉诸武力。即使到了“非打不可”的地步，也需协商指定时间地点，一决雌雄。不论胜负的任何一方，绝不能惊动官府。这个提议，颇获各堂口赞同。于是在同年的端午节，召开了第一次“大会”，也是香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洪门大会”。
本来这些堂口，和当时大陆洪门任何一个山头，都谈不上直接关系；大陆的洪门秘密组织，亦从未承认过香港的堂口是它们属下的一个环节，何以这次的“大会”又称为“洪门大会”呢？
原来大会发起人黑骨仁，却是当时中国大陆的洪门人马，隶属于“天宝山”“碧血堂”，且还有“红族五哥”的职位。他觉得洪门组织并非官府委派，亦不必任何人加以承认，只要有一股基本人马便行。中国大陆可以有洪门组织，香港为什么不能设立。还有一点更重要的，便是初期的“堂口”，只是群乌合之众。既无帮规堂戒，亦无等级之分，指挥起来并不能尽如人意。如果加上洪门的宗教仪式和神秘气氛，不但可以服众，说不定还可以从中敛财，故而将这次大会称之为“香港洪门大会”。
开会地点据说是筲箕湾的一处晒鱼场，正确与否自然无从考证。反正香港在宣统元年，曾经召开“洪门大会”则为千真万确之事。据“何六叔”指出，在战前，他还听到“和安乐”的创办人亲口论及这桩事。存在馆口的一份“开山文件”，亦有详尽的记载。
在这次大会上，黑骨仁除了对在场十多个堂口的代表灌输了一套“洪门”的“理论”之外，还当场出示他的凭证（当时大陆参加洪门组织的人，都领有“凭证”：“红旗”以上的高层人物还有山主的“委任状”），证明他本人是“天宝山”“碧血堂”的“红旗五哥”。获得在场代表信任之后，他便指出应该设立一套规矩及仪式，使每个堂口每个会员都有所遵循，不至像“散仔馆”般毫无组织。
同时，黑骨仁也指出在座诸人离乡别井，无非为了求财，不应动辄殴斗，万事应以“和”为贵，他又提议所有堂口名称之上，一律加上一个“和”字。例如“洪胜会”称为“和洪胜”；“勇义堂”称为“和勇义”等。于是，这些堂口都变成日后“和”字头的黑社会组织。虽然，香港的“洪门”并没有像大陆一样加上“×××山××堂”的衔头，但总算挂上了钩。从此之后，大陆的洪门人马途经香港，也和这些人称哥道弟。因此，将黑骨仁列为香港洪门的“开山祖师”，亦无不可。
当时“和”字头的黑社会组织，也有一首所谓“招牌诗”。诗曰：和牌挂起路皆通四海九州尽姓洪他日他皇登大宝洪家哥弟受皇封香港的洪门组织，其“传教祖师”既是黑骨仁，而黑骨仁又是当时中国大陆洪门组织“天宝山”“碧血堂”的“红旗五哥”，何以两者之间的组织、等级、暗语、手势、诗词等，又不尽相同呢？
据若干位早已“金盘洗手”的所谓帮会“老前辈”说，中国大陆的洪门组织和香港的洪门组织，职级上有所差别的原因，系两者之间的性质不同，因此在划分职级时亦有“繁”“简”之别。前者由于创设时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反清复5959 明），组织必须较为严密，而职权方面为了配合实际需要，故而分为：“香主”、“大爷”、“二哥”、“三哥”、“四姐”、“五哥”、“六哥”、“七妹”、“八哥”“九哥”、“老么”等十一种职位；但香港的黑社会组织，虽然也自称为洪门组织，其实一点点政治意识和民族观念都不存在，为的仅是地盘、势力、金钱而已。故此在职级划分上也实行“去芜存菁”、“弃繁就简”，就将十一个等级缩小为“香主”、“二路元帅”、“红棍”、“纸扇”、“草鞋”、“四九仔”等六级（潮帮则在“纸扇”之下，“草鞋”之上加插“五虎将”职位，又称“护坛五虎”）。如果将两者进行比较，则“香主”等于“香主”，“红棍”等于“大爷”，“纸扇”等于“三哥”，“草鞋”等于“六哥”，而“四九仔”则等于“老么”。
其实这一更改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如果只是为了争权夺利，为非作歹，则总其成者有“香主”，施谋设计者有“纸扇”，统率打手者有“红棍”，奔跑联络者有“草鞋”，打架拚命者有“四九仔”，岂不是麻雀虽小，五脏惧全了吗？又何必叠床架屋，滥竽充数呢？看来从其组织发展上讲，这一变化不是没有根据的。
虽然上文所述的“和”字头组织，是香港最具历史的黑社会组织，但却还有一个秘密组织比较“和”字头更老、更具历史性的。那便是日后演变成为纯粹潮州帮的黑社会组织“福义兴”（又名“义兴公司”）。
“福义兴”既然较“和”字头更具历史性，为何上文又不把它列入呢？
因为当时的“福义兴”，是以商户作为掩护而进行半公开活动的；其活动范围也仅限于替当时大陆的某一个洪门山头等措经费，此外绝不作其他活动。严格说来，只是大陆某一洪门山头派驻海外的财经部门而已，故而不能把它列入香港黑社会行列之内。
对香港黑社会稍有认识的人，都知道“福义兴”旗下成员，清一色是潮州各地及潮籍人士（潮安人、南洋归侨等）。其领导下的人员，则各省各县人士都有。据“福义兴”的一位“前辈”方×喜（现居澳门）透露，光绪末年的“福义兴”，系受当时福建省的洪门组织“万室山”“山主”李明良委托，在港、澳两地筹措活动经费。陈玉延与李明良有同砚之谊，故受托为“义兴公司”的司理。据云，当时南洋各埠亦有同类组织。香港“义兴公司”的任务，为向侨胞募捐经费，经费又分为两种：其一是参加该公司成为公司成员的，收据之上附印上洪门秘密图案；另一种是临时募捐，捐献款额也只限银洋一元，随捐随发收条，跟现在的卖旗筹款大同小异。至于加入该“公司”后，有什么权利，履行什么义务，则无从稽考了。
当“义兴公司”进行筹款活动时，上文所述的“和”字头各黑社会组织仍未诞生，当和字头组织崛起时，“福义兴”的筹款活动相信已经停止，故而宣统元年的筲箕湾“洪门大会”召开时，并无“义兴公司”或“福义兴”参与，许多“前辈”亦未能指出当时两者之间有任何横的联系。至于“福义兴”竟然变成今天潮帮三大黑社会组织中最具势力的一环，则已是几十年后的事了。
由民初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这二十多年之中，香港黑社会组织人数最多、经费最足、规模最大的，则首推“和安乐”（又名“汽水房”，简称“水房”）。
“和安乐”未加上“和”字头之前，称为“安乐堂”。初期成员大多数系茶楼酒馆以及街边熟食摊档等的从业人员。第一辈“开山祖师”李胜、邹日光等，被称为“十二星叔”，但都缺乏雄才大略，对“会务”推进并无多大进展，故而成立初期，绝无突出之处。
在民国十年（1921 年）左右，这个组织的第二辈人物中，出现了一名“组织天才”。在三数年内，把原有的会员由三百多人发展至三千多人，且还将主力向九龙方面移动，在油麻地上海街租赁整层楼字，作为“堂口”办事之用。又通过推举方式，选出“红棍”一名为“坐馆”，“白纸扇”二名为“揸数”，“草鞋”二名为“常驻执事”。还编造“海底”（会员名册），印发收条（征收会员经费），一切“会务”，弄得有声有色，使其他的黑社会组织瞠乎其后。
这位“天才”名叫温贵，是一个“读书不成，学剑又不成”的“半桶水”人物，但却具有指挥和组织的头脑，他的职位起先只是“四九仔”（普通会员）。在“和安乐”与“和胜堂”的一场利害冲突中，温贵设计瓦解敌方的斗志，又在当时的大观酒楼设下埋伏，一举而击溃对方主力，使整个油麻地区（当时九龙最繁盛的地区），完全置于“和安乐”控制之下。于是“一举成名”，由当时的“香主”蛇王南下令，举行“平地一声雷”仪式，大开香堂，擢升为“白纸扇”，并被任命为堂口“揸数”要职。
成为“和安乐”的头头之后，温贵便大展拳脚，发展他的“抱负”。把整个“和安乐”划分为十条线，计九龙六条，香港两条，新界方面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