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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紧密地团结在一起，
拥护中国共产党！保卫边区！
拥护人民的领袖毛泽东！
不让敌人触动我们的一根毫毛！〔３１〕
陈学昭写道：
共产党的英明领袖毛泽东，
中国革命的道理顶精通。
他理论联系实际宗宗好。
他政治军事样样成。
他文的武的都能行。
他实事求是好作风。
《新民主主义论》和《持久战》——
这才真正指出了《中国之命运》
不是什么神秘的神机妙算，
而是根据科学的唯物辩证。
他教党员们八个字：
“同心同德，
忧国忧民。”
毛泽东同志——
我们的旗帜
是这样树起来的。〔３２〕
读艾青这样的诗句，仿佛听到了博古的声音，诗歌的分行与节奏，编制着政治社论的音符，不是政治的激情化为诗歌的表达，而是诗歌的表达等同了政治的诉求。在陈学昭的诗句中，“他”的远指功能树立了一个高于诗歌叙述者的“他者”，第三人称单数的“他”恰恰高高的站立在诗歌叙述者（“我”）——诗歌阅读者（“你”）的关系之上。但是，“宗宗好”、“样样成”、“都能行”、“好作风”等口语化的词汇，又把高高站立的“他”拉回到诗歌叙述者的近距离视域中，“他”似乎就行走在诗歌叙述者（“我”）——诗歌阅读者（“你”）的关系之中。“他”的远指意向与口语化词汇的近距离视域两厢叠合，最后归之于“毛泽东同志”作为“我们的旗帜”的表达，因为“我们”融合了诗歌叙述者（“我”／“我们”）与诗歌阅读者（“你”／“你们”），而“旗帜”则回应了远指的“他”。也就在陈学昭诗歌发表的第二天，何其芳发表了《全中国的人民都反对进攻边区》，文中写道：“他们知道谁是中华民族的真正的救星。”〔３３〕这里的“谁”指的是毛泽东。因此，艾青的“领袖”，陈学昭的“旗帜”，何其芳的“救星”，不论语词的意向有何不同，三个词语不仅言说着“毛泽东”作为政治生活和民族道路的方向引领者，而且也表明延安知识者已经自觉地把“毛泽东”作为自己生存意义的意向性存在物，作为自己言说的主词。
另外，“毛泽东”作为符号形式的主词功能，已经从政治高层的政治表达和知识者的诗歌叙述，向当时的工农兵的诉求渗透。如中央印刷厂的工人致函毛主席和党中央：“我们中央印刷厂的全体职工，坚决的向我们英明领袖毛泽东同志和党的中央宣誓。”〔３４〕在１９４３年底，边区劳动英雄向毛主席的献词中更是表达了对毛泽东的无限赞美：“毛主席，你像一盏明灯发出亮来，在前面给我们指点着路，我们就永远跟你走。”〔３５〕他们把毛泽东称为“中国人民的救星”、“劳动人民的救星”、“东方的革命导师”、“中华民族的舵师”，喊出了“毛主席万岁”〔３６〕。更重要的是，“毛泽东”作为符号借助歌曲的形式深入到大众的底层。在《东方红》诞生之前，景成作词作曲的《保卫边区》中唱到：“保卫咱们的好日子，保卫咱们的边区政府，保卫救命的共产党，保卫我们的毛主席。”〔３７〕李有源写下了如下歌词，并由他的侄儿李增正唱遍了陕北：
太阳升，东方红，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他为人民谋生存，他是人民大救星。〔３８〕
由此作成的《东方红》从陕北唱向了全中国和全世界。
刘少奇、王稼祥、博古和周恩来的表决使得“毛泽东思想”的合法性得以成立，从而使得“毛泽东思想”的创立主体以“毛泽东”的符号形式被命名；“毛泽东思想”一旦被“就是”之类的绝对性语词绝对化、肯定化，作为符号形式的创立主体的“毛泽东”，在他人的言说和意识中，有意或者无意地就被推向话语权威的位置。尽管这种权威生产的方式，并不是韦伯意义上的方式，但是在中国的历史文本中，这种政治高层表决的方式，自然就拥有了生产的合法性。这是无需怀疑也没有必要怀疑的。并且“毛泽东”作为话语权威，一旦由政治高层的表决通过，经媒体向外界宣告，知识者的诗歌叙述和工农兵的民间表达便应“告”而生，这种叙述和表达，不仅是在话语权威的意向中诞生，而且本身也构成话语权威的合法性因素。
注释：
〔１〕〔２〕〔３〕毛泽东：《致黎锦熙》（１９１７年８月２３日），《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第８５、８９、８９页。
〔４〕〔５〕毛泽东：《〈湘江评论〉启事》（１９１７年７月），《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第３３６、３３７页。
〔６〕《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缩印本，第１４１１页。
〔７〕马克思·韦伯：《经济与社会》（上），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８年版，第８１页。
〔８〕Ｍａｘ Ｗｅｂｅｒ：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ｅｄｉｔｅｄ ｂｙ Ｇｕｅｎｔｈｗｅ
Ｒｏｔｈ ａｎｄ Ｃｌａｕｓ Ｗｉｔｔｉｃｈ，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８，ｐ．２１５．
〔９〕李杨：《抗争宿命之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１９４２～１９７６研究）》，时代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３８～３９页。
〔１０〕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１９４０年１月）：《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６年版，第６２４页。
〔１１〕毛泽东：《在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大会上的发言》（１９２１年１月），《毛泽东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１页。
〔１２〕毛泽东：《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１９２６年９月），《毛泽东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３７页。
〔１３〕毛泽东：《实践论》（１９３７年７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６年版，第２７３页。
〔１４〕毛泽东：《矛盾论》（１９３７年８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６年版，第３１０页。
〔１５〕毛泽东：《山东有可能成为战略转移的枢纽》（１９４２年７月９日），《毛泽东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４３５页。
〔１６〕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１９４２年５月），《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６年版，第８２０页。
〔１７〕〔２２〕毛泽东：《关于人的基本特性及其他》（１９４３年１２月），《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８２、８２页。
〔１８〕王力认为，“主义”并不是词尾，因为“主义”可以独立成为意义，和西洋的－ｉｓｍ不同。见王力《汉语史稿》，中华书局２００２年版，第２２９页。
〔１９〕毛泽东：《问题研究会章程》，《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第４０１页。
〔２０〕《严济慈旅法情书里的科学情怀》，《文汇读书周报》２００２年１１月２２日。
〔２１〕雷蒙德·怀利：《毛泽东政治权威形成的历史氛围》，萧延中主编：《从奠基者到“红太阳”》，中国工人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２０３页。
〔２３〕毛泽东：《给何凯丰的信》，《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１５页。
〔２４〕〔２５〕刘少奇：《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解放日报》１９４３年７月６日。
〔２６〕〔２７〕王稼祥：《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解放日报》１９４３年７月８日。
〔２８〕〔２９〕博古：《在毛泽东的旗帜下，为保卫中国共产党而战！》，《解放日报》１９４３年７月８日。
〔３０〕周恩来：《周恩来同志在延安欢迎会上的演说词》，《解放日报》１９４３年８月６日。
〔３１〕艾青：《起来，保卫边区！》，《解放日报》１９４３年７月１７日。
〔３２〕陈学昭：《消灭臭虫——中国式的法西斯蒂》，《解放日报》１９４３年７月１８日。
〔３３〕何其芳：《全中国的人民都反对进攻边区》，《解放日报》１９４３年７月１９日。
〔３４〕《致函毛主席和党中央，誓死保卫党保卫边区》，《解放日报》１９４３年７月１５日。
〔３５〕《向毛主席献词》，《解放日报》１９４３年１２月２日。
〔３６〕《劳动英雄献词一束》，《解放日报》１９４３年１２月３日。
〔３７〕景成：《保卫边区》，《解放日报》１９４３年９月１３日。
〔３８〕陈伯林：《移民歌手》，《解放日报》１９４４年３月１１日。
新诗应该怎样读？
？ 马俊华
一
新诗应该怎样读﹖我先说说自己的阅读经验。我觉得，随着人的成长，从小学到中学，从中学到大学，从大学到参加工作，对诗歌的阅读都是不一样的。高中以前比较朴实，大学时期比较盲目。大学时流行的很多诗歌，我都读过，像艾略特的《荒原》、里尔克的《杜伊诺哀歌》等。记得读《杜伊诺哀歌》时，我是看台湾李魁贤的译本，还复印了英德双语版里尔克诗集。说实话，我其实并没读懂，也从心里不喜欢这样的诗。回想起来，我当时对西方现代诗的热衷和崇尚，一方面是受风潮的蛊惑，一方面是出于虚荣心，出自一种知识上的虚荣心，即觉得活在西方文化思潮走俏的时代，不会念几句西洋经就不够先锋和前卫，就有落伍之嫌。现在，我认为那些玩意不是诗，而是一堆由新奇观念拼凑出来的怪胎，是诗歌写作的邪路。
有了这样的转变，我对诗歌的理解就又回到朴实的、传统的看法上。在我看来，从理想状态说，诗歌就是用最凝炼的语言和最优美的语言组合形式，表达和抒发我们对生活的感受。从这一点上看，古今诗歌本质上是一样的，差别只是语言的问题，因为古文和白话文毕竟不同。古代语言和现代语言中都潜含着不同的最佳语言组织形式，这也可以说成是诗歌的体式或格律，不同的是，古代诗歌已经建立起完备的古典诗歌体式，现代汉语诗歌的理想体式则仍在探索之中。但我们相信，诗歌是语言的最高工艺，任何一种语言中都蕴涵着一种最佳的诗歌体式，通过不懈的写作实践，终有一天，我们会找到现代汉语诗歌的最佳体式。
阅读诗歌是一种交流方式，是读者和作者之间的交流。通过这种交流，与作者产生共鸣，复原一种生活情境，激活一种基本的生活经验，深化我们对生活的感受和认识。这样的诗歌自然有一种抒情和认知的品格，具有经验性和直接性的特点。因此，我们读诗歌的时候要放松，要抱着一颗平常心。从我的阅读经验来说，能直接让你感动、让你产生共鸣的诗歌就是好诗。这个标准只能说到这里，它看似模糊、漂浮、片面，其实非常清楚、准确、周全。我认为，入道的人听了这话自然明白。要是想把这个标准说得绝对准确，愿望固然很好，但无法做到。一旦实行起来，还很容易掉进学术的纠缠中，越纠缠越混乱。大家很清楚，在诗歌之外说诗，最终是说不清的。
在这里，我以读徐志摩的《再别康桥》为例，具体谈谈新诗的阅读。《再别康桥》是徐志摩一生写下的最好的诗。为了不耽误大家的时间，我只讲第一段。我们先应该对这首诗的背景有个了解。徐志摩在英国剑桥读过书，毕业后回国工作。这是他重返母校时写的。大家不妨也想想，假如你离开母校后工作很多年，有一天重返母校时是怎样的心情﹖校园物是人非，可能也并不在意你的到来。只是因为你曾经在这里生活过，所以你特别珍惜这里，特别在意这种旧地重游。走在校园里的时候，看着熟悉的景物，肯定非常激动。如果你混得人微身轻，这种激动里可能还会夹杂着孤单、忧伤的感情。如果此行非常难得，你还会倍加珍惜自己与母校的短暂相聚。你是这样，徐志摩也是这样。与你不同的是，他当时还多了一层中西国家地位上的差距。因此，他此行可以说是轻轻而来，轻轻而去。“轻轻”二字在这里用得特别传神。有人微身轻的意思，也有不惊动周围的意思，也有没引起别人注意的意思，也有惜别的意思，也有孤单忧伤的意思。可以说，他完全抓住了此行的情感基调：“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真是再贴切不过了。临别的时候，身后自然没有热烈的欢送。据说，他是在船上写出这首诗的，可能当时眼前也确实是西天的景象。于是，就接上了“我轻轻的挥手，作别西天的云彩”。这样一来，那种“轻轻”的情绪就愈加浓厚了。这首诗的形式也齐整，语言也直接凝炼，是一首好诗。我就是这样读诗的，很自然，很放松，没有其他的胡思乱想，故弄玄虚。
这二十年来，中国诗歌的写作和研究受西方诗歌写作和文化思潮的影响很大。今天看来，这种影响确实到了应该清理的时候。我对西方诗歌没有太多的研究，只能凭印象说话。我觉得，西方的诗歌可以粗略地划分为两个主流，十九世纪末以前的诗歌是浪漫主义诗歌，十九世纪末直到二十世纪以来的主流诗歌是观念诗歌。我们把它奉为圭臬，顶礼膜拜，实在是一种自我迷失。这些诗歌都是一些观念谜语，是一些专门制造文化事件或文化新闻的抽象观念符号。他们在诗歌中附加了很多不属于诗歌的东西，使诗歌的直接性、抒情性乃至整个诗性都大大减淡，甚至丧失殆尽。比如，艾略特的《荒原》这首诗，就是从类似于中国的四书五经这样的西方文化经典中，翻找了很多富有寓意的典故拼贴而成，目的就是对西方现代文化进行观念批判，可以说，从诗名里就可以看到它的题旨，即现代西方社会是人性的荒原。可为了表达这个题旨，艾略特采用了这样一番移花接木的复杂工艺，确实是枉费了不少牛劲他完全可以写一篇小杂文，把它说出来就可以了，读者群也会远远比现在的读者群大。弄成这样一首诗，我相信它的真正读者群很少，因为它很难读。它的难读，不是难在思想的高深上，而是难在诗歌所依赖的五花八门的注释上。可以说，这首诗的真正篇幅，不是诗歌的文本本身，还包括那些密密麻麻的可以无限伸长的注释。这样说来，只能是那些想拿学位和职称的人才会认真地读它。这样的东西能是诗歌吗﹖我看它们更像是论文之母、职称之父，而不是诗歌。
与此相应，西方的文艺理论也掉进了制造新奇观念的误区里，借着文学的名义，大谈特谈文学之外的东西，对文学的自我背离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新批评的细读就完全是书斋化的笨牛式的阅读。新批评家要从一二十行的诗歌里读出一篇几万字的论文，甚至是一本学术著作，这样的阅读完全是一种异化的阅读，只能满足他们职业的目的，却惟独读丢了诗意。正常的读者决不这样阅读。读者读诗，就像吃饭一样，好吃就吃，不好吃就扔掉，看重的就是一个口感。读诗的口感就是直接的、耐读的感觉。从历史上看，读者的这种阅读是最纯正的。弗洛伊德那种要读出恋母情结的阅读，则是窥探式的变态阅读，只有无聊乏味的读者这样阅读。天下的读者决不会这样阅读，而忽略作品本身的丰富的生活内容。意识流写作也是如此。即使意识流真的存在，也是飘忽不定、难以捕捉的，观察和研究它也是相关心理学家的专业工作，决不是作家单凭写作技巧就能把握的。作家一度追风般地进行所谓的意识流写作，只能是有意识地伪造意识流，最终并不是意识流写作，还是纯粹的意识写作。所谓的意识流写作，不过是一场自欺欺人的幻觉。因此，伍尔夫、乔伊斯、福克纳等人的意识流作品都没有意义，不过是照着一种预定的观念去编造梦话呓语而已。普鲁斯特的东西可能还有点真实性，不过，他那种东西能否叫做意识流写作还很值得怀疑。总之，在这种荒唐的观念炒作中，西方社会冒出一大批名声极大而读者群极小的“世界文化名人”，这是二十世纪西方文化的一大特色，也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从中也可以看到，现代西方文化思潮的热热闹闹的场面背后藏着的是真正的空洞、僵化、虚夸和无聊。
还有一种现象，就是很多诗人和评论家夸大诗歌和理论的社会文化功能，动不动就说自己的诗歌或理论把什么庞然大物给颠覆了，做了，灭了，瓦解了，解构了，�